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這樣選擇，就是因為李慢侯的管理思想是商業化的，他在用效率優先的原則組織社會。他控製北方之後，除了圈占藩田之外。那些拋荒土地，也不是鼓勵流民去耕種，而是整塊拍賣給大戶。將麵積不定的大塊土地批量拍賣，往往是按照自然地理版塊，某小河邊到某山邊，某河支流之間，這樣的土地版塊，往往都是萬畝甚至十萬畝以上的。普通小民根本買不起，也無法整片進行開發。
先是在山東，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撐過大災難的土豪。人數不超過百分之五，卻占據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這些人用土地作為資本，雇傭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產出了大量商品糧和經濟作物，積累了大量財富。這已經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地主，而是資本化經營的農業資本。這些人在山東發展起來之後，李慢侯後來奪取了更殘破的河北地區，他們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廣大的地塊，進行統一管理。大多數大地主，都會投資改善土地條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塊土地，有水利設施跟沒有水利設施，價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資，地主坐收其利，現在誰投資誰收益，十分明確。甚至有一種經營模式，大地主將河流之間的土地買下，修建了水渠後，又轉手賣出去，謀取巨利。將大地塊分成小地塊賣出去，或者整體出賣，情況十分複雜。土地買賣在宋朝是非常常見的，而在東藩這裏，就更加常見了。土地資產，已經是流動性極高的一種優質資產。
這樣做的壞處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區，土地很容易賣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買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區，幹旱地區，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現在都是荒山野嶺。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資本投入了最有開發價值的土地上，最強壯的勞動力，投入在最容易生產財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隻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則沒有人口居住，按照經驗，這裏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數代之後，就隻能成為貧困地區。與其如此，還不如讓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遷移到方興未艾的城市裏謀生。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為城市發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用於農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樣如此。條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場主。花馬劉這樣有官方背景的牧場主其實是少數，大量牧場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隨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東藩體係。他們在李慢侯手下當過翻譯，當過馬夫。當在山東圈占土地的時候，他們中有些人也花錢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們不擅長種地，他們圈地就是為了養馬。
最初幾年，軍隊戰馬都很緊缺，所以養馬的行情非常好。他們中數十人發了一大筆財，逐漸退出了李慢侯的體製，跑去北方，最後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場。富饒的河套，是他們最大的目標，因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們在這裏建起了十幾個規模巨大的馬場，每一座都有三五十萬畝草場，放養了數百萬頭牲口。其中戰馬就高達一百萬匹，占了整個東藩勢力範圍內戰馬資源的一半。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灤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麵積更加廣大的草原上。參與經營者，一半是這些契丹人甚至個別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經營，一半是花馬劉這樣的漢人牧場主經營。花馬劉他們的優勢是資本實力強勁，能圈占更廣袤的草原，然後雇傭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傭整個小部落為他們放牧。像花馬劉一個人，就圈占了三百多萬畝草場；田氏兄弟為了養馬，也來這裏圈占了一百多萬畝土地；還有一些大農場主出身的農業資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圖，關內又已經找不到適合的耕地，索性跑去關外圈占牧場。
