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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前世隱約有記憶，範仲淹因為所謂君子黨被呂夷簡迫害，歐陽修因此寫《朋黨論》。曆史上隻是輕描淡寫，現在徐平可不敢掉以輕心。前世自然不知道，現在才明白，從君子黨小人黨，到新黨舊黨，實在是一脈傳承，所來有自。
自宋開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明確黨爭，發生在太宗時期，胡旦、趙昌言等人公開結黨，銳意鑽營。君子黨和小人黨的理論先導，正是在此時發生。以文章得享天下大名的王禹稱，作《朋黨論》，提出小人有黨，君子也可以有黨。而且，如果君子無黨，則不能與小人之黨相爭，就會天下大亂。
第二篇持這個論調的《朋黨論》，自然就是曆史上歐陽修所作的那一篇了。那文章寫在什麽時候？範忠淹因為被指為範黨領袖，貶出京城，且榜其事於朝堂，當時朝裏不少官員竟以位列範黨門下為榮。歐陽修的《朋黨論》，不僅僅是一篇文章，而是有明確的政治意義。君子黨與小人黨之爭，從此由幕後走上前台，左右政壇。
其後的曆史，徐平雖然沒有印象，但大致的脈絡還是隱約有感覺。
此後，司馬光中進士之後不久再作《朋黨論》，蘇軾繼歐陽修後《續朋黨論》，蘇軾門人秦觀再作《朋黨論》。其中除了司馬光是結合事實論史，蘇軾和秦觀都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文章出現的時間恰恰在朝中黨爭激烈的時候。
以論事起，而以論人終，幾乎是歐陽修寫文的標誌，炮火隻是偶然濺到了徐平的身上。不去論一個人的功過得失，而專一去貼上君子小人的標簽，是歐陽修及其一脈相承的文人的特點。歐陽修如上，他的兩個得意門生王安石和蘇軾又何嚐不是？
向前再發展一步，同我者君子，不同我者小人，政事徹底成為意氣之爭。
什麽是小人？什麽是君子？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簡單一句話，言利的是小人，言義的是君子。在這之間，再雜上性善性惡之辨，論忠直邪正，基本就大概內容了。
很不幸，徐平想來想去，從思想根源上，自己貌似怎麽都是要劃在小人一邊。
看了看身邊一時沉默不語的範仲淹，徐平的心裏暗暗歎了口氣。
兩人在同一天升為待製，徐平為龍圖閣待製，範仲淹為天章閣待製，自己的位次在範仲淹之上。這一段時間以來，徐平在三司培植勢力，而範仲淹一樣在身邊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徐平在三司，把持大權，提掖後進，重用年輕人，但秉持一個原則，就是不營私利，不植私黨。範仲淹也一樣不營私利，甚至對於自己的升遷榮辱都置之度外。但要說不植私黨，就值得商榷了。
後來的歐陽修為什麽要寫《朋黨論》？因為範仲淹明顯有結黨的嫌疑。當然，說他那是私黨也不正確，這些人是因為理想聚在一起，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南京應天府的時候，應晏殊之邀，範仲淹在那裏首建官學，這是天下州學縣學的發端。管理官學的同時，範仲淹也授課，精研學問。後人所謂宋學，範仲淹實為開山之大家。後人讚其為千年第一名臣，固然是因為他在做官時的操守讓人欽佩，更由於他開了宋朝學術的局麵，此時的學問大家，大半受過他的提攜和指導。更重要的是範仲淹樹立了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風貌，“時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範仲淹是真君子，徐平對此沒有任何意見，但要說聚在他身邊的就是君子黨，人人都是君子，徐平不信。歐陽修和蔡襄出言無忌，專門喜歡論人長短，哪裏有君子醇醇之風了？滕宗諒好財，怎麽就不說“小人喻於利”了？
透過千年的迷霧，再加上固有的印象，前世徐平隻有一個朦朧的粗略印象，置身這個時代，卻不能夠再那麽糊塗。
那個窮其一生東奔西走，因言論迂闊而一生不得重用，有誌難伸的孟子，像一個若有若無，巨大的影子，在影響著這個時代。
漢儒已降，諸學派紛紜，到了五代儒家麵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宋儒要剝離漢儒的天命論，讖緯之學，不尊荀就尊孟，幾乎沒有什麽選擇。打倒以前的各家，尤其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帶神秘色彩的儒，而代之以人為基礎的儒家學派，是合力。
