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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致順到洛陽的時候，終於等來了韓琦的奏章。韓琦上奏，因為在元昊占據瓜沙二州之前，曹致順舍中原而事契丹，歸義軍人心已不屬曹家，而思張家。
對歸義軍政權的處理由此定下，曹致順封譙郡開國公，從此居於京城。讓韓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員，查訪張承奉之後，選賢者立為西平王，於沙州開府，教化肅州以西之民。
三月十三，選官員安撫西北各路。
包拯為甘肅路體量安撫使，除到西北安撫地方，要與韓琦一起尋張承奉的後人。隻要有賢德，得地方人心，不計以前如何身份，立為西平王，數月之後與包拯一起進京麵君。
第二天包拯陛辭之後，到政事堂來辭別各位宰相。
晏殊和章得象吩咐過後，徐平對包拯道：“此去甘肅路，除安撫百姓人心，最重要的是選合適的張家後人。茲事體大，切不可掉以輕心。”
包拯行禮：“依朝廷之令，尋得張家後人，不論是何身份，一律立為西平王。下官有一事不明，如果張家後人此時操持賤業，甚或為奴為仆，也要立為王嗎？”
徐平道：“不錯，不管現在什麽身份，都立為王。這是他祖先的功德，後人承之。張家在沙州興歸義軍，於遍地腥膻中，拔起於群番環伺之中，重立唐製度，不絕漢祀。數百年後，西北依然有漢地，有漢之民，從漢之俗，張家功不可沒。此是天下之公義，非一人之恩德，你一定謹慎行事。如果真地為人奴仆，記得朝廷給價贖之，這是示民以公。”
徐平並不知道西北還有沒有奴隸製度，這是包拯和韓琦要查訪處理的事情。但是如果張家後人做了別人的奴仆，那是他們以前的製度，應當尊重。立西平王，也要先把贖身的錢給付了。後邊廢奴，是後邊廢奴的話。
不尊重前人，對曆史以今論古，認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壞，必將自食惡果。今人終有一天也將會成為古人，後人翻看曆史，發現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再看見這種大言不慚的言論，如何看一個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政策沒有當然之理，沒有天然的正確，必然有其局限性。不合於時，不合於地，那就去改。但不能因為你改了，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確，隻是時代變了而已。借著批古人，批反對者，占領道德製高點，來顯示自己的正確，一文不值。
製度和政策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來自於人民認同不認同。你放一個曆史規律在那裏做天條也沒有用，不承認有天命，不承認有神存在，曆史規律也是虛的。
徐平對自己所有要改革的製度和政策，一定要查清楚當時為什麽要這樣做，是為了解決什麽樣的問題。到了現在不合時宜了，是哪些條件變了，出現了什麽新的問題，要怎麽改去解決新的問題。都理清楚了，才去試新的政策合適不合適。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後人總不能連這點心胸都沒有。
徐平對包拯道：“此去沙州，如果張家隻有一個後人，自然就一切休提，朝廷立為王便是。賢德或有不足，朝廷敦促，時時監察，教其後人，以候其後人正位。”
包拯道：“若是後人還有數家呢？”
“那便要仔細體察人心，選一個最合適的人出來。那裏是佛國，與中原人情不同，萬不可以你們之意，代當地之民心。要查當地民情，來定人之賢否。以當地人情民心推之於後時，看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數年之後讓當地人歎息，當時朝廷不定某，而封某為王必然好於此時。以後那一帶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歸於西平王，謹慎！”
包拯是個聰明人，在這些事情上，比歐陽修這些人豁達得多。徐平說得這麽細，他當然明白是個什麽意思，自己到了那裏該怎麽做。
說到底，立這個西平王，紀念歸義軍的奮鬥是其次的，得當地人心是主要目的。滅了黨項，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帶，初期自然萬民擁護。但是時過境遷，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與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損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從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沒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麽有什麽，總有滿足不了的欲望。政權隻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讓民心歸附。這就是對治下百姓示之以公，臨以大義的意義所在。公和義，就是讓人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義，從他們所欲。如若不然，從剛始到達的萬民擁護，很快就會變成當地百姓諸般不適應，離心離德。明朝驅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說曆史上得國之正，無過於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轉過頭去放下以前的大義，而去承認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為天命所屬而建立政權合法性，這假的天命撐不起明朝。
漢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權天授，在那之前，天聽即民聽，天視即民視，天心即人心的理論框架已經具備。那個天命，隻是以天查民心，來獲得認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後，政權的合法性必然來自於人民，所謂繼承前朝法統，根本不會獲得人民認同。徐平前世，新中國的立國之基是一切來自於人民，這才是真正的立國之本。讓清帝退位而掌權的北洋民國，那個法統就是個笑話，接那個法統的都是笑話。
人從獨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體的認同感。一方麵性情和欲望來自於自己，另一方麵來自於那個集體。政權要維持集體的認同感，應該要盡量不幹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強集體的那一部分，這就是政權的公和義。
不承認人性的兩麵性，認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社會性的反應，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大集體，隻是人一元社會性認識在製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應。不符合於人的社會性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來自資本義腐蝕，是資本主義尾巴，應該教育、改造。社會主義的很多運動都根源於此，製度和運動不是憑空來的。