契丹人跟漢人都經營畜牧業，可經營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側重放牧，就是純粹的放牧牛羊馬匹，漢人資本家往往更加靈活一些。他們放養的耕牛比戰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們往往在自己的草場上，還兼營農業，隻要水利條件合適，他們會開辟一些小塊土地，種植農作物，在草原上，糧食比肉食更有價值，蔬菜又比糧食更有利潤。理論上來講，這種靈活的多種經營，肯定會更適應市場，利潤會更豐厚一些。
遲早他們會兼並契丹人的遊牧式草場，但實際上雙方目前是分庭抗禮的。因為契丹牧場主有獨到的優勢，他們馴養的戰馬，幾乎壟斷了軍隊供應，因為他們養出來的戰馬，就是比漢人牧場主更好，哪怕這些漢人資本家也是雇傭草原人放養。這可能就是權利分配的商業效應了，契丹人為軍隊提供最好的戰馬，不是他們愛東藩軍，他們是為自己放牧，為自己賺錢的。漢人資本家雇傭草原人，這是雇傭關係，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為他們無法從好處中分享利潤。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礦山上，李慢侯在礦業上引入的現代管理經驗更多，因為宋朝人留給他的可供借鑒的經驗更好。為了鼓勵開礦，他是引入了發現者優先的原則，誰先發現礦藏誰就有權力率先開發。隻需要按照礦業管理，給東藩府納稅即可。隻在一些以前就存在，廢棄後的礦山上，才采用拍賣原則，價高者得。
礦業、農業、牧業，都已經擁有很高的資本化，當然跟現代資本經營模式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因為很多大地主還是引入了傳統模式，不是親自管理，而是出租給佃戶。但佃戶卻跟江南的佃戶不同，北方還有一種資本化佃戶。有的佃戶是租種成千上萬畝土地，他們中一些人原來並不是土豪，就是因為善於種地，從承包中也能賺到足夠多的錢。這些人就是過去農村中稱唿的莊稼把式，可這些老把式們，以前在村裏最多得到一點稱讚，如今他們的經驗和耐心，卻能得到充足的迴報。老實本分的，就帶著自己家人租種個幾百畝、上千畝土地，種植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出售，給地主交租之後，生活還能過的不錯。一些頭腦靈活的，幹脆租地後，還雇人耕種，轉化成了農業管理者。雖然不是土地所有者，但依然能賺取利潤，甚至比地主的收入還高。
因此跟現代資本化農牧業不太相同，可依然是資本式的，緊追市場動向，而不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協作化程度非常高，為市場提供了大量商品，而不是自留的糧食。
劣勢就是，資本社會很難束縛住人，根本無法讓大量農民固定在他們的土地上。除了在邊地安置怨軍、劉豫降兵這樣的人口外，東藩府從不利用土地吸引人口。這導致除了迴遷的北人之外，吸引不到什麽農業人口。
沒有人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害處，就是兵源緊缺。東藩軍越來越依賴邊地部族，從商業越來越繁榮的山東很難吸引到願意當兵的人口。大量老兵不斷退役，李慢侯原本希望他們能將軍事文化帶迴他們的屯堡，可實際上他們大多甚至連原來的屯堡都沒迴，帶著從軍數年來積聚的財富跑去城市裏謀生了。
而軍事文化在邊地反而比較成熟，河套地區的劉豫降兵、八部怨軍，他們的子弟從軍的意願就很高。跟東藩勢力合作的白韃靼人等部落，也願意提供兵源。如今這些邊地人口已經占據了十萬東藩軍中的兩萬，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古往今來，都有這些貧窮，但軍事化的邊地族群叛亂，最後帶來大亂的故事。
漢代的屬國突騎、唐代的契丹部落，都帶來了巨大的混亂，漢末有曹操北征烏桓，唐朝有武則天鎮壓契丹叛亂。古羅馬雇傭的蠻族雇傭兵，喀喇汗國雇傭的契丹人、葛邏祿人，都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滅亡。
這就是商業社會最大的弊端。很多人誤以為西方人後來的強大，是資本主義激發了人性中的勇武。事實更好相反，資本主義的英國一戰之前都是靠雇傭兵作戰；德國的容克軍官直到一戰中人力枯竭的時候，才勉強征召城市兵入伍，因為軍事文化和軍事力量，一直到信息化革命之前，都依附在農業社會裏。
瑞士雇傭兵打遍歐洲，就是因為這些農業山民，有大量農閑時間訓練步兵方陣；而城市裏的全日製勞作，雖然效率更高，價值更大，專業化更強，卻沒有大量閑暇時間進行低成本訓練，讓每個人都去訓練，耽誤工作，這成本十分巨大。所以哪怕是美帝這樣的超級強國，也實行募兵製，從各個種族中招募軍隊。隻有以色列、韓國這樣的小國，人力資本緊缺的情況下，才選擇義務兵役製。
