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了耿麗萍，王承龍忽然想到探望一下王承孝。他們請老楊幫忙聯係縣看守所，得到的答複是沒宣判前不允許探望，如果要送東西，可以轉交。孫虎生後悔沒想到把那件毛背心帶來。王承龍從耿麗萍的日記中才知道那件毛背心是給王承孝的，他正是讀到此處才忍不住號啕大哭。他對孫虎生說，迴去要把那毛背心摔到他三大麵前好好臊一下那張老臉。
孫虎生和王承龍送走耿麗萍母親後，免費乘縣運輸公司的班車迴到了公社。王承華告訴孫虎生：
“夜來後晌來了個你們的鄉黨尋你，就住在後院客房。我去給你叫來。”
見到來人，孫虎生萬分驚訝，竟然是劉延生。孫虎生將劉延生介紹給王承龍和王承華，告訴他們這是劉隴生的哥哥。
故友重逢，孫虎生很激動，說要去商店買酒。王承華說不用去了，已經預備好了。孫虎生不禁想起那次自己對王承華發火，暗暗地又自責了一迴。
王承龍對孫虎生說吃過飯你騎車帶著客人頭裏先迴，我走迴去。一輛車子帶不了兩個人，再說還有個棕箱。王承華說，我去借公社文書的自行車把你送迴去，正好我也迴趟家。
飯後四個人騎兩輛自行車上了迴劉王莊的路。
路上，當兩輛車子拉開距離時，劉延生低聲問“你知道我為什麽來這裏嗎？” 孫虎生迴答“當然是來看隴生唄，不過來以前你還不知道他已經迴蘭州工作了。” 劉延生說你說對了一半，我事先是不知道他已經離開這裏了，但我是來逃難的。“逃難？”孫虎生顯得比剛見麵時還驚訝。劉延生簡要地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距離孫虎生和劉隴生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半個月後，北京市的一些老“紅衛兵”在北大附中秘密醞釀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十二月五日該組織正式宣告成立。劉延生也是其中的骨幹成員。孫虎生記起難怪當時他和劉隴生離開北京時劉延生都沒顧得上給他們送行，原來是忙著“鬧革命”呢。可是，組織成立還不到兩個月，就被“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反革命組織”的“壞頭頭”們遭到了逮捕，劉延生也沒能逃脫被關進監獄的厄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發行的《紅旗》雜誌67年第3期發表題目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社論提出：“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猶豫地實行法律製裁！”這裏的“反革命組織”就是指“聯動”。隨即，整個社會掀起了對“聯動”進行大圍剿的浪潮。
“你被抓的事情我在蘭州聽說了，那時全國都在批判‘聯動’思潮。後來聽隴生講毛主席下令又將你們釋放了。對吧？”
“沒錯。毛主席四月二十二日親自下令釋放了我們。可是一年多以後全國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階級隊伍，我又被抓了一迴。那時候我已經到了延安插隊。”
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孫虎生知道，連這偏僻的山溝也在進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裏雖然沒有“五•；一六”分子，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是有的，一清理便抓出來一個叫做“仁義救國軍”的反革命組織。僅僅河對岸的東西兩個莊裏就揪出來七八個反革命組織成員。大小批鬥會開了多次。孫虎生記得一次在大隊部開鬥爭會，那些“仁義救國軍”的成員們交代自己加入“組織”的動機和過程，令人聽來如同兒戲一般。東莊有個組織成員叫劉邦統，他的交代最有代表性——
“前年莊裏來了個平涼客，住在老四家。”那個被稱作老四的也正低頭站在戲台上接受批鬥。“他邀了我們一夥人‘搖碗子’ ，當中閑諞時平涼客問我們有個組織願意不願意參加。我們當中有人問他，啥組織？他說，組織叫‘仁義救國軍’，他是副司令，正司令在新疆，現在全國已經有好幾萬人參加咧。我們問，參加了就能咋？他說參加了有好處。我們問，有啥好處？他說，事情成了就能和幹部一樣發工資、吃國庫糧。大夥說有這種好事那就參加。”