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認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會性，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選舉、議會等等很多製度，都是來自於這些政權對人性的認識。
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來自於神，也不是來自於天，而是來自於人民。政治文明的現代化，這是最基本的判別標準，具體的政治製度隻是保證這個合法性的。
選舉製，必然要加以約束，約束的目的是取他們那個時代、那個群體的公和義。不加約束的完全普選製，必然會讓私欲排斥公和義，成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這樣的政權無法長久，也不會有牢固的合法性，隻是一盤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現在把這種思想推行到政治製度和具體政策當中，略微有些超前。曆史上是歐陽修這一批人發展起來，把韓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們當然不說這是政權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亂，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權的權正不正，皇帝和官員當位不當位。
以為大軍過去，派出官員，誰不服就打誰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腦袋，就能夠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實在是想多了。漫長的人類文明史，還沒有強盜集團能建立長久穩固統治的。
徐平斬了元昊，滅了黨項，占領那些地方，隻是第一步。隻有在後麵的治理中，得當地人心，形成對宋朝的國家認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這之前，立西平王爭取當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過渡。沙州穩固，還可以憑此作為號召，向西域開拓。宋朝已經沒有大漢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時宜，是讓曆史走迴頭路，徐平隻好采取這種迂迴的辦法。
長時間的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認同，歸屬感增強，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弱。人民自然而然會向中原文化看齊，會主動改變風俗習慣，這就是教化的過程。教化是人民主動進行的，被動去做，事倍功半，還可能一敗塗地。
民為國本，在這個年代不是什麽驚世駭俗的說法，實際上已經慢慢成為共識。徐平向包拯詳細地解釋為什麽要選張家的人，為什麽要立西平王，讓他有清醒的認識。
對事情認識不清，認為選個人來做王隻是騙當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夠做好這件事情的。政權有扮有演，但不能夠欺騙，一有欺騙，人心也就失去了。
在曹致順到洛陽的時候，終於等來了韓琦的奏章。韓琦上奏，因為在元昊占據瓜沙二州之前，曹致順舍中原而事契丹，歸義軍人心已不屬曹家，而思張家。
對歸義軍政權的處理由此定下，曹致順封譙郡開國公，從此居於京城。讓韓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員，查訪張承奉之後，選賢者立為西平王，於沙州開府，教化肅州以西之民。
三月十三，選官員安撫西北各路。
包拯為甘肅路體量安撫使，除到西北安撫地方，要與韓琦一起尋張承奉的後人。隻要有賢德，得地方人心，不計以前如何身份，立為西平王，數月之後與包拯一起進京麵君。
第二天包拯陛辭之後，到政事堂來辭別各位宰相。
晏殊和章得象吩咐過後，徐平對包拯道：“此去甘肅路，除安撫百姓人心，最重要的是選合適的張家後人。茲事體大，切不可掉以輕心。”
包拯行禮：“依朝廷之令，尋得張家後人，不論是何身份，一律立為西平王。下官有一事不明，如果張家後人此時操持賤業，甚或為奴為仆，也要立為王嗎？”
徐平道：“不錯，不管現在什麽身份，都立為王。這是他祖先的功德，後人承之。張家在沙州興歸義軍，於遍地腥膻中，拔起於群番環伺之中，重立唐製度，不絕漢祀。數百年後，西北依然有漢地，有漢之民，從漢之俗，張家功不可沒。此是天下之公義，非一人之恩德，你一定謹慎行事。如果真地為人奴仆，記得朝廷給價贖之，這是示民以公。”
徐平並不知道西北還有沒有奴隸製度，這是包拯和韓琦要查訪處理的事情。但是如果張家後人做了別人的奴仆，那是他們以前的製度，應當尊重。立西平王，也要先把贖身的錢給付了。後邊廢奴，是後邊廢奴的話。
不尊重前人，對曆史以今論古，認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壞，必將自食惡果。今人終有一天也將會成為古人，後人翻看曆史，發現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再看見這種大言不慚的言論，如何看一個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政策沒有當然之理，沒有天然的正確，必然有其局限性。不合於時，不合於地，那就去改。但不能因為你改了，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確，隻是時代變了而已。借著批古人，批反對者，占領道德製高點，來顯示自己的正確，一文不值。
製度和政策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來自於人民認同不認同。你放一個曆史規律在那裏做天條也沒有用，不承認有天命，不承認有神存在，曆史規律也是虛的。
徐平對自己所有要改革的製度和政策，一定要查清楚當時為什麽要這樣做，是為了解決什麽樣的問題。到了現在不合時宜了，是哪些條件變了，出現了什麽新的問題，要怎麽改去解決新的問題。都理清楚了，才去試新的政策合適不合適。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後人總不能連這點心胸都沒有。
徐平對包拯道：“此去沙州，如果張家隻有一個後人，自然就一切休提，朝廷立為王便是。賢德或有不足，朝廷敦促，時時監察，教其後人，以候其後人正位。”
包拯道：“若是後人還有數家呢？”
“那便要仔細體察人心，選一個最合適的人出來。那裏是佛國，與中原人情不同，萬不可以你們之意，代當地之民心。要查當地民情，來定人之賢否。以當地人情民心推之於後時，看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數年之後讓當地人歎息，當時朝廷不定某，而封某為王必然好於此時。以後那一帶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歸於西平王，謹慎！”
