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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另類史：超級帝國 作者：未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就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此強大盛世的元朝，為何隻有百年的短暫壽命。問題的到來，就引出了民族意識的過分保持與漢化遲滯兩個答案的出現。這就說明問題出現在元朝內部，是內部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出現了問題，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關於內部治理的狀況，很多朝代內部出現問題時，我們習慣於用“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危機深重”之類理由解釋一個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隻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元朝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所以我們探究出了過分的民族意識與漢化的遲滯。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民族文化差異未能更協調的發展與磨合。
是因為兩個民族的文化背景差異太大了，漢族是個典型的農耕民族，而蒙古族是個典型的遊牧民族，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所以，在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上，就要困難些。這就是在民族差異上有著不可調和的部分。
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如果他們要自覺接受外族文化的話，一般是會選擇與他們自身有很多相通處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對漢文化接受起來就會顯得有些緩慢和遲滯。
蒙古族又是以一個征服者的身份臨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為榮，這是一種勝利者的心態，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蒙古人帶著這種優越感實行了民族等級製度，在這個等級中，漢人和南人處於最後，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話，那麽南人和漢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麵對這個矛盾蒙古人採取了形式上的運用，也就是說在蒙古貴族有意識的採用漢製的時候他們是把它當作權宜之計的。
但歷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征服。這就使得蒙古人在歷史進程中漸漸有了漢化的傾向與發展。所謂“漢化”不是漢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這個“漢化”是一個異族吸收漢族文化因素的過程，是個量變的過程，程度有深有淺。與遼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漢化程度顯然並不深，並且蒙古族的漢化道路實在是曲折而又艱難的，是遲滯的，特別是在蒙古帝國時期。
從元朝統治者多數都不識漢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漢文化反應的遲鈍性。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給帝王們進行傳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經典思想絲毫不差的讓帝王們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觀色，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
清人趙翼曾就此作過專門的研究，他一語點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的本質。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這就是當時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實現象。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製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要在漢地製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滿族統治的清王朝，也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元朝之所以出現這種荒唐的事，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製，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還有一樁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後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後”，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細節的東西，就可以體現整個元朝對於漢化問題的衰弱性，不正視問題的存在，不更好的協調與吸收，就註定了他們與整個歷史發展潮流的悖逆，其過早的被歷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傑作”：神風的魔力
強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陸上幾乎橫掃之後，他們的領袖忽必烈又把鐵蹄踏向了大洋的對岸——日本。這時，與大元王朝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獨立於大元王朝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5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人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製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準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製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蒙古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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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隻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元朝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所以我們探究出了過分的民族意識與漢化的遲滯。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民族文化差異未能更協調的發展與磨合。
是因為兩個民族的文化背景差異太大了，漢族是個典型的農耕民族，而蒙古族是個典型的遊牧民族，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所以，在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上，就要困難些。這就是在民族差異上有著不可調和的部分。
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如果他們要自覺接受外族文化的話，一般是會選擇與他們自身有很多相通處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對漢文化接受起來就會顯得有些緩慢和遲滯。
蒙古族又是以一個征服者的身份臨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為榮，這是一種勝利者的心態，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蒙古人帶著這種優越感實行了民族等級製度，在這個等級中，漢人和南人處於最後，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話，那麽南人和漢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麵對這個矛盾蒙古人採取了形式上的運用，也就是說在蒙古貴族有意識的採用漢製的時候他們是把它當作權宜之計的。
但歷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征服。這就使得蒙古人在歷史進程中漸漸有了漢化的傾向與發展。所謂“漢化”不是漢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這個“漢化”是一個異族吸收漢族文化因素的過程，是個量變的過程，程度有深有淺。與遼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漢化程度顯然並不深，並且蒙古族的漢化道路實在是曲折而又艱難的，是遲滯的，特別是在蒙古帝國時期。
從元朝統治者多數都不識漢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漢文化反應的遲鈍性。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給帝王們進行傳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經典思想絲毫不差的讓帝王們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觀色，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
清人趙翼曾就此作過專門的研究，他一語點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的本質。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這就是當時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實現象。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製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要在漢地製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滿族統治的清王朝，也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元朝之所以出現這種荒唐的事，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製，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還有一樁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後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後”，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細節的東西，就可以體現整個元朝對於漢化問題的衰弱性，不正視問題的存在，不更好的協調與吸收，就註定了他們與整個歷史發展潮流的悖逆，其過早的被歷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傑作”：神風的魔力
強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陸上幾乎橫掃之後，他們的領袖忽必烈又把鐵蹄踏向了大洋的對岸——日本。這時，與大元王朝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獨立於大元王朝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5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人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製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準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製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蒙古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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