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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群年輕人中，徐平前世有印象的，是張載和蘇頌兩人。但這並不說明，其他人就比這兩人差了很多，來到這個世界近二十年，徐平不會再產生這種錯覺了。一個人能夠揚名後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自己有足夠成績是一方麵，還有學生子弟的因素。
最少在這個時候，學術上首先表現出別開一家氣象的，是劉敞，張載還在一個積累的過程中。對於宋學來說，劉敞非大成者，非奠基者，但卻是發端者。
大宋立國近七十年，澶淵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會現實，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勝之前，內部逐漸恢複繁榮起來的同時，外有契丹強敵，又有黨項叛亂，讓這個時候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不得不與傳統的文化割裂，尋找另一條出路。表現在學術上，就是“疑古惑經”。舊的理論已經指導不了實踐，他們要突破牢籠，別開新局麵。如果沒有西北的大勝，這些人會壓抑許多，對製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傾向於對人對內的挖崛。在西北戰勝了黨項，實際上已經把文化開始引入另一個方向，他們的表現注定與曆史上不同。
從漢朝之後的學術傳統，是以官方認可的傳和注為核心的，一切都本於此，學者不得在此之外重發新論。至韓愈和柳宗元發起挑戰，但並沒有獲得官方認可。不過他們開了一個好頭，後來的人接了上去，現在到了收獲果實的時候了。
能有現在這個局麵，趙禎的推動功不可沒。真宗時候，曾經還想沿續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對經典重新注疏，作為官方承認版本，最終沒有成功，到趙禎就徹底放棄這想法了。
前幾年《富國安民策》頒行天下，有經學宿儒問趙禎，這些內容非出於經典，是先賢所未述，這樣由朝廷頒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趙禎迴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而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不以奮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認學者可以不尊從古注疏。
這幾年以京城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國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體係中，以李覯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勝，又開了另一個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論。
劉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這上麵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隨著戰事連戰連勝，正在影響著他走向一條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餘來，紛紛雜雜，涉及到的各種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尊王，一個攘夷，核心是華夷之辨。
現在黨項即將收複，便麵臨一個問題，宋與黨項的爭端，是華夷之爭，還是中國內部之亂。總之一句話，是內亂？還是外戰？這關係到以後國策，不純是文字之爭。
這些年輕人現在除了每天做些雜事，還議論著徐平在軍事政策上的文化含義，上追三代，下聯當世，要從文化傳統、精神內核上理出一個頭緒。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討論這次黨項叛亂的性質。用一個高大上的名詞，便是《春秋》學。對黨項的處理原則，將直接影響到以後宋朝對外的態度，如何定義戰爭，如何處理爭端。如果他們討論出來一個結果，得到了徐平的認可，那麽就很可能成為宋朝成例，為後世所遵循。
讀書人的心思確實是多，在與這些人接觸之前，徐平都沒有向這方麵想。不過他們想的也有道理，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戰爭也不隻是簡單的戰爭。不在這件事情上統一思想，那如何麵對後麵的對契丹之戰？你一言我一語，更加沒個譜。
本來讀書人的思想沒有分岐，元昊髠發，易服，立文字，明顯是異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一場外戰。但徐平對元昊的判決已下，檄文已傳四方，明言元昊叛宋為不臣，虐民以為罪，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內亂。
在前方連戰連勝，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主持這些事情的徐都護不可能是錯的。如果自己想的與徐都護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錯了，要重新迴頭審視自己的學習和傳承。
