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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一會，一直不說話的吳充道：“相公西北大勝，重整禁軍，總覺得是要天下休養生息的時候，卻又一下國政大變。相公正當青春，是否求治過於急切了？”
歐陽修道：“西北滅黨項，敗契丹，有此功，相公還有什麽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罷了。”
吳充不說話，蔡襄舉杯一飲而盡，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過龐雜，一時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點，相公言欲抑勢力之家對小民的侵奪，要在天下均田方稅之餘，還要憑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則出錢。又要官把城鎮之間的場務、酒樓、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賣出，隻留官派吏直管的。還優先賣給鄉間大戶，太過麻煩。如今三司錢糧廣有，有銀行在那裏，把官營之業全部賣出又如何？鹽鐵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歐陽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們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處。”
蔡襄脾氣最倔，一聽歐陽修的話，眉毛一揚：“有何不知情處？逐匈奴，行鹽鐵，漢武帝之政。徐相公滅黨項，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經理西域，無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罷了！”
吳育咳嗽一聲：“君謨，相公一再言，君子當論跡不論心，以君子為北辰行之，你又行誅心之論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為政，勢力之家和平苦之民為兩端，現如今鄉間小民艱難，故行此政紓緩民力。城鎮裏麵，朝廷管得嚴，抑勢力之家太過，產業凡有尺寸之利，必收於官。緊處當鬆，鬆處當緊，朝廷從容處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處為緊？何處為鬆？說得過於玄了！若真是為小民著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沒於官，天下之田一沒於官！有場務，有營田務，自經營之。怕勢力人家借田土和場務盤剝小民，收入朝廷，朝廷總會憐民愛民！”
吳育道：“此話我還真問過，你猜一猜相公是怎麽答的？”
蔡襄道：“這何用猜？無非全沒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無數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雖有大功於國家，終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吳育笑道：“是以說，君謨，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腦，隻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趙忠獻相公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為第一。忠獻相公佐命之功無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居相十數年。徐相公對宰相治政第一條，就是文正相公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相公何許人？出西北統軍，其餘大臣三辭四推，相公慨然赴任。滅黨項，敗契丹，編練隴右之軍。朝廷要調，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將、最強之軍撥付出來。軍功如此，說除軍權，相公立即上馬迴京。”
說到這裏，吳育搖搖頭：“君謨，你要改！徐相公當政，再是如此隨口評論，隻怕不會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對官員合不合職任極是較真，你這樣是犯了諫官的大忌！”
吳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關係不比旁人，這是真地在勸他。
蔡襄知道自己說得過了，不再說話，隻是喝酒。
歐陽修瞪了蔡襄一眼，問吳育：“君謨說把天下之物收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餘物，官以租賦收之，以官營之場務奪之。此物尚餘也，入勢力之家。官收此物為何？官員俸祿、養軍之費之外，當治生產，使世間錢糧越來越多。治生產，自然於天下有好處。隻是場務必有餘利，此餘利用全用於治生產，非不想也，勢不能也。三司再大，豈能天下之錢一一全管？此必托之於下。托之於下，必有貪瀆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沒於官，非抑勢力之家取平苦之民餘物法也，是納勢力人家於朝廷內也。此等人得利，朝廷當怨，日久必生亂。”
在生產力達不到的情況下，強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滅剝削，而是把剝削者收入了政權內部。初期是政權這個交集撐大，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個集合幾乎全部納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跟早期的剝削社會生出階級一樣，在交集裏仍然會分出階級。最終的結果不是消滅了剝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權內剝削，換另一種方法進行鬥爭罷了。這個時候的政權，承受被剝削者的全部怨氣，相當於剝削者的背鍋俠，還怎麽維持？
以為如此做從此跳出了治亂循環，實際上治亂循環隻是換了一個麵目罷了。
為什麽封建時代的歐洲沒有治亂循環？這沒什麽好解釋的，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時代同樣沒有治亂循環。發展不到那樣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決了，很難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亂。
