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是疑經派，曆史上他正式掀起了疑經惑注的大潮，最終宋儒走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一步。經典的價值在於其中的道理，世道變了，道理也要變。
徐平前世，也曾經跟著小夥伴一起，笑話宋儒，連經典都自由心證了，還好意思厚著臉皮稱儒。現在明白，正是因為走到了這一步，儒家才在這個年代獲得了新生。把先賢當神供著，捧起一個又一個大儒，不斷添新經，儒家才真正亡了。神和鬼，不應該在這個文化體係中存在。以天命去諸神鬼，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這也是儒家的根源。重新把鬼神請迴來，就是在走迴頭路。迴頭路走到頭，就是絕路。
劉敞極是開心，有當朝宰相明確地說，一切經典皆可疑，皆可變，讓他欣喜非常。做學問要疑經，是需要勇氣的，免不了有人冷嘲熱諷。問你一句，你比先賢還高明？先稱稱自己有幾斤幾兩，人貴有自知之明啊。很多人，就這麽無聲無息地沉寂了。
道理麵前沒有高低貴賤，沒有什麽不可置疑的天條，存在了這種天條，說明文化出了問題了。學問是因為合了道理而正確，而不是因為某個人說過而正確。
徐平道：“子墨子不滿儒之偽，而立新學，以天、鬼而立論。能成一時顯學，終究不能被當政者用，歸於沉寂。至荀卿、孟軻，儒而成兩家。荀卿以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為根基，自成一家。國之命在禮，禮義生而製法度，隆禮至法則國有常，重法愛民則霸。其學以韓非、李斯承其後，行於秦國。荀卿既言人之善為偽，則何必取這偽善，直以法進而為律，一製度於天下，為天下大一統。去偽善，用製度，而變為法家。”
說到這裏，徐平搖了搖頭：“秦二世而亡，天下皆知其亡於暴。其暴何來？既然人性隻有偽善，而於百姓一律繩之，聽命役使如牧羊則可。荀卿之儒天人分，人事不再為天命所化，為其所得。當天命已經化入人心，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因善是偽善，而取隆禮重法改人性，為其所失。善與惡，皆在民心，民之好者為善，民之惡者為惡。世間的男子好美色，則女子有美色為善。人人皆好美色該如何？天下之亂起於爭，弭爭者為善，勸人爭者為惡。善惡起於民心之中，是故人性有善有惡。萬千道理，皆歸於民心中，此為根本。”
一切政治皆起於爭，無爭就無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類社會不需要治理。認為爭是源泉，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共產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出現了階級分化，從而出現了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實際上就是爭。在階級鬥爭中生產力發展，最終進化到共產主社會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始觀點，與大同——小康——大同的三個階段是一致的。後來的社會主義認為可以先消滅階級，而後發展生產力，進而發展到共產主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與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善是偽，有異曲同工之處。即認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會性，非社會性的為偽。既然偽，那就可以用社會主義的法律，新時代的製度來規範。不隻是要規範你的行為，還要規範你的思想，因為不合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偽的人性。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法家，社會主義者愛法家，其施政具有濃厚的法家風格，不是沒有來由。
荀子的思想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開，換句話說就是唯物主義。孟子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思想，還在人與天命的關係上。正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分為了兩派，接受了孟子的民為本，但又同時接受了荀子的隆禮重法愛民。民隻要愛就夠了，怎麽做事，怎麽思想，由禮和法來規範。最後的理學，實際上也走到了這一條路，存天理滅人欲，那就用禮法去滅民的欲。所以北宋這麽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著司馬光跟其他理學創立者一起，做道學先生。