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每年對41個國家的教育情況進行抽查評比，結果讓人吃驚，僅有550萬人口的小國芬蘭不僅打敗了提倡個性、鼓勵創造思維的美式教育，也打敗了推崇高強度“填鴨式”教學的中日韓等亞洲國家，第6次登上世界最佳教育冠軍的寶座。最讓人稱奇的是，芬蘭優等生與差等生的差距也是全世界最小。很多人不禁質疑：難道芬蘭就沒有“笨”孩子嗎？對此，從國內移民芬蘭的華人媽媽林雅麗最有感觸，在兒子讀芬蘭學校的3年裏，她終於明白在芬蘭找不到差等生的原因了。
慢下來，等一等掉隊的同學
還在幼兒園時，老師就曾告訴我，兒子斌斌可能患有多動症。上小學後，我更是時常被兒子的班主任請去談話。一次月考過後，老師再次把我“請”到學校，氣急敗壞地向我抱怨道：“我不能因為你家一個孩子就拖了全班成績的後腿，這孩子一定是智商有問題，你趕快想想辦法。”
我能想什麽辦法呢？當然是請家教，上輔導班了，可是錢沒少花，時間沒少費，斌斌的成績卻絲毫不見起色。
老師徹底放棄了斌斌，在學校裏完全無視他的存在，我與丈夫也感到極度絕望，感歎我們不幸生了這麽一個笨兒子。
2010年，我們全家移民芬蘭。早就聽說芬蘭學生整體素質非常高，對此，我很是擔心，在中國學校裏倒數第一的斌斌到了高素質的芬蘭豈不是落得更遠？
帶著種種擔心，我們踏上了芬蘭的土地。斌斌就近進入了一所公辦小學讀書。因為擔心斌斌跟不上，所以我想讓斌斌降級一年。
不過我的想法遭到了校長的反對，他說如果把孩子放到低一年的班級裏，容易造成他的自卑心理，這會影響他一輩子。他請我放心，說孩子語言方麵的困難，學校會雇一名有經驗，專門教外國小孩的啟蒙老師每周單獨為他補習，加上班裏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相信斌斌很快就能跟上進度。
我當然沒有理由再拒絕，隻是心裏有些惴惴，不知道這一對一的專業輔導要收多少錢呢？
不想，在核對了孩子年齡後，校長轉而告訴我，可以讓斌斌上二年級。原來中國入學年齡都提前到了6歲，而芬蘭的孩子必須年滿7歲才可以上學，所以，在中國該上三年級的斌斌在芬蘭從小學二年級開始讀起。
兒子入學沒多久，這天，我接到斌斌班主任蘭戴爾的電話，說有一些家長反映，斌斌打了他們的孩子，所以學校決定針對斌斌的問題開個家長會。我懷著極其忐忑的心情來到學校。發現教室裏已經坐滿了家長。蘭戴爾首先講述了斌斌的情況。在一周的時間裏，他接到很多“投訴”，說斌斌在麵對同學的友好問候或幫助時，不僅不會報以同樣的友善，反而總是突然出手把對方抓傷或是推倒。同學們都覺得斌斌舉止怪異，家長們於是懷疑這個孩子精神有問題，認為學校應該把他轉到特殊學校去。
我一聽這話，激動地叫道：“我兒子沒有任何問題，他是個正常的孩子！”
蘭戴爾溫和地告訴我不要著急，聽他把話說完，然後轉身將旁邊的一位先生介紹給大家，說這是學校請來的兒童心理問題專家，他將用心理學的知識來向大家解釋斌斌的表現。
專家說，通過檢查，斌斌是一個心理正常的孩子，他之所以喜歡打架滋事，是由於語言障礙。他在課堂上，聽不懂老師的話，無事可做，就幹擾其他的同學聽課。再加上語言不通，就動手來代替說話。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使他盡快地掌握芬蘭語，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方麵學校和老師，要積極幫助他，另一方麵，各位家長要迴去給自己的孩子講清楚道理，讓他們盡可能和斌斌玩耍，以幫助他的芬蘭語進步，因為玩耍中小孩接受語言的能力最強。
接下來的情形讓我怎麽都沒想到，聽了專家的解釋，家長們紛紛走過來向我表示歉意，說要迴去給自己的孩子講清楚，大家一起努力，使斌斌盡快融入這個集體。
最後，蘭戴爾對自己的工作做了檢討，他說，由於語言障礙，斌斌的學習有些滯後，導致他不得不放慢全班的學習進度。不過他很高興接受這個挑戰，並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努力，最終完成教學任務。
對此，所有家長都表示理解，沒有人因為斌斌影響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學習進度而提出讓斌斌轉學，或將自己的孩子轉走。我再度流下了眼淚，不過這次是因為感動。
不分優劣，每個孩子都是天才
