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隴生和李建國從蘭州迴來了。
李建國是迴來辦遷移手續的。他的家庭狀況突如其來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李建國的伯父身居美國，已成為“美籍華人”，是很有名氣的現代物理學家，最近應邀迴國訪問，在日程安排裏提出要到蘭州看看自己很多年沒見麵的弟弟。國務院專門派人下來做了安排。李建國家又搬迴了兩年前被迫搬出去的大套住房。他父母的工作也恢複了，摘掉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學校還決定以解決子女問題為由招李建國為校辦工廠工人。即使做了這些安排，李建國的母親一開始並不同意接待他大伯。理由是他這個“海外關係”大伯已經害得他們家夠慘了。後來經過組織多方麵的“思想政治工作”開導，他母親這才提高了“從大局出發”、“一切向前看”的思想認識，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但提出一個額外要求：招收李建國為“工農兵學員”。學校組織經過研究，基本同意了這一要求，不過先讓他在校辦工廠上班，同時參加文化補習，然後通過工廠推薦，來年招生時予以解決。這小子真是時來運轉。
劉隴生也帶著遷移手續。他還幫兩個女同學代辦。一個是李萍。她要辦“病退返城”。這手續難辦一些，要大隊革委會出證明，還需要公社革委會和縣知青安置辦公室蓋章。李萍其實是因為迴家期間父母都去了“五七幹校”，家裏沒人，被“好心”照顧她的鄰居誘奸懷孕了。那鄰居有些神通，怕事情敗露，幫她辦了病退手續。另一個是尹華。她父親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獄。母親是家庭婦女。會寧縣有位王大娘代表廣大城鎮居民發出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倡議，引起全國城鎮居民的響應。像尹華母親這樣的“反革命家屬”，就更不能呆在城市吃閑飯，被“遣送”迴了原籍農村。她家弟妹還小，沒有青壯勞力，隻好叫她也遷迴去照顧家庭。她這種手續好辦，有原籍公社一級的證明和派出所出具的“準簽證”就可以了。她倆都沒迴來，托劉隴生幫她們辦好手續帶迴去。
李建國和劉隴生迴來後就馬不停蹄地跑公社和縣上辦手續。幾天來李建國發現劉隴生隻是在給兩個女同學辦手續，自己的手續一點沒辦，於是二人間發生了下麵一段對話。
“你自己的手續究竟還辦不辦？”
“暫時先不辦。”
“那你還走不走？”
“暫時不走。”
“怎麽給你父母說？”
“先拖著，不說。”
“假如耽誤了，以後還能有這樣的好機會嗎？”
“走著瞧吧。”“我知道你這是為了虎生。可將來無論招工還是抽調工作，大家最後總是要分手的呀。”
“那就等將來都招工抽調時再說，我現在不想走。”
“不想走？哪個知青不是做夢都想離開農村呢？有機會走卻不想走了？”
“你就這麽走了，耿麗萍咋辦？”
“……”
李建國啞口無言了，他正為這事頭疼呢。當初剛下來分隊時，孫虎生就不願意和李建國分到一個隊裏。帶隊老師做工作說，還是同班同學分在一起彼此熟悉，好相處一些。雖然如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分隊時基本上都是男女搭配的，但六人中最終成為戀人的隻有李建國和耿麗萍這一對。可如今看來這僅有的一對也要棒打鴛鴦散了。李建國的母親絕對不同意他們二人確立戀愛關係，原因很簡單，就因為耿麗萍的右派家庭出身。他倆已經在好幾天的晚飯後出去坐在小河邊談了多次。每次迴來時耿麗萍眼睛都哭得通紅。不知出於什麽心理，李建國覺得劉隴生不走的決定讓自己心裏更不是滋味。
李建國找孫虎生要單獨有話說。孫虎生猜測他一定是為耿麗萍的事，又要假惺惺地托付什麽今後關照的事。孫虎生十分瞧不上李建國那種“上海小男人”狗屁倒灶的脾性。李建國雖然生長在西北，但父母都是上海人，多少沾染了一些上海市民的習氣。平時精明細致得要命，大事臨頭往往不知所措。不過趨利避害的本能卻反應十分靈敏，全然沒有“利勿苟獲，害勿苟去”的原則。李建國為耿麗萍的事曾經找過一次孫虎生，那是為了大隊小學聘民辦教師的事。一開始生產隊推薦的是孫虎生。李建國找孫虎生商量，希望他把機會讓給耿麗萍。孫虎生答應了，但拒絕了李建國的一條香煙。孫虎生沒有料到李建國找他是為了劉隴生的事：
“你知道嗎？隴生這迴自己也帶著準遷證呢，但他揣在懷裏一直沒有辦手續。”
“為什麽？”
“還不是因為你。這你還不明白？”
“哦，明白了。”
孫虎生說著轉身就走。李建國在後麵追著說：
“你可別說是我說的。隴生不讓我告訴你。”
孫虎生找王元宵讓他幫忙放兩天羊，說自己要出去辦事。王元宵滿口答應，別說兩天，二十天都沒問題。自從孫虎生破了麥子失竊案，王元宵就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知青的腦瓜就是“靈醒”，絲毫沒露出有人揭發，略施小計就嚇得壞鬼我兒尿了褲子。這事除了王承龍和孫虎生外就他王元宵最明白，可王承龍交代對誰也不能說出去，包括自己屋裏人1。他覺得很不解氣的是對那兩個我兒沒有處罰，隻是叫他們把偷去的麥子又偷偷還迴來。公開的說法是發現了線索，麥子被藏在場院附近的一個狐泉2裏。裝麥子用的是場屋裏生產隊的口袋。
