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半裸的女人盡力纏著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擺脫她們，打開了通向隔壁房間的門。他看見一位年輕女朗，正麵對著他側臥在一張沙發上，也是半裸著身子，除了短褲什麽也沒穿。她撐著臂肘，麵帶微笑看著他，看來知道他會到來。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於找到了她，終於能在這裏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麽。她也說了些什麽，顯出一種鎮定，一隻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迴現實。他發現自己迴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嗬！他竭盡全力想迴憶起她是誰，在哪裏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曆道什麽。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麽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麽能把這麽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裏？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裏嗎？我不是在別的什麽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裏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唿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迴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遊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夥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於，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後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麽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裏
，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裏，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裏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麽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迴答，往她腦子裏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麵。”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後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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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偉大的進軍
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並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幹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
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
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麵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肮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麽？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麽？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迴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麽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裏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
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麵，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裏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隻要主人願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裏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麽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裏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裏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隻要人獲準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麵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裏，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裏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
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麵，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裏！），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麽，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複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麽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麵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麵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裏，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複（“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十年後（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後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麵，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裏，“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裏麵，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裏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麵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麽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並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麽？
參議員隻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抵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裏，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隻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裏，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製，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
王國。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裏，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裏，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極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於找到了她，終於能在這裏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麽。她也說了些什麽，顯出一種鎮定，一隻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迴現實。他發現自己迴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嗬！他竭盡全力想迴憶起她是誰，在哪裏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曆道什麽。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麽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麽能把這麽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裏？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裏嗎？我不是在別的什麽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裏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唿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迴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遊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夥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於，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後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麽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裏
，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裏，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裏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麽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迴答，往她腦子裏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麵。”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後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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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並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幹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
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
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麵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肮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麽？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麽？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迴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麽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裏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
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麵，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裏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隻要主人願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裏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麽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裏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裏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隻要人獲準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麵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裏，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裏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
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麵，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裏！），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麽，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複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麽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麵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麵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裏，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複（“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十年後（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後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麵，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裏，“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裏麵，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裏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麵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麽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並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麽？
參議員隻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抵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裏，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隻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裏，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製，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
王國。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裏，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裏，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極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