跟他一樣尊孟的，偏偏他就則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沒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進一步，實現天人分離，把天命從人世中摘了出去。這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最根本的一條路線鬥爭，是政治本於民心，還是民心本於政治。王安石認為政治要順民心，重德教，性無善惡，而情有善惡，百姓自己會處理善惡。你不能規定百姓的行為，約束百姓的思想，來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馬光則相反，隆禮重法，法在禮後，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規定百姓的思想和行為。把人的行為和思想都規範約束了，則天下自然就大治了，發展到後來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裏，反對者要規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為還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後自己去走到了以暴製暴上麵。千年後的變革其實一樣，具有相同特點。
“萬千道理，俱都歸於民心當中，這就是為政的法則。以民為師，找尋道理，圓滿學問，理通則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禮儀，法度隨此而變，次序不能錯。先用禮治民，而後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禮重法治國，尚賢任能教化，隻能害民，而不能大治。這便如先給天下之民刻下一個模子，讓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個模子裏長，長得一個模樣，天下就大治了。世間無此道理。這個模子名之天命，實則巫鬼。其禮與律名為法度，其實殘民之術，用之則為天下大害。為政者不能夠從民心中找尋道理，而去求禮法，求教化，與治世南轅北轍。你們現在做的，就是以民為師，找尋道理。”
改革就是要順應時代的唿聲，響應人民的心聲。與民心相應的時候，一切順利，背離了人心，則步步艱難。荀子留下了一個自上而下單線治理的政治框架，後世的統治者對此喜愛非常，在這個框架下不需要聽取百姓聲音。百姓不滿意，是法律執行不到位，是禮製教化不到位，隻要用重法酷刑，森嚴的三綱五常，規範行為，約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歎了口氣：“為政而治，說到底，就是怎麽看人性，怎麽行教化，一切法度與施政都是由此而生發出去。荀子之學也非無來由。殷商之時重巫鬼，君亦聽於巫，巫實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謂聰明者，發覺以己意代天聲，君民亦事無不聽。此端一啟則巫終被萬民所棄。而此端必起，則巫必敗。巫之讓天下聽命於己者，由其聽天命，不聽天命了則以心中之鬼而代天命。後世文人，多有視己為巫者，讀聖賢書做聖賢巫，讀別的書就做別的巫。有真自以為得聖人之旨，而欲行聖人之誌於天下而成狂者。但更多的，是心裏藏個小鬼，用這個小鬼來代聖賢。民有不聽，則把這小鬼拿出來，嚇唬世人。”
說到這裏，徐平連連搖頭：“雄州張太尉，當日在樞府，憲台以其生有異相而攻之不己，趕出京城猶不罷休。蘇紳是我姻家，我也要說，就是他與孔道輔，一唱一和，用這些鬼把戲逐大臣。把禦史台的禦史當作嚇官員的小鬼，他自己做閻王，讓禦史台變成了個閻王殿！現在賈昌朝為禦史，有樣學樣，不講道理，鬼氣森森！”
張載和劉敞幾個人忍住笑，不敢吭聲。他們在西北跟著徐平不短的時間，還沒有聽過徐平發牢騷，今天徐平終於是沒有忍住。
徐平講政治原則，對禦史台的人事和事務不幹涉，不過問，牢騷還是要發的。沒有哪個禦史來觸徐平的黴頭，這些日子，他們主要針對陳執中和程琳。陳執中治家不嚴，程琳好貪小財，都有些小把柄。趙禎幾次把禦史的彈劾奏章交給徐平，都被徐平以禦史不當探官員隱私為由，壓了下來。禦史台是秉製度查官員，不是東家長西家短的長舌婦，好好做本份的事。這幫禦史就有這個毛病，自以為跟商時的巫一樣，是用天命查皇帝和百官，人人都該聽他們的。實際上人人心裏有小鬼，不講道理，哪來的天命。
徐平煩得不行，趙禎也煩。彈劾官員，沒有道理徐平可以置之不理。規諫皇帝，趙禎不理不行，他們會一直纏著不放的。到了大名府，趙禎頗有些樂不思蜀的意思，在這裏是徐平說了算，沒有那些煩心事。對趙禎的私事，徐平基本不聞不問，放任自流。
趙禎曾經問徐平，為什麽不跟其他官員一樣死盯著他，是不是怕趙禎把他換了。徐平告訴趙禎，官員嚴格要求是因為在做公事，皇帝於國家則公私不分，這是製度上就這麽定的。正因為公私不分，皇帝與百姓就有了交集，皇帝既有官的一麵，也有民的一麵。皇帝在政權裏的地位，有一部分就是代表百姓，來監官的。另一部分，則是與官為一體來治理天下。如此一來，對皇帝的要求就隻能位於官員和百姓之間，比官員鬆理所應當。趙禎深以為然，對天天規諫他雞毛蒜皮小事的台諫官員，更加煩得不行。隻是政權中每個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趙禎煩歸煩，還是要老老實實聽著。
