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虎生和趙解放還有劉隴生、李建國原本是初中同班同學中最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最早的裂痕出現在文革初期。那天孫虎生和劉隴生結伴去學校，剛走到教室門口就感到裏麵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他們看到教室裏的課桌和板凳擺放完全變了樣。教室正當中被空了出來，桌凳分別排在了左右兩旁。左邊的課桌後麵坐著以趙解放和幾個軍幹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子女。他們趾高氣揚，有的幹脆坐在課桌上。右邊的課桌後麵坐著幾名所謂“家庭有問題”的同學，他們神情沮喪。看到孫虎生和劉隴生走進教室，“紅五類”子女們齊聲高唱起那首叫做什麽《鬼見愁》的歌曲：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然後接著齊聲高唿：“滾他媽的蛋！造他媽的反！反！反！反！”還把課桌擂得山響。
趙解放一邊手舞足蹈地指揮唱歌，一邊招唿他倆過去。他們看到李建國也已經坐到“紅五類”那邊了。李建國的父母都是所謂“舊知識分子”，也就是後來所謂“臭老九”。他肯定不能算做“紅五類”，顯然是在這種“強大的攻勢”下“站過去”的。劉隴生見此狀況挪動腳步正要過去，但立即又停下了。他見孫虎生表情嚴峻如同一尊石雕般駐足不動，隻好左顧右盼，一時不知何去何從。突然，孫虎生一轉身出了教室，頭也不迴地朝校園外走去。劉隴生跟著跑出來，追到孫虎生身旁問：
“你去哪裏？”
“迴家！”
“那我也跟你一塊迴。”
他倆一連好多天都再也沒去學校。這期間，李建國受趙解放的委托找過他倆，說：
“解放說你倆還是迴學校吧，隴生家庭出身是革命幹部，本來就是‘紅五類’，眼下就能加入紅衛兵，說不定還能被選作支部委員呢。至於咱倆，解放說爭取最早把咱劃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孫虎生出言不遜地答道：
“去你的‘解放說’吧！你去舔他的屁股好了，我們不去！”
李建國討個沒趣氣惱地走了。
一天， 劉隴生興衝衝地跑來找孫虎生。他語調有些激動：
“我哥來了，還有他們好些個同學。咱找他們去！”說罷便立即要孫虎生跟他走。孫虎生雖然還不明白他哥的到來為何使他這樣激動，但反正呆在家沒事，就跟他去了。
劉隴生的哥哥叫劉延生，和劉隴生同父異母。不用說他倆的名字都和各自的出生地有關。劉延生比弟弟大三歲，是六六屆高中生。如果不是文革開始，他該進大學讀書了。他生在“革命聖地”延安，跟隨父母到過西柏坡最後進了北京。正當中央權威人士提倡多唱《秦香蓮》以告誡那些進了城就想拋棄鄉下“小腳原配”的幹部之際，他們的父親卻已經犯了錯誤。他和自己當時的女秘書也就是劉隴生的母親產生感情並發生了不正當關係。劉延生的母親並非農村小腳婦女，而是和丈夫同樣資深望重的“三八式”革命老幹部。她不能容忍丈夫對自己的背叛，堅決地提出了離婚要求，並要求兒子留在自己身邊。組織上也對他們的父親做了處理，調出中央機關，重新安排到西北甘肅省的商業部門。文革前他的職務是省商業廳副廳長。這一來倒成全了劉隴生的父母。不久劉隴生的母親也設法調到蘭州，二人正式結為夫妻。劉延生的母親畢竟是老幹部，有著不同於尋常婦女的寬大胸懷，當前夫提出要見日漸長大的孩子時她沒有反對。因此，劉延生雖然不跟親生父親生活在一起卻一直保持著基本正常的父子關係。父親去北京開會或出差都要順便去看兒子。兒子上中學後，假期也曾來蘭州小住。所以兩個異母兄弟感情也很融洽。
二人來到省商業廳招待所。劉延生的“戰友”們（此時他們互相不稱同學而稱作“戰友”）就住在在這裏。這是父親給他們安排的。這裏正巧也距他們準備“點燃第一把革命烈火”的蘭州大學很近。他二人進去時，劉延生正在和他的戰友們討論行動方案。劉隴生把孫虎生介紹給哥哥。劉延生對孫虎生點點頭說道：
“聽我弟說過，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然後又接著繼續他們的討論。
孫虎生觀察這群比自己大幾歲的男女學生，他們的裝束幾乎跟趙解放他們那夥軍幹子女一模一樣，都是一色的土黃色舊軍裝，腰間紮著寬皮帶。不同的隻是他們左臂上佩帶的紅衛兵袖標比趙解放他們的要寬許多。紅袖標上除了“紅衛兵”三個金黃色的“毛體”大字，下麵還印有一行小字：“北京西城區糾察隊”。劉隴生瞅個空子對哥哥提出要求：
“哥，讓我倆也參加你們的行動，成嗎？”
劉延生認真地朝孫虎生端詳了幾秒鍾，問道：
“你家庭出身是什麽？”
沒等孫虎生開口劉隴生搶先迴答：
“和咱一樣，也是‘革幹’！”