這一點思想上的別扭，直接促成了劉敞大膽地完全拋棄前人見解。不光是連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連左丘明、公羊、穀梁這三傳也完全揚棄掉，直接從《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論經學的水平，徐平連趙禎都不如，跟這些用心在這上麵的年輕人相比，就更加說不到一塊去。不過他還是願意聽他們議論，給自己以啟發。
閑聊了一會軍中雜事，張載突然對徐平道：“通經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護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連勝而服四夷，大丈夫功業不過如此！有此功業，必有非常之學。小子們在都護幕中，日常俗務纏身，不能時時聆聽教誨，豈不惋惜！今夜風清月圓，都護有暇，何不提點我們幾句，以後求學少走許多彎路。”
徐平一愣，看眾人不但是張載，所有人都充滿期待地看著自己。在他們心裏，還真地以為自己有什麽驚世絕學，隻是沒有表露出來？經學，自己是真地不行，這不是學習能力的問題。實際上徐平自從決定考進士開始，便一直用功於曆代經典，讀書並不比別的讀書人少。不過他前世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哲學方法論，要接受新的放棄舊的不可能，隻能是把自己前世的理論方法跟這個時代結合起來。這更加難，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世徐平所學，無非唯物主義、辨證法、矛盾論、實踐論、個體與整體、普遍與特殊等內容，不是什麽高深的道理，都是學校教的。徐平所長，不過是學得還算紮實。
看著大家期待的目光，徐平想了一會，突然心中一動，笑著站了起來。
這是徐平帥帳，有用來進行戰事分析的黑板。走到黑板前，徐平掂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話。
這句話出自《道德經》，這沒有問題，這年代講三教合一，已經成了河湟一帶高僧的契嵩便就對儒家經典用功很深。這時儒家的排外，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以歐陽修為最。
用粉筆從黑板上“一”字處連了一條線出來，徐平寫了“君子”二字。又從“二”字處連了一條線出來，寫下“仁”字。再從“三”字處連一條線出來，寫下“義”字。
這句話本來是什麽意思不重要，君子、仁、義本來是什麽意思同樣也不重要，以意逆誌，六經注我，新的思想不應該被舊的思想所束縛住。徐平要用自己的辨證法和矛盾論重新解釋這一句話，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前世的思想，要為這個年代的思想推開一扇門。
這並不完全是生造。這句話不是為了這麽解釋說出來的，但確實包含了這個意思。君子、仁、義確實不是像徐平所想這樣定義出來的，但從提出來，到後麵洋洋灑灑文章，又確實帶了這樣的脈絡。徐平新的理解，很容易就從故紙堆裏找到支持。chapter;
一這群年輕人中，徐平前世有印象的，是張載和蘇頌兩人。但這並不說明，其他人就比這兩人差了很多，來到這個世界近二十年，徐平不會再產生這種錯覺了。一個人能夠揚名後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自己有足夠成績是一方麵，還有學生子弟的因素。
最少在這個時候，學術上首先表現出別開一家氣象的，是劉敞，張載還在一個積累的過程中。對於宋學來說，劉敞非大成者，非奠基者，但卻是發端者。
大宋立國近七十年，澶淵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會現實，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勝之前，內部逐漸恢複繁榮起來的同時，外有契丹強敵，又有黨項叛亂，讓這個時候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不得不與傳統的文化割裂，尋找另一條出路。表現在學術上，就是“疑古惑經”。舊的理論已經指導不了實踐，他們要突破牢籠，別開新局麵。如果沒有西北的大勝，這些人會壓抑許多，對製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傾向於對人對內的挖崛。在西北戰勝了黨項，實際上已經把文化開始引入另一個方向，他們的表現注定與曆史上不同。
從漢朝之後的學術傳統，是以官方認可的傳和注為核心的，一切都本於此，學者不得在此之外重發新論。至韓愈和柳宗元發起挑戰，但並沒有獲得官方認可。不過他們開了一個好頭，後來的人接了上去，現在到了收獲果實的時候了。
能有現在這個局麵，趙禎的推動功不可沒。真宗時候，曾經還想沿續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對經典重新注疏，作為官方承認版本，最終沒有成功，到趙禎就徹底放棄這想法了。
前幾年《富國安民策》頒行天下，有經學宿儒問趙禎，這些內容非出於經典，是先賢所未述，這樣由朝廷頒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趙禎迴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而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不以奮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認學者可以不尊從古注疏。
這幾年以京城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國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體係中，以李覯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勝，又開了另一個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論。
