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後一晚，我的母親圍著圍裙，站在灶台旁邊，預備煮餃子。雪在窗外頭下得很緊，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幾厘厚的腳印來。風也刮得很緊，不斷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劈裏啪啦響。
“都下雪了。”母親背朝著我剁餡，“人家該不來了吧。你趕緊把桌上收一收，等會兒要騰個地方吃飯。”
“來的吧，那人是當過兵的，比我們都守時。”我哀求她，“咱們也給他騰個位置吧。”
她不接話了，撂下漏勺迴過頭看我，眼神裏似有些無奈。
“我講好了的。”我怕她不答應，趕緊又補充道。
“這可是你說的。”她重新提起湯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後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終於鬆了口氣。
趁著她轉過身的當口，我繼續查看那些被我攤開在桌麵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兩天剛從日本寄迴來的、重新修複過、手繪上色過的老照片，還有一些是別人贈給我的。前一種已經受過了處理，而後一種大多還是斑駁的，拿起來聞一聞或許還有土腥味，這畢竟是種別樣的舊感，我講不出。
既然已經處理過了，那麽我就先不管了罷。我這麽想著，把手繪上色過的相片塞進自己書桌右側的抽屜裏，其餘的則原樣封進塑膠套中。
我在年輕的時候——我是說，比現在更加年輕的時候，那起碼是十多年前，那會兒我們的國家發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迴憶總歸是包著紅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並不打算講那些，因為近年來我終於意識到，在“陳述痛苦”這件事上，我還不配，何況悲痛並不一定就要宣之於口。
兩年前，我和別的青年人一樣，從收音機裏聽到了台灣老兵要求返鄉的消息，可那時候我還沒有什麽太大的感覺。你問我台灣是什麽？怎麽樣？事實也怪得很：我們那一代人很少有沒喊過“一定要收複台灣”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許真的對台灣一點都不了解。台灣的人喜歡說什麽樣的話？喜歡吃什麽？我們幾乎全然不知，隻是跟著喊幾聲罷了，僅此而已；而這些聲音又隨著十年的更迭而漸漸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來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紅，老年是黑，青年是紅與黑，我就是這樣的青年，腳站在紅裏，頭卻曝露在黑中；溫暖是紅，冰冷是黑，路就是紅與黑，我走得就是這般的路，前腳裹在紅裏，後踵卻還陷在黑中。
抬頭是紅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
的輪替之間，我們竟也成長起來了，生命是多麽地不可思議嗬！
也是在兩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樣的，一個冬天的晚上。我的父親突然一反常態，朝家裏人宣布他要幫助那些對岸的老兵重返故鄉。
我和母親聽得麵麵相覷。他那時的身體狀況早已糟透了，醫生說他的肺長成了個蜂窩，隨時隨地都會要他的命，這點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麽是父親寧願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對此不曾有過什麽概念。我見過願意把自己的血塗在紅旗上的同齡人，看過片子映的犧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許並不是那幾種人。
家裏人的看法最終還是落在了我母親一個人的身上。我預感到她也並不能十分懂父親眼睛裏的感情，但她比我們更加信任他。
母親就這樣點了頭。母親點了頭就是我點了頭，就是整個王家都點了頭。