歐洲走出家天下之後有沒有治亂循環？當然有，一次一次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危機，換一個名字就不是治亂循環了？治亂循環不可怕，隻要走出了封建時代，實現大一統，幾乎無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亂循環，怕的是天下興亡，及時改革調整，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現治亂循環了，真沒有辦法，社會發展總是這樣來來迴迴的。
不解決不行，經濟危機不允許發生，資本主義的事情我們不許有，這是日耳曼人那種又蠻又軸的勁頭。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全其美隻是暫時的，矛盾是發展轉化的，好的總有一天變成壞的，壞的有一天說不定就變成好的。這沒有什麽可怕，不能想著把子孫後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因時製宜及時更改。
韓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現就是查天下治亂，亂的時候要及時更正，治的時候要努力堅持，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舊兩黨除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取向間的爭執，輪流上台執政的理論基礎就在這裏。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兩黨製國家輪流執政的內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國依然是如此。
仁義之道就真是沒有弊端了？當然不是。隻是意識形態下這個弊端不是弊端罷了。這樣做要求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力足夠，調整還得及時，對政權的執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權失去這樣的能力，對社會掌控不足，仁義之道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此時宋朝對農村的掌控力還是比較弱，在城鎮的掌控力過強，徐平在製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來的。農村要開始收權，建立自助的各種組織，由官方進行製度和財政上的支持，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的剝削。在城鎮開始放權，放鬆對行會的管製，放開價格管製，並引導農村的資金投向城鎮，引導工商業的發展，開啟工業化時代。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過程，不過麵臨的條件不一樣，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樣罷了。前世改革麵臨的是農村和城鎮的掌控力都過強，表現出來的就是城鄉同時放權，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會要發展的動力。
過了這個階段，社會推動發展的動力枯竭，用於發展的社會剩餘向少數人集中，新的社會危機便又出現。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過來，重新收權，官方來背起發展的責任。
城鄉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改革措施的不同步，隻是現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時向城鄉一起下手罷了。隨著生產力發展，工業化的進行，城鄉差別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會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會出現負作用。如在農村，收權之前一些利於發展的基礎設施，道路和橋梁，開渠和開荒，諸如此類，是由鄉村的勢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農具，也是由這些人家購買，投入到實際使用當中去。一旦收權，農民的自助組織尚不具備這個能力，可能會出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倒退。此時要由官方出麵，及時扼製住這個倒退趨勢，使社會生產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到發展的正常軌道上來。
以矛盾論的觀點，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兩個方麵，會相互轉化，真正的萬世法其實是沒有的。為萬世開太平，不是固定一個政策，從此無憂，而是告訴後人，這個政策有利有弊。現在用是利大於弊，當矛盾轉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時改革。
不管是勢力人家，還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權之下的民，沒有好與壞，沒有哪個是朋友哪個是敵人的問題。隨著社會發展，對於社會中的每個人來說，平苦之民可以成為勢力人家的一員，勢力人家也會跌入平苦之民，這都是社會的正常現象，不必視作洪水猛獸。在內部分階層，阻擋這種轉化，就是在給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當朋友，還是把自己人當敵人，都是喪失了政權的執政立場。執政黨不要在內部找朋友來支持自己，這是革命黨的辦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敵人，一旦社會矛盾轉化，政權的基礎就轟然崩塌。蘇聯的崩潰從內從外可以找一萬條理由，可以揪出來無數個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為執政黨，采取了革命黨的辦法，最後亡於內部。
政權有立場，但不要讓立場左右，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一旦喪失，政權就非常危險。
共產主義留給後人的關於社會的最偉大的理論財富，一是發展的觀點，發展是社會的必然。二是階級矛盾是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並由此而發展出來的中國化的矛盾論。
矛盾是對立的統一，否定之否定體現了矛盾的對立，卻沒有體現出統一。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論最後失敗的根本原因，哲學基礎。科學主導了生產力的發展，哲學則主導了政治理論。政治失敗，內因大多都是在哲學基礎上。
徐平為什麽在出現兩黨製萌芽的時候，要一道德，改為一黨？便就是因為從哲學基礎上生出來的兩黨製，曆史上的宋朝已經走過一遍了，沒有必要再走一遍。