對於孫虎生感謝的話，王元宵的迴答是：“謝個啥呢。我還巴不得多趕幾天羊呢。你沒聽咱這裏老話說，‘放過三年羊，給個縣長也不當。’你隻管辦事，替你放幾天都行。”羊倌和飼養員這樣的活計在生產隊是隔一兩年就要輪換做的。因為不僅這些活計是長年工分，而且比農田裏的活計也苦輕一點。但是王元宵是個公認的“逛性子”人，牲口交給他恐怕大夥不放心。而羊群自從交給孫虎生後他就幾乎成了鐵打的羊倌。除非劉隴生或李建國願意換他。可他倆一聽說放羊就直搖頭。劉隴生說自己沒有耐心，假如一個人和羊在山上呆半天，會急得發瘋的。李建國嫌羊圈和羊身上的味道太難聞。因此隻要孫虎生還在，羊倌就甭想易主。王元宵也就甭想輪到做羊倌。王元宵自從患了腰疼病後想幹放羊這種輕鬆活計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家裏遇到天陰下雨常常還得老婆擔水。王元宵老婆金春梅是全村最壯實的女人，三個孩子的生養不但沒有耗虛她的身體，反而因為懷孕和哺乳期增大的飯量催得她身材更加豐滿粗壯。尤其到了夏天，她那圓滾滾的身子幾乎令村裏所有的男人眼饞。大伯子王元祿就對她是一天不見想得慌。隻要有機會她也從不拒絕他。可她決不允許小叔子王元明碰她。因為他對他的親哥自己的丈夫下手太狠，她心裏恨著呢。守著這樣的女人，王元宵偏偏還要對病怏怏的弟媳動情，真叫人不可思議。可王元宵常大言不慚地掛在嘴頭的話是“羊愛吃崖縫縫裏的草，野x日起來好”。結果被一扁擔打壞了腰子，隻剩了嘴頭的工夫。王元明的老婆劉愛愛則完全是因為生孩子傷了身體。她婚後一年一個一口氣生了五個，都是奶頭上吊著一個肚裏就又懷了另一個。老五出生後她央求丈夫就此罷休吧，再養她就得把命搭上。並且表示今後任憑丈夫嫖風，她決不彈嫌。大伯子大天白日要求歡，自然嚇得她要命。王元明事後也後悔自己出手太重，其實他知道二哥過了那一陣子就沒事了，可就因為一時衝動，沒輕重的一扁擔下去，差點出了人命。王元明咬牙自己另外挖了新窯洞，搬出了老屋。自此王元明對人見人愛自己原本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新姐金春梅也就斷了念想。他不得不在別的女人身上下工夫。工夫下得最多的要數劉好好的老婆李桂花。自然也有得手的時候，所以王元明知道劉家至今沒後人的原因不是劉懷存兄弟們的“種”不好，而是那女人的“地”不行。山村男人們對女人真可以稱得上是“吃著碗裏的，盯著鍋裏的”，哪怕碗裏是山珍海味，鍋裏是野菜雜糧。
孫虎生請假是陪劉隴生去辦遷移手續。他抱怨劉隴生不該把這事瞞著他。劉隴生則抱怨李建國“嘴長”。孫虎生說，你真傻，倆人都窮守在這兒有什麽好？你去工作，有了工資不會給哥們買兩盒好煙抽？劉隴生茅塞頓開。果然他工作後頭一個月發了二十四元錢學徒工工資就給孫虎生匯來五元。以後月月如此。五元錢可以買兩條半“寶成”牌或兩條“黃金葉”。假如買“經濟”牌可以買整整五條還有餘頭。
分手的前一天晚上，知青們都喝醉了。
那天王元祿、王元宵、王元明弟兄三個不約而同地每人提來一隻自家養的雞。他們知道知青喜歡吃雞，往常攢夠十來斤麩皮就找他們誰家換一隻。保管員王承虎也從自己家雞窩裏掏出一隻母雞準備給知青們送來，被媳婦攔住了。她媳婦用頭巾包了五六隻雞蛋，王承虎不肯來，她挺著幾個月身孕的大肚子自己送來了。知青們看到一下子送來三隻雞，趕忙謝絕。往後人少了，磨麵數量也少了，三四個月也攢不出換三隻雞的麩皮。但他們說，這雞不要用麩皮頂，送給你們吃的。知青們覺得這樣更不能接受，推讓的結果最後留下了王元祿和王元宵的，王元明家生活太困難，心意領了，雞還是硬讓他提了迴去。王承賢擀了長麵條送來，是新麥子磨的麵。黃秋鳳也送來幾隻雞蛋，還有自家醃的酸菜和鹹菜。劉翻身也拿來幾個雞蛋，還有一小包自己從新疆帶迴來的漠河煙。劉隴生和李建國這次迴來帶了不少阿爾巴尼亞香煙。這種香煙勁大，價格便宜。他們拿出香煙來招待來的鄉親們，還贈給他們每人一盒。村裏的男人們很少有懷揣一整盒紙煙的機會，個個都樂嗬嗬的。知青們留大家一起吃晚飯，人們都謝絕了，說迴家喝完湯再來諞。可等他們再來的時候知青們已經醉了。
俗話說“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開始還有說有笑，接著便有人哭泣，再後來幹脆大家一齊唱起歌來。一遍又一遍地輪番唱。唱的都是在知青中流行而社員鄉親們聽不明白的外國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條小路》、《喀秋莎》、《青年近衛軍之歌》、《紅梅花兒開》、《深深的海洋》……在酒精的作用下，舌頭已經笨拙，神智也似乎不很清醒，但歌聲還在忽高忽低地繼續，一直到深夜個個都精疲力竭，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就著炕桌邊個個迷迷糊糊睡著了。
走的人心情並不比留下的人好多少。他們內心裏雖然也或多或少為自己剛剛獲得的生存優越性有些慶幸，但此刻更多的是因社會的不公而為好友抱不平。什麽“有成份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種被稱作“政策”的東西簡直就是狗屁。到頭來完全是家庭出身決定一切。劉隴生的父親已經被“解放”，並且被“結合”到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裏。他父親在“五七幹校”的一個“戰友”，也被“解放”到商業廳下屬的食品公司掌了權，這樣就把劉隴生安排到了公司所屬的冷庫工作。