革命群眾在戲台下質問：“你們參加以後進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動？老實交代！”
“再沒有啥活動，就是又在一搭搖過幾迴碗子。那都是平涼客走了以後。我們還議論哩，那平涼客咋再不來咧，後來就聽說他叫政府給抓咧。”
王元宵私下裏給孫虎生說過，開批鬥會時他嚇得腿肚子直打顫呢。孫虎生問，你又沒參加反革命組織，怕球啥哩？他悄聲說，差一點就參加咧。王元宵平日裏也愛耍、愛湊熱鬧，平涼客那天在河對麵老四屋裏“搖碗子”，他本來打算去耍，可那天正好發洪水，過不去河，要不肯定也得“加入組織”。王元宵慶幸地說：“真個是碗碴子擦尻子——危險極咧！”
一個人假如被被打成“反革命”，那可真的猶如掉進了萬丈深淵。其後果不僅僅是被押上台批鬥。嚴重的要被判刑，輕的也要被“監督勞動改造”。要命的是，假如被“監督勞動改造”，你便失去了與他人平等的權利。最簡明的要求是你得“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作為社員，你得比別人付出更多勞動，還要比別人少記工分。你被排除出了“多勞多得”分配原則的行列，生產隊或大隊可以任意指派你做“義務勞動”，這是給你“贖罪”表現的機會。因此，沒被打成“反革命”的王元宵才會感到那樣的慶幸。
“其實‘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和我們‘聯動’沒有任何關係。那是在高校中成立的組織，而我們‘聯動’純粹是中學紅衛兵組織。可是曆來的運動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連‘死老虎’一塊打。於是我又被抓迴北京。第二次進監獄對我靈魂觸動很大。你知道為什麽嗎？不是因為所謂思想改造學習，那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對我觸動很大的是遇到了一個人。你能想象出遇到什麽人嗎？”
孫虎生騎車背對著劉延生搖了搖頭。劉延生說出一個人名，姓很罕見，孫虎生頭一迴聽到有姓這個字的，名字也有點特別，好像外國人。
“他已經在去年被處決了，罪名是反革命。你能想象得出嗎？文革初期我和他屬於完全對立的兩派。連我自己也做夢都沒想到兩年後我們會被關在了一起。文革初期正當我們這些所謂‘紅五類’子女在宣揚‘血統論’之際，他撰寫了一篇標題《出身論》的文章做成油印材料在北京四處張貼散發，一下子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立即組織與他展開大辯論。所謂大辯論其實是我們依仗人多勢眾對他進行的圍攻。不久‘中央文革’也表態，宣布《出身論》為反動文章。後來他被逮捕，罪名是‘惡毒攻擊’和‘組織反革命集團’。而幾乎同時，我們‘聯動’也成了反革命組織。我們這些曾經的所謂‘紅五類’子女也因為父輩被揪出成為走資派而變成了‘黑七類’子女。這對於我們來說不是很有諷刺意味嗎？”
孫虎生想起了趙解放一夥在教室將課桌擂得山響，唱《鬼見愁》的情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我與他在獄中相識使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可是，孫虎生隱隱約約感到，從這個深深烙著革命“胎記”的劉延生身上並沒有看出人生觀根本的轉變。盡管他曾經在“老革命”腹中孕育，在“革命聖地”出生，如今卻作為“反革命”逃亡，但孫虎生仿佛感覺到在他的身體中依然湧動著革命的熱血。孫虎生的感覺果然很快便得到了證實。當他問劉延生今後的打算時，迴答是去越南參加“真正的革命”。