在蘭戴爾與所有同學的幫助下，斌斌漸漸擺脫了自卑與內向的性格，變得積極開朗，並喜歡上了這個新集體，再也沒有發生過打人事件。而讓我更為驚喜的是，我的“笨”兒子學起世界上最難學語言之一的芬蘭語居然表現超常，進步神速。並且，隨著芬蘭語聽說能力的提高，他的其他課程也很快跟了上來。學期快結束時，蘭戴爾高興地告訴我，斌斌已經跟上了大部隊，全班恢複了正常的學習進度。他還誇讚說，斌斌是個聰明的孩子，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有這樣大的飛躍。
我聽了很是感慨，在中國，我的兒子被不止一個老師定義為智商低，學習困難。可在芬蘭，“笨”孩子突然變聰明了，這真的是奇跡嗎？
有一天，我無意中看到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顧問雷喬·勞克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人們意識到，不應該依據成績好壞、智商高低把人劃分為若幹等。芬蘭是一個建立在平等、平均基礎上的社會……”
在一次觀看兒子學校組織的文藝匯演時，我深刻地體會到了教育顧問所提到的平等性。斌斌生來就缺乏音樂細胞，唱起歌來有些五音不全。在中國時，學校的文藝演出從來沒有他的份。
可這一次，他既緊張又興奮地告訴我，這次演出他將在歌舞劇中擔任男三號的重任，有兩句說唱的台詞。我聽了在高興之餘也禁不住為他擔心，沒有文藝天賦又缺乏表演經驗的斌斌能勝任嗎？
雖然經過無數次練習，但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表演，斌斌還是非常緊張，以至於唱的時候沒能控製住顫音。可是，沒有一個人責備或是嘲笑他。演出結束後，大家都向他表達了真誠的祝賀。斌斌沮喪的心情頓時一掃而光，從此不再畏懼在公眾場合進行表演。之後的一次集體活動中，他主動要求表演一個獨唱，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而看過整台文藝演出，我發現這幾乎是一台全校人人參與的表演。就連一年級那個腿部有殘疾的孩子都被老師抱上台來與大家一起合唱，而且還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芬蘭的學校還與中國學校有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班級裏沒有所謂的班幹部。為了表達學生的意願，方便與老師或校方交流，他們會在班裏或年級裏選出一名同學代表。隻是，這名同學代表沒有管理同學的權利，他的作用隻是學生們的代言人，是為學生服務的。
而這種從小就建立起來的平等教育思想所帶來的直接的結果就是整個芬蘭社會的清正廉明，沒有等級差別。
勒緊褲帶，奔馳加飛機送孩子上學
看著曾經的“笨”兒子在芬蘭平等、友愛、輕鬆的學習氛圍下變得越來越“聰明”、快樂和自信，我備感欣慰的同時也終於明白，為什麽芬蘭會是全世界學生素質差別最小的國家了。與此同時，芬蘭政府對教育不遺餘力地投入也讓我頗為動容，甚至是震驚。比如說開始讓我頗為擔心的學校專門為斌斌請的“私人芬蘭語老師”，竟然是由政府出錢聘請的，無須我們為此掏一毛錢。
剛來芬蘭時，為了不讓兒子有自卑感，我為他準備了全套的學習用具，從書包、文具盒到鉛筆、橡皮，無一不是挑選最好的。等孩子上學後我卻發現，這些東西全都白買了。芬蘭政府比我這個做母親的考慮得還周到，除了書包，其餘諸如書本、文具、午餐等等政府全都包了，一點兒也不用家長操心，甚至連孩子上學的交通費，政府也全額埋單。
由於芬蘭的學校沒有重點與非重點之分，所有學校的教學水平都很平均，所以也就不存在瘋狂擇校的問題。通常情況下，絕大多數的適齡兒童都是采取就近入學的原則。當然，有時也會有特殊情況，對那些上學路程超過五公裏的學生，芬蘭政府會給學生提供公共汽車票。如果家與學校之間沒有公共汽車路線連接，或者是行走不方便的殘疾人，學生將乘出租汽車上學和放學，車錢由政府出。斌斌就享受到了這種特殊的待遇。
來到芬蘭兩年後，由於老公工作調動，我們將家從城市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這樣就使得斌斌上學遠了很多。我和斌斌商量，將他轉到一所離新家近的小學。可是出於對原來集體的由衷熱愛，斌斌說什麽也不同意。我隻得作罷，每天不得不提前近一個小時出發，親自開車送兒子上學。