吃喝一會，一直不說話的吳充道：“相公西北大勝，重整禁軍，總覺得是要天下休養生息的時候，卻又一下國政大變。相公正當青春，是否求治過於急切了？”
歐陽修道：“西北滅黨項，敗契丹，有此功，相公還有什麽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罷了。”
吳充不說話，蔡襄舉杯一飲而盡，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過龐雜，一時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點，相公言欲抑勢力之家對小民的侵奪，要在天下均田方稅之餘，還要憑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則出錢。又要官把城鎮之間的場務、酒樓、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賣出，隻留官派吏直管的。還優先賣給鄉間大戶，太過麻煩。如今三司錢糧廣有，有銀行在那裏，把官營之業全部賣出又如何？鹽鐵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歐陽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們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處。”
蔡襄脾氣最倔，一聽歐陽修的話，眉毛一揚：“有何不知情處？逐匈奴，行鹽鐵，漢武帝之政。徐相公滅黨項，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經理西域，無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罷了！”
吳育咳嗽一聲：“君謨，相公一再言，君子當論跡不論心，以君子為北辰行之，你又行誅心之論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為政，勢力之家和平苦之民為兩端，現如今鄉間小民艱難，故行此政紓緩民力。城鎮裏麵，朝廷管得嚴，抑勢力之家太過，產業凡有尺寸之利，必收於官。緊處當鬆，鬆處當緊，朝廷從容處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處為緊？何處為鬆？說得過於玄了！若真是為小民著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沒於官，天下之田一沒於官！有場務，有營田務，自經營之。怕勢力人家借田土和場務盤剝小民，收入朝廷，朝廷總會憐民愛民！”
吳育道：“此話我還真問過，你猜一猜相公是怎麽答的？”
蔡襄道：“這何用猜？無非全沒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無數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雖有大功於國家，終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吳育笑道：“是以說，君謨，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腦，隻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趙忠獻相公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為第一。忠獻相公佐命之功無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居相十數年。徐相公對宰相治政第一條，就是文正相公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相公何許人？出西北統軍，其餘大臣三辭四推，相公慨然赴任。滅黨項，敗契丹，編練隴右之軍。朝廷要調，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將、最強之軍撥付出來。軍功如此，說除軍權，相公立即上馬迴京。”
說到這裏，吳育搖搖頭：“君謨，你要改！徐相公當政，再是如此隨口評論，隻怕不會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對官員合不合職任極是較真，你這樣是犯了諫官的大忌！”
吳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關係不比旁人，這是真地在勸他。
蔡襄知道自己說得過了，不再說話，隻是喝酒。
歐陽修瞪了蔡襄一眼，問吳育：“君謨說把天下之物收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餘物，官以租賦收之，以官營之場務奪之。此物尚餘也，入勢力之家。官收此物為何？官員俸祿、養軍之費之外，當治生產，使世間錢糧越來越多。治生產，自然於天下有好處。隻是場務必有餘利，此餘利用全用於治生產，非不想也，勢不能也。三司再大，豈能天下之錢一一全管？此必托之於下。托之於下，必有貪瀆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沒於官，非抑勢力之家取平苦之民餘物法也，是納勢力人家於朝廷內也。此等人得利，朝廷當怨，日久必生亂。”
在生產力達不到的情況下，強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滅剝削，而是把剝削者收入了政權內部。初期是政權這個交集撐大，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個集合幾乎全部納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跟早期的剝削社會生出階級一樣，在交集裏仍然會分出階級。最終的結果不是消滅了剝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權內剝削，換另一種方法進行鬥爭罷了。這個時候的政權，承受被剝削者的全部怨氣，相當於剝削者的背鍋俠，還怎麽維持？
以為如此做從此跳出了治亂循環，實際上治亂循環隻是換了一個麵目罷了。
為什麽封建時代的歐洲沒有治亂循環？這沒什麽好解釋的，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時代同樣沒有治亂循環。發展不到那樣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決了，很難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亂。
歐洲走出家天下之後有沒有治亂循環？當然有，一次一次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危機，換一個名字就不是治亂循環了？治亂循環不可怕，隻要走出了封建時代，實現大一統，幾乎無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亂循環，怕的是天下興亡，及時改革調整，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現治亂循環了，真沒有辦法，社會發展總是這樣來來迴迴的。
