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記載，可知虎方的采礦業早在夏初就已產生，其淵源甚早，銅嶺j號豎井也是目前國內乃至國際上最早的采銅遺存。虎方豐富的銅礦資源和源遠流長的采礦術正是其青銅文化繁榮發達的深厚的基礎。
虎方青銅冶鑄術的一個特點是紅銅與青銅並用。紅銅器也稱紫銅器，一般也認為是冶銅原始階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銅冶鑄水平高度發達的虎方，商周時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銅鐃、江西吳城出土的銅鼎足等器物，銅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過99%，新幹大洋洲出土的大鉞上還使用了錯紅銅裝飾工藝，這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錯金技術實物。紅銅熔點低，難以成形，虎方先民卻製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紅銅器，從一個側麵說明他們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銅技術。
殷人對觚爵的迷信程度，眾所周知，但是在虎方發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類酒器，從深層向我們表明：虎方與中原殷人並非同族，分屬不同的政治集團，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
進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產生了國家政權，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引進了中原地區的禮儀製度，禮器便是統治者通過對祭祀的獨斷實現神權統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類文明產生的重要標誌，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係統。其構形與結體方式與同期中原地區甲骨文、金文中的同類字完全相同，屬同一文字係統。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傳入此地，使這裏的文化開始發生變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係統已在這裏推廣，為下層人民所接受。
綜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東的平原地區，繼“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銅器群與中原商文化有質的差異，無論是下層群眾使用的陶器的組合，還是上層統治者使用的青銅禮器的組合，都與中原殷商民族習慣的組合明顯不同，這種差別並不是同一種文化空間分布上的差異，而是創造這兩種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禮製不同的寫照，是民族同共體不同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隻能稱為商代文化。不過，虎方文化中還是帶有濃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銅容器和文字方麵，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可能是虎方在上層建築方麵向中原學習的結果，這也是經濟發達而上層建築落後的民族在國家形態上的一種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借鑒中原殷商民族先進的上層建築，以適應本地區高度發達的經濟基礎的需要，當然，虎方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借鑒、吸收是有選擇的，以不改變本地的社會風俗習慣為前提條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導地位，這一現象又向我們表明他們已消化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體製的移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國力日漸壯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勢力退出江漢平原後，虎方有可能乘機北進。湖北武漢市陽邏縣香爐山遺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與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則帶有明顯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對我們正確認識商代文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過去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是商文化鐵板一塊，在哪裏發現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劃入商王朝的版圖。近十幾年來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圍分布著很多與其平行發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東方的嶽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並非隻有中原一個中心，中原商文化與周邊方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從而形成了燦爛的殷商文明。
武丁三十四年（bc1360），婦好的部隊花費三年時間終於征服鬼方。
按照當時商對北方民族用兵的記錄考察，每次用兵一般為3000到5000人不等。如果說以殷商的中興之主用三年時間征伐鬼方，而未能完全將其擊敗或消滅，這足以說明當時鬼方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
按照甲骨文的記載，鬼方被武丁打敗了，鬼方從此衰落，成為商王朝的屬國。而山西朔州在土方和鬼方都被擊敗後，正式成為商朝的領土。
據殷墟卜辭可知，鬼方酋長自武丁時就參與商朝的祭祀、征伐、擄掠羌人等活動，說明當時強大的鬼方已被商人征服，成為商王朝控製的方國。
商朝屬國周部族首領季曾經商王同意，遠征並大敗鬼方。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商王武丁、武乙時征討鬼方、土方的結果，是大大開拓了商朝北方疆土，直到大漠。
武王克商以後，原屬商朝統治的鬼方便從屬於周。鬼方人不斷被內遷至中原。周成王分封給晉國的始封者唐叔虞之懷姓九宗，史學界一般都認為就是鬼方之隗姓，到周平王東遷，它已經和其他周朝的諸侯一樣同列、同朝了，並且逐步與華夏族融合到了一起。
前麵介紹過，夏朝自大禹擊敗三苗後，三苗解散，一部分三苗的後裔（也是薑姓的炎帝後裔）流落到西方，與薑姓的本地炎帝後裔結合成為羌族，成為西戎的文明主體。羌族成為西戎的領導階層。而羌方就是頭一個出現在史書中的羌族勢力。
羌方大體分布於今青海的東南部、內蒙古西南部、甘肅大部、四川的北部和陝西西部，地廣人眾，十分強大。羌與其說是一個民族，不如說是一個部落集團的總稱，部落很多，互不統屬。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落是北羌和馬羌，他們與商朝的關係和戰不定。