高校畢業後我就一直在編輯部工作，事情一定下來，父親就托我在報紙上發布相關的信息，朝別人征求線索、尋人，等等，有願意造訪的，或者願意接受造訪的，他自己身體不好，就會拜托我去替他見人，一來他拜托得方便，二來我見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個清早，我父親突然從床上爬起來了。這些年來我從沒見他起得這樣早過，隻看他手忙腳亂地穿著衣服褲子，命令我給他拿東西。我問他要幹什麽，他說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電話，“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經當過兵，如今還保存著一些習慣，在固執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無話可說。他邊係褲帶邊說：“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斷我的勸解，“帶我去。”
“去哪兒？”
“火車站，”
我吃了一驚，“人都來啦？”
“是啊——你還站著？”他急性子上頭，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頓。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氣還大成這樣。我有些不以為意。
我們的消息刊載報上以後，得到的反響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尋找兒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親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著相片來拜訪我們的後人也不在少數，然而這還是我頭一迴看到到父親出來見人。
那也是我頭一迴看到父親的眼淚。
我至今還記得那天車站裏的景
象：人不稀也不滿，三三兩兩的走著，有個頭上包著紅圍巾的婦女矮著身子，一直朝她手裏牽著的孩子嘮叨著什麽。唯一的一盤鍾孤零零地掛在月台上邊，月台上的光白得發灰，照得地上也是濕漉漉的白。滿地的煙塵味，滿嘴的風沙味，耳朵裏飄進不知從哪裏放出來的歌曲，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班車還沒來。我在國營商店裏買了一包煙，遠遠地蹲在月台裏邊抽。我父親不喜歡煙味，肺受不了，更不喜歡看我抽，故而我每迴一犯煙癮隻好躲著他。
我蹲在最後邊，恰巧看見父親獨身坐在長椅上的背影，那會兒他正麵朝著鐵軌，不知道在思索些什麽。他坐的那把長椅的腳下積了很大一灘水，水麵倒映出他一小塊側影——隻有那麽一小塊，小到旁人壓根沒法從裏麵看清楚他的表情，可我好像從裏麵瞧見了他歎息的模樣。
我吸了很久的煙，吸得膩了才站起來，抹了抹被吹亂的頭發，豁然瞥見我父親那長著灰白色頭發的腦袋來。我羨慕他的頭發，他的頭發老得比別人晚，但我也在那時迷迷糊糊地想起個事兒：我始終不了解他。不光是我，我母親也沒了解過他，王家沒有人了解他，除了他自己；我們會幫助他做一些事，不過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家人，我們對他有無條件的信任罷了。
我們之間便是如此的關係，可真的要問他對我們的了解有多少呢？恐怕也好不到哪裏去。他的心裏似乎的確裝著什麽，以致於他要同我們進行這種心靈上的決裂。
這挺叫人難受的。大約便是這時候起，我第一次有了幫父親把他的心願完成的理由：為了瞧見他的過去。
一共等了三個小時左右，火車終於進站了。火車進站以前，我和父親並肩坐在長椅上，兩個大老爺們幹瞪著眼睛找那些從火車上下來的人，一個挨著一個地找。讓我找是沒用的，那些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也沒有照片供我按圖索驥。我隻好拉著我父親，好讓他站得更穩些，看得更清楚。
終於，在他找了快要三十分鍾以後，有個年紀看起來比他輕得多的人走了過來。他兩眼盯住那人看了半天，看得都快發直了，這才顫抖著同對方握手。
“老板，您來看我了？”他握著那人紅活的手，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來，“我還以為這輩子都見不著您了。”
我看呆了。我從未見過他哭，也再沒有聽見過他和誰還用這麽恭敬的語氣講話。
我瞧了一眼被他喊作“老板”的人：頭上壓著白呢軟帽，眼睛底清澈得驚人
。他的頭發有些發灰，聽父親的口氣，年紀或許還比他更大一些。
就是這樣一個人，令我感到十足地新奇：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人，要麽是在紅旗下生長起來的，要麽是在黑夜裏生長起來的，黑夜裏長起來的眼睛世故而憂鬱，紅旗下長起來的眼睛則疲憊而迷惘。在見到這個人以前，我甚至不曉得還能有這麽樣的一雙眼睛，既能清澈明亮，又能直逼人心。
