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馬新貽此人也很奇怪，人家都說他“薄績高官”就是說他沒有多少政績卻當了一方要員，這倒是一句實話，就連馬新貽自己對此也是戰戰兢兢。不過他的主要政績是到了兩江總督的位子上才有的，這也是讓朝廷對他比較滿意的地方。
曆史上對馬新貽的評價比較客觀，馬新貽，字穀山，號燕門，別號鐵舫，迴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裏馬海村人，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台），後升浙江巡撫（俗稱撫台），成為一省行政長官。
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製台、製軍），成為節製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麵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製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並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在曆史上，馬新貽還算是有一點兒政績的，在任上廢除了一些無名之費擾民陋規，懲治湘軍遊勇，打擊海盜，興修水利等。
太平天國在南方縱~橫十餘年，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在天京。湘軍攻破天京，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自曾國荃以下，人人發了大財，迴鄉買田宅，置產業，國人側目。
清政府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留下的金銀財寶，曾國藩上奏說，破天京時，天王府一場大火燒得片瓦無存，沒有留下什麽財寶。對此清廷心存疑慮，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軍集團，處於兩難境地。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後的一手高招。
慈禧太後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這其中，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後在養心殿住處召見。
召見後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濕，滿麵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後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
按說方麵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後匆匆離京，迴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馬新貽離京迴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
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迴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複叮囑：“我此行吉兇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再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可能最為關鍵的一點是暗中查湘軍的的賬目，這可是觸怒了很多人，但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
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迴湘，原在湘軍中“哥佬會”大行，裁下後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迴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馬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
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
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而張文祥喊的這幾句話，明顯讓人摸不清頭腦，相互之間也沒有關聯，唯獨那句“有來有去”到讓人浮想聯翩，社會上的傳言也是以從此而來。
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
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台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
此數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
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隻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泄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這裏麵明顯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啟照久在江寧，甚至這裏麵的利害關係，但張之萬是漕運總督，這可是一個在肥缺之上幹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豈會輕易的在別人的地盤上觸人家的黴頭？
而清廷也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迴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曾國藩接旨後深感為難，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準，諭令盡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實曾國藩心裏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經覺察到這個案件中曾國荃在裏麵起的作用，但此人與曾國藩不同，要想壓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慮之後，慈禧也隻能使用曾國藩來壓製那些湘軍舊部以及曾國荃。
而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麵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
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麵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隻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隻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
鄭敦謹聽後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
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麵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台，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結案奏章以四百裏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
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迴京交旨，自己寫奏折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
鄭敦謹自行棄官迴鄉，終生不再為官。鄭青天何嚐不知道其中的厲害，但做了違心之事也讓他心中慚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種心中愧疚的表現。
刑部兩個郎中迴京後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迴老家去了。
最後，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
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
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唿！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嘩，就連慈禧太後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後也仰天長歎，這件事也造成了事後李鴻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國藩和湘軍是不能再用了……
曆史上對馬新貽的評價比較客觀，馬新貽，字穀山，號燕門，別號鐵舫，迴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裏馬海村人，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台），後升浙江巡撫（俗稱撫台），成為一省行政長官。
