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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徐平這一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對一件事如此鄭重,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在前世,徐平常聽人說宋朝是重文輕武的時代。能背幾首詩詞,好拽兩句文的人對這樣一個時代心向往之,而對這個朝代對外的窩囊痛心疾首的人,則恨之入骨。


    這個時代是不是重文輕武?是的,而且其嚴重程度遠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內涵卻與前世的理解大相徑廷。重文輕武,並不是文官歧視武將。


    要理解重文輕武是什麽,必須就要知道這個說法起自何方,為什麽出現。這個說法非起自漢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從一個諡號裏有一個“文”字的少數民族帝王說起。


    拓跋宏,後改姓為元宏,北魏高祖,諡號孝文帝。這個人在徐平前世的曆史課本上大書特書,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時期,鮮卑北魏遷都洛陽,開始了被史書稱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內容史書已有詳述,簡要來說,就是政治製度學習漢族王朝,鮮卑改漢姓,易漢服,習漢禮,移風易俗。兩個字概括,就是“漢化”。


    交流與融合從來不是單向的,也不可能單向。有漢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漢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後,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漢化,和中原漢人的反胡化,與一部分胡人的漢化和一部分漢人的胡化同時進行。後來的隋唐兩宋,均是這一進程的產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鮮卑人主動漢化的高潮,在他之後,立即進入了另一個反漢化的進程。標誌性事件,就是六鎮之亂,徐平前世又稱六鎮起義。


    因為遷都洛陽,六鎮軍民曾經作為整個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懷怨恨,遂起兵反叛。他們是保留了鮮卑舊俗的人群,認為南遷洛陽的鮮卑上層,興漢人文治,而忘掉了鮮卑尚武的舊傳統,重文輕武。重視漢人文治,重用漢人,重用漢化的鮮卑人,而忽視他們這些鮮卑舊人。隻有漢化了的鮮卑人才能當大官,而他們這些保留尚武舊俗不識字的鮮卑舊人被朝廷冷亂,國不是國。這場動亂最終使北魏滅亡,此後中原走馬燈一樣改朝換代。


    文武輕重之爭就是起自此時,文指的是漢人文治,武指的是鮮卑尚武的舊俗。漢化的就是文,反漢化的就是武,以價值取向區分,倒是不分漢人胡人。與此對應,文武誰輕誰重伴隨的,是漢化與反漢化。隨著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漢族的知識分子和異族主動漢化的知識分子人群,他們自認為是漢人,武則包括了本來的異族和胡化的漢人,他們自認為是胡人。


    在這場漢化與反漢化的衝撞中,雙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罷我登場,伴隨著無數的血腥殺戮。如爾朱榮平定六鎮之亂,入洛陽後盡殺漢化的鮮卑上層。


    漢人上台,就排擠宗室,興文教。胡人上台,鮮卑輕華人,武職疾文士。經過了數百年的血腥鬥爭,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結果,就是隋唐。


    此後安史亂起,經過二百年亂世,一個由漢化胡人和胡化漢人組成的軍事集團最終崛起。最後由宋代周,趙匡胤依靠這支軍事力量一統天下。這支力量的傳承,就是禁軍。


    曆史總是不按人們的意願來,由於唐朝大量向內地遷入胡族,與以前數百年胡漢爭鬥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了一個由漢化胡人和胡化漢人的群體。而本來應該融合完畢的胡漢之分,就這麽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條路上。


    重文輕武在這個年代特別嚴重,就是因為禁軍的力量已經被限製,就像一匹狼被關進了籠子裏。從宋太宗之後崇文抑武,上來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團。這個時代的文武之爭,依然是數百年前的胡漢矛盾的延續。文官集團對這一點有清晰認知,同樣是統兵的武將,嶽飛便爭取到了文臣集團的認可與支持。雙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變法表現了出來。除了紛紛亂亂的各種改革措施,變法軍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著對外河湟開邊的軍功,著手收拾禁軍集團。封樁闕額,行保甲,意欲把這一集團徹底連根拔起。


