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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徐平的話，趙禎點了點頭，確實是這個問題。如果劉三嘏隻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沒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麵臨生命危險逃到宋朝來求庇護，宋朝不管不顧地把他送迴去，難掩眾口，難平民心。
徐平道：“劉三嘏，本河間府人氏，其先沒入契丹，流落北地。舉進士，契丹聖宗喜其才學，妻之以女，為契丹附馬都尉。是以，不可單純視劉三嘏為契丹之民，不然則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淪落異域，生活安樂，朝廷亦為之喜。艱難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豈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義，義不可失。”
劉三嘏並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間人，因為各種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獲得幽雲十六州，這種人非常多，契丹統一稱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漢人，還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這些漢人歸宋朝，應該是算作為歸正人的，並不是簡單的契丹人來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歸正人，所以劉三嘏不能夠簡單地遣送迴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雲十六州的人心，對將來恢複舊地不利。而且不收劉三嘏，還會讓河北之民心寒。出於道義，如果劉三嘏不是歸正人，或者說不是漢人，宋朝處理的手法就簡單一些。可以讓契丹約定人迴去之後，不殺，不處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呂夷簡道：“昭文相公說的是，劉三嘏本是漢人，有難來歸，豈可置之不理？此內外有別之大義，大義不可失！”
龐籍捧笏道：“臣聞華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謂華人夷人，不過是周末之時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為一，強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信乃人君之大寶，立國之根本。與契丹已有誓書，不納逃亡，大國不可言而無信。”
徐平暗暗歎了口氣，他要嚴華夷之辨，嚴格區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跳出來反對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馬光，而司馬光很多思想是來自於龐籍。並不是說龐籍指使司馬光，而是由於言傳身教，司馬光自然而然從龐籍那裏繼承而來。
宋朝要改變舊製，爭取天下的認同，首先就麵臨到一個對剛剛過去的唐朝如何認識的問題。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複傳統文化，最先冒出來的就是要恢複明清，特別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製度的聲音。宋朝這個時候，一樣麵臨著要革除五代積弊，重行漢製，最先出來的也是重行唐製，繼承唐朝文化的聲音。
唐朝文化對後世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嚴華夷之別還是華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貴中國而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並不是隨著唐朝滅亡就消失了，實際上一直被後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這個時候，深信不疑並付諸行動的，就是司馬光。
反應在龐籍這些人的思想學說上，就是認為這個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黨項，跟春秋戰國時候的諸國一樣，沒有什麽內外之別，貴賤之分。宋朝麵對的，是能不能夠再次讓天下一統，先秦諸子的思想學說，就這麽被移植了過來。甚至在司馬光這些人看來，外族建立的政權隻要完成了大一統，一樣是華夏正統。
深入了解這個時代，徐平認為這些人已經推開了近代化大門，正在進行思想啟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年代的思想學說，給他的既視感太強了。華夷如一，不承認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別，認為讓四夷漢化不道德，他前世實在見得太多，聽得太多。
弱化民族認同，強化國家認同，這個年代的龐籍、司馬光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無數的人認為這才是普世真理。這樣的後果，就是先失去了幽雲十六州等地的漢人人心，讓他們心安理得地成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後中原王朝麵對異族入侵，無不承受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裏的人被同化，加強了入侵異族的辦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終天下皆亡。
呂夷簡和龐籍，針對華夷如一和華夷有別爭論不休，中書的幾位宰相暫時不說話。樞密院掌武事，同樣也掌外事，這是他們的內部事務，沒有趙禎發話別人不好參與。
趙禎見爭不出個結果來，對徐平道：“宰相執國柄，卿以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無內外之別，何以凝聚人心？內外，國之內外，國本於民，民為國本。試問，天下之民視化外漢人為外人？還是自己人？臣以為，有視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視為自己人的有之。為政當順民心，從民欲，民心如此，豈可置之不理！”
順民心，從民欲，民為國政根本，這是幾十年後朝野的共識。不管新黨舊黨，在這一點上沒有分岐，包括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都是這樣認識的。徐平不過是靠著前世的見識，先提出了幾十年而已，是順應曆史潮流的。把政權基礎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脫離了這個軌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麽絕對真理，更加沒有什麽普世價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變了，政治文化就要跟著變，不然就會離心離德。隻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現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強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為世俗政權，凝聚力連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裏還有臉麵嘲笑說人家的文化落後。說別人落後，自己先得有獲得廣泛認同的文化才行。