徐平隻是要天下有個道理在，這宰相做不做，他已經不在意了。
徐平前世，也曾經跟著小夥伴一起，笑話宋儒，連經典都自由心證了，還好意思厚著臉皮稱儒。現在明白，正是因為走到了這一步，儒家才在這個年代獲得了新生。把先賢當神供著，捧起一個又一個大儒，不斷添新經，儒家才真正亡了。神和鬼，不應該在這個文化體係中存在。以天命去諸神鬼，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這也是儒家的根源。重新把鬼神請迴來，就是在走迴頭路。迴頭路走到頭，就是絕路。
劉敞極是開心，有當朝宰相明確地說，一切經典皆可疑，皆可變，讓他欣喜非常。做學問要疑經，是需要勇氣的，免不了有人冷嘲熱諷。問你一句，你比先賢還高明？先稱稱自己有幾斤幾兩，人貴有自知之明啊。很多人，就這麽無聲無息地沉寂了。
道理麵前沒有高低貴賤，沒有什麽不可置疑的天條，存在了這種天條，說明文化出了問題了。學問是因為合了道理而正確，而不是因為某個人說過而正確。
徐平道：“子墨子不滿儒之偽，而立新學，以天、鬼而立論。能成一時顯學，終究不能被當政者用，歸於沉寂。至荀卿、孟軻，儒而成兩家。荀卿以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為根基，自成一家。國之命在禮，禮義生而製法度，隆禮至法則國有常，重法愛民則霸。其學以韓非、李斯承其後，行於秦國。荀卿既言人之善為偽，則何必取這偽善，直以法進而為律，一製度於天下，為天下大一統。去偽善，用製度，而變為法家。”
說到這裏，徐平搖了搖頭：“秦二世而亡，天下皆知其亡於暴。其暴何來？既然人性隻有偽善，而於百姓一律繩之，聽命役使如牧羊則可。荀卿之儒天人分，人事不再為天命所化，為其所得。當天命已經化入人心，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因善是偽善，而取隆禮重法改人性，為其所失。善與惡，皆在民心，民之好者為善，民之惡者為惡。世間的男子好美色，則女子有美色為善。人人皆好美色該如何？天下之亂起於爭，弭爭者為善，勸人爭者為惡。善惡起於民心之中，是故人性有善有惡。萬千道理，皆歸於民心中，此為根本。”
一切政治皆起於爭，無爭就無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類社會不需要治理。認為爭是源泉，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共產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出現了階級分化，從而出現了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實際上就是爭。在階級鬥爭中生產力發展，最終進化到共產主社會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始觀點，與大同——小康——大同的三個階段是一致的。後來的社會主義認為可以先消滅階級，而後發展生產力，進而發展到共產主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與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善是偽，有異曲同工之處。即認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會性，非社會性的為偽。既然偽，那就可以用社會主義的法律，新時代的製度來規範。不隻是要規範你的行為，還要規範你的思想，因為不合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偽的人性。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法家，社會主義者愛法家，其施政具有濃厚的法家風格，不是沒有來由。
荀子的思想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開，換句話說就是唯物主義。孟子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思想，還在人與天命的關係上。正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分為了兩派，接受了孟子的民為本，但又同時接受了荀子的隆禮重法愛民。民隻要愛就夠了，怎麽做事，怎麽思想，由禮和法來規範。最後的理學，實際上也走到了這一條路，存天理滅人欲，那就用禮法去滅民的欲。所以北宋這麽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著司馬光跟其他理學創立者一起，做道學先生。跟他一樣尊孟的，偏偏他就則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沒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進一步，實現天人分離，把天命從人世中摘了出去。