    曆史是一個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這個意思,是說曆史本來是由許多事件交織在一起的,為了說明一個問題,你可以取出一個方麵來講。同樣的一件事情,當跟不同的事情聯綴起來,表達出來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當然,曆史的背後必然有一個邏輯,不過大多數人對於尋求這個邏輯沒有興趣,曆史也隻是談資。但對於現在的徐平來說,曆史不是簡單的談資,他需要找出這個邏輯來,這關乎他身家性命。


    曆史自有其軌跡,想著我一個念頭就可以逆天滅地,這想法不應該在曆史進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艱,戰戰兢兢地做事,最後還是走在了曆史的軌道上。他對軍隊的改革,本質上是在走著嶽飛的路,隻是具體手段,外在表現不同而已。他對朝政的改革,實際上在走王安石的路,雖然具體施政差別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終殊途同歸。


    這件事情有多難?徐平隻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輕武,和這個年代的重文輕武有多大差別,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決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後還能被改得麵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個方向。這要麵對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輕武被重新提出來,作為王朝滅亡的最大罪證,是在清朝。清朝與鮮卑北魏有諸多類同的地方,六鎮之亂導致北魏滅亡讓他們引以為戒。提出重文輕武的危害,一在於告誡旗人和漢人入旗者,不可漢化,不然六鎮之亂就是前車之鑒。二在於警告漢人,你們從祖上就是隻有文治,沒有武力,好好接受統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統治上層逼著別人做,漢族本身的知識分子也自覺地,在這一套話語體係中添磚加瓦。如趙翼《二十四史劄記》中說孝文帝:“蓋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蓋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


    重文輕武的話語體係,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反漢化。這不是胡化,胡化與反胡化的矛盾已經消失,軍事體係中從根本的立軍之本理論上的矛盾就是漢化和反漢化。


    用重文輕武導致武事廢弛這套話語體係來論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異族入中原前的漢朝和漢朝之前去的,因為這本是胡人軍事文化的特點。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來就是草原上千年來不斷上演的場景。隻是這種軍事文化來到中原,最終與中原強大的文化與經濟結合起來,立國幾十年軍力潰爛之後,還能夠用中原物力強行續命。


    這其中的關鍵,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傳統上所依賴的,漢族的軍事文化與製度已經斷代。數百年被胡人的軍事力量死死壓住,漢人自己也失去了軍事上的信心,被動主動地接納了鮮卑帶來的軍事文化。從那個時候再論兵事,可以看出來跟兩漢的明顯不同。


    最終漢人的文與胡族的武,在雙方的互相作用,交流與碰撞中,一起揉合出來一個怪胎。漢朝兵民一體的傳統從此斷代,軍隊與社會隔絕,成為了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世代相傳,不事生產,靠著兵餉過活。各方接受,是說軍外的人為這個群體提供資源,這個群體持刀槍保護軍外的人,一如當年高歡說出來的理論。大宋斂天下之財以養軍,便是基於這樣一個基礎。當然事實是他們沒有起到保護的責任,索求的資源還越來越多。不能對來敵戰而勝之,還索求無厭讓國家供養不起,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產生。


    隻有改朝換代的時候,這個群體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簡單,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樣的路數,不過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這麽一個完全寄生性質的人群。他們隻能依賴於政權,政權一散,這些人就衣食無著。而且他們是舊政權的幫兇,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這麽一個集團,接納他們,不然他們就隻有一死,這是他們所謂忠誠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們手中,戰力再差,也能夠壓製住境內造反的人。


    這樣一個外來文化寄生性質的軍事集團,天然帶著草原上基因。當有利可圖,勝利唾手可得的時候,他們耀武揚威。而一當外敵強大,就畏敵如虎,與敵合作是第一選擇。他們本是寄生在自己國家上的,與社會與人民割裂,沒有保家衛國的自覺。


    這樣一個軍事集團,初興時,可能戰力強大,一安定下來,便迅速墮落。能打仗是為了多搶錢,而安定下來之後,隻要提籠遛鳥,就能拿著刀從寄生的母體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對外作戰一有不利便投降動搖,對內鎮壓則窮兇極惡,是他們骨子裏的基因。