許多人的命運都和家庭的命運緊密相連。什麽“劃清界限”、“思想改造”等等都是社會需要而做的表麵文章。蘭州市1968年三屆六個年級的中學生和全國一樣同時畢業，他們的“四個麵向”幾乎完全是根據家庭出身決定的。劉隴生和李建國被分配插隊同樣是因為家庭出了問題。劉隴生的父親“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被戴上了“蛻化變質分子”的帽子。他母親也被單位造反派押上台批鬥，脖頸還掛上破鞋。李建國的父母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如果不是他家海外親戚的特殊關係，本來還沒有輪到給他們落實政策。如今，他們二人家庭命運突然改變理所當然地給他們帶來了好運。
孫虎生和耿麗萍二人的家庭幾乎有著相同的命運。孫虎生的母親在醫院工作，耿麗萍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倆人的父親都是右派，而且曾經都在同一個叫做夾邊溝的農場勞動改造，也同時在“夾邊溝事件”中喪命。孫虎生聽死裏逃生迴來的曾經是父親的一位難友講過那裏的情況。當時一個名叫張忠良的省委書記帶頭虛報浮誇，結果使得本來是糧食產區的河西走廊幾乎完全斷了口糧，造成了數以萬計的餓殍。位於河西地區的夾邊溝自然未能幸免。令孫虎生刻骨銘心的是父親的難友講述的慘不忍睹的情形。餓得半死的右派們已經沒有氣力參加任何勞動。他們坐在院子裏閉目曬太陽以增強體內的熱量。管理員從庫房裏拎出一隻捕鼠籠子。閉目曬太陽的人們立即瞪大了雙眼。本來無精打采的眼睛裏頓時像貓眼一樣射出光芒。管理員在院子中央打開了捕鼠籠子。人們像餓虎撲食般猛地一擁而上。在老鼠吱吱慘烈的尖叫聲中，捷足先登捕捉到老鼠的那位已經將老鼠一撕兩半把一半塞進了嘴裏，而緊攥著另一半老鼠的手指在爭奪中差點被同伴咬斷。就在這人們難以維持生命的狀況下，有關方麵向上級打報告經審批同意放這些右派返迴省城。就在上車返迴的那天，人們爭先恐後擁擠上列車。此時不少人已經虛脫，耗盡了生命中的最後一丁點能量，數十人在車站當場斃命，釀成了震驚全國的“夾邊溝事件”。孫虎生和耿麗萍的父親同時成了這次事件的不幸遇難者。
父輩的不幸遭遇讓孫虎生從少年時起就對人生有了特殊的感受。這種感受比“憶苦思甜”更直接地使他明白了世界上還有更加悲慘的人生。因此他是知青中頭迴聽到笑話“吃的高粱麵，拉的手榴彈”時，唯一內心沒有產生任何強烈反應的人。當然，其他人在後來有了吃高粱麵的體驗後，迴味起那笑話也不僅僅隻感到可笑而是包含著微微的酸楚。
孫虎生的父親是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提意見的對象包括劉隴生的父親。但父輩的恩怨沒有影響兩個小夥伴的友情。相反，劉隴生的父親還時常通過兒子對孫虎生給予一些關懷。這或許是基於人性中試圖減輕內疚的表現吧。人們提起耿麗萍的父親，都說他最冤，是湊了“指標”的。有人揭發他說過這樣的話：“中央的水是清的，流到省上就渾濁了，再流到基層就變成泥糊糊了。”正好定右派帽子的“指標”沒完成，就把他湊上了，成了省級機關有名的“泥糊糊右派”。
孫虎生十歲那年，也就是父親被下放到河西農場的第二年。他那時對三年前發生的運動還沒有太深的感受，以為父親不過是在長期出差。一個星期六下午，學生不到校。劉隴生拎隻竹籃來找孫虎生，告訴他機關食堂在給職工分洋芋1，叫他一同去。孫虎生沒加思索也拎隻籃子興衝衝地跟著去了。他們來到食堂後門時看到已經有好幾個小夥伴早來了。姓王的胖子管理員正在給他們的籃子裏裝土豆。他一個個給他們的籃子裝滿洋芋，最後輪到孫虎生時他卻轉身去做別的事了。劉隴生提醒他：“叔叔，還有一個人呢。”胖子轉過臉來，孫虎生看到那張平時非常熟悉的臉突然變得十分陌生。那張茄子般紫色的大臉上堆滿了橫肉，一對小眼睛如同嵌在腳趾縫裏仿佛使多大勁也露不出眼烏珠的整體，而眼白卻突然就占據了所有空間，露出那死人般的目光。蒜頭鼻下的兩隻獅子鼻孔裏猛然“哼”地一聲如同出了一口粗氣。然後又別轉臉將那生著一棱一棱肥肉的後腦勺和脖頸甩給了他們。孫虎生這才明白過來，一個個拎著裝滿洋芋的籃子離開的小夥伴們的父親都有“頭銜”：廳長、副廳長、處長、副處長。孫虎生拎著籃子快步離開了。他強忍著眼圈裏的淚花不讓它們流出來。劉隴生拎著裝滿洋芋的籃子氣喘籲籲地追上來要把自己籃子裏的洋芋分給他一半，但被他拒絕了。