“好吧。我們今天就要行動，去發動蘭大的師生起來趕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作組。”劉延生果斷地做出了決定，這才又想起征詢自己戰友的意見：“你們同意他倆加入我們的行列嗎？”
男女戰友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對他倆說道：
“歡迎兩位小戰友參加我們的革命隊伍。”並且個個過來和他倆分別握了手。
孫虎生此刻說不出自己內心究竟是什麽滋味。自己因為不屑趙解放他們那種“站過去”就能參加的“革命”，賭氣離開了學校，沒想到今天這麽容易就參加了另一支“革命隊伍”。 劉隴生了解自己這位自尊心極強的好友的脾氣。等到他倆單獨在一起時，劉隴生解釋道：
“沒關係，他們不會做什麽調查。再說要革命也沒什麽錯。我就納悶：過去參加革命都不限製出身，怎麽現在反倒查起祖宗三代了。我老爹參加革命前就出身地主家庭，我哥他媽原來也是富家小姐。他倆一起離開學校參加革命，後來到了延安，是最早的抗大學員。我老爹對我一說起他們那時唱的校歌就眉飛色舞。開頭兩句我都會了——‘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兒女優秀的子孫。’你看，不論什麽出身，都是‘優秀子孫’。所以咱參加革命也得講策略。有些情況他們暫時不知道也沒什麽。等咱們經曆了革命的考驗，那時什麽出身也關係不大了。對吧？”孫虎生也拿不準這究竟對與錯，不做聲聽著。劉隴生接著說：
“聽我哥說，北京紅衛兵為了點燃全國各地的革命烈火，分別組成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隊伍。我哥就是因為我家的關係被指令帶領西進隊伍來蘭州的。這裏的革命烈火點燃後還要去西寧、烏魯木齊，然後還有可能去和南下的隊伍匯合。咱就跟他們走，也是去串聯。咱們學校的紅衛兵也正組織串聯隊伍呢，各班選代表去。咱倆連紅衛兵都不是，肯定選不上。咱正好跟我哥他們走。”這番話令孫虎生真正產生了興趣。劉隴生不禁帶點遺憾地說：“如果不和解放鬧翻該多好，那小子一定很容易就能給咱搞兩套軍裝。”
孫虎生一聽又來了氣：
“別提他，再提我可和你急。”
“好。不提，不提。我另想辦法。”
劉隴生果然通過認識的其他軍幹子弟弄到了兩套舊軍裝和兩條軍用皮帶。這是用他自己心愛的自行車換來的。他媽媽問自行車的下落，他先是謊稱同學借去了，後來索性說是丟了，害得他媽媽生了一肚子氣。孫虎生為此有些過意不去，劉隴生用不在乎的口吻說反正要出去革命不再上學，自行車也沒多大用處了。他倆穿上軍裝束起皮帶。劉隴生感到自己和北京紅衛兵同樣的威風凜凜。孫虎生卻在內心裏總感覺自己像投機的階級異己分子。接下來他們便跟隨北京紅衛兵開始了點燃革命烈火的行動。
“革命行動”其實很簡單，無非是刷標語、喊口號、唱“革命歌曲”。歌曲也就翻來覆去那麽幾首：
“拿起筆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毛主席、忠於共產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象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不幾天，整個蘭州市的各個大專院校、中學乃至部分小學的“革命烈火”都熊熊燃燒起來，形成了燎原之勢。當然這並非是靠劉延生他們一支隊伍點燃的。
他們見蘭州的使命已經完成，就按原訂計劃前往西寧和烏魯木齊。不料他們所到之時那裏的“革命烈火”已經自動燃燒起來了。於是，他們又折轉南下去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去那裏尋找他們原來南下的戰友們。但那些戰友們已經完成了使命輾轉他方。這時全國“大串聯”進入了高潮，四處可見如潮的人群，南來北往的列車上擠滿了紅衛兵小將……
這時候他們反而陷入了迷茫，何去何從失去了明確的目標。他們感到“革命”的“癮”遠遠沒能過足。他們到達之處“所向披靡”，幾乎沒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聽說最早南下的戰友們還算遇到了一點驚險，受到了當地群眾的圍攻。湖北省就掀起過“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動。但隨著“中央文革”的表態，那些對立麵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這些“革命小將”大都和共和國差不多同齡，盡管生長在和平年代，血管裏卻仿佛流淌著英勇戰士的熱血。從小接受的“革命傳統教育”令他們向往投身於那種刀光劍影的革命。