    這樣一種文化,這樣一個拿著刀的集團,看起來應該是國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實不然。關鍵在於,這樣一個集團,裏麵的人不事生產,不勞而獲,就可以過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襲的。從這個集團形成起,就有許多人想過這樣一種生活。表現為軍事集團隻是那時候軍力是天下根本,當軍力無此力量,也有人想換一種名目繼續再造一個別的什麽集團出來。隻要把這個軍事集團的曆史洗清,把理論做實,新的集團也就有了基礎。


    這個集團也以表現為文人團體,可以表現為宦官團體,也可以表現為商人,甚至銀行家,各種各樣的名目。隻要能夠世襲,不勞而獲,輕易獲得社會資源,就有人向往。南宋滅亡,這個軍事集團破產。數百年後,還能夠再次以八旗製度還魂,可以想見其生命力。


    這樣一個集團的文化,天然帶有反漢化的性質。他們可以是漢人,卻會反對漢文化進入軍中。和平時期,軍事力量地位下降,他們會選擇卑伏。對朝廷小心謹慎,而對屬下則加倍刻薄。對朝廷謹慎以免禍,對屬下刻薄以斂財。一旦戰起,則以戰事脅國家,隻顧私利而不顧大義。勝了就耀武揚威,索求無度,敗了就垂頭喪氣,慫恿投降。國家一亂,朝廷權威一失,要麽割地自立,要麽轉身投敵。對國家,對人民,沒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輕武追述古代興亡,如果是漢人王朝,必把天下喪失的責任推在文官集團的頭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則就成了因為漢化而滅國,沒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漢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漢化亡的,一個話語體係,取向顯而易見。這樣做不需要從史料上費多少功夫,因為武人集團帶有胡族文化基因,漢人王朝必然輕視。這是必然,也是史實。而至於在真正的曆史上,這些人分別扮演了什麽角色,已經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麵的論斷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並不影響總體判斷。隻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這套話語體係生命力之強大,讓人心生畏懼。在徐平前世,介紹少數民族的時候,如果是漢化程度深的,必然帶上由此帶來的天生柔弱。如果漢化程度淺的,必加一句這是一個尚武善戰的民族。曆史上是什麽樣子不重要,隻要頑強地不被漢化就足夠了。


    要理解這個年代重文輕武的性質,徐平前世有參照物。


    太祖時曾掌禁軍大權的大將黨進是胡人——這不奇怪,禁軍集團本就是由漢化胡人和胡化漢人組成,再強調一遍,要注意這一個人群天然的動搖和投降傾向——本不識字。北宋立國之後,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盡讀書之意。黨進查看風向,也想學著說兩句有文氣的話,表示自己也讀書。他在太祖麵前留下魯樸的形象,其實又慣會巴結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個很會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讓人幫著把自己要說的呈辭寫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結果麵見太祖的時候,卻又一時忘了,憋了半天說不出來,隻好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完全詞不達意,讓宋太祖一頭霧水。此事在朝中傳為笑談,他解釋道:“我見那些窮措大受掉書袋,我也掉兩句,讓陛下知道我也讀書了。”


    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來作為宋朝崇文抑武,逼著武將出醜的例子。其實黨進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說,他是個偽為魯樸而實際善鑽營的人。背過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麵前說出來更符合他的人設。讓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書袋,表示自己讚同提倡文治的風氣。而沒有做到,說明自己的質樸,從兩個方麵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與此相映成趣。


    那個時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級官員,愛在記者公眾麵前講英語。其實他們麵對的是本國記者,本國觀眾,說的是本國事情,卻非要在話裏摻進英語去。這個習慣其實與黨進見太祖時的表現沒有不同,隻是麵對局勢,低下自己的頭顱,向占據優勢的集團文化行禮。黨進低頭的是漢人文官集團,講英語的人們則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對於某些身份的人來說,如果如同黨進一樣想說而說錯,則更加精妙,同時討好兩個群體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緒,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輕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勢力占上風,便就重武輕文。而隨著時間發展,胡族在漢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輕武轉變。到了大宋立國,這一切就已經都水到渠成。文武之爭,是漢化和反漢化之爭。漢化成為了主流,則重文輕武就是主流。


