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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離去,章得象對徐平道:“沙州僻處西域,人戶不蕃,地方不廣,昭文相公一再叮囑,過於多慮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讓其裂土封疆,也無大礙。”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張議潮起,地方百姓群起響應,趕走吐蕃,慘淡經營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應民心,朝廷示其公,設流官治理地方,則朝廷於天下大義也。得兩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費錢糧,公義何在?”


    章得象恭聲謝昭文相公指教,迴身去忙別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來,章得象這一聲謝隻是客氣,心裏其實並不當一迴事,覺得自己在小題大做。本來嗎,隨便找個人立為西平王,還說多麽多麽重要,很多人都覺得可笑。


    這並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選確實是有些隨便,但後來的製度卻不隨便。漢太祖所謂斬白蛇起義,真細究起來,其最初起兵又能夠有多麽神聖?但其一直堅持,最終形成了兩漢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礎差,隻是開頭艱難,持之以恆總能達到目的。


    立西平王,實際治理權牢牢由朝廷掌控,兩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製度地方不適應,與百姓之間沒有緩衝,容易衝突不斷。地方不平靜,便就發展不起來,發展不起來百姓愈加不滿。惡性循環,結果難以預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權,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終必然坐大。不要說教化,隻怕那地方早晚還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這樣,說到底是關於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許就是很簡單。關於人是社會性的,還是獨立性的出於趨利避害從而湊到一起來的,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理論根基。真問起來,誰會覺得這個問題有多麽高深?在很多人眼裏,說不定就真認為想這個問題是吃多了撐的,自己比誰都高明。


    談到曆史,談到政治,有的人會高高在上地拋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連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腦了,還沒有經過社會洗禮。實際上這樣說的人,說不定還很認真地讚同社會主義製度呢。至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個什麽意思,有必要知道嗎?


    不在這個位子上,沒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腦子就必須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會出現製度混亂,互相之間牴牾不清,缺乏可執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製度辦事,政權的政治製度就失去了嚴肅性,無法取信於民。按照製度辦事,照著這一條幹,就違犯那一條,照著那一條,就違犯這一條。怎麽辦?覺得自己聰明可以刪一些留一些?刪掉一條就惹出更大的麻煩來。


    從唐到宋,為什麽對於人的性情一直糾纏不休?真是讀書人吃多了不想做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耗費精力?因為人性的認識,是政治製度的根本。


    共產主義是基於曆史進程的否定之否定認識的一元進化論,下一個朝代必須比上一個朝代先進,這是理論的根基。事實與理論有出入,也必須硬套進這個理論框架裏。社會主義是認為人有一元的社會性,所以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充分發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理論家一樣有大量的共產主義信徒,但是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才有可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冷戰的結果已經對這個人性的爭論給出了答案。承認了人性不是一元社會性,而是有兩元的個人和社會兩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承認了人有社會性的資本義國家,最終笑到了最後。不管這個認識是主動的還是盲目的,符合了這個方向的,製度就表現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徐平前世跟許多人一樣盲目。說起製度不合理的地方,下邊執行很困難的時候,經常跟身邊人一起發一句牢騷,人家外國怎樣怎樣,就不會這樣。憧憬著有一天,最終也會跟想象中的那個外國一樣,不會再這樣了。


    現在明白了,哪裏有想象中完美的那個外國,那隻是小文人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詞而已。真按著那個方向去,最終會是一塌糊塗。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導致製度需要不斷改變的不穩定性,和要以一理貫之的任務艱巨性。


    人性認識表現在政治製度中,在農業社會就是人性善惡的討論,到了工業社會,必然會發展到社會性和個體獨立性的討論。這個問題不清楚,製度就是一團亂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識,壓下了這個時代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他開始把社會資源向城鎮工商業引導,工業化會很快發展起來,關於人性的爭論還會再起。


    對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廠合不合理?對外掠奪還是實行互惠貿易?社會管理成本是應該由勞動者承擔,還是由資本和資產所有者來承擔?政策取向都會以此為根本。


    得到了帝國主義的好處,便就要承擔帝國主義的一切邪惡,什麽不可避免之惡,都是裝神弄鬼的神棍說法。世間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