他的情緒倒和我父親不太一樣，看不出喜怒，隻是拍了拍父親的肩膀，像哄小孩似的，間或抬頭瞧我一眼。隻是一眼，我就感覺自己已經被他看了個透底，心裏不由得發起慌來。
他和我父親握完了手，過來握我的。“你是王盟的兒子？”他朝我笑了笑，“我叫吳邪，見過你，不過那會兒你還很小。”
我在迷惘中同他握了握手，嘴上慣性地客套：“您好……”
這個叫吳邪的、自稱是、並且應該也的確是我父親朋友的老人，骨子裏有很多和我父親不一樣的東西。他說話時的語速甚至比我們這些青壯年人還要快，思緒轉得也快，三言兩語便能總結出重點。他坦誠自己是看見了報上的消息才來的，一者為看一看從前的朋友，二者是想拜托我們幫忙探聽一個人的下落。
他從包裏翻出一張相片給我。相片的大半麵都被血汙蓋得模模糊糊的，所幸裏麵人的大致麵貌還看得清，看起來像是位國軍的軍官
“有更清楚的嗎？”我有些為難。
“很遺憾，沒有了。”他低頭沉思了片刻，又道：“你要不要試試看送去修複？”
我點點頭：“也許可以。”
為了鄭重起見，我在照片修複完以後又對著它拍了一次，把原件還給了吳邪，並且告訴他我會幫忙。
吳邪走後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他生前的心願還沒有達成，我心中的困惑也始終沒有得到解答，父親那天頭一迴暴露出的情緒，也依舊叫我感到無所適從。
出於很多奇怪的、說不清的原因，我仍舊照著父親的囑托進行下去。我本以為事情會更加困難，誰知道幾天前竟然有個人給我打了電話，說他應該知道吳邪相片上那人的下落。
“他還活著嗎？”我在電話裏問道，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還活著，應該。”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年紀不大，興許跟我差不多。
我們在電話裏約了時間見麵，就是今天晚上。對方
是個叫黎簇的青年人，年紀與我相仿，也在做著跟我差不多的事情。
不論如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展。走去玄關開門的一路上我想，自己多年的疑慮恐怕終於迎來得見天日的時候了。隻是，越接近父親的過去，我往往會更加不安。我知道他那平凡人的一生都流於輾轉，可我也想知道它是否也能棲於大地？
“都下雪了。”母親背朝著我剁餡，“人家該不來了吧。你趕緊把桌上收一收，等會兒要騰個地方吃飯。”
“來的吧，那人是當過兵的，比我們都守時。”我哀求她，“咱們也給他騰個位置吧。”
她不接話了，撂下漏勺迴過頭看我，眼神裏似有些無奈。
“我講好了的。”我怕她不答應，趕緊又補充道。
“這可是你說的。”她重新提起湯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後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終於鬆了口氣。
趁著她轉過身的當口，我繼續查看那些被我攤開在桌麵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兩天剛從日本寄迴來的、重新修複過、手繪上色過的老照片，還有一些是別人贈給我的。前一種已經受過了處理，而後一種大多還是斑駁的，拿起來聞一聞或許還有土腥味，這畢竟是種別樣的舊感，我講不出。
既然已經處理過了，那麽我就先不管了罷。我這麽想著，把手繪上色過的相片塞進自己書桌右側的抽屜裏，其餘的則原樣封進塑膠套中。
我在年輕的時候——我是說，比現在更加年輕的時候，那起碼是十多年前，那會兒我們的國家發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迴憶總歸是包著紅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並不打算講那些，因為近年來我終於意識到，在“陳述痛苦”這件事上，我還不配，何況悲痛並不一定就要宣之於口。
兩年前，我和別的青年人一樣，從收音機裏聽到了台灣老兵要求返鄉的消息，可那時候我還沒有什麽太大的感覺。你問我台灣是什麽？怎麽樣？事實也怪得很：我們那一代人很少有沒喊過“一定要收複台灣”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許真的對台灣一點都不了解。台灣的人喜歡說什麽樣的話？喜歡吃什麽？我們幾乎全然不知，隻是跟著喊幾聲罷了，僅此而已；而這些聲音又隨著十年的更迭而漸漸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來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紅，老年是黑，青年是紅與黑，我就是這樣的青年，腳站在紅裏，頭卻曝露在黑中；溫暖是紅，冰冷是黑，路就是紅與黑，我走得就是這般的路，前腳裹在紅裏，後踵卻還陷在黑中。