    如果沒有自己的切身經曆,身處其境理解,徐平是不會想到重文輕武是這個意義。那個年代重文輕武這套論述曆史的體係,已經又換了另一副樣子。本來這是異族反漢化而使用的詞,在經過移花接木,改頭換麵之後,完全成了另一個樣子。文和武,被替換了文官集團和武將集團,而後發揮。重文輕武本就是漢人王朝的事實,史實俱在,連史料都不需要東找西找,隻要把結論換掉就可以了。


    會給徐平造成這樣的困惑,自然是曆史這個小姑娘,怎麽打扮都看著順眼。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漢族勢弱,異族入主中原的時候,擁抱異族文明,主動胡化的漢族人群,表現出來的身份是武將。而在徐平前世,國門大開,最先被外麵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現出來的身份恰恰是武將的對立麵。


    內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現出來的外表又恰好對立,相距千年的人群產生了共鳴。重文輕武這個話語體係,被重新打扮一番,來抬升前麵兩千年他們同路人的地位。曾經是異族用來防漢化的這個詞,打扮成了漢族文化基因裏的軟弱,從根子上證明漢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來的,便是漢人不要再犯重文輕武的犯誤,積極擁抱新文明,迎接新時代。那個打扮成軍事集團的寄生群體已經煙消雲散,但放下刀槍,拿起毛錐子,他們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種方式,幻想著再建立一個披上別的什麽衣服的世襲集團。


    徐平自問,前世自己這種小人物自不足論,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滿滿地做自己現在要做的事?而禁軍集團,比前世那些不成氣候的人不知道頑固多少。


    徐平並不能一一預知自己將麵對的困難,但他能夠體會到,在前世做這類事情,將會有多少艱難險阻,滔天巨浪。一個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還要從曆史裏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給自己取字雲行,寓意“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時候隻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徐平卻真地要背起這個“天下平也”的責任。他不敢奢望為萬世開太平,但最少在麵對外敵的時候,不能再如曆史上一般,讓這個寄生的軍事集團禦外敵瘋狂斂財,上陣全不用命。當無法支撐便搖身一變,為敵前驅,在已被解除武裝的中原大地上燒殺千裏。


    永嘉之亂,中原陸沉,這片大地已失漢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漢人的武德立起來。如果天有文武二德,這就是再造天地之舉。難與不難,其間自知。


    漢人的軍製其實也簡單,無關募兵征兵,無關常備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層、心理上麵與這片土地合為一體。兵就是民,需要他們穿上戎裝就穿上戎裝,需要脫下來的時候就脫下來。穿上戎裝是兵,脫下戎裝是民。以後當不再有武人,不該有人跳著腳說“吾輩戰爭奪富貴,馬上覓封侯”,隻有麵臨外侮,上陣浴血殺敵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體,隻是手中拿著的東西不同。外敵來侵,自當奮起抵抗,不問待遇,不問自己的前程,因為這本是自己的責任。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槍為國而戰,是民的忠。對有功者封爵厚賞,是國的恕。民失忠,則加以刑戮,國失恕,則群起而攻。


    這種軍事文化之下,表現出來的核心,便是不許兵將世襲,軍中不能全賴階級法。


    出現曆代從軍的將門很正常,隻要這是在正常的軍製之下。但是,軍中不能兵將全來自於同一個集團,世代相襲。


    便如這個年代,文人投筆從戎是沒有機會的,沒有上麵的人賞識你,老死也隻能是一個小兵。以軍功升遷,首先你得有計軍功的資格。陣前殺敵朝廷計功,如果隻是士卒,那麽賞錢是給你的,軍功升遷則是統兵官的。而在軍中,小卒基本沒有機會成為統兵官,能夠改變身份的,最好是升為班直。不管是曆史上的狄青,還是天都山下戰死的任福,他們能從小卒成為大將,都是從班直外放兵職。


    班直不能類比於後世軍校,因為軍校是向全民開放,為軍隊服務,而班直不是。把軍校變成班直的形式,向社會封閉起來,就會形成軍隊脫離國家和社會的傾向。而在脫離於國家和社會之後,軍隊就有了與統治者個人結合的需求,不管這個人稱皇帝,還是換一個名字。隻有與最高統治者結合,才方便他們把社會資源自己轉移。這種結合不是對統治者的忠誠,忠誠隻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們轉移社會資源的能力不足,他們就會換個主子。