傍晚，孫虎生的母親下班迴來正要做飯，劉隴生拎來半藍洋芋說是他媽讓送來的。母親立刻洗了幾隻炒出一盤孫虎生和妹妹都很喜歡吃的醋溜洋芋絲。母親和妹妹都奇怪為什麽他一口都沒吃那洋芋絲。他自己始終也沒有說出緣由。那年饑餓已經由農村蔓延至城市的大部分家庭。人們在自己家吃飯也嚴格地掌握定量標準。學校裏停止了體育課，還規定每堂課中途教師和學生都可以趴在桌上休息一陣。孫虎生和一些同學放學後總是先跑到機關食堂後門口的垃圾堆上揀被遺棄的菜根。他們把揀到的菜根用鉛筆刀削去老皮，然後將裏麵白色的部分像吃蘿卜似的擱到嘴裏嚼。盡管那味道根本不能和蘿卜相比，很難下咽，但畢竟能夠稍填一下饑餓難耐的肚皮。很多年後，孫虎生在蘭州一家叫做“菜根香”的連鎖餐廳牆壁上看到一幅警句字畫：“食得菜根，百事可為”，不禁又迴想起當年吃菜根的情形。在這樣的背景下，孫虎生能夠強忍不吃那香噴噴令人垂涎欲滴的洋芋絲，可見他那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多麽大的傷害。多年後姓王的胖子管理員居然來孫虎生家串門。母親叫坐著的孫虎生起身給胖子讓座。孫虎生身體紋絲沒動，學著胖子當年的表情隻是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胖子尷尬地沒落座就告辭了。母親很生氣，他做了解釋。母親這才知道了當初他不吃洋芋絲的原因。母親說，這種人咱們當然看不上，但也不值得和他計較。胖子這時已經死了老婆，竟然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希圖和孫虎生的母親套近乎。過去一貫自稱是“大老粗”的他竟恬不知恥地逢人便訴說自己其實也是“知識分子”，解放前讀過大學，因為害怕被迫害才偽裝成老粗。人們開玩笑說“王胖子會變，什麽吃香變什麽”。
王承龍和孫虎生趕著兩頭灰毛驢馱著四個人的行李去公社鎮子上送行。劉隴生和李建國要在那裏乘車先到縣城，然後乘去寶雞的班車，再從寶雞轉乘迴蘭州的火車。耿麗萍沒有一起送行到公社。她和鄉親們一起在村口與兩個共同生活了兩年多的同學揮手告別後就去小學校給娃們上課了。她人雖然在課堂上，可心已經被帶到了公社、縣城、寶雞乃至遙遠的蘭州。那兩個永遠告別了這塊土地的同學中還有一位是自己曾經的戀人。她甚至有了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昨晚醉了，那感覺不錯。可今早腦袋感到如同要炸裂一般。古人的詩句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真是用酒澆愁，隻怕醒後啊！
一行四人兩頭毛驢到了鎮上，徑直來到王承華的飯館。班車清早從縣城發車中午時分到鎮上，下午兩點多返迴縣城。這時車還沒到。班車到時司機和助手兼票員也要在這裏吃飯。王承華給他們炒了四個小菜，溫了一瓶白酒，然後說我去壓些機器麵咱們長麵送行。四人吃喝完畢，劉隴生掏錢付賬，總共三元七角錢，一斤六兩糧票。李建國提出倆人分攤，劉隴生幹脆地說不用了。李建國說那下次我請你。王承華謝絕付賬，說算我給你們送行。劉隴生一再堅持，王承華還是隻收了糧票沒收錢。酒足飯飽，王承龍提出他趕著驢先迴，孫虎生等著送他們上班車。咱們人吃飽了，兩頭驢還得餓著肚子趕二十多裏路呢。劉隴生對孫虎生說你就跟隊長一道迴吧，我倆自己上車沒問題。王承華也說讓他們一道迴，他和縣裏班車司機熟得很，一定讓把行李安排好，占兩個好座位，讓孫虎生和王承龍放心。四個人握手告別。兩個從毛孩子起就幾乎形影不離的好朋友這一別不知何日才能重逢。兩雙經曆了勞動鍛煉的長滿老繭的手緊握在一起，沒有說話。正如那“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出了鎮子，王承龍和孫虎生分別坐到了兩頭毛驢的背上。這時他們已不用驅趕，兩頭毛驢一前一後緊跟著步履匆匆地往迴疾走。毛驢在任何時候如果朝村莊相反方向走，無論怎麽驅趕，總是步履蹣跚，又是放屁又是打響鼻。可一旦朝迴走，那四個蹄子就像突然來了勁。
走出離鎮子五裏，路過一個叫廟嘴的村子。就在這村子的山頭，埋葬著孫虎生的一個投井自殺了的知青同學。孫虎生來參加了給他的送葬，和其他男知青一道輪流用肩膀頭把棺材扛到了山頂。孫虎生望著那同學長眠的山頭陷入了沉思。
這一路，無論王承龍提起什麽話題，孫虎生總是沒興趣搭茬。王承龍指著廟嘴村前的一堆廢墟說，那裏從前是個廟，文革開始時被造反的人們拆毀了。廟裏原先供奉的是財神爺和土地爺。傳說曾經有兩個叫花子寄宿在裏麵。倆人一天下來無論乞討狀況如何，無論填飽了肚皮還是腹中空空，總忘不了給廟裏供奉的二位神仙上香。哪怕討不到半厘香火，用草桔代替，也不廢每天的上香膜拜儀式。財神爺很感動，對土地爺說，世間那麽多富人和至少比這起這兩位來安居樂業的人，都比不得這倆人更虔誠。我們幫他倆發筆財，報答他們的誠心如何？土地爺說，萬萬不可，如果那樣做了，恐怕這二位的香火也要斷了。財神爺不信，於是兩位神仙打賭。這天兩個叫花子照例上香時發現香爐裏香灰下麵很硬，香柱插不下去，刨開香灰一看，驚喜萬狀，隻見一錠碩大的金元寶。於是二人決定先飽餐一頓再商量財寶的用途。倆人分了工。一個去集市買麵買肉，另一個在家劈柴生火燒水。二人準備包一頓做夢也夢不到的肉餡餃子。在家燒水的叫花子琢磨怎樣才能獨吞了這筆以外的財寶。他找來一塊巨石懸在門頂，待那位拎著麵和肉興衝衝迴來，一推門立即被砸翻在地腦漿迸裂。這位得逞後十分得意，一邊做著獨吞財寶的美夢一邊美美地吃了一頓獨食餃子。誰知他吃完餃子後覺得腹痛難忍，一會工夫便七竅出血倒地身亡。原來那位去趕集的叫花子也有獨吞財寶之意，在麵粉裏下了砒霜。果然被土地爺不幸言中，這二位最虔誠的香火從此也斷了。財神爺輸給了土地爺。
聽王承龍講完故事，孫虎生迴首望了望已經被拋在身後幾裏外的廟宇廢墟，心中不知是什麽滋味。他不由地想到了這陣正乘坐在班車上的劉隴生，想起二人曾經常常學著課本上大澤鄉起義的陳勝的口吻，相互調侃“苟富貴，勿相忘”的誓言，想起剛剛王承龍為了解悶講的兩個叫花子的故事，不禁啞然失笑了。
