對於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觀眾比較理性，習慣上以成名先後排序，即梅、尚、程、荀。後來，又有所變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觀眾更感性一些，他們的排序，以蘇少卿、怡翁等為代表，更多地從觀感出發進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實際上，無論怎樣排序，將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進行硬性比較，並不妥當，也不公平。客觀地說，他們四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師王瑤卿曾經有一個很形象的“一字評”：梅蘭芳的“相”（一說“樣”，又一說“象”），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據說他說這4個字的時間，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會上廣泛為四大名旦排序的時候。按道理，他對四人相當了解，也可以為他們排出一個他心目中的順序，但他沒有這麽做，而是用一個字分別概括出他們各人的特點。這種客觀理性的態度，最值得稱道。不過，不管如何排序，梅蘭芳始終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聞人杜月笙為慶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內的全國京劇名伶匯聚上海，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堂會。
杜氏祠堂建於上海浦東高橋，建築十分考究。杜月笙極盡奢華，不僅大擺宴席，更點名南北各行名角兒齊聚上海，大辦場麵浩大、持續時間長達3天的堂會戲。當時，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幫會組織“青幫”頭目，在上海廣收門徒，勢力很大，約角兒的邀請書直接由門徒送到角兒的手上。除了餘叔岩稱病未參加外，其他人無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會戲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常雲恆。在堂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聯合會（上海的梨園自治組織，相當於北京的“梨園公會”）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會上，周信芳等人又為《跳加官》節目擬定了四條新的加官條子。可見，此次堂會前的準備工作，何等細緻。
除了周、趙、常外，還有三位總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曉籟。他們都與杜月笙交誼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親。另外，洪雁賓、烏崖臣任總務主任；張嘯林、朱聯馥任劇務主任。孫蘭亭、周信芳、常雲恆、俞葉封、金廷蓀等都是劇務部成員。
那段時期，所有人員無不竭盡所能，賣力工作，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因為祠堂建在浦東，參演的演員、看熱鬧的百姓和眾戲迷都得由浦西趕往浦東，而通往浦東的交通工具，隻有渡輪。渡輪不夠用，一時間，碼頭上等待過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蘭芳、荀慧生、楊小樓、程硯秋、薑妙香、王又宸等在內的名角兒，很多人竟險些過不了江。
比如，梅蘭芳遍尋汽車不得，最後不得不坐上小獨輪車，由一個老漢推著來到杜氏祠堂。程硯秋、薑妙香都是乘人力車而來。楊小樓、王又宸連人力車、獨輪車都沒有機會乘坐，隻有步行。因為路太窄，一輛汽車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還有人被汽車撞傷了腿。有一艘渡輪因為擠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為如此，原本下午3點開演的戲，不得不延遲。
杜家祠堂的內外都設有一個戲台。9日，祠內的戲正式上演。10日、11日兩天，祠內、祠外的戲同時上演。祠外戲，以小楊月樓、林樹森、趙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員擔綱，浦東農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進入。
祠內有三進，第三進門前有巨型石獅子兩座，內即神龕所在。右邊的十餘間房子，陳列著各界所送賀禮，多達數千件。因來賓眾多，祠內四周搭席棚百餘間。西首便是祠內戲台。戲台異常寬大，台下設席二百餘，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幫會中人及各界貴賓代表。之後的會場，可容納數千人，但那天實際進場的戲迷，達至萬人。從荀慧生花了幾個小時方由浦西到浦東，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擁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麽程度了。就連舞台兩側，也站滿了觀眾。甚至有些觀眾，站到了戲台上，令維持秩序的張嘯林、王曉籟百般規勸、驅趕，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
據資料記載，6月9日的戲碼，按照演出順序排列，分別是：
徐碧雲、言菊朋、“芙蓉草”趙桐珊的《金榜題名》；荀慧生、薑妙香、馬富祿《鴻鸞禧》；雪艷琴的《百花亭》（即《貴妃醉酒》）；尚小雲、張藻宸（票友）的《桑園會》；華慧麟、蕭長華、馬富祿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馬湖》；程硯秋、王少樓的《汾河灣》；梅蘭芳、楊小樓、高慶奎、譚小培、龔雲甫、金少山、蕭長華的《龍鳳呈祥》。