資本化，必然催生出雇傭兵製，可雇傭兵的忠誠，卻始終是個問題。
先是在山東，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撐過大災難的土豪。人數不超過百分之五，卻占據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這些人用土地作為資本，雇傭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產出了大量商品糧和經濟作物，積累了大量財富。這已經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地主，而是資本化經營的農業資本。這些人在山東發展起來之後，李慢侯後來奪取了更殘破的河北地區，他們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廣大的地塊，進行統一管理。大多數大地主，都會投資改善土地條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塊土地，有水利設施跟沒有水利設施，價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資，地主坐收其利，現在誰投資誰收益，十分明確。甚至有一種經營模式，大地主將河流之間的土地買下，修建了水渠後，又轉手賣出去，謀取巨利。將大地塊分成小地塊賣出去，或者整體出賣，情況十分複雜。土地買賣在宋朝是非常常見的，而在東藩這裏，就更加常見了。土地資產，已經是流動性極高的一種優質資產。
這樣做的壞處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區，土地很容易賣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買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區，幹旱地區，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現在都是荒山野嶺。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資本投入了最有開發價值的土地上，最強壯的勞動力，投入在最容易生產財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隻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則沒有人口居住，按照經驗，這裏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數代之後，就隻能成為貧困地區。與其如此，還不如讓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遷移到方興未艾的城市裏謀生。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為城市發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用於農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樣如此。條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場主。花馬劉這樣有官方背景的牧場主其實是少數，大量牧場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隨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東藩體係。他們在李慢侯手下當過翻譯，當過馬夫。當在山東圈占土地的時候，他們中有些人也花錢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們不擅長種地，他們圈地就是為了養馬。
最初幾年，軍隊戰馬都很緊缺，所以養馬的行情非常好。他們中數十人發了一大筆財，逐漸退出了李慢侯的體製，跑去北方，最後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場。富饒的河套，是他們最大的目標，因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們在這裏建起了十幾個規模巨大的馬場，每一座都有三五十萬畝草場，放養了數百萬頭牲口。其中戰馬就高達一百萬匹，占了整個東藩勢力範圍內戰馬資源的一半。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灤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麵積更加廣大的草原上。參與經營者，一半是這些契丹人甚至個別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經營，一半是花馬劉這樣的漢人牧場主經營。花馬劉他們的優勢是資本實力強勁，能圈占更廣袤的草原，然後雇傭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傭整個小部落為他們放牧。像花馬劉一個人，就圈占了三百多萬畝草場；田氏兄弟為了養馬，也來這裏圈占了一百多萬畝土地；還有一些大農場主出身的農業資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圖，關內又已經找不到適合的耕地，索性跑去關外圈占牧場。