虎方青銅冶鑄術的一個特點是紅銅與青銅並用。紅銅器也稱紫銅器，一般也認為是冶銅原始階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銅冶鑄水平高度發達的虎方，商周時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銅鐃、江西吳城出土的銅鼎足等器物，銅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過99%，新幹大洋洲出土的大鉞上還使用了錯紅銅裝飾工藝，這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錯金技術實物。紅銅熔點低，難以成形，虎方先民卻製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紅銅器，從一個側麵說明他們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銅技術。
殷人對觚爵的迷信程度，眾所周知，但是在虎方發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類酒器，從深層向我們表明：虎方與中原殷人並非同族，分屬不同的政治集團，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
進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產生了國家政權，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引進了中原地區的禮儀製度，禮器便是統治者通過對祭祀的獨斷實現神權統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類文明產生的重要標誌，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係統。其構形與結體方式與同期中原地區甲骨文、金文中的同類字完全相同，屬同一文字係統。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傳入此地，使這裏的文化開始發生變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係統已在這裏推廣，為下層人民所接受。
綜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東的平原地區，繼“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銅器群與中原商文化有質的差異，無論是下層群眾使用的陶器的組合，還是上層統治者使用的青銅禮器的組合，都與中原殷商民族習慣的組合明顯不同，這種差別並不是同一種文化空間分布上的差異，而是創造這兩種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禮製不同的寫照，是民族同共體不同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隻能稱為商代文化。不過，虎方文化中還是帶有濃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銅容器和文字方麵，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可能是虎方在上層建築方麵向中原學習的結果，這也是經濟發達而上層建築落後的民族在國家形態上的一種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神化自己的統治，借鑒中原殷商民族先進的上層建築，以適應本地區高度發達的經濟基礎的需要，當然，虎方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借鑒、吸收是有選擇的，以不改變本地的社會風俗習慣為前提條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導地位，這一現象又向我們表明他們已消化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體製的移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國力日漸壯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勢力退出江漢平原後，虎方有可能乘機北進。湖北武漢市陽邏縣香爐山遺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與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則帶有明顯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對我們正確認識商代文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過去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是商文化鐵板一塊，在哪裏發現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劃入商王朝的版圖。近十幾年來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圍分布著很多與其平行發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東方的嶽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並非隻有中原一個中心，中原商文化與周邊方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從而形成了燦爛的殷商文明。
武丁三十四年（bc1360），婦好的部隊花費三年時間終於征服鬼方。
按照當時商對北方民族用兵的記錄考察，每次用兵一般為3000到5000人不等。如果說以殷商的中興之主用三年時間征伐鬼方，而未能完全將其擊敗或消滅，這足以說明當時鬼方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
按照甲骨文的記載，鬼方被武丁打敗了，鬼方從此衰落，成為商王朝的屬國。而山西朔州在土方和鬼方都被擊敗後，正式成為商朝的領土。
據殷墟卜辭可知，鬼方酋長自武丁時就參與商朝的祭祀、征伐、擄掠羌人等活動，說明當時強大的鬼方已被商人征服，成為商王朝控製的方國。
商朝屬國周部族首領季曾經商王同意，遠征並大敗鬼方。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商王武丁、武乙時征討鬼方、土方的結果，是大大開拓了商朝北方疆土，直到大漠。
武王克商以後，原屬商朝統治的鬼方便從屬於周。鬼方人不斷被內遷至中原。周成王分封給晉國的始封者唐叔虞之懷姓九宗，史學界一般都認為就是鬼方之隗姓，到周平王東遷，它已經和其他周朝的諸侯一樣同列、同朝了，並且逐步與華夏族融合到了一起。
前麵介紹過，夏朝自大禹擊敗三苗後，三苗解散，一部分三苗的後裔（也是薑姓的炎帝後裔）流落到西方，與薑姓的本地炎帝後裔結合成為羌族，成為西戎的文明主體。羌族成為西戎的領導階層。而羌方就是頭一個出現在史書中的羌族勢力。
羌方大體分布於今青海的東南部、內蒙古西南部、甘肅大部、四川的北部和陝西西部，地廣人眾，十分強大。羌與其說是一個民族，不如說是一個部落集團的總稱，部落很多，互不統屬。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落是北羌和馬羌，他們與商朝的關係和戰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