這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最根本的一條路線鬥爭，是政治本於民心，還是民心本於政治。王安石認為政治要順民心，重德教，性無善惡，而情有善惡，百姓自己會處理善惡。你不能規定百姓的行為，約束百姓的思想，來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馬光則相反，隆禮重法，法在禮後，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規定百姓的思想和行為。把人的行為和思想都規範約束了，則天下自然就大治了，發展到後來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裏，反對者要規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為還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後自己去走到了以暴製暴上麵。千年後的變革其實一樣，具有相同特點。
“萬千道理，俱都歸於民心當中，這就是為政的法則。以民為師，找尋道理，圓滿學問，理通則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禮儀，法度隨此而變，次序不能錯。先用禮治民，而後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禮重法治國，尚賢任能教化，隻能害民，而不能大治。這便如先給天下之民刻下一個模子，讓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個模子裏長，長得一個模樣，天下就大治了。世間無此道理。這個模子名之天命，實則巫鬼。其禮與律名為法度，其實殘民之術，用之則為天下大害。為政者不能夠從民心中找尋道理，而去求禮法，求教化，與治世南轅北轍。你們現在做的，就是以民為師，找尋道理。”
改革就是要順應時代的唿聲，響應人民的心聲。與民心相應的時候，一切順利，背離了人心，則步步艱難。荀子留下了一個自上而下單線治理的政治框架，後世的統治者對此喜愛非常，在這個框架下不需要聽取百姓聲音。百姓不滿意，是法律執行不到位，是禮製教化不到位，隻要用重法酷刑，森嚴的三綱五常，規範行為，約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歎了口氣：“為政而治，說到底，就是怎麽看人性，怎麽行教化，一切法度與施政都是由此而生發出去。荀子之學也非無來由。殷商之時重巫鬼，君亦聽於巫，巫實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謂聰明者，發覺以己意代天聲，君民亦事無不聽。此端一啟則巫終被萬民所棄。而此端必起，則巫必敗。巫之讓天下聽命於己者，由其聽天命，不聽天命了則以心中之鬼而代天命。後世文人，多有視己為巫者，讀聖賢書做聖賢巫，讀別的書就做別的巫。有真自以為得聖人之旨，而欲行聖人之誌於天下而成狂者。但更多的，是心裏藏個小鬼，用這個小鬼來代聖賢。民有不聽，則把這小鬼拿出來，嚇唬世人。”
說到這裏，徐平連連搖頭：“雄州張太尉，當日在樞府，憲台以其生有異相而攻之不己，趕出京城猶不罷休。蘇紳是我姻家，我也要說，就是他與孔道輔，一唱一和，用這些鬼把戲逐大臣。把禦史台的禦史當作嚇官員的小鬼，他自己做閻王，讓禦史台變成了個閻王殿！現在賈昌朝為禦史，有樣學樣，不講道理，鬼氣森森！”
張載和劉敞幾個人忍住笑，不敢吭聲。他們在西北跟著徐平不短的時間，還沒有聽過徐平發牢騷，今天徐平終於是沒有忍住。
徐平講政治原則，對禦史台的人事和事務不幹涉，不過問，牢騷還是要發的。沒有哪個禦史來觸徐平的黴頭，這些日子，他們主要針對陳執中和程琳。陳執中治家不嚴，程琳好貪小財，都有些小把柄。趙禎幾次把禦史的彈劾奏章交給徐平，都被徐平以禦史不當探官員隱私為由，壓了下來。禦史台是秉製度查官員，不是東家長西家短的長舌婦，好好做本份的事。這幫禦史就有這個毛病，自以為跟商時的巫一樣，是用天命查皇帝和百官，人人都該聽他們的。實際上人人心裏有小鬼，不講道理，哪來的天命。
徐平煩得不行，趙禎也煩。彈劾官員，沒有道理徐平可以置之不理。規諫皇帝，趙禎不理不行，他們會一直纏著不放的。到了大名府，趙禎頗有些樂不思蜀的意思，在這裏是徐平說了算，沒有那些煩心事。對趙禎的私事，徐平基本不聞不問，放任自流。
趙禎曾經問徐平，為什麽不跟其他官員一樣死盯著他，是不是怕趙禎把他換了。徐平告訴趙禎，官員嚴格要求是因為在做公事，皇帝於國家則公私不分，這是製度上就這麽定的。正因為公私不分，皇帝與百姓就有了交集，皇帝既有官的一麵，也有民的一麵。皇帝在政權裏的地位，有一部分就是代表百姓，來監官的。另一部分，則是與官為一體來治理天下。如此一來，對皇帝的要求就隻能位於官員和百姓之間，比官員鬆理所應當。趙禎深以為然，對天天規諫他雞毛蒜皮小事的台諫官員，更加煩得不行。隻是政權中每個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趙禎煩歸煩，還是要老老實實聽著。
徐平隻是要天下有個道理在，這宰相做不做，他已經不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