麵對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優越感，根本上還是沒有把心裏的天命觀去掉。認為自己實行了什麽製度，經濟發展到什麽程度，就絕對正確，無非還是天命那一套。
這種爭論要想有結果，隻能從民心去找根據，真理說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難道還有誰的真理更大一說？
說到民心民意，龐籍終於不再堅持。隨便到街上問一問，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是不是自己人，隻怕是認為他們是自己人的占多數。民心不可欺，再堅持就過分了。
徐平道：“劉三嘏為歸正人，本是漢人淵藪，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國之誓書，不可輕違，不然無法示信於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請其詳列劉三嘏南來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當死之罪，則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於民即可。如果僅是夫妻爭吵，而契丹公主挾勢害人，則奪其冠服，送還契丹，留其人置之閑地，了卻殘生。可與契丹約，以後此等事，皆按此辦理。如有本朝蒙冤難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護，也不必強求契丹送還。似此，後來必有假冒偽托，違法犯罪之人，逃到異國以求免死免罪。治國理政當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論即可，不為大害。”
正常的兩國外交，必然要有不納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條例。不加約束，大家都爭相招納對方的人，大多是處於敵對狀態。但是遣返不能沒有條件，全國都認為這個人不應該送迴去，以遵守誓約為名，強行把人送迴去，就會失人心。
徐平的辦法很簡單，先讓契丹證明劉三嘏是不是犯了該死的罪，如果罪證確鑿，雖然是歸正人，也要送迴契丹去處置。如果沒有，僅僅是夫妻鬧矛盾，契丹公主仗勢要取他的性命，則把他一切來自契丹的封常送迴去，人保下來。
這個年代禮教還沒有形成，夫妻離婚，各自再娶再嫁稀鬆平常。契丹公主看著這個丈夫不高興，殺了再嫁別人，沒有什麽心理障礙。僅是夫妻矛盾，劉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險。
信義，有義才有信，並不是嚴格遵照誓約之類的條條框框，就能取信於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時候，做些權變也無不可。
最終討論過後，還是按徐平所說定了下來。龐籍提出派禦史去審劉三嘏，看其有沒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對。他犯什麽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據什麽去審？是按照宋法，還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斷罪不合適，宋人用契丹法審案更加不合適。還是讓契丹來定劉三嘏的罪責，宋朝斟酌，再決定怎麽處置。
隨著改革的進行，對於政治製度的爭論漸趨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員，認為應當恢複唐製。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廢殿試是出於這樣一種思想，龐籍的華夷如一也是，包括官製的改革，要求名實相符同樣還是。
徐平的基本態度，是可以從古代的思想和製度中找啟發，但堅決反對泥古。製度和政策應該因時製宜，時代已經變了，不必非要追求從製度上複古。
聽了徐平的話，趙禎點了點頭，確實是這個問題。如果劉三嘏隻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沒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麵臨生命危險逃到宋朝來求庇護，宋朝不管不顧地把他送迴去，難掩眾口，難平民心。
徐平道：“劉三嘏，本河間府人氏，其先沒入契丹，流落北地。舉進士，契丹聖宗喜其才學，妻之以女，為契丹附馬都尉。是以，不可單純視劉三嘏為契丹之民，不然則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淪落異域，生活安樂，朝廷亦為之喜。艱難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豈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義，義不可失。”
劉三嘏並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間人，因為各種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獲得幽雲十六州，這種人非常多，契丹統一稱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漢人，還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這些漢人歸宋朝，應該是算作為歸正人的，並不是簡單的契丹人來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歸正人，所以劉三嘏不能夠簡單地遣送迴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雲十六州的人心，對將來恢複舊地不利。而且不收劉三嘏，還會讓河北之民心寒。出於道義，如果劉三嘏不是歸正人，或者說不是漢人，宋朝處理的手法就簡單一些。可以讓契丹約定人迴去之後，不殺，不處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呂夷簡道：“昭文相公說的是，劉三嘏本是漢人，有難來歸，豈可置之不理？此內外有別之大義，大義不可失！”
龐籍捧笏道：“臣聞華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謂華人夷人，不過是周末之時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為一，強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信乃人君之大寶，立國之根本。與契丹已有誓書，不納逃亡，大國不可言而無信。”
徐平暗暗歎了口氣，他要嚴華夷之辨，嚴格區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跳出來反對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馬光，而司馬光很多思想是來自於龐籍。並不是說龐籍指使司馬光，而是由於言傳身教，司馬光自然而然從龐籍那裏繼承而來。
宋朝要改變舊製，爭取天下的認同，首先就麵臨到一個對剛剛過去的唐朝如何認識的問題。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複傳統文化，最先冒出來的就是要恢複明清，特別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製度的聲音。宋朝這個時候，一樣麵臨著要革除五代積弊，重行漢製，最先出來的也是重行唐製，繼承唐朝文化的聲音。