李建國是迴來辦遷移手續的。他的家庭狀況突如其來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李建國的伯父身居美國，已成為“美籍華人”，是很有名氣的現代物理學家，最近應邀迴國訪問，在日程安排裏提出要到蘭州看看自己很多年沒見麵的弟弟。國務院專門派人下來做了安排。李建國家又搬迴了兩年前被迫搬出去的大套住房。他父母的工作也恢複了，摘掉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學校還決定以解決子女問題為由招李建國為校辦工廠工人。即使做了這些安排，李建國的母親一開始並不同意接待他大伯。理由是他這個“海外關係”大伯已經害得他們家夠慘了。後來經過組織多方麵的“思想政治工作”開導，他母親這才提高了“從大局出發”、“一切向前看”的思想認識，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但提出一個額外要求：招收李建國為“工農兵學員”。學校組織經過研究，基本同意了這一要求，不過先讓他在校辦工廠上班，同時參加文化補習，然後通過工廠推薦，來年招生時予以解決。這小子真是時來運轉。
劉隴生也帶著遷移手續。他還幫兩個女同學代辦。一個是李萍。她要辦“病退返城”。這手續難辦一些，要大隊革委會出證明，還需要公社革委會和縣知青安置辦公室蓋章。李萍其實是因為迴家期間父母都去了“五七幹校”，家裏沒人，被“好心”照顧她的鄰居誘奸懷孕了。那鄰居有些神通，怕事情敗露，幫她辦了病退手續。另一個是尹華。她父親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獄。母親是家庭婦女。會寧縣有位王大娘代表廣大城鎮居民發出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倡議，引起全國城鎮居民的響應。像尹華母親這樣的“反革命家屬”，就更不能呆在城市吃閑飯，被“遣送”迴了原籍農村。她家弟妹還小，沒有青壯勞力，隻好叫她也遷迴去照顧家庭。她這種手續好辦，有原籍公社一級的證明和派出所出具的“準簽證”就可以了。她倆都沒迴來，托劉隴生幫她們辦好手續帶迴去。
李建國和劉隴生迴來後就馬不停蹄地跑公社和縣上辦手續。幾天來李建國發現劉隴生隻是在給兩個女同學辦手續，自己的手續一點沒辦，於是二人間發生了下麵一段對話。
“你自己的手續究竟還辦不辦？”
“暫時先不辦。”
“那你還走不走？”
“暫時不走。”
“怎麽給你父母說？”
“先拖著，不說。”
“假如耽誤了，以後還能有這樣的好機會嗎？”
“走著瞧吧。”“我知道你這是為了虎生。可將來無論招工還是抽調工作，大家最後總是要分手的呀。”
“那就等將來都招工抽調時再說，我現在不想走。”
“不想走？哪個知青不是做夢都想離開農村呢？有機會走卻不想走了？”
“你就這麽走了，耿麗萍咋辦？”
“……”
李建國啞口無言了，他正為這事頭疼呢。當初剛下來分隊時，孫虎生就不願意和李建國分到一個隊裏。帶隊老師做工作說，還是同班同學分在一起彼此熟悉，好相處一些。雖然如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分隊時基本上都是男女搭配的，但六人中最終成為戀人的隻有李建國和耿麗萍這一對。可如今看來這僅有的一對也要棒打鴛鴦散了。李建國的母親絕對不同意他們二人確立戀愛關係，原因很簡單，就因為耿麗萍的右派家庭出身。他倆已經在好幾天的晚飯後出去坐在小河邊談了多次。每次迴來時耿麗萍眼睛都哭得通紅。不知出於什麽心理，李建國覺得劉隴生不走的決定讓自己心裏更不是滋味。
李建國找孫虎生要單獨有話說。孫虎生猜測他一定是為耿麗萍的事，又要假惺惺地托付什麽今後關照的事。孫虎生十分瞧不上李建國那種“上海小男人”狗屁倒灶的脾性。李建國雖然生長在西北，但父母都是上海人，多少沾染了一些上海市民的習氣。平時精明細致得要命，大事臨頭往往不知所措。不過趨利避害的本能卻反應十分靈敏，全然沒有“利勿苟獲，害勿苟去”的原則。李建國為耿麗萍的事曾經找過一次孫虎生，那是為了大隊小學聘民辦教師的事。一開始生產隊推薦的是孫虎生。李建國找孫虎生商量，希望他把機會讓給耿麗萍。孫虎生答應了，但拒絕了李建國的一條香煙。孫虎生沒有料到李建國找他是為了劉隴生的事：
“你知道嗎？隴生這迴自己也帶著準遷證呢，但他揣在懷裏一直沒有辦手續。”
“為什麽？”
“還不是因為你。這你還不明白？”
“哦，明白了。”
孫虎生說著轉身就走。李建國在後麵追著說：
“你可別說是我說的。隴生不讓我告訴你。”
孫虎生找王元宵讓他幫忙放兩天羊，說自己要出去辦事。王元宵滿口答應，別說兩天，二十天都沒問題。自從孫虎生破了麥子失竊案，王元宵就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知青的腦瓜就是“靈醒”，絲毫沒露出有人揭發，略施小計就嚇得壞鬼我兒尿了褲子。這事除了王承龍和孫虎生外就他王元宵最明白，可王承龍交代對誰也不能說出去，包括自己屋裏人1。他覺得很不解氣的是對那兩個我兒沒有處罰，隻是叫他們把偷去的麥子又偷偷還迴來。公開的說法是發現了線索，麥子被藏在場院附近的一個狐泉2裏。裝麥子用的是場屋裏生產隊的口袋。