    統治者喜歡這麽一個集團,就是因為表象的忠誠。隻要你還有錢給他們,他們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歡天喜地執行對內鎮壓一切反對力量的使命。外戰輸了不重要,隻要你付的價錢還是能比別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湯。隻是天下之財有限,而人的貪欲無限,終有一天統治者會給不起價錢,他們中的很多人會搖身一變,去找那個給得起錢的人。


    這樣一個群體,戰鬥力會飛速下降,天下之財會被很快消耗。這中間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種因素,便就成了一個朝代存續時間長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內,外無強敵,付出的成本便會小一些。強敵環伺,則很快天下就無法承擔。斂財能力強的政權,支撐的時間長一些,而斂財能力弱的政權,則就迅速滅亡。


    大宋斂天下之財以養兵,連皇族都要忍耐讓步,更何況其他群體。支撐這樣一支軍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強那麽一點點。隻不過這支軍事力量是為了鎮壓內部而生,麵對外敵天生就沒有戰鬥力,穩住了內部,最終還是要被外敵滅掉。


    軍隊是一個特殊群體,必講階級。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隻剩一個階級法,軍隊也就成了私軍,成了統兵官的個人物品。軍隊對國家的忠誠,就被替換成了統兵官對國家的忠誠。而在以利益收買來換取軍隊支持的邏輯下,收買統兵官比收買軍隊便宜一點。


    為誰而戰?喊口號是沒有用的,製度上保證才可以。在世兵世將,統兵官絕對掌控一支軍隊的時候,什麽樣的口號都沒有用。軍法執掌者為什麽要獨立於統兵官之外?就是要監督製度的執行。徐平設軍法司,本就是沿自漢朝的軍法正。


    一切行動聽指揮,和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不是一個意思。前者說的是軍人的責任,後者說的是軍人是統兵官的奴隸。指揮不來自統兵官個人,而來自於他這個身份,來自國家賦予他的權力。個人和職務要分清,製度首先要確保這一點。


    天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是國家大事,軍隊是國之重器,豈容幾個野心家當成自己搏封侯奪富貴的工具。兵哪怕當一輩子,也隻是穿著戎裝的民,而不是脫離於社會,與國家和民族無關的一群世襲之人。兵民一體,隻有在這個邏輯之下,戰功封侯才榮耀。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中原陸沉,巨大的軍事打擊之下漢人的軍事傳統喪失。如果說天下有文武二德,則自那個時候起,漢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不可能是簡單的漢化,單向何談交流?在這個過程中間,有胡人的漢化,同樣也有漢人的胡化,同時還伴隨著反對的思潮和行動。這種軍事傳統和政治結構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勢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麵麵的交流與碰撞中完成的。


    說這種軍事傳統帶著胡風,不是說他就是鮮卑人帶著來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後發展出來的。這裏麵有胡人風俗,自然也有漢人貢獻,特別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漢族文人。


    小時候看電影,坐下之後問大人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小孩子需要用這種思維來認識世界。但麵對滾滾曆史洪流,還要用這種思維,硬要從裏麵找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來,就隻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漢人和主動漢化的胡人統一稱為漢人,把胡人和主動胡化的漢人稱為胡人,那麽在這個交流、融合、碰撞的過程中,胡人提供了軍事實踐,漢人文人建立了理論基礎。


    當然這是指一個大概,軍事理論也有胡人功勞,漢人同樣參與了實踐。


    理論是依據於實踐而生,從屬於實踐,從而指導實踐。認為天生就有一個真理,你隻要能夠找出來,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國人沒有這種文化傳統。天道有常,而世事無常。天道雖有常,卻無法捉摸,隻有無常的世事,才能夠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徑。


    首先是新的軍事實踐代替了以前傳統的軍事實踐,才產生了新的理論體係。


    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談軍事,必是開口亞曆山大,閉口拿破侖。如果你問他中國傳統的軍事文化,他會一臉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麽好討論的?”