這樣接送了十幾天，我感到有些筋疲力盡，一天早晨終於沒能準時起床，以至從沒遲到過的斌斌第一次遲到了。我抱歉地對蘭戴爾先生說明了緣由，蘭戴爾有些驚訝地對我說：“你不用親自接送他的，這種情況可以向學校管理中心申請，如果符合條件，斌斌可以每天乘出租車上下學。”
“乘出租車？”我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在芬蘭街道上跑著的出租車可全都是中高檔的小轎車，奔馳、寶馬、奧迪，最差的也是日本的本田。如此高昂的打車費用政府也能報銷嗎？
我抱著懷疑的態度向學校管理中心遞交了申請。讓我大為意外的是，兩天後，校管中心打來電話，告訴我經過核實，斌斌可以乘坐出租車上學，費用由政府出。就這樣，從那天開始斌斌上學的坐駕由我的二手低端車改為了一輛豪華氣派的奔馳。
當我們不無得意地向同胞們講述這件幸事時，有人告訴我們，這算不了什麽，他的一個朋友家住在南部的一小島上，小島就隻有他們一戶人家。他小時候上學，是天天乘政府付費的船，到一個大一點的有學校的島上去上學。遇到風浪大的天，船不能開時，政府就用直升飛機接送他。我們聽得瞠目結舌，對號稱擁有“世界上最慷慨公立教育”的芬蘭真是佩服到五體投地。沒錯，這就是芬蘭的教育理念，不放棄一個人，讓每個人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與芬蘭兒童相比，中國孩子的負擔要沉重得多。隨著生存競爭日益加劇，父母強加在孩子身上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這種競爭意識將所謂的人生起跑線越推越早，而很多父母在花費了大量時間金錢後，卻筋疲力盡地發現，他們的孩子沒有按照期望中的茁壯成長，於是就會責怪孩子天賦差，智商低。
我也曾對斌斌產生過這樣的質疑，然而，現在芬蘭的教育讓我明白了，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成長速度有快慢緩急，這個時候，慢下來，靜心聽聽孩子的聲音。芬蘭式無競爭教育，或許能帶給所有中國父母別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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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下來，等一等掉隊的同學
還在幼兒園時，老師就曾告訴我，兒子斌斌可能患有多動症。上小學後，我更是時常被兒子的班主任請去談話。一次月考過後，老師再次把我“請”到學校，氣急敗壞地向我抱怨道：“我不能因為你家一個孩子就拖了全班成績的後腿，這孩子一定是智商有問題，你趕快想想辦法。”
我能想什麽辦法呢？當然是請家教，上輔導班了，可是錢沒少花，時間沒少費，斌斌的成績卻絲毫不見起色。
老師徹底放棄了斌斌，在學校裏完全無視他的存在，我與丈夫也感到極度絕望，感歎我們不幸生了這麽一個笨兒子。
2010年，我們全家移民芬蘭。早就聽說芬蘭學生整體素質非常高，對此，我很是擔心，在中國學校裏倒數第一的斌斌到了高素質的芬蘭豈不是落得更遠？
帶著種種擔心，我們踏上了芬蘭的土地。斌斌就近進入了一所公辦小學讀書。因為擔心斌斌跟不上，所以我想讓斌斌降級一年。
不過我的想法遭到了校長的反對，他說如果把孩子放到低一年的班級裏，容易造成他的自卑心理，這會影響他一輩子。他請我放心，說孩子語言方麵的困難，學校會雇一名有經驗，專門教外國小孩的啟蒙老師每周單獨為他補習，加上班裏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相信斌斌很快就能跟上進度。
我當然沒有理由再拒絕，隻是心裏有些惴惴，不知道這一對一的專業輔導要收多少錢呢？
不想，在核對了孩子年齡後，校長轉而告訴我，可以讓斌斌上二年級。原來中國入學年齡都提前到了6歲，而芬蘭的孩子必須年滿7歲才可以上學，所以，在中國該上三年級的斌斌在芬蘭從小學二年級開始讀起。
兒子入學沒多久，這天，我接到斌斌班主任蘭戴爾的電話，說有一些家長反映，斌斌打了他們的孩子，所以學校決定針對斌斌的問題開個家長會。我懷著極其忐忑的心情來到學校。發現教室裏已經坐滿了家長。蘭戴爾首先講述了斌斌的情況。在一周的時間裏，他接到很多“投訴”，說斌斌在麵對同學的友好問候或幫助時，不僅不會報以同樣的友善，反而總是突然出手把對方抓傷或是推倒。同學們都覺得斌斌舉止怪異，家長們於是懷疑這個孩子精神有問題，認為學校應該把他轉到特殊學校去。