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製台、製軍），成為節製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麵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製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並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在曆史上，馬新貽還算是有一點兒政績的，在任上廢除了一些無名之費擾民陋規，懲治湘軍遊勇，打擊海盜，興修水利等。
太平天國在南方縱~橫十餘年，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在天京。湘軍攻破天京，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自曾國荃以下，人人發了大財，迴鄉買田宅，置產業，國人側目。
清政府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留下的金銀財寶，曾國藩上奏說，破天京時，天王府一場大火燒得片瓦無存，沒有留下什麽財寶。對此清廷心存疑慮，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軍集團，處於兩難境地。
馬新貽是文官出身，不懂軍務，但以做事精明幹練著稱。清廷把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去任直隸總督，遠離他的老窩，換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個忠介文官，這恐怕是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後的一手高招。
慈禧太後用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有沒有令其查證曾氏兄弟及湘軍集團之劣跡、追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密旨呢？對這個問題，縱然沒有找到確切證據，但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這其中，馬新貽實授閩浙總督，在進京陛見請訓時，曾先後十餘次被召見，最後一次是慈禧太後在養心殿住處召見。
召見後馬新貽退出來，時值六月，馬新貽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濕，滿麵驚恐。據馬新貽的後人說，慈禧太後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馬新貽深知此事極為重大，極為兇險，故此失態。
按說方麵大員第一次進京陛見，理應到處拜見高官、京官，疲於應酬。可是馬新貽在最後一次召見後匆匆離京，迴鄉祭祖去了，這是有違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務，不會這樣行事。
馬新貽離京迴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信息，因為作為閩浙總督是沒辦法查的。
據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迴鄉祭祖假滿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招到秘室，反複叮囑：“我此行吉兇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再有，馬新貽任兩江總督兩年，幹了許多實事，可能最為關鍵的一點是暗中查湘軍的的賬目，這可是觸怒了很多人，但如何查的案，無據可查。
其間清廷大裁軍，湘軍被迫裁軍數萬，裁下的湘軍官兵並未迴湘，原在湘軍中“哥佬會”大行，裁下後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不穩。馬新貽鎮~壓了一批地方黑勢力，打擊了湘軍的“地方別動隊”。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例行閱軍，在督府右箭道檢閱射箭。閱畢，走側門步行迴督府。前有數名巡捕開道，後有武弁、兵丁簇擁，而刺客馬汶祥從旁邊突然衝出，直撲馬新貽。
馬新貽右脅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傷重不治。張汶祥刺馬後並未趁亂逃走，即被拿下。
張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有來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而張文祥喊的這幾句話，明顯讓人摸不清頭腦，相互之間也沒有關聯，唯獨那句“有來有去”到讓人浮想聯翩，社會上的傳言也是以從此而來。
馬新貽被刺，幾天後清廷發出上諭：“亟須嚴行訊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嚴辦。”
江寧將軍魁玉會同藩台梅啟照等人審訊刺客張汶祥。幾天後，又加派漕運總督張之萬參與審訊。
此數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時日，也不對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誰任其咎？”
最後魁玉、張之萬上奏說：“張汶祥矢口不移其供，隻是因私對馬心懷憤恨，為同夥報仇，為自己泄憤，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並以此擬定罪名結案。
這裏麵明顯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啟照久在江寧，甚至這裏麵的利害關係，但張之萬是漕運總督，這可是一個在肥缺之上幹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豈會輕易的在別人的地盤上觸人家的黴頭？
而清廷也並不相信魁玉、張之萬的“擬定罪名”，即諭令曾國藩火速迴任兩江總督，並加派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攜帶刑部兩名郎中（即滿人郎中伊勒通阿、漢人郎中顏士璋）即刻赴江寧複審。
曾國藩接旨後深感為難，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堅辭再任兩江總督，並上奏以病體請求開缺養病。清廷不予批準，諭令盡快赴任，但曾國藩遲遲不動，拖延近三個月才到江寧接任。
其實曾國藩心裏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經覺察到這個案件中曾國荃在裏麵起的作用，但此人與曾國藩不同，要想壓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慮之後，慈禧也隻能使用曾國藩來壓製那些湘軍舊部以及曾國荃。
而鄭敦謹是刑部主官，素來有“鐵麵無私”的稱號。他受命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阻隔，車馬不能行，鄭即與兩個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趕赴江寧，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寧，第二天就關門審案。
鄭的本意也想查個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鐵麵無私”的稱號。審了幾日，張汶祥並不改口，曾國藩坐在一旁隻聽不言。鄭敦謹滿腹疑惑，私下問曾有何看法，曾國藩淡淡地說：“看來隻好照魁、張原奏之法奏結此案。”
鄭敦謹聽後恍然頓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於是即按魁、張原奏之法奏結，仍按原擬罪名定案。
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對此極為不滿，當麵質問鄭敦謹，鄭說：“萬一審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軍隊是後台，此案如何了局？”結案奏章須所有參審人員一一“書諾”（即認可並願意負責），孫衣言、袁保慶堅決不“書諾”。
結案奏章以四百裏加急進京，未等聖旨下達，鄭敦謹即攜兩個郎中離開江寧。曾國藩依例奉上“程儀”，鄭分文未取，兩個郎中各受紋銀500兩。
行至清江，鄭敦謹打發兩個郎中迴京交旨，自己寫奏折稱病不能任職，請求開缺。清廷不允，給假兩個月養病。
鄭敦謹自行棄官迴鄉，終生不再為官。鄭青天何嚐不知道其中的厲害，但做了違心之事也讓他心中慚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種心中愧疚的表現。
刑部兩個郎中迴京後不久就悄然離京，漢郎中顏士璋被放蘭州知府然而並無實缺，貧困潦倒，西北大帥左宗棠出身湘軍，深知其中黑幕，對顏無辜受過十分同情，令其軍中幫辦。滿郎中伊勒通阿“給全俸以養天年”，迴老家去了。
最後，江蘇候補道孫衣言，性情耿直，文筆老辣，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嫉惡如仇，言辭犀利，兩人候補數年均未得實缺，十分落魄。
馬新貽到任後知道了孫、袁二人的才幹，點名保奏要孫、袁到督府任職，成為馬新貽的左右手，號稱馬新貽的一支筆、一張嘴。
馬新貽死後，孫衣言應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慷慨激昂，直書胸臆：“…..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唿！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驚朝野，輿論大嘩，就連慈禧太後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然而，清廷不會為了一個死去的人，甘冒激變地方勢力、動搖大清江山的風險。斯人已經做古。就讓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後也仰天長歎，這件事也造成了事後李鴻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國藩和湘軍是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