他們向往的是“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革命鬥爭”、“兩萬五千裏長征”、“八年抗戰”、“解放戰爭”這樣的革命。這種“革命教育”中的英雄主義精神不僅使他們受到了激勵，同時也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產生了一種“遲到”的感覺。這種“遲到”的感覺有點類似尼采的一種觀點：“過去時代的所謂偉大已經成了今人的一種可怖的心理重壓，似乎自己已經錯過了更加偉大的時代”。上述列舉的那些革命鬥爭，已經由父輩們取得勝利而寫進了光榮曆史。自己則錯過了英雄血液沸騰的時機。幸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才仿佛又給了他們一次建功立業的機會。然而，當他們投入這場“革命”後，卻總覺得這和父輩們經曆的革命有些異樣。父輩們的革命是以真搶實彈對真槍實彈的敵人，而他們的“革命”卻像偏僻農村中“神漢”、“巫婆”對付那看不見的鬼神。即使這樣，他們的“革命熱情”絲毫沒有減弱，反倒越來越高漲。革命的行動不能限於對付無形的鬼神，必然要指向有形的物體。於是他們發起了“破四舊”，進而“懷疑一切”、“衝擊一切”、“打倒一切”的聲勢浩大的行動，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
無庸質疑，這些“革命小將”是在投身政治活動。可是，即使社會學家也很難界定他們當時的政治人格。肯定不能將他們算作“公民的政治人格”，因為他們不具備公民獨立思考的頭腦；也不能算作“臣民”的，因為他們的行動是“造反”；將他們列入“草民”似乎也不恰當，因為他們盡管盲目卻很少出自於私利的驅動。或許他們根本沒有政治人格，抑或失去了這種人格，而僅僅是一種“人”的需要宣泄的能量的聚合。這種能量正因為失去了“格”的控製才像洪水般衝向那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示出無與倫比的破壞力。
劉延生帶領的這支“革命隊伍”陷入了迷茫。他們在南寧進行了最後一次討論。有人主張殺迴北京。既然吃不準方向，不如迴北京，那裏離“中央文革”最近，便於得到指引。還有人主張繼續串聯，提出了新的串聯路線。
孫虎生和劉隴生一般不參與意見，但他們傾向於讚成前一主張。因為他們沿途常見到已經到過北京並且見到了毛主席的串聯紅衛兵。他們這支隊伍中除了他倆，其他人都在毛主席“八•；一八”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受到了檢閱。這時北京傳來的消息是毛主席已經第五次接見紅衛兵，他倆希望他們這支隊伍迴到北京時還能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接見。
兩種意見相持不下，上升成為兩種對立的“觀點”（“觀點”是當時最時髦的詞語之一，作為“革命者”起碼要有自己的“觀點”並堅持之）。雙方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乃至操起了他們所擅長的“大辯論”武器。然而，在辯論的過程中，大家都感到無論哪種“觀點”都缺乏了剛從北京出來時的那種“革命激情 ”。
就在這時候有人提出了新的主張。
這第三種主張的提出，不能不令人驚歎那時提倡的“敢想、敢說、敢闖”精神能使人的頭腦迸發出多麽巨大的想象力。這第三種主張是去越南，去參加“抗美援越”戰爭。不是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嗎？不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我們離越南這麽近，為什麽不從解放越南人民開始踏上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征程”呢？這一主張立即得到了一致讚同。越南人民正在進行著抗擊“世界人民最兇惡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去參加“抗美援越”，不正體現出崇高的革命精神嗎？正如毛主席教導的那樣，“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去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這不正是那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共產主義的精神”，不正是應當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精神嗎？目標和方向確定了，“小將”們即刻情緒高漲精神倍增。原來持返迴北京意見的這時也對自己剛才的想法感到有點慚愧，好像差點就臨陣脫逃似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大丈夫馳騁疆場，馬革裹屍，何等壯烈！