對於孫虎生感謝的話，王元宵的迴答是：“謝個啥呢。我還巴不得多趕幾天羊呢。你沒聽咱這裏老話說，‘放過三年羊，給個縣長也不當。’你隻管辦事，替你放幾天都行。”羊倌和飼養員這樣的活計在生產隊是隔一兩年就要輪換做的。因為不僅這些活計是長年工分，而且比農田裏的活計也苦輕一點。但是王元宵是個公認的“逛性子”人，牲口交給他恐怕大夥不放心。而羊群自從交給孫虎生後他就幾乎成了鐵打的羊倌。除非劉隴生或李建國願意換他。可他倆一聽說放羊就直搖頭。劉隴生說自己沒有耐心，假如一個人和羊在山上呆半天，會急得發瘋的。李建國嫌羊圈和羊身上的味道太難聞。因此隻要孫虎生還在，羊倌就甭想易主。王元宵也就甭想輪到做羊倌。王元宵自從患了腰疼病後想幹放羊這種輕鬆活計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家裏遇到天陰下雨常常還得老婆擔水。王元宵老婆金春梅是全村最壯實的女人，三個孩子的生養不但沒有耗虛她的身體，反而因為懷孕和哺乳期增大的飯量催得她身材更加豐滿粗壯。尤其到了夏天，她那圓滾滾的身子幾乎令村裏所有的男人眼饞。大伯子王元祿就對她是一天不見想得慌。隻要有機會她也從不拒絕他。可她決不允許小叔子王元明碰她。因為他對他的親哥自己的丈夫下手太狠，她心裏恨著呢。守著這樣的女人，王元宵偏偏還要對病怏怏的弟媳動情，真叫人不可思議。可王元宵常大言不慚地掛在嘴頭的話是“羊愛吃崖縫縫裏的草，野x日起來好”。結果被一扁擔打壞了腰子，隻剩了嘴頭的工夫。王元明的老婆劉愛愛則完全是因為生孩子傷了身體。她婚後一年一個一口氣生了五個，都是奶頭上吊著一個肚裏就又懷了另一個。老五出生後她央求丈夫就此罷休吧，再養她就得把命搭上。並且表示今後任憑丈夫嫖風，她決不彈嫌。大伯子大天白日要求歡，自然嚇得她要命。王元明事後也後悔自己出手太重，其實他知道二哥過了那一陣子就沒事了，可就因為一時衝動，沒輕重的一扁擔下去，差點出了人命。王元明咬牙自己另外挖了新窯洞，搬出了老屋。自此王元明對人見人愛自己原本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新姐金春梅也就斷了念想。他不得不在別的女人身上下工夫。工夫下得最多的要數劉好好的老婆李桂花。自然也有得手的時候，所以王元明知道劉家至今沒後人的原因不是劉懷存兄弟們的“種”不好，而是那女人的“地”不行。山村男人們對女人真可以稱得上是“吃著碗裏的，盯著鍋裏的”，哪怕碗裏是山珍海味，鍋裏是野菜雜糧。
孫虎生請假是陪劉隴生去辦遷移手續。他抱怨劉隴生不該把這事瞞著他。劉隴生則抱怨李建國“嘴長”。孫虎生說，你真傻，倆人都窮守在這兒有什麽好？你去工作，有了工資不會給哥們買兩盒好煙抽？劉隴生茅塞頓開。果然他工作後頭一個月發了二十四元錢學徒工工資就給孫虎生匯來五元。以後月月如此。五元錢可以買兩條半“寶成”牌或兩條“黃金葉”。假如買“經濟”牌可以買整整五條還有餘頭。
分手的前一天晚上，知青們都喝醉了。
那天王元祿、王元宵、王元明弟兄三個不約而同地每人提來一隻自家養的雞。他們知道知青喜歡吃雞，往常攢夠十來斤麩皮就找他們誰家換一隻。保管員王承虎也從自己家雞窩裏掏出一隻母雞準備給知青們送來，被媳婦攔住了。她媳婦用頭巾包了五六隻雞蛋，王承虎不肯來，她挺著幾個月身孕的大肚子自己送來了。知青們看到一下子送來三隻雞，趕忙謝絕。往後人少了，磨麵數量也少了，三四個月也攢不出換三隻雞的麩皮。但他們說，這雞不要用麩皮頂，送給你們吃的。知青們覺得這樣更不能接受，推讓的結果最後留下了王元祿和王元宵的，王元明家生活太困難，心意領了，雞還是硬讓他提了迴去。王承賢擀了長麵條送來，是新麥子磨的麵。黃秋鳳也送來幾隻雞蛋，還有自家醃的酸菜和鹹菜。劉翻身也拿來幾個雞蛋，還有一小包自己從新疆帶迴來的漠河煙。劉隴生和李建國這次迴來帶了不少阿爾巴尼亞香煙。這種香煙勁大，價格便宜。他們拿出香煙來招待來的鄉親們，還贈給他們每人一盒。村裏的男人們很少有懷揣一整盒紙煙的機會，個個都樂嗬嗬的。知青們留大家一起吃晚飯，人們都謝絕了，說迴家喝完湯再來諞。可等他們再來的時候知青們已經醉了。
俗話說“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開始還有說有笑，接著便有人哭泣，再後來幹脆大家一齊唱起歌來。一遍又一遍地輪番唱。唱的都是在知青中流行而社員鄉親們聽不明白的外國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條小路》、《喀秋莎》、《青年近衛軍之歌》、《紅梅花兒開》、《深深的海洋》……在酒精的作用下，舌頭已經笨拙，神智也似乎不很清醒，但歌聲還在忽高忽低地繼續，一直到深夜個個都精疲力竭，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就著炕桌邊個個迷迷糊糊睡著了。
走的人心情並不比留下的人好多少。他們內心裏雖然也或多或少為自己剛剛獲得的生存優越性有些慶幸，但此刻更多的是因社會的不公而為好友抱不平。什麽“有成份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種被稱作“政策”的東西簡直就是狗屁。到頭來完全是家庭出身決定一切。劉隴生的父親已經被“解放”，並且被“結合”到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裏。他父親在“五七幹校”的一個“戰友”，也被“解放”到商業廳下屬的食品公司掌了權，這樣就把劉隴生安排到了公司所屬的冷庫工作。