    打敗了,不管是因為什麽原因,就是敗了,必須要麵對這樣一個結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繼續上路。而懦弱者,則從此就站不起來,趴在勝者的腳下。


    當年中原陸沉後,也同樣有大量的漢族文人像後來談論亞曆山大、拿破侖一樣,談論著殺進中原的胡人將領。不知道因何而敗,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如何去取勝。然而終究還是要一條出路,那隻好從敵人那裏去學習了。


    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印記,帶著自己文化裏的基因,再去學習,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學習。如果把模仿當作學習,看見敵人這樣做了,所以打敗我了,我隻要也這樣做就可以了。這不是學習,這隻是動物的應激反應,最多帶了一點人類模仿的智慧。


    曆史的進程總是由一對又一對的矛盾構成,哪個方麵,哪種矛盾是主要的,是認識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天下大事不是隻有戰爭,但是在戰爭裏,不管是理論和實踐,漢化和胡風卻是一對主要矛盾。這裏的胡風不是說禁軍集團依然是胡人,他們是漢人,進入中原的胡族漢化已經完成。或者換一種說法更貼切,因為還帶有胡風,繼續漢化還是反對漢化是此時軍事理論和實踐中的主要矛盾。


    曆史大勢當中,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維非要找出好人壞人來,而是認識實踐,抓住主要矛盾。徐平是認為禁軍集團這個整體是阻擋他更進一步的敵人,但禁軍裏的每個個體,每一個人,不管是將校還是士卒,徐平並無成見。


    任福忠勇奮戰而死,徐平給以最高殊榮,致以最大的敬意,並不會因為他是禁軍看低了他。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禁軍整體是敵人,但禁軍中的某些將領有可能是盟友。即使不是盟友,他盡了自己的職責,做出了自己的犧牲,依然可敬。


    韓長鸞是北齊後主高緯的權臣,是個胡化的漢人,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歡說的話,是:“狗漢大不可耐,惟需殺卻!”


    這支禁軍的源頭,就是這樣的群體,隻是在曆史的長河中不斷地變著顏色。在曆史的進程中,他們的作風、習慣、風俗不斷在變,但反漢化的本質沒有變。


    徐平抬起頭,看著不遠處的青山,兩山之間一條穀道,直通大漠草原。他將從這裏向北殺去,元昊已不足論,下一次將迎契丹大軍於兩漢故邊塞。


    徐平知道自己今後的日子將艱難無比,哪怕知道皇帝趙禎和文官集團會站在自己這一邊,依然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但他依然選擇挑起這副擔子,不能退縮。怎麽能夠退縮呢?再難也要扛著走下去。


    沒有辦法,自己是一隻漢狗啊,將要麵對的人覺得大不可耐,總不能引頸就戮。自己一死不足惜,總還要顧念妻兒,顧念那些對自己寄予厚望的人們。隴右軍一路打過來,路邊總有百姓焚香以迎,徐平要報答那些香火啊。


    要想徹底地改變禁軍,就要先打敗他們在北方的精神寄托。滅一黨項,堂堂列陣於陰山之下,迎戰契丹大軍。敗了,徐平以死謝天下,自己才不足,該死!就如任福所說,我為朝廷大將,不能帶兵滅賊,已是死罪,其餘何足道。勝了,對於徐平來說就是一個新的開始,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從容去做。對於契丹,敗了,則一切就已經結束。


    迴過身來,徐平取出自己都護府的符令,朗聲道:“甘昭吉,出列聽令!”


    甘昭吉兩腿發軟,強自奮起,跨出班列,叉手唱諾:“末將甘昭吉,謹聽都護令!”


    徐平把符令交予他的手中,厲聲道:“自鎮戎軍至慶州,五百裏,我給你三日限,快馬到那裏。晚一天,杖二十,晚兩天,杖五十,晚三天,杖一百!逾期三日不到,則你派身邊親隨提你人頭,迴都護府繳還軍令!”


    甘昭吉咚地跪在地上,叩首道:“末將何膽,敢違都護軍令!”


    徐平看著他,沉聲道:“敢與不敢,皆不須言!我已寬限你時日,違限,死罪!你持我軍令,捧都護府天子劍,飛馬赴慶州。令許懷德,自你到日,五日內點齊兵馬。何軍該發何軍不該發,自有名錄付於你帶去。自第六日起,許懷德當統點集起來的兵馬,沿馬嶺水北上,取環州,趨韋州。我這裏大軍即日北上,我到韋州日,許懷德當至。不到,死罪!”