抬頭是紅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
的輪替之間，我們竟也成長起來了，生命是多麽地不可思議嗬！
也是在兩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樣的，一個冬天的晚上。我的父親突然一反常態，朝家裏人宣布他要幫助那些對岸的老兵重返故鄉。
我和母親聽得麵麵相覷。他那時的身體狀況早已糟透了，醫生說他的肺長成了個蜂窩，隨時隨地都會要他的命，這點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麽是父親寧願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對此不曾有過什麽概念。我見過願意把自己的血塗在紅旗上的同齡人，看過片子映的犧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許並不是那幾種人。
家裏人的看法最終還是落在了我母親一個人的身上。我預感到她也並不能十分懂父親眼睛裏的感情，但她比我們更加信任他。
母親就這樣點了頭。母親點了頭就是我點了頭，就是整個王家都點了頭。
高校畢業後我就一直在編輯部工作，事情一定下來，父親就托我在報紙上發布相關的信息，朝別人征求線索、尋人，等等，有願意造訪的，或者願意接受造訪的，他自己身體不好，就會拜托我去替他見人，一來他拜托得方便，二來我見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個清早，我父親突然從床上爬起來了。這些年來我從沒見他起得這樣早過，隻看他手忙腳亂地穿著衣服褲子，命令我給他拿東西。我問他要幹什麽，他說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電話，“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經當過兵，如今還保存著一些習慣，在固執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無話可說。他邊係褲帶邊說：“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斷我的勸解，“帶我去。”
“去哪兒？”
“火車站，”
我吃了一驚，“人都來啦？”
“是啊——你還站著？”他急性子上頭，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頓。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氣還大成這樣。我有些不以為意。
我們的消息刊載報上以後，得到的反響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尋找兒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親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著相片來拜訪我們的後人也不在少數，然而這還是我頭一迴看到到父親出來見人。
那也是我頭一迴看到父親的眼淚。
我至今還記得那天車站裏的景
象：人不稀也不滿，三三兩兩的走著，有個頭上包著紅圍巾的婦女矮著身子，一直朝她手裏牽著的孩子嘮叨著什麽。唯一的一盤鍾孤零零地掛在月台上邊，月台上的光白得發灰，照得地上也是濕漉漉的白。滿地的煙塵味，滿嘴的風沙味，耳朵裏飄進不知從哪裏放出來的歌曲，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班車還沒來。我在國營商店裏買了一包煙，遠遠地蹲在月台裏邊抽。我父親不喜歡煙味，肺受不了，更不喜歡看我抽，故而我每迴一犯煙癮隻好躲著他。
我蹲在最後邊，恰巧看見父親獨身坐在長椅上的背影，那會兒他正麵朝著鐵軌，不知道在思索些什麽。他坐的那把長椅的腳下積了很大一灘水，水麵倒映出他一小塊側影——隻有那麽一小塊，小到旁人壓根沒法從裏麵看清楚他的表情，可我好像從裏麵瞧見了他歎息的模樣。