許多人的命運都和家庭的命運緊密相連。什麽“劃清界限”、“思想改造”等等都是社會需要而做的表麵文章。蘭州市1968年三屆六個年級的中學生和全國一樣同時畢業，他們的“四個麵向”幾乎完全是根據家庭出身決定的。劉隴生和李建國被分配插隊同樣是因為家庭出了問題。劉隴生的父親“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被戴上了“蛻化變質分子”的帽子。他母親也被單位造反派押上台批鬥，脖頸還掛上破鞋。李建國的父母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如果不是他家海外親戚的特殊關係，本來還沒有輪到給他們落實政策。如今，他們二人家庭命運突然改變理所當然地給他們帶來了好運。
孫虎生和耿麗萍二人的家庭幾乎有著相同的命運。孫虎生的母親在醫院工作，耿麗萍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倆人的父親都是右派，而且曾經都在同一個叫做夾邊溝的農場勞動改造，也同時在“夾邊溝事件”中喪命。孫虎生聽死裏逃生迴來的曾經是父親的一位難友講過那裏的情況。當時一個名叫張忠良的省委書記帶頭虛報浮誇，結果使得本來是糧食產區的河西走廊幾乎完全斷了口糧，造成了數以萬計的餓殍。位於河西地區的夾邊溝自然未能幸免。令孫虎生刻骨銘心的是父親的難友講述的慘不忍睹的情形。餓得半死的右派們已經沒有氣力參加任何勞動。他們坐在院子裏閉目曬太陽以增強體內的熱量。管理員從庫房裏拎出一隻捕鼠籠子。閉目曬太陽的人們立即瞪大了雙眼。本來無精打采的眼睛裏頓時像貓眼一樣射出光芒。管理員在院子中央打開了捕鼠籠子。人們像餓虎撲食般猛地一擁而上。在老鼠吱吱慘烈的尖叫聲中，捷足先登捕捉到老鼠的那位已經將老鼠一撕兩半把一半塞進了嘴裏，而緊攥著另一半老鼠的手指在爭奪中差點被同伴咬斷。就在這人們難以維持生命的狀況下，有關方麵向上級打報告經審批同意放這些右派返迴省城。就在上車返迴的那天，人們爭先恐後擁擠上列車。此時不少人已經虛脫，耗盡了生命中的最後一丁點能量，數十人在車站當場斃命，釀成了震驚全國的“夾邊溝事件”。孫虎生和耿麗萍的父親同時成了這次事件的不幸遇難者。
父輩的不幸遭遇讓孫虎生從少年時起就對人生有了特殊的感受。這種感受比“憶苦思甜”更直接地使他明白了世界上還有更加悲慘的人生。因此他是知青中頭迴聽到笑話“吃的高粱麵，拉的手榴彈”時，唯一內心沒有產生任何強烈反應的人。當然，其他人在後來有了吃高粱麵的體驗後，迴味起那笑話也不僅僅隻感到可笑而是包含著微微的酸楚。
孫虎生的父親是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提意見的對象包括劉隴生的父親。但父輩的恩怨沒有影響兩個小夥伴的友情。相反，劉隴生的父親還時常通過兒子對孫虎生給予一些關懷。這或許是基於人性中試圖減輕內疚的表現吧。人們提起耿麗萍的父親，都說他最冤，是湊了“指標”的。有人揭發他說過這樣的話：“中央的水是清的，流到省上就渾濁了，再流到基層就變成泥糊糊了。”正好定右派帽子的“指標”沒完成，就把他湊上了，成了省級機關有名的“泥糊糊右派”。
孫虎生十歲那年，也就是父親被下放到河西農場的第二年。他那時對三年前發生的運動還沒有太深的感受，以為父親不過是在長期出差。一個星期六下午，學生不到校。劉隴生拎隻竹籃來找孫虎生，告訴他機關食堂在給職工分洋芋1，叫他一同去。孫虎生沒加思索也拎隻籃子興衝衝地跟著去了。他們來到食堂後門時看到已經有好幾個小夥伴早來了。姓王的胖子管理員正在給他們的籃子裏裝土豆。他一個個給他們的籃子裝滿洋芋，最後輪到孫虎生時他卻轉身去做別的事了。劉隴生提醒他：“叔叔，還有一個人呢。”胖子轉過臉來，孫虎生看到那張平時非常熟悉的臉突然變得十分陌生。那張茄子般紫色的大臉上堆滿了橫肉，一對小眼睛如同嵌在腳趾縫裏仿佛使多大勁也露不出眼烏珠的整體，而眼白卻突然就占據了所有空間，露出那死人般的目光。蒜頭鼻下的兩隻獅子鼻孔裏猛然“哼”地一聲如同出了一口粗氣。然後又別轉臉將那生著一棱一棱肥肉的後腦勺和脖頸甩給了他們。孫虎生這才明白過來，一個個拎著裝滿洋芋的籃子離開的小夥伴們的父親都有“頭銜”：廳長、副廳長、處長、副處長。孫虎生拎著籃子快步離開了。他強忍著眼圈裏的淚花不讓它們流出來。劉隴生拎著裝滿洋芋的籃子氣喘籲籲地追上來要把自己籃子裏的洋芋分給他一半，但被他拒絕了。
傍晚，孫虎生的母親下班迴來正要做飯，劉隴生拎來半藍洋芋說是他媽讓送來的。母親立刻洗了幾隻炒出一盤孫虎生和妹妹都很喜歡吃的醋溜洋芋絲。母親和妹妹都奇怪為什麽他一口都沒吃那洋芋絲。他自己始終也沒有說出緣由。那年饑餓已經由農村蔓延至城市的大部分家庭。人們在自己家吃飯也嚴格地掌握定量標準。學校裏停止了體育課，還規定每堂課中途教師和學生都可以趴在桌上休息一陣。孫虎生和一些同學放學後總是先跑到機關食堂後門口的垃圾堆上揀被遺棄的菜根。他們把揀到的菜根用鉛筆刀削去老皮，然後將裏麵白色的部分像吃蘿卜似的擱到嘴裏嚼。盡管那味道根本不能和蘿卜相比，很難下咽，但畢竟能夠稍填一下饑餓難耐的肚皮。很多年後，孫虎生在蘭州一家叫做“菜根香”的連鎖餐廳牆壁上看到一幅警句字畫：“食得菜根，百事可為”，不禁又迴想起當年吃菜根的情形。