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精於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裏蕭條”的荒涼景象。
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可謂“學霸”級大拿。
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
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也有人說曹操的割發代首是作秀，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頭發在古代的重要性。那麽曹操“割發代首”是不是作秀呢？
從陳壽《三國誌》裴鬆之注引的《曹瞞傳》，到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都有記載或渲染，說明確有其事，隻是立場與態度，《曹瞞傳》與《三國演義》不盡相同。
前者隻是客觀描寫，後者則有明顯貶抑，重在說曹操狡詐。其實如果不帶偏見，很難得出這一結論。倘若不信，且讓我們還原一下那段場景——不妨以《三國演義》第十七迴潤色的為準：
建安三年夏天，曹操親率大軍，兵發宛城討張繡。此時麥子已熟，但老百姓恐於兵亂，不敢去田裏收割。曹操於是下令：
“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
有了最高指示，誰也不敢拿腦袋開玩笑，官軍皆下馬以手扶麥，小心翼翼地走過麥田。然而下令者本人卻沒有下馬。
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時，地裏倏地飛起一隻斑鳩，曹操的坐騎受到驚嚇，竄進了麥地，踩倒了一片麥子。
曹操隨即叫來行軍主簿，令其按規定治自己的踐麥之罪。
主簿一聽，忙說：“丞相怎麽能夠治罪呢？”
曹操這時便講了一番豪言壯語：“我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卻違犯了，這樣怎麽服眾？”
一邊說著，一邊還真的拿起佩劍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劃，眾人一看，趕快攔住。
這時謀士郭嘉道：“《春秋》上不是寫著麽：法不加於尊。丞相統率大軍，豈可自戕？”
曹操仔細一想，才說：“既然《春秋》上說過了，那我姑且免死。”於是用劍割下一綹頭發，算作自我懲罰。《三國演義》中“有詩為證”：“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起初曹操在製定不準踐踏麥田的軍法時，有沒有將自己考慮在內呢？無非兩種可能：
一是連自己也計算在內了，但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去踐踏麥田；二是沒將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員，軍法隻是對著別人的。
從後來事情的發展進程看，曹操無疑是“親自”在內的，否則他在馬踏麥田之後，就裝聾作啞不吱聲了，何必又要抹脖子又要割頭發的？
可見曹操還是一個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的領導幹部。然而，恰恰是製定軍法的人，帶頭違反了軍法，這一來，就有了好戲看。
曹操說話算數，堅持按原則辦事，不管是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於是就讓人來對他執行死刑。可是那個負責執法的主簿不幹了，他說：
“丞相怎麽能治罪呢？”在主簿看來，法律隻是對著下邊的，“刑不上大夫”嘛。
領導製定法律，是要下屬來遵守的，領導隻是監督、檢查而已，根本不在範圍之內，你讓我怎麽執行？你看這個馬屁拍的！
此時的曹操，如果就坡下驢，見好就收，也就罷了。他偏不，還振振有詞、慷慨激昂地說：“我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就應當遵守！”
說得興起，幹脆拔出佩劍，就要往脖子上抹，眾人一見，趕忙奪下，這個情節，曹操入戲有點深了。
既然有人替你找到理由，你阿瞞也就不必太較真了。假如大家都不睬你，你那個劍是砍下去還是收迴來？我猜這個曹操，早已將人間世故揣摩得透透的：
任何時候都不乏奉承上級、關心領導的人物，這一劍用不了靠近脖子根，保準有人前來奪劍求情。於是乎，曹丞相的這個動作就做得惟妙惟肖又栩栩如生。
在眾人勸解之下，曹操取消了自殺的念頭，但也不能就此罷休啊。曹操不愧為天下梟雄，來了個割發代首，既孚了眾人，又罰了自己，兩全其美。
注解《三國演義》的毛宗崗父子看到此處，大罵“奸雄”：好你個曹***刑你就這樣給免了！
其實不然，一個最高領導者，要做到以發代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割發在古代是一種“髡刑”，因為古代人都是長發，用簪子固定，而有身份的人，更是將頭發看得重要。
這種髡刑雖然對人的身體沒有多大妨礙，但卻造成了精神損傷，可以稱之為靈魂拷問吧。那麽割發代首是多大的犧牲呢？
在漢代，儒家思想是主流思想，而儒家思想其中就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可見，割發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在當時，隻有一種人是短發，那就是奴隸。而且，所有短發的國家和種族都被視為“劣等”。