而舊儒已倒，新儒未立的時候，夾在尊孟非孟之間，以“義利之辨”為基礎，分君子和小人，黨同伐異，便就成為了主流。
孟子“吾養浩然之氣”，“合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當年他也隻是跟人辨論的時候嘴痛快，千年之後投射到這個時代的讀書人身上，就發生了變異。歐陽修這些人那麽奇怪的性格怎麽來的？跟思想導師孟子脫不了關係。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而奸民不懲。”後人經常提起前一句，後一句的殺氣騰騰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台，做起事情來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將對手斬草除根。
這兩派你方我唱罷我登場，紛紛擾擾了幾百年，最終隨著中原淪陷，歸於沉寂。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思想終究還是植根於社會現實，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不一定就是正確。這個時代產生了這種思想，是曆史和現實的合力，並不是哪個人心血來潮。孟子早已經被埋在故紙堆裏，一千年來地位怕還不如稍知名一點的孔門弟子。到韓愈把他推起來，地位越抬越高，自然有其社會的現實需要。
人是社會的動物，是有思想的，社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主流思想。沒有，也會自己造出來，要不就會被敵人硬塞進來。儒家興起，與佛道勢力的擴大不無關係。
歐陽修排佛抑道，但對佛道經典極為精通。範仲淹也排佛，學問更是兼通道佛兩家。他們都是在了解對方的基礎上，來排來抑的。
生逢這個時代，徐平便也就要適應這股潮流。以自己一個人的思想，去弓雖（女幹）一個時代的人的思想，徐平不是那種瘋子。學習、理解、改造，想在這個時代有所作為，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隻要用功，總能夠改造成功。
儒家再腐朽，能腐朽得過一神教？孔子再保守，能保守得過那說天下人都是待罪羔羊的？從到處抓女巫，發展到發達的工業社會，歐洲人該信什麽還是信什麽。橫跨一千年，麵對相對容易改造的儒家，如果連改造成功的自信都沒有，那要讓人笑掉大牙了。後人不肖，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動不動恨祖宗，也太過沒出息。
義利之辨是命門，由此發展到君子小人之爭，徐平所做的一切一不小心就會毀於一旦，這是他所不能允許的。
歐陽修動不動由論事到論人，已見端倪。範仲淹周圍聚集了一群人，時不時就論呂夷簡是小人，小人當道，國運不久。
現在他們針對的是呂夷簡，這還一小心就濺射到了徐平身上，等到呂夷簡真地一倒台，徐平隻怕就會被掛起來當那個小人了。曆史上王安石一上台，富弼就指他為奸邪小人，勢不兩立，最後王安石被逼到了什麽樣子？
不管出於什麽目的，徐平都必須把這股邪風壓下去。朝政論事不論人，議人則論跡不論心，這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否則，很快就會無法收拾。
徐平現在需要呂夷簡在台上頂著，這是最後一個壓得住朝野場麵的傳統意義上的大臣，思想派別上比較中立，不會激化矛盾。從心理上，徐平讚同範仲淹大公無私一切為國的思想，但範仲淹手裏的刀太鈍，砍下來該切的地方切不掉，受到連帶的傷害太多。徐平受不了，這個時候很多人也沒有做好準備。
立言，這個時候徐平是不得不立。隻要再過十年時間，就沒有了安心做事情的空間，大半朝臣都會陷入到君子黨小人黨的爭論中去，黨同伐異。
在這兩年裏，徐平必須解決義利之辨，把引起混亂的引信拔掉。解決的辦法，自然還是從財富是什麽，勞動可以創造財富入手，這才是思想爭論的根子。義利之辨在這個年代爭論這麽激烈，本來就說明了問題，時代需要解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蔡齊和李諮兩個人從遠處走過來，對徐平道：“剛才看你們幾個人在這裏說得熱烈，不好打擾，我們讓韓琦和王拱辰兩人帶著在莊裏走了一圈。徐待製，你這個莊子了不得啊！無論是耕是牧，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
晏殊是個八麵玲瓏的人，沒有什麽開一代新局麵的誌向，兩位宰執過來剛好解了尷尬，他出了口氣，說道：“可不是。徐平在邕州能建蔗糖務，絕非僥幸！在他這莊子看一看，如果天下農耕都是如此這般，何愁國不強民不富？”(未完待續。)