第二天的戲碼，分別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合作的《富貴長春》；劉宗揚的《安天會》；譚富英的《定軍山》；李萬春和藍月春合作的《兩將軍》；李吉瑞的《獨木關》；王又宸的《賣馬》；楊小樓、雪艷琴、高慶奎合作的《長阪坡》；程硯秋、貫大元合作的《賀後罵殿》。最後一出大軸是全本《紅鬃烈馬》，其中，徐碧雲唱《彩樓配》；尚小雲唱《三擊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軍別窯》；郭仲衡和趙桐珊唱《趕三關》；梅蘭芳、譚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譚小培和雪艷琴合唱《算軍糧》；譚小培、荀慧生、薑妙香合唱《銀空山》；梅蘭芳、荀慧生、龔雲甫、馬連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觀看的觀眾，據荀慧生自己說，“約近萬人”。演出時間也從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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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無論怎樣排序，將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進行硬性比較，並不妥當，也不公平。客觀地說，他們四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師王瑤卿曾經有一個很形象的“一字評”：梅蘭芳的“相”（一說“樣”，又一說“象”），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據說他說這4個字的時間，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會上廣泛為四大名旦排序的時候。按道理，他對四人相當了解，也可以為他們排出一個他心目中的順序，但他沒有這麽做，而是用一個字分別概括出他們各人的特點。這種客觀理性的態度，最值得稱道。不過，不管如何排序，梅蘭芳始終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聞人杜月笙為慶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內的全國京劇名伶匯聚上海，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堂會。
杜氏祠堂建於上海浦東高橋，建築十分考究。杜月笙極盡奢華，不僅大擺宴席，更點名南北各行名角兒齊聚上海，大辦場麵浩大、持續時間長達3天的堂會戲。當時，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幫會組織“青幫”頭目，在上海廣收門徒，勢力很大，約角兒的邀請書直接由門徒送到角兒的手上。除了餘叔岩稱病未參加外，其他人無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會戲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常雲恆。在堂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聯合會（上海的梨園自治組織，相當於北京的“梨園公會”）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會上，周信芳等人又為《跳加官》節目擬定了四條新的加官條子。可見，此次堂會前的準備工作，何等細緻。
除了周、趙、常外，還有三位總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曉籟。他們都與杜月笙交誼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親。另外，洪雁賓、烏崖臣任總務主任；張嘯林、朱聯馥任劇務主任。孫蘭亭、周信芳、常雲恆、俞葉封、金廷蓀等都是劇務部成員。
那段時期，所有人員無不竭盡所能，賣力工作，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因為祠堂建在浦東，參演的演員、看熱鬧的百姓和眾戲迷都得由浦西趕往浦東，而通往浦東的交通工具，隻有渡輪。渡輪不夠用，一時間，碼頭上等待過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蘭芳、荀慧生、楊小樓、程硯秋、薑妙香、王又宸等在內的名角兒，很多人竟險些過不了江。
比如，梅蘭芳遍尋汽車不得，最後不得不坐上小獨輪車，由一個老漢推著來到杜氏祠堂。程硯秋、薑妙香都是乘人力車而來。楊小樓、王又宸連人力車、獨輪車都沒有機會乘坐，隻有步行。因為路太窄，一輛汽車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還有人被汽車撞傷了腿。有一艘渡輪因為擠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為如此，原本下午3點開演的戲，不得不延遲。
杜家祠堂的內外都設有一個戲台。9日，祠內的戲正式上演。10日、11日兩天，祠內、祠外的戲同時上演。祠外戲，以小楊月樓、林樹森、趙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員擔綱，浦東農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進入。
祠內有三進，第三進門前有巨型石獅子兩座，內即神龕所在。右邊的十餘間房子，陳列著各界所送賀禮，多達數千件。因來賓眾多，祠內四周搭席棚百餘間。西首便是祠內戲台。戲台異常寬大，台下設席二百餘，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幫會中人及各界貴賓代表。之後的會場，可容納數千人，但那天實際進場的戲迷，達至萬人。從荀慧生花了幾個小時方由浦西到浦東，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擁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麽程度了。就連舞台兩側，也站滿了觀眾。甚至有些觀眾，站到了戲台上，令維持秩序的張嘯林、王曉籟百般規勸、驅趕，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
據資料記載，6月9日的戲碼，按照演出順序排列，分別是：
徐碧雲、言菊朋、“芙蓉草”趙桐珊的《金榜題名》；荀慧生、薑妙香、馬富祿《鴻鸞禧》；雪艷琴的《百花亭》（即《貴妃醉酒》）；尚小雲、張藻宸（票友）的《桑園會》；華慧麟、蕭長華、馬富祿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馬湖》；程硯秋、王少樓的《汾河灣》；梅蘭芳、楊小樓、高慶奎、譚小培、龔雲甫、金少山、蕭長華的《龍鳳呈祥》。
第二天的戲碼，分別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合作的《富貴長春》；劉宗揚的《安天會》；譚富英的《定軍山》；李萬春和藍月春合作的《兩將軍》；李吉瑞的《獨木關》；王又宸的《賣馬》；楊小樓、雪艷琴、高慶奎合作的《長阪坡》；程硯秋、貫大元合作的《賀後罵殿》。最後一出大軸是全本《紅鬃烈馬》，其中，徐碧雲唱《彩樓配》；尚小雲唱《三擊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軍別窯》；郭仲衡和趙桐珊唱《趕三關》；梅蘭芳、譚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譚小培和雪艷琴合唱《算軍糧》；譚小培、荀慧生、薑妙香合唱《銀空山》；梅蘭芳、荀慧生、龔雲甫、馬連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觀看的觀眾，據荀慧生自己說，“約近萬人”。演出時間也從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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