我一聽這話，激動地叫道：“我兒子沒有任何問題，他是個正常的孩子！”
蘭戴爾溫和地告訴我不要著急，聽他把話說完，然後轉身將旁邊的一位先生介紹給大家，說這是學校請來的兒童心理問題專家，他將用心理學的知識來向大家解釋斌斌的表現。
專家說，通過檢查，斌斌是一個心理正常的孩子，他之所以喜歡打架滋事，是由於語言障礙。他在課堂上，聽不懂老師的話，無事可做，就幹擾其他的同學聽課。再加上語言不通，就動手來代替說話。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使他盡快地掌握芬蘭語，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方麵學校和老師，要積極幫助他，另一方麵，各位家長要迴去給自己的孩子講清楚道理，讓他們盡可能和斌斌玩耍，以幫助他的芬蘭語進步，因為玩耍中小孩接受語言的能力最強。
接下來的情形讓我怎麽都沒想到，聽了專家的解釋，家長們紛紛走過來向我表示歉意，說要迴去給自己的孩子講清楚，大家一起努力，使斌斌盡快融入這個集體。
最後，蘭戴爾對自己的工作做了檢討，他說，由於語言障礙，斌斌的學習有些滯後，導致他不得不放慢全班的學習進度。不過他很高興接受這個挑戰，並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努力，最終完成教學任務。
對此，所有家長都表示理解，沒有人因為斌斌影響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學習進度而提出讓斌斌轉學，或將自己的孩子轉走。我再度流下了眼淚，不過這次是因為感動。
不分優劣，每個孩子都是天才
在蘭戴爾與所有同學的幫助下，斌斌漸漸擺脫了自卑與內向的性格，變得積極開朗，並喜歡上了這個新集體，再也沒有發生過打人事件。而讓我更為驚喜的是，我的“笨”兒子學起世界上最難學語言之一的芬蘭語居然表現超常，進步神速。並且，隨著芬蘭語聽說能力的提高，他的其他課程也很快跟了上來。學期快結束時，蘭戴爾高興地告訴我，斌斌已經跟上了大部隊，全班恢複了正常的學習進度。他還誇讚說，斌斌是個聰明的孩子，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有這樣大的飛躍。
我聽了很是感慨，在中國，我的兒子被不止一個老師定義為智商低，學習困難。可在芬蘭，“笨”孩子突然變聰明了，這真的是奇跡嗎？
有一天，我無意中看到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顧問雷喬·勞克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人們意識到，不應該依據成績好壞、智商高低把人劃分為若幹等。芬蘭是一個建立在平等、平均基礎上的社會……”
在一次觀看兒子學校組織的文藝匯演時，我深刻地體會到了教育顧問所提到的平等性。斌斌生來就缺乏音樂細胞，唱起歌來有些五音不全。在中國時，學校的文藝演出從來沒有他的份。
可這一次，他既緊張又興奮地告訴我，這次演出他將在歌舞劇中擔任男三號的重任，有兩句說唱的台詞。我聽了在高興之餘也禁不住為他擔心，沒有文藝天賦又缺乏表演經驗的斌斌能勝任嗎？
雖然經過無數次練習，但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表演，斌斌還是非常緊張，以至於唱的時候沒能控製住顫音。可是，沒有一個人責備或是嘲笑他。演出結束後，大家都向他表達了真誠的祝賀。斌斌沮喪的心情頓時一掃而光，從此不再畏懼在公眾場合進行表演。之後的一次集體活動中，他主動要求表演一個獨唱，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而看過整台文藝演出，我發現這幾乎是一台全校人人參與的表演。就連一年級那個腿部有殘疾的孩子都被老師抱上台來與大家一起合唱，而且還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芬蘭的學校還與中國學校有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班級裏沒有所謂的班幹部。為了表達學生的意願，方便與老師或校方交流，他們會在班裏或年級裏選出一名同學代表。隻是，這名同學代表沒有管理同學的權利，他的作用隻是學生們的代言人，是為學生服務的。