我吸了很久的煙，吸得膩了才站起來，抹了抹被吹亂的頭發，豁然瞥見我父親那長著灰白色頭發的腦袋來。我羨慕他的頭發，他的頭發老得比別人晚，但我也在那時迷迷糊糊地想起個事兒：我始終不了解他。不光是我，我母親也沒了解過他，王家沒有人了解他，除了他自己；我們會幫助他做一些事，不過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家人，我們對他有無條件的信任罷了。
我們之間便是如此的關係，可真的要問他對我們的了解有多少呢？恐怕也好不到哪裏去。他的心裏似乎的確裝著什麽，以致於他要同我們進行這種心靈上的決裂。
這挺叫人難受的。大約便是這時候起，我第一次有了幫父親把他的心願完成的理由：為了瞧見他的過去。
一共等了三個小時左右，火車終於進站了。火車進站以前，我和父親並肩坐在長椅上，兩個大老爺們幹瞪著眼睛找那些從火車上下來的人，一個挨著一個地找。讓我找是沒用的，那些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也沒有照片供我按圖索驥。我隻好拉著我父親，好讓他站得更穩些，看得更清楚。
終於，在他找了快要三十分鍾以後，有個年紀看起來比他輕得多的人走了過來。他兩眼盯住那人看了半天，看得都快發直了，這才顫抖著同對方握手。
“老板，您來看我了？”他握著那人紅活的手，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來，“我還以為這輩子都見不著您了。”
我看呆了。我從未見過他哭，也再沒有聽見過他和誰還用這麽恭敬的語氣講話。
我瞧了一眼被他喊作“老板”的人：頭上壓著白呢軟帽，眼睛底清澈得驚人
。他的頭發有些發灰，聽父親的口氣，年紀或許還比他更大一些。
就是這樣一個人，令我感到十足地新奇：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人，要麽是在紅旗下生長起來的，要麽是在黑夜裏生長起來的，黑夜裏長起來的眼睛世故而憂鬱，紅旗下長起來的眼睛則疲憊而迷惘。在見到這個人以前，我甚至不曉得還能有這麽樣的一雙眼睛，既能清澈明亮，又能直逼人心。
他的情緒倒和我父親不太一樣，看不出喜怒，隻是拍了拍父親的肩膀，像哄小孩似的，間或抬頭瞧我一眼。隻是一眼，我就感覺自己已經被他看了個透底，心裏不由得發起慌來。
他和我父親握完了手，過來握我的。“你是王盟的兒子？”他朝我笑了笑，“我叫吳邪，見過你，不過那會兒你還很小。”
我在迷惘中同他握了握手，嘴上慣性地客套：“您好……”
這個叫吳邪的、自稱是、並且應該也的確是我父親朋友的老人，骨子裏有很多和我父親不一樣的東西。他說話時的語速甚至比我們這些青壯年人還要快，思緒轉得也快，三言兩語便能總結出重點。他坦誠自己是看見了報上的消息才來的，一者為看一看從前的朋友，二者是想拜托我們幫忙探聽一個人的下落。
他從包裏翻出一張相片給我。相片的大半麵都被血汙蓋得模模糊糊的，所幸裏麵人的大致麵貌還看得清，看起來像是位國軍的軍官
“有更清楚的嗎？”我有些為難。
“很遺憾，沒有了。”他低頭沉思了片刻，又道：“你要不要試試看送去修複？”
我點點頭：“也許可以。”
為了鄭重起見，我在照片修複完以後又對著它拍了一次，把原件還給了吳邪，並且告訴他我會幫忙。
吳邪走後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他生前的心願還沒有達成，我心中的困惑也始終沒有得到解答，父親那天頭一迴暴露出的情緒，也依舊叫我感到無所適從。
出於很多奇怪的、說不清的原因，我仍舊照著父親的囑托進行下去。我本以為事情會更加困難，誰知道幾天前竟然有個人給我打了電話，說他應該知道吳邪相片上那人的下落。
“他還活著嗎？”我在電話裏問道，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還活著，應該。”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年紀不大，興許跟我差不多。
我們在電話裏約了時間見麵，就是今天晚上。對方
是個叫黎簇的青年人，年紀與我相仿，也在做著跟我差不多的事情。
不論如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展。走去玄關開門的一路上我想，自己多年的疑慮恐怕終於迎來得見天日的時候了。隻是，越接近父親的過去，我往往會更加不安。我知道他那平凡人的一生都流於輾轉，可我也想知道它是否也能棲於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