徐平前世隱約有記憶，範仲淹因為所謂君子黨被呂夷簡迫害，歐陽修因此寫《朋黨論》。曆史上隻是輕描淡寫，現在徐平可不敢掉以輕心。前世自然不知道，現在才明白，從君子黨小人黨，到新黨舊黨，實在是一脈傳承，所來有自。
自宋開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明確黨爭，發生在太宗時期，胡旦、趙昌言等人公開結黨，銳意鑽營。君子黨和小人黨的理論先導，正是在此時發生。以文章得享天下大名的王禹稱，作《朋黨論》，提出小人有黨，君子也可以有黨。而且，如果君子無黨，則不能與小人之黨相爭，就會天下大亂。
第二篇持這個論調的《朋黨論》，自然就是曆史上歐陽修所作的那一篇了。那文章寫在什麽時候？範忠淹因為被指為範黨領袖，貶出京城，且榜其事於朝堂，當時朝裏不少官員竟以位列範黨門下為榮。歐陽修的《朋黨論》，不僅僅是一篇文章，而是有明確的政治意義。君子黨與小人黨之爭，從此由幕後走上前台，左右政壇。
其後的曆史，徐平雖然沒有印象，但大致的脈絡還是隱約有感覺。
此後，司馬光中進士之後不久再作《朋黨論》，蘇軾繼歐陽修後《續朋黨論》，蘇軾門人秦觀再作《朋黨論》。其中除了司馬光是結合事實論史，蘇軾和秦觀都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文章出現的時間恰恰在朝中黨爭激烈的時候。
以論事起，而以論人終，幾乎是歐陽修寫文的標誌，炮火隻是偶然濺到了徐平的身上。不去論一個人的功過得失，而專一去貼上君子小人的標簽，是歐陽修及其一脈相承的文人的特點。歐陽修如上，他的兩個得意門生王安石和蘇軾又何嚐不是？
向前再發展一步，同我者君子，不同我者小人，政事徹底成為意氣之爭。
什麽是小人？什麽是君子？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簡單一句話，言利的是小人，言義的是君子。在這之間，再雜上性善性惡之辨，論忠直邪正，基本就大概內容了。
很不幸，徐平想來想去，從思想根源上，自己貌似怎麽都是要劃在小人一邊。
看了看身邊一時沉默不語的範仲淹，徐平的心裏暗暗歎了口氣。
兩人在同一天升為待製，徐平為龍圖閣待製，範仲淹為天章閣待製，自己的位次在範仲淹之上。這一段時間以來，徐平在三司培植勢力，而範仲淹一樣在身邊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徐平在三司，把持大權，提掖後進，重用年輕人，但秉持一個原則，就是不營私利，不植私黨。範仲淹也一樣不營私利，甚至對於自己的升遷榮辱都置之度外。但要說不植私黨，就值得商榷了。
後來的歐陽修為什麽要寫《朋黨論》？因為範仲淹明顯有結黨的嫌疑。當然，說他那是私黨也不正確，這些人是因為理想聚在一起，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南京應天府的時候，應晏殊之邀，範仲淹在那裏首建官學，這是天下州學縣學的發端。管理官學的同時，範仲淹也授課，精研學問。後人所謂宋學，範仲淹實為開山之大家。後人讚其為千年第一名臣，固然是因為他在做官時的操守讓人欽佩，更由於他開了宋朝學術的局麵，此時的學問大家，大半受過他的提攜和指導。更重要的是範仲淹樹立了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風貌，“時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範仲淹是真君子，徐平對此沒有任何意見，但要說聚在他身邊的就是君子黨，人人都是君子，徐平不信。歐陽修和蔡襄出言無忌，專門喜歡論人長短，哪裏有君子醇醇之風了？滕宗諒好財，怎麽就不說“小人喻於利”了？
透過千年的迷霧，再加上固有的印象，前世徐平隻有一個朦朧的粗略印象，置身這個時代，卻不能夠再那麽糊塗。
那個窮其一生東奔西走，因言論迂闊而一生不得重用，有誌難伸的孟子，像一個若有若無，巨大的影子，在影響著這個時代。
漢儒已降，諸學派紛紜，到了五代儒家麵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宋儒要剝離漢儒的天命論，讖緯之學，不尊荀就尊孟，幾乎沒有什麽選擇。打倒以前的各家，尤其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帶神秘色彩的儒，而代之以人為基礎的儒家學派，是合力。
而舊儒已倒，新儒未立的時候，夾在尊孟非孟之間，以“義利之辨”為基礎，分君子和小人，黨同伐異，便就成為了主流。