而這種從小就建立起來的平等教育思想所帶來的直接的結果就是整個芬蘭社會的清正廉明，沒有等級差別。
勒緊褲帶，奔馳加飛機送孩子上學
看著曾經的“笨”兒子在芬蘭平等、友愛、輕鬆的學習氛圍下變得越來越“聰明”、快樂和自信，我備感欣慰的同時也終於明白，為什麽芬蘭會是全世界學生素質差別最小的國家了。與此同時，芬蘭政府對教育不遺餘力地投入也讓我頗為動容，甚至是震驚。比如說開始讓我頗為擔心的學校專門為斌斌請的“私人芬蘭語老師”，竟然是由政府出錢聘請的，無須我們為此掏一毛錢。
剛來芬蘭時，為了不讓兒子有自卑感，我為他準備了全套的學習用具，從書包、文具盒到鉛筆、橡皮，無一不是挑選最好的。等孩子上學後我卻發現，這些東西全都白買了。芬蘭政府比我這個做母親的考慮得還周到，除了書包，其餘諸如書本、文具、午餐等等政府全都包了，一點兒也不用家長操心，甚至連孩子上學的交通費，政府也全額埋單。
由於芬蘭的學校沒有重點與非重點之分，所有學校的教學水平都很平均，所以也就不存在瘋狂擇校的問題。通常情況下，絕大多數的適齡兒童都是采取就近入學的原則。當然，有時也會有特殊情況，對那些上學路程超過五公裏的學生，芬蘭政府會給學生提供公共汽車票。如果家與學校之間沒有公共汽車路線連接，或者是行走不方便的殘疾人，學生將乘出租汽車上學和放學，車錢由政府出。斌斌就享受到了這種特殊的待遇。
來到芬蘭兩年後，由於老公工作調動，我們將家從城市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這樣就使得斌斌上學遠了很多。我和斌斌商量，將他轉到一所離新家近的小學。可是出於對原來集體的由衷熱愛，斌斌說什麽也不同意。我隻得作罷，每天不得不提前近一個小時出發，親自開車送兒子上學。
這樣接送了十幾天，我感到有些筋疲力盡，一天早晨終於沒能準時起床，以至從沒遲到過的斌斌第一次遲到了。我抱歉地對蘭戴爾先生說明了緣由，蘭戴爾有些驚訝地對我說：“你不用親自接送他的，這種情況可以向學校管理中心申請，如果符合條件，斌斌可以每天乘出租車上下學。”
“乘出租車？”我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在芬蘭街道上跑著的出租車可全都是中高檔的小轎車，奔馳、寶馬、奧迪，最差的也是日本的本田。如此高昂的打車費用政府也能報銷嗎？
我抱著懷疑的態度向學校管理中心遞交了申請。讓我大為意外的是，兩天後，校管中心打來電話，告訴我經過核實，斌斌可以乘坐出租車上學，費用由政府出。就這樣，從那天開始斌斌上學的坐駕由我的二手低端車改為了一輛豪華氣派的奔馳。
當我們不無得意地向同胞們講述這件幸事時，有人告訴我們，這算不了什麽，他的一個朋友家住在南部的一小島上，小島就隻有他們一戶人家。他小時候上學，是天天乘政府付費的船，到一個大一點的有學校的島上去上學。遇到風浪大的天，船不能開時，政府就用直升飛機接送他。我們聽得瞠目結舌，對號稱擁有“世界上最慷慨公立教育”的芬蘭真是佩服到五體投地。沒錯，這就是芬蘭的教育理念，不放棄一個人，讓每個人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與芬蘭兒童相比，中國孩子的負擔要沉重得多。隨著生存競爭日益加劇，父母強加在孩子身上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這種競爭意識將所謂的人生起跑線越推越早，而很多父母在花費了大量時間金錢後，卻筋疲力盡地發現，他們的孩子沒有按照期望中的茁壯成長，於是就會責怪孩子天賦差，智商低。
我也曾對斌斌產生過這樣的質疑，然而，現在芬蘭的教育讓我明白了，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成長速度有快慢緩急，這個時候，慢下來，靜心聽聽孩子的聲音。芬蘭式無競爭教育，或許能帶給所有中國父母別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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