“目前咱們國內的革命形勢十分複雜，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很難看清方向。我覺得在毛主席的周圍一定有壞人在欺騙和蒙蔽他老人家。最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都在發表社論，提出要批判王明、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這就證明我的感覺是對的，中央裏的政治鬥爭也是十分激烈的。在這樣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年輕人是很難有什麽作為的。‘無產階級隻有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把這些複雜的政治鬥爭留給老革命們去搞吧，我們年輕人應當到戰場上去真刀真槍、流血犧牲，投身到為世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去。”
聽著劉延生的這一席話，孫虎生忽然聯想起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中的於連。那本書就躺在王承龍拎著的棕箱裏。
迴到莊裏，王承華邀他們一同到他家吃晚飯。飯後孫虎生帶劉延生迴到自己住的窯洞，王承龍隨後送來自己家的一條棉被。
“你們這板床光有被沒有褥子還是睡不成呀，可是我屋裏也沒褥子咧，隻有氈，這床又鋪不下。”王承龍對著劉隴生和李建國走後空出來的木板床撓頭。
“沒關係，我的床上鋪了兩條褥子哩。”孫虎生揭起自己的褥子，下麵果然還鋪著一條毛很長的狗皮褥子。“你們看，這上麵鋪條床單一樣睡。”
劉延生覺得狗皮褥子眼熟，孫虎生說：“你看的沒錯，劉哥。這就是你弟臨走送給我的。”劉延生說：“這褥子曾經是我父母感情的信物呢。”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搞“鐵壁合圍”，部隊反掃蕩中被打散了，他父親在一個陰冷潮濕的山洞裏貓了幾天幾夜，落下了老寒腿。後來他母親從老鄉那裏買了這條褥子給他父親鋪。
劉延生撫摩著狗皮褥子，神態有點傷感。孫虎生取出一條幹淨床單鋪在上邊，對劉延生說，你就睡在你家的褥子上吧。劉延生笑了：
“嗬嗬。這真是等於迴家了。”
“劉哥，你來這兒的事要我寫信告訴隴生嗎？”
“寫吧。我也寫一封附在裏麵，讓他盡快想辦法給我匯來一百元錢。錢一到我就離開。”
“一百元？他四個月的工資一分不花都不夠呢。你打算讓他向父母要嗎？”
“讓他自己想辦法，千萬不能讓我父親和阿姨知道。”他稱唿弟弟的母親為阿姨。
信發出去了。餘下的時光就是等待。有耿麗萍遺留下的那些世界名著，劉延生在孫虎生去教課的時候還不算很寂寞。
孫虎生和王承龍送走耿麗萍母親後，免費乘縣運輸公司的班車迴到了公社。王承華告訴孫虎生：
“夜來後晌來了個你們的鄉黨尋你，就住在後院客房。我去給你叫來。”
見到來人，孫虎生萬分驚訝，竟然是劉延生。孫虎生將劉延生介紹給王承龍和王承華，告訴他們這是劉隴生的哥哥。
故友重逢，孫虎生很激動，說要去商店買酒。王承華說不用去了，已經預備好了。孫虎生不禁想起那次自己對王承華發火，暗暗地又自責了一迴。
王承龍對孫虎生說吃過飯你騎車帶著客人頭裏先迴，我走迴去。一輛車子帶不了兩個人，再說還有個棕箱。王承華說，我去借公社文書的自行車把你送迴去，正好我也迴趟家。
飯後四個人騎兩輛自行車上了迴劉王莊的路。
路上，當兩輛車子拉開距離時，劉延生低聲問“你知道我為什麽來這裏嗎？” 孫虎生迴答“當然是來看隴生唄，不過來以前你還不知道他已經迴蘭州工作了。” 劉延生說你說對了一半，我事先是不知道他已經離開這裏了，但我是來逃難的。“逃難？”孫虎生顯得比剛見麵時還驚訝。劉延生簡要地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距離孫虎生和劉隴生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半個月後，北京市的一些老“紅衛兵”在北大附中秘密醞釀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十二月五日該組織正式宣告成立。劉延生也是其中的骨幹成員。孫虎生記起難怪當時他和劉隴生離開北京時劉延生都沒顧得上給他們送行，原來是忙著“鬧革命”呢。可是，組織成立還不到兩個月，就被“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反革命組織”的“壞頭頭”們遭到了逮捕，劉延生也沒能逃脫被關進監獄的厄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發行的《紅旗》雜誌67年第3期發表題目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社論提出：“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猶豫地實行法律製裁！”這裏的“反革命組織”就是指“聯動”。隨即，整個社會掀起了對“聯動”進行大圍剿的浪潮。