在這樣的背景下，孫虎生能夠強忍不吃那香噴噴令人垂涎欲滴的洋芋絲，可見他那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多麽大的傷害。多年後姓王的胖子管理員居然來孫虎生家串門。母親叫坐著的孫虎生起身給胖子讓座。孫虎生身體紋絲沒動，學著胖子當年的表情隻是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胖子尷尬地沒落座就告辭了。母親很生氣，他做了解釋。母親這才知道了當初他不吃洋芋絲的原因。母親說，這種人咱們當然看不上，但也不值得和他計較。胖子這時已經死了老婆，竟然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希圖和孫虎生的母親套近乎。過去一貫自稱是“大老粗”的他竟恬不知恥地逢人便訴說自己其實也是“知識分子”，解放前讀過大學，因為害怕被迫害才偽裝成老粗。人們開玩笑說“王胖子會變，什麽吃香變什麽”。
王承龍和孫虎生趕著兩頭灰毛驢馱著四個人的行李去公社鎮子上送行。劉隴生和李建國要在那裏乘車先到縣城，然後乘去寶雞的班車，再從寶雞轉乘迴蘭州的火車。耿麗萍沒有一起送行到公社。她和鄉親們一起在村口與兩個共同生活了兩年多的同學揮手告別後就去小學校給娃們上課了。她人雖然在課堂上，可心已經被帶到了公社、縣城、寶雞乃至遙遠的蘭州。那兩個永遠告別了這塊土地的同學中還有一位是自己曾經的戀人。她甚至有了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昨晚醉了，那感覺不錯。可今早腦袋感到如同要炸裂一般。古人的詩句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真是用酒澆愁，隻怕醒後啊！
一行四人兩頭毛驢到了鎮上，徑直來到王承華的飯館。班車清早從縣城發車中午時分到鎮上，下午兩點多返迴縣城。這時車還沒到。班車到時司機和助手兼票員也要在這裏吃飯。王承華給他們炒了四個小菜，溫了一瓶白酒，然後說我去壓些機器麵咱們長麵送行。四人吃喝完畢，劉隴生掏錢付賬，總共三元七角錢，一斤六兩糧票。李建國提出倆人分攤，劉隴生幹脆地說不用了。李建國說那下次我請你。王承華謝絕付賬，說算我給你們送行。劉隴生一再堅持，王承華還是隻收了糧票沒收錢。酒足飯飽，王承龍提出他趕著驢先迴，孫虎生等著送他們上班車。咱們人吃飽了，兩頭驢還得餓著肚子趕二十多裏路呢。劉隴生對孫虎生說你就跟隊長一道迴吧，我倆自己上車沒問題。王承華也說讓他們一道迴，他和縣裏班車司機熟得很，一定讓把行李安排好，占兩個好座位，讓孫虎生和王承龍放心。四個人握手告別。兩個從毛孩子起就幾乎形影不離的好朋友這一別不知何日才能重逢。兩雙經曆了勞動鍛煉的長滿老繭的手緊握在一起，沒有說話。正如那“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出了鎮子，王承龍和孫虎生分別坐到了兩頭毛驢的背上。這時他們已不用驅趕，兩頭毛驢一前一後緊跟著步履匆匆地往迴疾走。毛驢在任何時候如果朝村莊相反方向走，無論怎麽驅趕，總是步履蹣跚，又是放屁又是打響鼻。可一旦朝迴走，那四個蹄子就像突然來了勁。
走出離鎮子五裏，路過一個叫廟嘴的村子。就在這村子的山頭，埋葬著孫虎生的一個投井自殺了的知青同學。孫虎生來參加了給他的送葬，和其他男知青一道輪流用肩膀頭把棺材扛到了山頂。孫虎生望著那同學長眠的山頭陷入了沉思。
這一路，無論王承龍提起什麽話題，孫虎生總是沒興趣搭茬。王承龍指著廟嘴村前的一堆廢墟說，那裏從前是個廟，文革開始時被造反的人們拆毀了。廟裏原先供奉的是財神爺和土地爺。傳說曾經有兩個叫花子寄宿在裏麵。倆人一天下來無論乞討狀況如何，無論填飽了肚皮還是腹中空空，總忘不了給廟裏供奉的二位神仙上香。哪怕討不到半厘香火，用草桔代替，也不廢每天的上香膜拜儀式。財神爺很感動，對土地爺說，世間那麽多富人和至少比這起這兩位來安居樂業的人，都比不得這倆人更虔誠。我們幫他倆發筆財，報答他們的誠心如何？土地爺說，萬萬不可，如果那樣做了，恐怕這二位的香火也要斷了。財神爺不信，於是兩位神仙打賭。這天兩個叫花子照例上香時發現香爐裏香灰下麵很硬，香柱插不下去，刨開香灰一看，驚喜萬狀，隻見一錠碩大的金元寶。於是二人決定先飽餐一頓再商量財寶的用途。倆人分了工。一個去集市買麵買肉，另一個在家劈柴生火燒水。二人準備包一頓做夢也夢不到的肉餡餃子。在家燒水的叫花子琢磨怎樣才能獨吞了這筆以外的財寶。他找來一塊巨石懸在門頂，待那位拎著麵和肉興衝衝迴來，一推門立即被砸翻在地腦漿迸裂。這位得逞後十分得意，一邊做著獨吞財寶的美夢一邊美美地吃了一頓獨食餃子。誰知他吃完餃子後覺得腹痛難忍，一會工夫便七竅出血倒地身亡。原來那位去趕集的叫花子也有獨吞財寶之意，在麵粉裏下了砒霜。果然被土地爺不幸言中，這二位最虔誠的香火從此也斷了。財神爺輸給了土地爺。
聽王承龍講完故事，孫虎生迴首望了望已經被拋在身後幾裏外的廟宇廢墟，心中不知是什麽滋味。他不由地想到了這陣正乘坐在班車上的劉隴生，想起二人曾經常常學著課本上大澤鄉起義的陳勝的口吻，相互調侃“苟富貴，勿相忘”的誓言，想起剛剛王承龍為了解悶講的兩個叫花子的故事，不禁啞然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