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可謂“學霸”級大拿。
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
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也有人說曹操的割發代首是作秀，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頭發在古代的重要性。那麽曹操“割發代首”是不是作秀呢？
從陳壽《三國誌》裴鬆之注引的《曹瞞傳》，到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都有記載或渲染，說明確有其事，隻是立場與態度，《曹瞞傳》與《三國演義》不盡相同。
前者隻是客觀描寫，後者則有明顯貶抑，重在說曹操狡詐。其實如果不帶偏見，很難得出這一結論。倘若不信，且讓我們還原一下那段場景——不妨以《三國演義》第十七迴潤色的為準：
建安三年夏天，曹操親率大軍，兵發宛城討張繡。此時麥子已熟，但老百姓恐於兵亂，不敢去田裏收割。曹操於是下令：
“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
有了最高指示，誰也不敢拿腦袋開玩笑，官軍皆下馬以手扶麥，小心翼翼地走過麥田。然而下令者本人卻沒有下馬。
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時，地裏倏地飛起一隻斑鳩，曹操的坐騎受到驚嚇，竄進了麥地，踩倒了一片麥子。
曹操隨即叫來行軍主簿，令其按規定治自己的踐麥之罪。
主簿一聽，忙說：“丞相怎麽能夠治罪呢？”
曹操這時便講了一番豪言壯語：“我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卻違犯了，這樣怎麽服眾？”
一邊說著，一邊還真的拿起佩劍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劃，眾人一看，趕快攔住。
這時謀士郭嘉道：“《春秋》上不是寫著麽：法不加於尊。丞相統率大軍，豈可自戕？”
曹操仔細一想，才說：“既然《春秋》上說過了，那我姑且免死。”於是用劍割下一綹頭發，算作自我懲罰。《三國演義》中“有詩為證”：“拔刀割發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起初曹操在製定不準踐踏麥田的軍法時，有沒有將自己考慮在內呢？無非兩種可能：
一是連自己也計算在內了，但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去踐踏麥田；二是沒將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員，軍法隻是對著別人的。
從後來事情的發展進程看，曹操無疑是“親自”在內的，否則他在馬踏麥田之後，就裝聾作啞不吱聲了，何必又要抹脖子又要割頭發的？
可見曹操還是一個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的領導幹部。然而，恰恰是製定軍法的人，帶頭違反了軍法，這一來，就有了好戲看。
曹操說話算數，堅持按原則辦事，不管是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於是就讓人來對他執行死刑。可是那個負責執法的主簿不幹了，他說：
“丞相怎麽能治罪呢？”在主簿看來，法律隻是對著下邊的，“刑不上大夫”嘛。
領導製定法律，是要下屬來遵守的，領導隻是監督、檢查而已，根本不在範圍之內，你讓我怎麽執行？你看這個馬屁拍的！
此時的曹操，如果就坡下驢，見好就收，也就罷了。他偏不，還振振有詞、慷慨激昂地說：“我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就應當遵守！”
說得興起，幹脆拔出佩劍，就要往脖子上抹，眾人一見，趕忙奪下，這個情節，曹操入戲有點深了。
既然有人替你找到理由，你阿瞞也就不必太較真了。假如大家都不睬你，你那個劍是砍下去還是收迴來？我猜這個曹操，早已將人間世故揣摩得透透的：
任何時候都不乏奉承上級、關心領導的人物，這一劍用不了靠近脖子根，保準有人前來奪劍求情。於是乎，曹丞相的這個動作就做得惟妙惟肖又栩栩如生。
在眾人勸解之下，曹操取消了自殺的念頭，但也不能就此罷休啊。曹操不愧為天下梟雄，來了個割發代首，既孚了眾人，又罰了自己，兩全其美。
注解《三國演義》的毛宗崗父子看到此處，大罵“奸雄”：好你個曹***刑你就這樣給免了！
其實不然，一個最高領導者，要做到以發代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割發在古代是一種“髡刑”，因為古代人都是長發，用簪子固定，而有身份的人，更是將頭發看得重要。
這種髡刑雖然對人的身體沒有多大妨礙，但卻造成了精神損傷，可以稱之為靈魂拷問吧。那麽割發代首是多大的犧牲呢？
在漢代，儒家思想是主流思想，而儒家思想其中就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可見，割發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在當時，隻有一種人是短發，那就是奴隸。而且，所有短發的國家和種族都被視為“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