劉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這上麵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隨著戰事連戰連勝，正在影響著他走向一條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餘來，紛紛雜雜，涉及到的各種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尊王，一個攘夷，核心是華夷之辨。
現在黨項即將收複，便麵臨一個問題，宋與黨項的爭端，是華夷之爭，還是中國內部之亂。總之一句話，是內亂？還是外戰？這關係到以後國策，不純是文字之爭。
這些年輕人現在除了每天做些雜事，還議論著徐平在軍事政策上的文化含義，上追三代，下聯當世，要從文化傳統、精神內核上理出一個頭緒。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討論這次黨項叛亂的性質。用一個高大上的名詞，便是《春秋》學。對黨項的處理原則，將直接影響到以後宋朝對外的態度，如何定義戰爭，如何處理爭端。如果他們討論出來一個結果，得到了徐平的認可，那麽就很可能成為宋朝成例，為後世所遵循。
讀書人的心思確實是多，在與這些人接觸之前，徐平都沒有向這方麵想。不過他們想的也有道理，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戰爭也不隻是簡單的戰爭。不在這件事情上統一思想，那如何麵對後麵的對契丹之戰？你一言我一語，更加沒個譜。
本來讀書人的思想沒有分岐，元昊髠發，易服，立文字，明顯是異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一場外戰。但徐平對元昊的判決已下，檄文已傳四方，明言元昊叛宋為不臣，虐民以為罪，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內亂。
在前方連戰連勝，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主持這些事情的徐都護不可能是錯的。如果自己想的與徐都護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錯了，要重新迴頭審視自己的學習和傳承。
這一點思想上的別扭，直接促成了劉敞大膽地完全拋棄前人見解。不光是連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連左丘明、公羊、穀梁這三傳也完全揚棄掉，直接從《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論經學的水平，徐平連趙禎都不如，跟這些用心在這上麵的年輕人相比，就更加說不到一塊去。不過他還是願意聽他們議論，給自己以啟發。
閑聊了一會軍中雜事，張載突然對徐平道：“通經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護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連勝而服四夷，大丈夫功業不過如此！有此功業，必有非常之學。小子們在都護幕中，日常俗務纏身，不能時時聆聽教誨，豈不惋惜！今夜風清月圓，都護有暇，何不提點我們幾句，以後求學少走許多彎路。”
徐平一愣，看眾人不但是張載，所有人都充滿期待地看著自己。在他們心裏，還真地以為自己有什麽驚世絕學，隻是沒有表露出來？經學，自己是真地不行，這不是學習能力的問題。實際上徐平自從決定考進士開始，便一直用功於曆代經典，讀書並不比別的讀書人少。不過他前世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哲學方法論，要接受新的放棄舊的不可能，隻能是把自己前世的理論方法跟這個時代結合起來。這更加難，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世徐平所學，無非唯物主義、辨證法、矛盾論、實踐論、個體與整體、普遍與特殊等內容，不是什麽高深的道理，都是學校教的。徐平所長，不過是學得還算紮實。
看著大家期待的目光，徐平想了一會，突然心中一動，笑著站了起來。
這是徐平帥帳，有用來進行戰事分析的黑板。走到黑板前，徐平掂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話。
這句話出自《道德經》，這沒有問題，這年代講三教合一，已經成了河湟一帶高僧的契嵩便就對儒家經典用功很深。這時儒家的排外，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以歐陽修為最。
用粉筆從黑板上“一”字處連了一條線出來，徐平寫了“君子”二字。又從“二”字處連了一條線出來，寫下“仁”字。再從“三”字處連一條線出來，寫下“義”字。
這句話本來是什麽意思不重要，君子、仁、義本來是什麽意思同樣也不重要，以意逆誌，六經注我，新的思想不應該被舊的思想所束縛住。徐平要用自己的辨證法和矛盾論重新解釋這一句話，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前世的思想，要為這個年代的思想推開一扇門。
這並不完全是生造。這句話不是為了這麽解釋說出來的，但確實包含了這個意思。君子、仁、義確實不是像徐平所想這樣定義出來的，但從提出來，到後麵洋洋灑灑文章，又確實帶了這樣的脈絡。徐平新的理解，很容易就從故紙堆裏找到支持。ch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