“你被抓的事情我在蘭州聽說了，那時全國都在批判‘聯動’思潮。後來聽隴生講毛主席下令又將你們釋放了。對吧？”
“沒錯。毛主席四月二十二日親自下令釋放了我們。可是一年多以後全國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階級隊伍，我又被抓了一迴。那時候我已經到了延安插隊。”
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孫虎生知道，連這偏僻的山溝也在進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裏雖然沒有“五•；一六”分子，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是有的，一清理便抓出來一個叫做“仁義救國軍”的反革命組織。僅僅河對岸的東西兩個莊裏就揪出來七八個反革命組織成員。大小批鬥會開了多次。孫虎生記得一次在大隊部開鬥爭會，那些“仁義救國軍”的成員們交代自己加入“組織”的動機和過程，令人聽來如同兒戲一般。東莊有個組織成員叫劉邦統，他的交代最有代表性——
“前年莊裏來了個平涼客，住在老四家。”那個被稱作老四的也正低頭站在戲台上接受批鬥。“他邀了我們一夥人‘搖碗子’ ，當中閑諞時平涼客問我們有個組織願意不願意參加。我們當中有人問他，啥組織？他說，組織叫‘仁義救國軍’，他是副司令，正司令在新疆，現在全國已經有好幾萬人參加咧。我們問，參加了就能咋？他說參加了有好處。我們問，有啥好處？他說，事情成了就能和幹部一樣發工資、吃國庫糧。大夥說有這種好事那就參加。”
革命群眾在戲台下質問：“你們參加以後進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動？老實交代！”
“再沒有啥活動，就是又在一搭搖過幾迴碗子。那都是平涼客走了以後。我們還議論哩，那平涼客咋再不來咧，後來就聽說他叫政府給抓咧。”
王元宵私下裏給孫虎生說過，開批鬥會時他嚇得腿肚子直打顫呢。孫虎生問，你又沒參加反革命組織，怕球啥哩？他悄聲說，差一點就參加咧。王元宵平日裏也愛耍、愛湊熱鬧，平涼客那天在河對麵老四屋裏“搖碗子”，他本來打算去耍，可那天正好發洪水，過不去河，要不肯定也得“加入組織”。王元宵慶幸地說：“真個是碗碴子擦尻子——危險極咧！”
一個人假如被被打成“反革命”，那可真的猶如掉進了萬丈深淵。其後果不僅僅是被押上台批鬥。嚴重的要被判刑，輕的也要被“監督勞動改造”。要命的是，假如被“監督勞動改造”，你便失去了與他人平等的權利。最簡明的要求是你得“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作為社員，你得比別人付出更多勞動，還要比別人少記工分。你被排除出了“多勞多得”分配原則的行列，生產隊或大隊可以任意指派你做“義務勞動”，這是給你“贖罪”表現的機會。因此，沒被打成“反革命”的王元宵才會感到那樣的慶幸。
“其實‘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和我們‘聯動’沒有任何關係。那是在高校中成立的組織，而我們‘聯動’純粹是中學紅衛兵組織。可是曆來的運動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連‘死老虎’一塊打。於是我又被抓迴北京。第二次進監獄對我靈魂觸動很大。你知道為什麽嗎？不是因為所謂思想改造學習，那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對我觸動很大的是遇到了一個人。你能想象出遇到什麽人嗎？”
孫虎生騎車背對著劉延生搖了搖頭。劉延生說出一個人名，姓很罕見，孫虎生頭一迴聽到有姓這個字的，名字也有點特別，好像外國人。