接下來是討論具體的行動方案。這可不像剛才空發議論那麽簡單。南寧就應當是來到西南地區串聯的紅衛兵的最後一站了。再往南去是不允許而且也肯定沒有了紅衛兵接待站。交通工具也成問題。外地紅衛兵不得乘客車再往南去。他們也聽說好多外地紅衛兵扒貨運列車都被驅趕下來了。這也難不住他們，立刻有人想到在當地尋找誌同道合的紅衛兵求得幫助。 這樣的紅衛兵果然被他們找到了。
他們找到的是南寧一所中學裏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這位“頭頭”非常讚賞北京紅衛兵戰友的這種革命行動，表示要盡全力予以支持。他在自己的組織裏挑選了連同自己八名紅衛兵戰友和北京的戰友們一起出發。這時，這支隊伍比北京剛出發時壯大了一倍，總共有了二十名成員。人多不便行動，他們分成了四個小組，每組五人，由兩名南寧戰友帶領分別出發，約定到憑祥匯合。三天後各路人馬又在憑祥集合了。
這裏已經是湘桂鐵路的終點，二十多公裏外便是邊境友誼關。再往南去的都是軍用列車，根本不可能搭乘。他們決定步行前進。革命前輩紅軍能夠步行兩萬五千裏，這二十幾公裏算得了什麽？可是，公路是不能隨便通行的。他們問明了大概的方向，翻山越嶺出發了。誰知既無向導又無地圖，沒走出多遠就迷失了方向。經過七拐八繞終於看到了一條公路，他們突然發現前方遠處停著一隊軍用卡車。有人判斷，這一定是給越南運送物資的車隊。“小將”們產生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偷偷地扒上汽車。於是他們盡量隱蔽地向車隊接近，豈料還沒等靠近汽車就被守衛士兵發現了。這時他們才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守衛的士兵居然對天鳴槍發出警告。當衛兵突然出現在他們麵前時，所有人都傻了眼，這些士兵竟然是黃頭發藍眼睛！
難道說自己已經不知不覺進入越南境內？而且進入了美軍陣地？不可能，報紙上不是說戰場在越南南方嗎？但戰爭的事是複雜多變的，什麽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作為“革命戰士”無論如何不能驚慌失措。劉延生首先鎮定下來。他用生硬的英語對衛兵說“我們是中國的紅衛兵，是平民，不是軍人，沒有武器。根據國際法你們不能傷害我們”。但對方似乎根本聽不明白他說的意思。正在這時從遠處趕來幾名身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的軍人，這他們辨別得非常清楚。大家緊張的心情正要緩和，猛然又警覺起來：抗日戰爭中不是也有漢奸和偽軍嗎？這幾個解放軍會不會是偽裝的？“解放軍”裏的一名軍官模樣的人厲聲問道：
“你們是什麽人？到這裏來幹什麽？”
劉延生盡量做出“英勇不屈”的聲調：
“別嚇唬人。我們都不是膽小鬼。要想我們迴答你的問題，你得先迴答我的問題！”
“……”
“你們是偽軍嗎？”
“偽軍？什麽偽軍？”軍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一時摸不著了頭腦。
“別裝蒜。不是偽軍，為什麽和美軍在一起？”
“說——！”其他小將們異口同聲地喝道。仿佛他們又到了大批判的會場上。
軍官被這幫明顯像是學生娃娃們的“反客為主”的做法差點弄懵了，忽然他似乎明白過來發出哈哈大笑：
“哈哈——什麽美軍？他們是美軍？我們成了偽軍？哈哈，你們從哪部電影裏看來的？”說著指了指已經迴到汽車那邊的黃頭發藍眼睛軍人，“他們是美軍？仔細瞧瞧，那是蘇聯士兵。他們押送的是他們國家的援越物資。”
“小將”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蘇聯不是修正主義國家嗎？近幾年“蘇修”差不多成了和“美帝”一樣的革命對象。他們對《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並不陌生。赫魯曉夫不是鼓吹“三和一少”嗎？怎麽會運送援越物資呢？不容他們多想，輪到軍官審問了：
“你們究竟是什麽人？來這裏做什麽？”其實他心裏已經明白他們是些什麽人了。
劉延生的口氣軟了下來。但還是有疑問：
“你們真是解放軍？”