    高處不勝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決定其實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參政在內的很多人,對徐平對一些事情上的認真暗中搖頭,不知道他在想什麽。隻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確實引導國家在向前發展,不去計較這些罷了。


    殿試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廢除殿試,直接以省試名次放榜。這個說法不是富弼心血來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經提議過。這個建議有其來曆,唐朝科舉實際上是沒有殿試製度的,武則天當政時的殿試不正規,沒有形成製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製度是一種風潮,不隻是科舉,包括官製,一直都有這種聲音。武則天當政,在這個年代的讀書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試,成了反對殿試製度的一個理由。


    曆史上富弼的建議曾經被采納,發出了詔書,隻是三天之後詔書便被收迴。此次徐平直接把這個建議壓下了,複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獸,但泥古要不得。曆史的進程要向前看,發展到了這個時代,唐朝的製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經與現實社會不相適應了。包括官製在內,重行唐製都是削足適履,沒有可行性。


    殿試黜落則傷聖恩,濫取則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麵。徐平已經定了,讓殿試落榜的進士可以選擇入禦前忠佐司的將校營參軍,留了一條路,已經夠了。曆史上富弼為相,最終還是借歐陽修,把省試的名額壓了下去,形成了殿試不再黜落的製度,從實際上廢除了殿試。這是這些人對恢複唐製的泥古表現,包括官製改革,恢複三省,都是如此。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沒有必要去猜測他們有什麽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曆史上元豐改製,官製改迴唐朝製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後悔。看起來改完的製度整整齊齊,實際上跟政治現實不適應,處處都別扭,最終隻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現實需要製度的靈活性。以為經常變更是製度不完備,非要形成百世不變的製度和官僚體係,是死讀書,忽視現實需要的表現。


    三月二十二,乙醜日,殿試放榜。


    禦試官上本屆進士名次,本以王安石為第一,因為趙禎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決定改為第二。結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韓絳,都因恩蔭而有了官身。製度不允許有官之人為狀元,隻好把王安石改為第四,原第四人楊寘為狀元。


    楊寘繼王曾之後,再次連中三元及第,也無話好說。宰執學士都賀得人,站在前邊的徐平隻有苦笑,看著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許王安石需要這樣的挫折,徐平最終選擇了沉默,看著王安石的狀元飛了。


    依舊例,由次相到瓊林苑押宴。


    迴到政事堂,晏殊對徐平道:“相公,楊察是我的女婿,本屆狀元楊寘是其弟,我去瓊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換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聖上去,哪有迴避之理?相公但去無妨。”


    楊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屆狀元楊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楊寘論起來是姻親,不過押宴這種事情,沒有什麽迴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蘇頌同樣是本屆進士,要迴避那隻有章得象去了,讓第三相去又顯得不隆重。


    蘇頌因為父親蘇紳在考官之列,參加的是別頭試,最終中乙科。徐平不以為意,隻要中了進士,未來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說自己這個丈人,前世能記住這外名字,就說明蘇頌未來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觀其才學,確實算得上出類拔萃。


    張載、劉敞這些人,因為曾經跟在徐平身邊,參加按徐平思想進行的進士試,全都高中。劉敞中甲科,張載中乙科。


    看著晏殊離去,章得象對徐平道:“楊寘此人,文學高選,事親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隨口道:“景祐元年狀元張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樣也是事親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過世,唐卿哀過於傷,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傷,甚是難為。”


    張唐卿狀元及第,通判陝州。治下有個叫吳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吳忠盜了母親屍骨,與父合葬,事發被捕。張唐卿以其雖然罪當受刑,而出於孝心,令其到母親改嫁的那一家負荊請罪,結了這一案子。不久之後,張唐卿父親身亡,他悲傷過度,最終吐血而亡,二十八歲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發,沒想到一語成讖。數月之後,楊寘未及赴任,母親身亡,他最終悲傷過度,撒手人寰,終年三十歲。


    幾年的時間,兩個狀元皆因為一個孝字,過早離世。凡事都有一個度,一旦過度,再好的事情,也會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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