“他已經在去年被處決了，罪名是反革命。你能想象得出嗎？文革初期我和他屬於完全對立的兩派。連我自己也做夢都沒想到兩年後我們會被關在了一起。文革初期正當我們這些所謂‘紅五類’子女在宣揚‘血統論’之際，他撰寫了一篇標題《出身論》的文章做成油印材料在北京四處張貼散發，一下子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立即組織與他展開大辯論。所謂大辯論其實是我們依仗人多勢眾對他進行的圍攻。不久‘中央文革’也表態，宣布《出身論》為反動文章。後來他被逮捕，罪名是‘惡毒攻擊’和‘組織反革命集團’。而幾乎同時，我們‘聯動’也成了反革命組織。我們這些曾經的所謂‘紅五類’子女也因為父輩被揪出成為走資派而變成了‘黑七類’子女。這對於我們來說不是很有諷刺意味嗎？”
孫虎生想起了趙解放一夥在教室將課桌擂得山響，唱《鬼見愁》的情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我與他在獄中相識使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可是，孫虎生隱隱約約感到，從這個深深烙著革命“胎記”的劉延生身上並沒有看出人生觀根本的轉變。盡管他曾經在“老革命”腹中孕育，在“革命聖地”出生，如今卻作為“反革命”逃亡，但孫虎生仿佛感覺到在他的身體中依然湧動著革命的熱血。孫虎生的感覺果然很快便得到了證實。當他問劉延生今後的打算時，迴答是去越南參加“真正的革命”。
“目前咱們國內的革命形勢十分複雜，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很難看清方向。我覺得在毛主席的周圍一定有壞人在欺騙和蒙蔽他老人家。最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都在發表社論，提出要批判王明、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這就證明我的感覺是對的，中央裏的政治鬥爭也是十分激烈的。在這樣複雜的形勢下，我們年輕人是很難有什麽作為的。‘無產階級隻有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把這些複雜的政治鬥爭留給老革命們去搞吧，我們年輕人應當到戰場上去真刀真槍、流血犧牲，投身到為世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去。”
聽著劉延生的這一席話，孫虎生忽然聯想起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中的於連。那本書就躺在王承龍拎著的棕箱裏。
迴到莊裏，王承華邀他們一同到他家吃晚飯。飯後孫虎生帶劉延生迴到自己住的窯洞，王承龍隨後送來自己家的一條棉被。
“你們這板床光有被沒有褥子還是睡不成呀，可是我屋裏也沒褥子咧，隻有氈，這床又鋪不下。”王承龍對著劉隴生和李建國走後空出來的木板床撓頭。
“沒關係，我的床上鋪了兩條褥子哩。”孫虎生揭起自己的褥子，下麵果然還鋪著一條毛很長的狗皮褥子。“你們看，這上麵鋪條床單一樣睡。”
劉延生覺得狗皮褥子眼熟，孫虎生說：“你看的沒錯，劉哥。這就是你弟臨走送給我的。”劉延生說：“這褥子曾經是我父母感情的信物呢。”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搞“鐵壁合圍”，部隊反掃蕩中被打散了，他父親在一個陰冷潮濕的山洞裏貓了幾天幾夜，落下了老寒腿。後來他母親從老鄉那裏買了這條褥子給他父親鋪。
劉延生撫摩著狗皮褥子，神態有點傷感。孫虎生取出一條幹淨床單鋪在上邊，對劉延生說，你就睡在你家的褥子上吧。劉延生笑了：
“嗬嗬。這真是等於迴家了。”
“劉哥，你來這兒的事要我寫信告訴隴生嗎？”
“寫吧。我也寫一封附在裏麵，讓他盡快想辦法給我匯來一百元錢。錢一到我就離開。”
“一百元？他四個月的工資一分不花都不夠呢。你打算讓他向父母要嗎？”
“讓他自己想辦法，千萬不能讓我父親和阿姨知道。”他稱唿弟弟的母親為阿姨。
信發出去了。餘下的時光就是等待。有耿麗萍遺留下的那些世界名著，劉延生在孫虎生去教課的時候還不算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