“這還有假？你以為你在哪裏？這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你瞧，那邊——”軍官順手一指前麵不遠處一塊公路裏程碑，上麵明明刻著漢字。“小將”們這才恍然大悟，後悔剛才為什麽沒有注意到，否則怎麽會鬧這麽大笑話。他們如實“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來此地的目的。軍官聽得直搖頭：
“抗美援越？亂彈琴！在這裏原地呆著別動。有車過來送你們迴去。”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然後接著齊聲高唿：“滾他媽的蛋！造他媽的反！反！反！反！”還把課桌擂得山響。
趙解放一邊手舞足蹈地指揮唱歌，一邊招唿他倆過去。他們看到李建國也已經坐到“紅五類”那邊了。李建國的父母都是所謂“舊知識分子”，也就是後來所謂“臭老九”。他肯定不能算做“紅五類”，顯然是在這種“強大的攻勢”下“站過去”的。劉隴生見此狀況挪動腳步正要過去，但立即又停下了。他見孫虎生表情嚴峻如同一尊石雕般駐足不動，隻好左顧右盼，一時不知何去何從。突然，孫虎生一轉身出了教室，頭也不迴地朝校園外走去。劉隴生跟著跑出來，追到孫虎生身旁問：
“你去哪裏？”
“迴家！”
“那我也跟你一塊迴。”
他倆一連好多天都再也沒去學校。這期間，李建國受趙解放的委托找過他倆，說：
“解放說你倆還是迴學校吧，隴生家庭出身是革命幹部，本來就是‘紅五類’，眼下就能加入紅衛兵，說不定還能被選作支部委員呢。至於咱倆，解放說爭取最早把咱劃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孫虎生出言不遜地答道：
“去你的‘解放說’吧！你去舔他的屁股好了，我們不去！”
李建國討個沒趣氣惱地走了。
一天， 劉隴生興衝衝地跑來找孫虎生。他語調有些激動：
“我哥來了，還有他們好些個同學。咱找他們去！”說罷便立即要孫虎生跟他走。孫虎生雖然還不明白他哥的到來為何使他這樣激動，但反正呆在家沒事，就跟他去了。
劉隴生的哥哥叫劉延生，和劉隴生同父異母。不用說他倆的名字都和各自的出生地有關。劉延生比弟弟大三歲，是六六屆高中生。如果不是文革開始，他該進大學讀書了。他生在“革命聖地”延安，跟隨父母到過西柏坡最後進了北京。正當中央權威人士提倡多唱《秦香蓮》以告誡那些進了城就想拋棄鄉下“小腳原配”的幹部之際，他們的父親卻已經犯了錯誤。他和自己當時的女秘書也就是劉隴生的母親產生感情並發生了不正當關係。劉延生的母親並非農村小腳婦女，而是和丈夫同樣資深望重的“三八式”革命老幹部。她不能容忍丈夫對自己的背叛，堅決地提出了離婚要求，並要求兒子留在自己身邊。組織上也對他們的父親做了處理，調出中央機關，重新安排到西北甘肅省的商業部門。文革前他的職務是省商業廳副廳長。這一來倒成全了劉隴生的父母。不久劉隴生的母親也設法調到蘭州，二人正式結為夫妻。劉延生的母親畢竟是老幹部，有著不同於尋常婦女的寬大胸懷，當前夫提出要見日漸長大的孩子時她沒有反對。因此，劉延生雖然不跟親生父親生活在一起卻一直保持著基本正常的父子關係。父親去北京開會或出差都要順便去看兒子。兒子上中學後，假期也曾來蘭州小住。所以兩個異母兄弟感情也很融洽。
二人來到省商業廳招待所。劉延生的“戰友”們（此時他們互相不稱同學而稱作“戰友”）就住在在這裏。這是父親給他們安排的。這裏正巧也距他們準備“點燃第一把革命烈火”的蘭州大學很近。他二人進去時，劉延生正在和他的戰友們討論行動方案。劉隴生把孫虎生介紹給哥哥。劉延生對孫虎生點點頭說道：
“聽我弟說過，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然後又接著繼續他們的討論。
孫虎生觀察這群比自己大幾歲的男女學生，他們的裝束幾乎跟趙解放他們那夥軍幹子女一模一樣，都是一色的土黃色舊軍裝，腰間紮著寬皮帶。不同的隻是他們左臂上佩帶的紅衛兵袖標比趙解放他們的要寬許多。紅袖標上除了“紅衛兵”三個金黃色的“毛體”大字，下麵還印有一行小字：“北京西城區糾察隊”。劉隴生瞅個空子對哥哥提出要求：
“哥，讓我倆也參加你們的行動，成嗎？”
劉延生認真地朝孫虎生端詳了幾秒鍾，問道：
“你家庭出身是什麽？”
沒等孫虎生開口劉隴生搶先迴答：
“和咱一樣，也是‘革幹’！”
“好吧。我們今天就要行動，去發動蘭大的師生起來趕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工作組。”劉延生果斷地做出了決定，這才又想起征詢自己戰友的意見：“你們同意他倆加入我們的行列嗎？”
男女戰友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對他倆說道：
“歡迎兩位小戰友參加我們的革命隊伍。”並且個個過來和他倆分別握了手。