    甘昭吉叩頭道:“謹遵都護軍令!若違令,死罪而已!”


    徐平微微點了點頭道:“此去慶州,汝監許懷德軍,有進無退!一人退,殺一人,全軍退,殺全軍!你做不到,我殺你!”


    甘昭吉拚命在地上叩頭,高聲應諾。他當然聽得出來,此時的徐平已經殺氣騰騰,說殺人就是真要殺人,不是嚇唬你。徐都護為人和藹,但隻有一點讓人害怕,認真起來嚇人。


    徐平又道:“自許懷德大軍拔營起程,當日行三十裏。不足三十裏,你麵責。兩日行不足六十裏,杖三十。三日行不足九十裏,杖一百。連違三日限,斬!你捧天子劍,代吾為天子使,監其行軍進止。杖刑你親驗,死罪你持劍斬其頭!——做不到,我砍你的頭!”


    甘昭吉隻是拚命叩首,連連應諾。徐平用這個態度來說話,別說是要砍他的頭,就是要把周邊各國王的腦袋全砍下來,甘昭吉也是深信不疑。徐平從來沒有如此嚴肅過,但他與這次有稍微相似的幾次,一滅番落禹藏部,二敗元昊卓羅城,三在天都山下亡黨項精銳。


    徐平從來沒有嚇唬過自己屬下將士,也沒有嚇唬過甘昭這些特殊身份的武官。他這樣正式說話的時候,真不是嚇唬你,說殺人那就是一定要殺人的。


    此次北上,徐平不但要滅掉元昊,還要把自己管下的所有軍事力量統合起來。許懷德統下的數萬禁軍精銳,是徐平要處理的。如何處理,隻看此次攻韋州的戰事如何。


    人哪,感覺最幸福的時候是渾渾噩噩,諸事不管,隻求一個吃得開心,做事順心。但當有一天你跨過了這一步,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要去挑起一副千斤重擔,偶爾還會懷念起以前的幸福時光,但讓你把這副擔子卸下來,卻是怎麽也不肯的。


    人這一生,除了追求好的生活,除了追求滿足私欲,還有一種東西叫責任。


    來到這個世界,徐平想的是一世富貴,甚至連子女的未來,他都覺得要自己爭取。門閥沒了,世家已經消散,何必要去為這一個並沒有什麽光彩的傳統還魂?徐平會給自己的兒女以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環境,但他們的未來,需要自己去掙出來。想要躺著世世代代富貴,徐平大兒刮子扇出門去。我給了你們這麽好的條件,想要的,自己掙去。


    這樣想,徐平越發覺得世兵世將的軍事世襲體製礙眼。此次北上,覺得得會幫自己的人真幫了自己,戰事一切順利自然好說。但如果不幸,盟友並不是盟友,大軍北上戰事不如自己的預期,後果就能預料。但徐平不會後悔。哪怕因為這一個決定,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前方是刀山火海,萬丈懸崖,他還是要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嗯,用前方的黨項和契丹人的話說,自己就是一隻漢狗。你如何看我,與我何幹?我既如此,就當背起這樣的責任。我有這個機會,我能衝上去,那我就衝上去了,一切就讓鮮血來證明吧。我血流盡了,甚至後世考證出來,我徐平不是為了自己的責任,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裹脅將士們去打無謂的戰爭,又如何?還是任福的那句話,今日我為統軍大將,率二十萬將士,決戰於大漠荒原,敗了,我本就該死!


    該死的人那便就去死了。如果蒼天有幸,祖宗有靈,不讓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我自要還這世界一個朗朗乾坤。文成武德,善莫大焉。


    大丈夫,取富貴如舉手之勞,殫精竭慮蠅營狗苟為五鬥米豈不羞恥!今居高位,手握重兵,自然需為天下謀,為眾生想。性命,也不過爾爾,有何所惜!


    賀蘭踏破蕩陰山,十萬天軍渡蕭關。富貴封侯何足論,縱軍驅馬勒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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