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大運河的通航,網織起一個前所未有的物資交流網,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突破性的發展。大運河的通航,也大大促進了南北科學文化的交流。同時,元大都不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還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因為有了發達的水路和陸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斷地進入這座大都市。來自亞洲各國、歐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隊絡繹不絕。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沿著時間的縱軸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進行橫向比較的話,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第三章 海納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國歷史上是特殊的一頁,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個朝代。在我國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統一促進了我國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元代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那海納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這種融合性更為突出。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遼闊。元朝統一全國後的疆域為: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雲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這如此大的區域裏,涵蓋了各種各樣的民族,他們操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要把這些民族都統一管理到一個國家,就必須要求各個方麵的全麵融合。在元朝統治下,不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進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關係也得以進一步密切。同時,在中國還湧入了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居民,以他們為主體,在吸納土著居民的基礎上,形成了人口眾多的新興民族——迴族。


    在元代的最高統治者看來,這種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們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這是他們所不允許的。例如他們懂得漢族文化的優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製,保證民族特權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製定的綱領是:“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他要求繼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採取中原王朝的儀文製度,力圖把兩者融合起來。這種吸收式的融合從他主持的大都興建的風格上就突顯得淋漓盡致。


    宮闕建築風格本於漢製,城門、坊名本於《易經》,而內庭擺設又帶有蒙古斡耳朵(宮帳)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蘭教清真寺與基督教堂之外,元朝還在元大都興建了國子監(孔廟)、白塔、妙應寺、白雲觀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各民族文化的融會。


    此外,人口的遷移,交通的發達,民族的雜居,也是導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軍南下,軍旅中多有“迴紇、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他們隨軍屯駐,大多數成了當地居民。同時,元軍兵鋒西指,西域歸附,驛路暢通,方便了商賈往來,民族雜處,加深了彼此的友誼和交流,對促進社會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對民族融合是有貢獻的。


    這最明顯的要數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時大批進入中原,至元代中葉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所列8種漢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後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


    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差異,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衝擊力的,最有影響力的要數文化的融合了。這其中被漢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從歷史角度地看,起於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奪取統治權及其統治的前期,打斷中原文化,即以儒學思想為主的華夏文明的正常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元朝最終成為繼續華夏“正統”的一環,其發展華夏文明的貢獻,也不容忽視。


    元朝滅金亡宋,不僅打破了原本相對穩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橫掃亞歐,疆域猛增,又給中原文化注入了外來文明的新鮮血液,豐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從整個文化史上講,元代這次巨大的文化轉型,正處於華夏文化從開放走向封閉的轉折點。


    這種漢化首先是從統治者開始的。隻有統治階級的意誌和重視,才能更快的轉化為行動。元朝統治者在漢化的過程中,不僅接受金朝統治區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統治區的江南文化,而且,他還廣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內的大量外來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增加了外來文化的因子。


    同時,其亡金滅宋的過程中,也導致了中原與江南文化的大遷移,先是在金朝統治區裏形成以大都為中心的大都文化圈,在滅宋的過程中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它又對江南進行文化掠奪,使得大量典籍文化及精英知識分子北上。這些行為,對江南文化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但這一文化的遷移,更增加了大都文化圈裏漢文化因素的分量,從而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質提供了可能。


    這種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漢族文化薰陶,還擅長以漢語進行文學創作。例如貫雲石(迴紇人)、阿魯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寫的詩詞或散曲,造詣頗高;雜劇作家則有楊景賢(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雜劇,有《虎頭牌》等11種。這一批來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筆端流露出各式各樣的風情格調。西北遊牧民族特有的質樸粗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壇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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