孫虎生此刻說不出自己內心究竟是什麽滋味。自己因為不屑趙解放他們那種“站過去”就能參加的“革命”，賭氣離開了學校，沒想到今天這麽容易就參加了另一支“革命隊伍”。 劉隴生了解自己這位自尊心極強的好友的脾氣。等到他倆單獨在一起時，劉隴生解釋道：
“沒關係，他們不會做什麽調查。再說要革命也沒什麽錯。我就納悶：過去參加革命都不限製出身，怎麽現在反倒查起祖宗三代了。我老爹參加革命前就出身地主家庭，我哥他媽原來也是富家小姐。他倆一起離開學校參加革命，後來到了延安，是最早的抗大學員。我老爹對我一說起他們那時唱的校歌就眉飛色舞。開頭兩句我都會了——‘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兒女優秀的子孫。’你看，不論什麽出身，都是‘優秀子孫’。所以咱參加革命也得講策略。有些情況他們暫時不知道也沒什麽。等咱們經曆了革命的考驗，那時什麽出身也關係不大了。對吧？”孫虎生也拿不準這究竟對與錯，不做聲聽著。劉隴生接著說：
“聽我哥說，北京紅衛兵為了點燃全國各地的革命烈火，分別組成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隊伍。我哥就是因為我家的關係被指令帶領西進隊伍來蘭州的。這裏的革命烈火點燃後還要去西寧、烏魯木齊，然後還有可能去和南下的隊伍匯合。咱就跟他們走，也是去串聯。咱們學校的紅衛兵也正組織串聯隊伍呢，各班選代表去。咱倆連紅衛兵都不是，肯定選不上。咱正好跟我哥他們走。”這番話令孫虎生真正產生了興趣。劉隴生不禁帶點遺憾地說：“如果不和解放鬧翻該多好，那小子一定很容易就能給咱搞兩套軍裝。”
孫虎生一聽又來了氣：
“別提他，再提我可和你急。”
“好。不提，不提。我另想辦法。”
劉隴生果然通過認識的其他軍幹子弟弄到了兩套舊軍裝和兩條軍用皮帶。這是用他自己心愛的自行車換來的。他媽媽問自行車的下落，他先是謊稱同學借去了，後來索性說是丟了，害得他媽媽生了一肚子氣。孫虎生為此有些過意不去，劉隴生用不在乎的口吻說反正要出去革命不再上學，自行車也沒多大用處了。他倆穿上軍裝束起皮帶。劉隴生感到自己和北京紅衛兵同樣的威風凜凜。孫虎生卻在內心裏總感覺自己像投機的階級異己分子。接下來他們便跟隨北京紅衛兵開始了點燃革命烈火的行動。
“革命行動”其實很簡單，無非是刷標語、喊口號、唱“革命歌曲”。歌曲也就翻來覆去那麽幾首：
“拿起筆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毛主席、忠於共產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象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不幾天，整個蘭州市的各個大專院校、中學乃至部分小學的“革命烈火”都熊熊燃燒起來，形成了燎原之勢。當然這並非是靠劉延生他們一支隊伍點燃的。
他們見蘭州的使命已經完成，就按原訂計劃前往西寧和烏魯木齊。不料他們所到之時那裏的“革命烈火”已經自動燃燒起來了。於是，他們又折轉南下去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去那裏尋找他們原來南下的戰友們。但那些戰友們已經完成了使命輾轉他方。這時全國“大串聯”進入了高潮，四處可見如潮的人群，南來北往的列車上擠滿了紅衛兵小將……
這時候他們反而陷入了迷茫，何去何從失去了明確的目標。他們感到“革命”的“癮”遠遠沒能過足。他們到達之處“所向披靡”，幾乎沒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聽說最早南下的戰友們還算遇到了一點驚險，受到了當地群眾的圍攻。湖北省就掀起過“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動。但隨著“中央文革”的表態，那些對立麵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這些“革命小將”大都和共和國差不多同齡，盡管生長在和平年代，血管裏卻仿佛流淌著英勇戰士的熱血。從小接受的“革命傳統教育”令他們向往投身於那種刀光劍影的革命。他們向往的是“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革命鬥爭”、“兩萬五千裏長征”、“八年抗戰”、“解放戰爭”這樣的革命。這種“革命教育”中的英雄主義精神不僅使他們受到了激勵，同時也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產生了一種“遲到”的感覺。這種“遲到”的感覺有點類似尼采的一種觀點：“過去時代的所謂偉大已經成了今人的一種可怖的心理重壓，似乎自己已經錯過了更加偉大的時代”。