包拯是個聰明人，在這些事情上，比歐陽修這些人豁達得多。徐平說得這麽細，他當然明白是個什麽意思，自己到了那裏該怎麽做。
說到底，立這個西平王，紀念歸義軍的奮鬥是其次的，得當地人心是主要目的。滅了黨項，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帶，初期自然萬民擁護。但是時過境遷，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與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損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從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沒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麽有什麽，總有滿足不了的欲望。政權隻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讓民心歸附。這就是對治下百姓示之以公，臨以大義的意義所在。公和義，就是讓人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義，從他們所欲。如若不然，從剛始到達的萬民擁護，很快就會變成當地百姓諸般不適應，離心離德。明朝驅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說曆史上得國之正，無過於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轉過頭去放下以前的大義，而去承認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為天命所屬而建立政權合法性，這假的天命撐不起明朝。
漢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權天授，在那之前，天聽即民聽，天視即民視，天心即人心的理論框架已經具備。那個天命，隻是以天查民心，來獲得認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後，政權的合法性必然來自於人民，所謂繼承前朝法統，根本不會獲得人民認同。徐平前世，新中國的立國之基是一切來自於人民，這才是真正的立國之本。讓清帝退位而掌權的北洋民國，那個法統就是個笑話，接那個法統的都是笑話。
人從獨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體的認同感。一方麵性情和欲望來自於自己，另一方麵來自於那個集體。政權要維持集體的認同感，應該要盡量不幹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強集體的那一部分，這就是政權的公和義。
不承認人性的兩麵性，認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社會性的反應，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大集體，隻是人一元社會性認識在製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應。不符合於人的社會性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來自資本義腐蝕，是資本主義尾巴，應該教育、改造。社會主義的很多運動都根源於此，製度和運動不是憑空來的。
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認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會性，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選舉、議會等等很多製度，都是來自於這些政權對人性的認識。
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來自於神，也不是來自於天，而是來自於人民。政治文明的現代化，這是最基本的判別標準，具體的政治製度隻是保證這個合法性的。
選舉製，必然要加以約束，約束的目的是取他們那個時代、那個群體的公和義。不加約束的完全普選製，必然會讓私欲排斥公和義，成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這樣的政權無法長久，也不會有牢固的合法性，隻是一盤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現在把這種思想推行到政治製度和具體政策當中，略微有些超前。曆史上是歐陽修這一批人發展起來，把韓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們當然不說這是政權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亂，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權的權正不正，皇帝和官員當位不當位。
以為大軍過去，派出官員，誰不服就打誰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腦袋，就能夠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實在是想多了。漫長的人類文明史，還沒有強盜集團能建立長久穩固統治的。
徐平斬了元昊，滅了黨項，占領那些地方，隻是第一步。隻有在後麵的治理中，得當地人心，形成對宋朝的國家認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這之前，立西平王爭取當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過渡。沙州穩固，還可以憑此作為號召，向西域開拓。宋朝已經沒有大漢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時宜，是讓曆史走迴頭路，徐平隻好采取這種迂迴的辦法。
長時間的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認同，歸屬感增強，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弱。人民自然而然會向中原文化看齊，會主動改變風俗習慣，這就是教化的過程。教化是人民主動進行的，被動去做，事倍功半，還可能一敗塗地。
民為國本，在這個年代不是什麽驚世駭俗的說法，實際上已經慢慢成為共識。徐平向包拯詳細地解釋為什麽要選張家的人，為什麽要立西平王，讓他有清醒的認識。
對事情認識不清，認為選個人來做王隻是騙當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夠做好這件事情的。政權有扮有演，但不能夠欺騙，一有欺騙，人心也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