孟子“吾養浩然之氣”，“合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當年他也隻是跟人辨論的時候嘴痛快，千年之後投射到這個時代的讀書人身上，就發生了變異。歐陽修這些人那麽奇怪的性格怎麽來的？跟思想導師孟子脫不了關係。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而奸民不懲。”後人經常提起前一句，後一句的殺氣騰騰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台，做起事情來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將對手斬草除根。
這兩派你方我唱罷我登場，紛紛擾擾了幾百年，最終隨著中原淪陷，歸於沉寂。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思想終究還是植根於社會現實，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不一定就是正確。這個時代產生了這種思想，是曆史和現實的合力，並不是哪個人心血來潮。孟子早已經被埋在故紙堆裏，一千年來地位怕還不如稍知名一點的孔門弟子。到韓愈把他推起來，地位越抬越高，自然有其社會的現實需要。
人是社會的動物，是有思想的，社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主流思想。沒有，也會自己造出來，要不就會被敵人硬塞進來。儒家興起，與佛道勢力的擴大不無關係。
歐陽修排佛抑道，但對佛道經典極為精通。範仲淹也排佛，學問更是兼通道佛兩家。他們都是在了解對方的基礎上，來排來抑的。
生逢這個時代，徐平便也就要適應這股潮流。以自己一個人的思想，去弓雖（女幹）一個時代的人的思想，徐平不是那種瘋子。學習、理解、改造，想在這個時代有所作為，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隻要用功，總能夠改造成功。
儒家再腐朽，能腐朽得過一神教？孔子再保守，能保守得過那說天下人都是待罪羔羊的？從到處抓女巫，發展到發達的工業社會，歐洲人該信什麽還是信什麽。橫跨一千年，麵對相對容易改造的儒家，如果連改造成功的自信都沒有，那要讓人笑掉大牙了。後人不肖，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動不動恨祖宗，也太過沒出息。
義利之辨是命門，由此發展到君子小人之爭，徐平所做的一切一不小心就會毀於一旦，這是他所不能允許的。
歐陽修動不動由論事到論人，已見端倪。範仲淹周圍聚集了一群人，時不時就論呂夷簡是小人，小人當道，國運不久。
現在他們針對的是呂夷簡，這還一小心就濺射到了徐平身上，等到呂夷簡真地一倒台，徐平隻怕就會被掛起來當那個小人了。曆史上王安石一上台，富弼就指他為奸邪小人，勢不兩立，最後王安石被逼到了什麽樣子？
不管出於什麽目的，徐平都必須把這股邪風壓下去。朝政論事不論人，議人則論跡不論心，這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否則，很快就會無法收拾。
徐平現在需要呂夷簡在台上頂著，這是最後一個壓得住朝野場麵的傳統意義上的大臣，思想派別上比較中立，不會激化矛盾。從心理上，徐平讚同範仲淹大公無私一切為國的思想，但範仲淹手裏的刀太鈍，砍下來該切的地方切不掉，受到連帶的傷害太多。徐平受不了，這個時候很多人也沒有做好準備。
立言，這個時候徐平是不得不立。隻要再過十年時間，就沒有了安心做事情的空間，大半朝臣都會陷入到君子黨小人黨的爭論中去，黨同伐異。
在這兩年裏，徐平必須解決義利之辨，把引起混亂的引信拔掉。解決的辦法，自然還是從財富是什麽，勞動可以創造財富入手，這才是思想爭論的根子。義利之辨在這個年代爭論這麽激烈，本來就說明了問題，時代需要解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蔡齊和李諮兩個人從遠處走過來，對徐平道：“剛才看你們幾個人在這裏說得熱烈，不好打擾，我們讓韓琦和王拱辰兩人帶著在莊裏走了一圈。徐待製，你這個莊子了不得啊！無論是耕是牧，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
晏殊是個八麵玲瓏的人，沒有什麽開一代新局麵的誌向，兩位宰執過來剛好解了尷尬，他出了口氣，說道：“可不是。徐平在邕州能建蔗糖務，絕非僥幸！在他這莊子看一看，如果天下農耕都是如此這般，何愁國不強民不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