上述列舉的那些革命鬥爭，已經由父輩們取得勝利而寫進了光榮曆史。自己則錯過了英雄血液沸騰的時機。幸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才仿佛又給了他們一次建功立業的機會。然而，當他們投入這場“革命”後，卻總覺得這和父輩們經曆的革命有些異樣。父輩們的革命是以真搶實彈對真槍實彈的敵人，而他們的“革命”卻像偏僻農村中“神漢”、“巫婆”對付那看不見的鬼神。即使這樣，他們的“革命熱情”絲毫沒有減弱，反倒越來越高漲。革命的行動不能限於對付無形的鬼神，必然要指向有形的物體。於是他們發起了“破四舊”，進而“懷疑一切”、“衝擊一切”、“打倒一切”的聲勢浩大的行動，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
無庸質疑，這些“革命小將”是在投身政治活動。可是，即使社會學家也很難界定他們當時的政治人格。肯定不能將他們算作“公民的政治人格”，因為他們不具備公民獨立思考的頭腦；也不能算作“臣民”的，因為他們的行動是“造反”；將他們列入“草民”似乎也不恰當，因為他們盡管盲目卻很少出自於私利的驅動。或許他們根本沒有政治人格，抑或失去了這種人格，而僅僅是一種“人”的需要宣泄的能量的聚合。這種能量正因為失去了“格”的控製才像洪水般衝向那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示出無與倫比的破壞力。
劉延生帶領的這支“革命隊伍”陷入了迷茫。他們在南寧進行了最後一次討論。有人主張殺迴北京。既然吃不準方向，不如迴北京，那裏離“中央文革”最近，便於得到指引。還有人主張繼續串聯，提出了新的串聯路線。
孫虎生和劉隴生一般不參與意見，但他們傾向於讚成前一主張。因為他們沿途常見到已經到過北京並且見到了毛主席的串聯紅衛兵。他們這支隊伍中除了他倆，其他人都在毛主席“八•；一八”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受到了檢閱。這時北京傳來的消息是毛主席已經第五次接見紅衛兵，他倆希望他們這支隊伍迴到北京時還能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接見。
兩種意見相持不下，上升成為兩種對立的“觀點”（“觀點”是當時最時髦的詞語之一，作為“革命者”起碼要有自己的“觀點”並堅持之）。雙方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乃至操起了他們所擅長的“大辯論”武器。然而，在辯論的過程中，大家都感到無論哪種“觀點”都缺乏了剛從北京出來時的那種“革命激情 ”。
就在這時候有人提出了新的主張。
這第三種主張的提出，不能不令人驚歎那時提倡的“敢想、敢說、敢闖”精神能使人的頭腦迸發出多麽巨大的想象力。這第三種主張是去越南，去參加“抗美援越”戰爭。不是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嗎？不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我們離越南這麽近，為什麽不從解放越南人民開始踏上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征程”呢？這一主張立即得到了一致讚同。越南人民正在進行著抗擊“世界人民最兇惡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去參加“抗美援越”，不正體現出崇高的革命精神嗎？正如毛主席教導的那樣，“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去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這不正是那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共產主義的精神”，不正是應當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精神嗎？目標和方向確定了，“小將”們即刻情緒高漲精神倍增。原來持返迴北京意見的這時也對自己剛才的想法感到有點慚愧，好像差點就臨陣脫逃似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大丈夫馳騁疆場，馬革裹屍，何等壯烈！