契丹人跟漢人都經營畜牧業，可經營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側重放牧，就是純粹的放牧牛羊馬匹，漢人資本家往往更加靈活一些。他們放養的耕牛比戰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們往往在自己的草場上，還兼營農業，隻要水利條件合適，他們會開辟一些小塊土地，種植農作物，在草原上，糧食比肉食更有價值，蔬菜又比糧食更有利潤。理論上來講，這種靈活的多種經營，肯定會更適應市場，利潤會更豐厚一些。
遲早他們會兼並契丹人的遊牧式草場，但實際上雙方目前是分庭抗禮的。因為契丹牧場主有獨到的優勢，他們馴養的戰馬，幾乎壟斷了軍隊供應，因為他們養出來的戰馬，就是比漢人牧場主更好，哪怕這些漢人資本家也是雇傭草原人放養。這可能就是權利分配的商業效應了，契丹人為軍隊提供最好的戰馬，不是他們愛東藩軍，他們是為自己放牧，為自己賺錢的。漢人資本家雇傭草原人，這是雇傭關係，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為他們無法從好處中分享利潤。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礦山上，李慢侯在礦業上引入的現代管理經驗更多，因為宋朝人留給他的可供借鑒的經驗更好。為了鼓勵開礦，他是引入了發現者優先的原則，誰先發現礦藏誰就有權力率先開發。隻需要按照礦業管理，給東藩府納稅即可。隻在一些以前就存在，廢棄後的礦山上，才采用拍賣原則，價高者得。
礦業、農業、牧業，都已經擁有很高的資本化，當然跟現代資本經營模式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因為很多大地主還是引入了傳統模式，不是親自管理，而是出租給佃戶。但佃戶卻跟江南的佃戶不同，北方還有一種資本化佃戶。有的佃戶是租種成千上萬畝土地，他們中一些人原來並不是土豪，就是因為善於種地，從承包中也能賺到足夠多的錢。這些人就是過去農村中稱唿的莊稼把式，可這些老把式們，以前在村裏最多得到一點稱讚，如今他們的經驗和耐心，卻能得到充足的迴報。老實本分的，就帶著自己家人租種個幾百畝、上千畝土地，種植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出售，給地主交租之後，生活還能過的不錯。一些頭腦靈活的，幹脆租地後，還雇人耕種，轉化成了農業管理者。雖然不是土地所有者，但依然能賺取利潤，甚至比地主的收入還高。
因此跟現代資本化農牧業不太相同，可依然是資本式的，緊追市場動向，而不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協作化程度非常高，為市場提供了大量商品，而不是自留的糧食。
劣勢就是，資本社會很難束縛住人，根本無法讓大量農民固定在他們的土地上。除了在邊地安置怨軍、劉豫降兵這樣的人口外，東藩府從不利用土地吸引人口。這導致除了迴遷的北人之外，吸引不到什麽農業人口。
沒有人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害處，就是兵源緊缺。東藩軍越來越依賴邊地部族，從商業越來越繁榮的山東很難吸引到願意當兵的人口。大量老兵不斷退役，李慢侯原本希望他們能將軍事文化帶迴他們的屯堡，可實際上他們大多甚至連原來的屯堡都沒迴，帶著從軍數年來積聚的財富跑去城市裏謀生了。
而軍事文化在邊地反而比較成熟，河套地區的劉豫降兵、八部怨軍，他們的子弟從軍的意願就很高。跟東藩勢力合作的白韃靼人等部落，也願意提供兵源。如今這些邊地人口已經占據了十萬東藩軍中的兩萬，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古往今來，都有這些貧窮，但軍事化的邊地族群叛亂，最後帶來大亂的故事。
漢代的屬國突騎、唐代的契丹部落，都帶來了巨大的混亂，漢末有曹操北征烏桓，唐朝有武則天鎮壓契丹叛亂。古羅馬雇傭的蠻族雇傭兵，喀喇汗國雇傭的契丹人、葛邏祿人，都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滅亡。
這就是商業社會最大的弊端。很多人誤以為西方人後來的強大，是資本主義激發了人性中的勇武。事實更好相反，資本主義的英國一戰之前都是靠雇傭兵作戰；德國的容克軍官直到一戰中人力枯竭的時候，才勉強征召城市兵入伍，因為軍事文化和軍事力量，一直到信息化革命之前，都依附在農業社會裏。
瑞士雇傭兵打遍歐洲，就是因為這些農業山民，有大量農閑時間訓練步兵方陣；而城市裏的全日製勞作，雖然效率更高，價值更大，專業化更強，卻沒有大量閑暇時間進行低成本訓練，讓每個人都去訓練，耽誤工作，這成本十分巨大。所以哪怕是美帝這樣的超級強國，也實行募兵製，從各個種族中招募軍隊。隻有以色列、韓國這樣的小國，人力資本緊缺的情況下，才選擇義務兵役製。
資本化，必然催生出雇傭兵製，可雇傭兵的忠誠，卻始終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