不解決不行，經濟危機不允許發生，資本主義的事情我們不許有，這是日耳曼人那種又蠻又軸的勁頭。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全其美隻是暫時的，矛盾是發展轉化的，好的總有一天變成壞的，壞的有一天說不定就變成好的。這沒有什麽可怕，不能想著把子孫後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因時製宜及時更改。
韓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現就是查天下治亂，亂的時候要及時更正，治的時候要努力堅持，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舊兩黨除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取向間的爭執，輪流上台執政的理論基礎就在這裏。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兩黨製國家輪流執政的內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國依然是如此。
仁義之道就真是沒有弊端了？當然不是。隻是意識形態下這個弊端不是弊端罷了。這樣做要求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力足夠，調整還得及時，對政權的執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權失去這樣的能力，對社會掌控不足，仁義之道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此時宋朝對農村的掌控力還是比較弱，在城鎮的掌控力過強，徐平在製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來的。農村要開始收權，建立自助的各種組織，由官方進行製度和財政上的支持，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的剝削。在城鎮開始放權，放鬆對行會的管製，放開價格管製，並引導農村的資金投向城鎮，引導工商業的發展，開啟工業化時代。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過程，不過麵臨的條件不一樣，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樣罷了。前世改革麵臨的是農村和城鎮的掌控力都過強，表現出來的就是城鄉同時放權，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會要發展的動力。
過了這個階段，社會推動發展的動力枯竭，用於發展的社會剩餘向少數人集中，新的社會危機便又出現。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過來，重新收權，官方來背起發展的責任。
城鄉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改革措施的不同步，隻是現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時向城鄉一起下手罷了。隨著生產力發展，工業化的進行，城鄉差別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會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會出現負作用。如在農村，收權之前一些利於發展的基礎設施，道路和橋梁，開渠和開荒，諸如此類，是由鄉村的勢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農具，也是由這些人家購買，投入到實際使用當中去。一旦收權，農民的自助組織尚不具備這個能力，可能會出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倒退。此時要由官方出麵，及時扼製住這個倒退趨勢，使社會生產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到發展的正常軌道上來。
以矛盾論的觀點，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兩個方麵，會相互轉化，真正的萬世法其實是沒有的。為萬世開太平，不是固定一個政策，從此無憂，而是告訴後人，這個政策有利有弊。現在用是利大於弊，當矛盾轉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時改革。
不管是勢力人家，還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權之下的民，沒有好與壞，沒有哪個是朋友哪個是敵人的問題。隨著社會發展，對於社會中的每個人來說，平苦之民可以成為勢力人家的一員，勢力人家也會跌入平苦之民，這都是社會的正常現象，不必視作洪水猛獸。在內部分階層，阻擋這種轉化，就是在給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當朋友，還是把自己人當敵人，都是喪失了政權的執政立場。執政黨不要在內部找朋友來支持自己，這是革命黨的辦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敵人，一旦社會矛盾轉化，政權的基礎就轟然崩塌。蘇聯的崩潰從內從外可以找一萬條理由，可以揪出來無數個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為執政黨，采取了革命黨的辦法，最後亡於內部。
政權有立場，但不要讓立場左右，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一旦喪失，政權就非常危險。
共產主義留給後人的關於社會的最偉大的理論財富，一是發展的觀點，發展是社會的必然。二是階級矛盾是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並由此而發展出來的中國化的矛盾論。
矛盾是對立的統一，否定之否定體現了矛盾的對立，卻沒有體現出統一。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論最後失敗的根本原因，哲學基礎。科學主導了生產力的發展，哲學則主導了政治理論。政治失敗，內因大多都是在哲學基礎上。
徐平為什麽在出現兩黨製萌芽的時候，要一道德，改為一黨？便就是因為從哲學基礎上生出來的兩黨製，曆史上的宋朝已經走過一遍了，沒有必要再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