唐朝文化對後世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嚴華夷之別還是華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貴中國而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並不是隨著唐朝滅亡就消失了，實際上一直被後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這個時候，深信不疑並付諸行動的，就是司馬光。
反應在龐籍這些人的思想學說上，就是認為這個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黨項，跟春秋戰國時候的諸國一樣，沒有什麽內外之別，貴賤之分。宋朝麵對的，是能不能夠再次讓天下一統，先秦諸子的思想學說，就這麽被移植了過來。甚至在司馬光這些人看來，外族建立的政權隻要完成了大一統，一樣是華夏正統。
深入了解這個時代，徐平認為這些人已經推開了近代化大門，正在進行思想啟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年代的思想學說，給他的既視感太強了。華夷如一，不承認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別，認為讓四夷漢化不道德，他前世實在見得太多，聽得太多。
弱化民族認同，強化國家認同，這個年代的龐籍、司馬光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無數的人認為這才是普世真理。這樣的後果，就是先失去了幽雲十六州等地的漢人人心，讓他們心安理得地成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後中原王朝麵對異族入侵，無不承受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裏的人被同化，加強了入侵異族的辦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終天下皆亡。
呂夷簡和龐籍，針對華夷如一和華夷有別爭論不休，中書的幾位宰相暫時不說話。樞密院掌武事，同樣也掌外事，這是他們的內部事務，沒有趙禎發話別人不好參與。
趙禎見爭不出個結果來，對徐平道：“宰相執國柄，卿以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無內外之別，何以凝聚人心？內外，國之內外，國本於民，民為國本。試問，天下之民視化外漢人為外人？還是自己人？臣以為，有視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視為自己人的有之。為政當順民心，從民欲，民心如此，豈可置之不理！”
順民心，從民欲，民為國政根本，這是幾十年後朝野的共識。不管新黨舊黨，在這一點上沒有分岐，包括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都是這樣認識的。徐平不過是靠著前世的見識，先提出了幾十年而已，是順應曆史潮流的。把政權基礎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脫離了這個軌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麽絕對真理，更加沒有什麽普世價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變了，政治文化就要跟著變，不然就會離心離德。隻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現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強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為世俗政權，凝聚力連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裏還有臉麵嘲笑說人家的文化落後。說別人落後，自己先得有獲得廣泛認同的文化才行。
麵對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優越感，根本上還是沒有把心裏的天命觀去掉。認為自己實行了什麽製度，經濟發展到什麽程度，就絕對正確，無非還是天命那一套。
這種爭論要想有結果，隻能從民心去找根據，真理說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難道還有誰的真理更大一說？
說到民心民意，龐籍終於不再堅持。隨便到街上問一問，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是不是自己人，隻怕是認為他們是自己人的占多數。民心不可欺，再堅持就過分了。
徐平道：“劉三嘏為歸正人，本是漢人淵藪，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國之誓書，不可輕違，不然無法示信於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請其詳列劉三嘏南來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當死之罪，則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於民即可。如果僅是夫妻爭吵，而契丹公主挾勢害人，則奪其冠服，送還契丹，留其人置之閑地，了卻殘生。可與契丹約，以後此等事，皆按此辦理。如有本朝蒙冤難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護，也不必強求契丹送還。似此，後來必有假冒偽托，違法犯罪之人，逃到異國以求免死免罪。治國理政當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論即可，不為大害。”
正常的兩國外交，必然要有不納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條例。不加約束，大家都爭相招納對方的人，大多是處於敵對狀態。但是遣返不能沒有條件，全國都認為這個人不應該送迴去，以遵守誓約為名，強行把人送迴去，就會失人心。
徐平的辦法很簡單，先讓契丹證明劉三嘏是不是犯了該死的罪，如果罪證確鑿，雖然是歸正人，也要送迴契丹去處置。如果沒有，僅僅是夫妻鬧矛盾，契丹公主仗勢要取他的性命，則把他一切來自契丹的封常送迴去，人保下來。
這個年代禮教還沒有形成，夫妻離婚，各自再娶再嫁稀鬆平常。契丹公主看著這個丈夫不高興，殺了再嫁別人，沒有什麽心理障礙。僅是夫妻矛盾，劉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險。
信義，有義才有信，並不是嚴格遵照誓約之類的條條框框，就能取信於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時候，做些權變也無不可。
最終討論過後，還是按徐平所說定了下來。龐籍提出派禦史去審劉三嘏，看其有沒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對。他犯什麽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據什麽去審？是按照宋法，還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斷罪不合適，宋人用契丹法審案更加不合適。還是讓契丹來定劉三嘏的罪責，宋朝斟酌，再決定怎麽處置。
隨著改革的進行，對於政治製度的爭論漸趨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員，認為應當恢複唐製。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廢殿試是出於這樣一種思想，龐籍的華夷如一也是，包括官製的改革，要求名實相符同樣還是。
徐平的基本態度，是可以從古代的思想和製度中找啟發，但堅決反對泥古。製度和政策應該因時製宜，時代已經變了，不必非要追求從製度上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