接下來是討論具體的行動方案。這可不像剛才空發議論那麽簡單。南寧就應當是來到西南地區串聯的紅衛兵的最後一站了。再往南去是不允許而且也肯定沒有了紅衛兵接待站。交通工具也成問題。外地紅衛兵不得乘客車再往南去。他們也聽說好多外地紅衛兵扒貨運列車都被驅趕下來了。這也難不住他們，立刻有人想到在當地尋找誌同道合的紅衛兵求得幫助。 這樣的紅衛兵果然被他們找到了。
他們找到的是南寧一所中學裏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這位“頭頭”非常讚賞北京紅衛兵戰友的這種革命行動，表示要盡全力予以支持。他在自己的組織裏挑選了連同自己八名紅衛兵戰友和北京的戰友們一起出發。這時，這支隊伍比北京剛出發時壯大了一倍，總共有了二十名成員。人多不便行動，他們分成了四個小組，每組五人，由兩名南寧戰友帶領分別出發，約定到憑祥匯合。三天後各路人馬又在憑祥集合了。
這裏已經是湘桂鐵路的終點，二十多公裏外便是邊境友誼關。再往南去的都是軍用列車，根本不可能搭乘。他們決定步行前進。革命前輩紅軍能夠步行兩萬五千裏，這二十幾公裏算得了什麽？可是，公路是不能隨便通行的。他們問明了大概的方向，翻山越嶺出發了。誰知既無向導又無地圖，沒走出多遠就迷失了方向。經過七拐八繞終於看到了一條公路，他們突然發現前方遠處停著一隊軍用卡車。有人判斷，這一定是給越南運送物資的車隊。“小將”們產生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偷偷地扒上汽車。於是他們盡量隱蔽地向車隊接近，豈料還沒等靠近汽車就被守衛士兵發現了。這時他們才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守衛的士兵居然對天鳴槍發出警告。當衛兵突然出現在他們麵前時，所有人都傻了眼，這些士兵竟然是黃頭發藍眼睛！
難道說自己已經不知不覺進入越南境內？而且進入了美軍陣地？不可能，報紙上不是說戰場在越南南方嗎？但戰爭的事是複雜多變的，什麽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作為“革命戰士”無論如何不能驚慌失措。劉延生首先鎮定下來。他用生硬的英語對衛兵說“我們是中國的紅衛兵，是平民，不是軍人，沒有武器。根據國際法你們不能傷害我們”。但對方似乎根本聽不明白他說的意思。正在這時從遠處趕來幾名身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的軍人，這他們辨別得非常清楚。大家緊張的心情正要緩和，猛然又警覺起來：抗日戰爭中不是也有漢奸和偽軍嗎？這幾個解放軍會不會是偽裝的？“解放軍”裏的一名軍官模樣的人厲聲問道：
“你們是什麽人？到這裏來幹什麽？”
劉延生盡量做出“英勇不屈”的聲調：
“別嚇唬人。我們都不是膽小鬼。要想我們迴答你的問題，你得先迴答我的問題！”
“……”
“你們是偽軍嗎？”
“偽軍？什麽偽軍？”軍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一時摸不著了頭腦。
“別裝蒜。不是偽軍，為什麽和美軍在一起？”
“說——！”其他小將們異口同聲地喝道。仿佛他們又到了大批判的會場上。
軍官被這幫明顯像是學生娃娃們的“反客為主”的做法差點弄懵了，忽然他似乎明白過來發出哈哈大笑：
“哈哈——什麽美軍？他們是美軍？我們成了偽軍？哈哈，你們從哪部電影裏看來的？”說著指了指已經迴到汽車那邊的黃頭發藍眼睛軍人，“他們是美軍？仔細瞧瞧，那是蘇聯士兵。他們押送的是他們國家的援越物資。”
“小將”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蘇聯不是修正主義國家嗎？近幾年“蘇修”差不多成了和“美帝”一樣的革命對象。他們對《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並不陌生。赫魯曉夫不是鼓吹“三和一少”嗎？怎麽會運送援越物資呢？不容他們多想，輪到軍官審問了：
“你們究竟是什麽人？來這裏做什麽？”其實他心裏已經明白他們是些什麽人了。
劉延生的口氣軟了下來。但還是有疑問：
“你們真是解放軍？”
“這還有假？你以為你在哪裏？這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你瞧，那邊——”軍官順手一指前麵不遠處一塊公路裏程碑，上麵明明刻著漢字。“小將”們這才恍然大悟，後悔剛才為什麽沒有注意到，否則怎麽會鬧這麽大笑話。他們如實“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來此地的目的。軍官聽得直搖頭：
“抗美援越？亂彈琴！在這裏原地呆著別動。有車過來送你們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