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人尚不知道他的膽子叫自己養肥了，敢在福建考舉人，隻想著順天鄉試易過，他又有個好師兄在身邊指點，蹉跎不了幾年，便滿意地揮揮袖叫他坐下。他自己也坐迴首席，對身旁的桓淩說：“桓世侄與宋子期相好，來日也替他補習補習。你們師兄弟若都做了少年進士，說出來也是一樁佳話，你先翁麵上也有光彩。”桓淩應道：“我們也正有這般打算。師弟過完端午也要和我迴府裏，到時候還要叨擾年伯，望年伯不棄。”他自然地大包大攬，將宋時的事說得像自家身上的事一樣，方提學也沒意識到什麽不對，直接應了下來。此時宋縣令正在台上主持，並不知道已經有人不聲不響地頂替了他這老父的位置，為他兒子的事跟老師溝通，仍是兢兢業業地在台上主持，請下一位講官，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大人上台。他們排講座順序是按著在職時的官職順序來排的：方提學雖是七品禦史，卻位卑權重，在京三品大員也要在他麵前折腰的，自然無人敢排在他麵前；之後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卻早早拋下實權清貴之職，迴鄉作了一位講學名士的張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後才是見任六品通判的桓淩。張郎中自己開書院授課，講學經驗豐富，並不講理學，而是講跟考試有關的基礎理論——立國百四十年來，《大學》《中庸》題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題最可能出自《論語》《孟子》，而《論語》又是記錄孔子言行之書，更可能出題，他便摘了一段“八佾”來講。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親民官的，以實務為先，講的是朱子傳人陳淳的《北溪字義》。陳淳講“力行為主，致知副之”，較之朱子的說法更合他的心意。不過之前方提學講了“知行相須”，他不能再接著講知行，便講了《北溪字義》中的“敬”。朱子講“居敬窮理”，他便從這個“敬”字講起，給台下眾生講如何持敬修心：無事時心平氣靜，不神遊外物，有事時則心中隻裝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動搖。雖然跟考試無關，也不是教材主編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時還是很認真地聽了——這個持敬工夫對拖延症也很有用啊。要是真能做到專心一事，不被閑書、雜事、門外賣東西、打球的聲音打攪，學習效率肯定能提高不少！迴來寫個座佑銘貼牆上。王知府講學終了，台下眾人照例起身致謝，然後研究該向他提什麽問題。宋時飛快地寫了一個中庸題折起來，便注目眼前座席，一眼不眨地看著桓淩朝台上走去。終於輪到他師兄講課了。他親師兄，學問特別好，能考全國前十的！他的腰板兒悄悄挺直了幾分，抖擻精神、抓緊毛筆，隻等著記下他整場講座內容。作者有話要說： 參考評《詮釋與構建——陳淳與朱子學》 熊循慶北溪字義 宋 陳淳朱熹與王陽明知行關係比較 張慧霞再談朱熹的知行觀 傅小凡第48章 桓淩坐到講席上，先看了一眼台下。從高台上看下麵, 便見黑壓壓一片頭巾鋪向遠方, 眾舉子、生員的小動作一覽無餘：寫題目的、與同伴討論的、找人抄記方才講學內容的、喝水的、吃果品點心的、無所事事呆坐在位子上的……他從前給宋時講學, 都是兩人並排坐在桌前，麵前攤著書講, 今日倒是頭一迴高坐台上給人講課，感覺十分新鮮。若是迴頭在後衙裏布置個略高的講台、下麵安一方桌椅，讓時官兒在下頭念書, 他在上頭盯著他講課, 卻不知是什麽感覺？桓淩想得心動, 目光從那片學子身上收迴來，越過宋縣令落到他身後的宋時身上, 要看看他在做什麽——他什麽也沒幹, 正仰著臉看向台上, 滿含驕傲和期許地看著他。當初他考中了舉人試時, 宋時就這樣看著他，用一種長輩點評似的神氣對他父母說：“明年春闈, 師兄必定能點中進士, 與老師一樣做個清廉忠直、鐵骨錚錚的禦史。”可惜他沒能參加轉年春闈, 父親就已因急病過世。再之後母親也因憂思過度, 悒悒而亡, 宋家世伯又遠到這邊陲為官……直到這麽多年後，他才又見著了宋時這樣為他驕傲的神情。他得講得更好些，別叫前幾位講師壓住, 好叫他師弟還能這樣自豪地向別人誇他。桓淩垂眸微笑，朗聲道：“本官今日要講的是孟子·離婁上中的淳於髡一節。”也就是後世流傳最廣，最常被人引來發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節。他講孟子，也和那位張郎中一樣，就是為了給考生們做個考前輔導。考試時雖以四書五經並列，可四書才是人人必修必考的基礎，五經則是選修，單講一經，其他經科的學生便受不到益。所以從方提學開頭，四位老師不是講朱子一脈的理學就是講四書，皆是考試能用到的知識。《孟子》七篇共三萬四千餘字，是四書中最長的一本，故而也是最容易出題的一本，隨便截一句甚至一節就是道大題——不像《大學》《中庸》，因考得太多，已經到了省試會試這樣的大考都得出截搭題的地步了。而“淳於髡”這一節句句經典，講的是讀書人該恪守正道的道理，實在有值得考的地方——便是不考，讀書人也該用心揣摩遵行孟子之言，庶幾不負讀書人濟天下之誌。他便先從字詞講起：“淳於髡，是齊國辯士……”淳於髡正是齊威王“一鳴驚人”故事中，勸威王振作的另一位主角。他自俳優出身，能言善辯，曾在楚征伐齊國時到趙國借兵退齊，又屢勸威王勤力王事，被威王拜為政卿。他的事跡記在《史記·滑稽列傳中》，在桓淩看來，是讀書人就都該知道，所以介紹淳於髡的身份時，並不提他在齊國的官職，而是單點出他“辯士”的身份。因是辯士，故擅長用布設陷阱，巧用隱喻申自己的道理，辯得人啞口無言，隻能屈從他的說法。於此節中，淳於髡先與孟子論“男女授受不親”“嫂溺援之以手”兩條。這兩件事看似隻是禮法之爭，實則是淳於髡設下的論辯陷阱——在孟子說出“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之後，他便就著這個“權”字緊逼孟子，指出當時天下大亂，百姓如溺，孟子既知事急從權，也不該死守正道，而該如同“嫂溺叔援”般放棄心中所執，出仕為官，以擲救陷溺亂世中的百姓。而孟子的迴答卻更有力：天下陷溺，惟道可以救之。嫂溺可以僅用手援助，難道你能以一雙手將天下從陷溺之境救出來麽？能救天下的惟有“道”。須自己先恪守正道，遇合了肯聽諫言，以正道治國的明君，方能令君上施仁治、行德化，以救世百姓。若為救世先棄了正道而去逢迎昏庸君主，則即便當了高官，君主對他言聽計從，可他自己已失了解救天下的器具，又如何還能援救天下人此章是言遇事或可從權，但士人守心中正道絕不可有失，不可自欺欺人地說一句“從權”，便折節枉道以求富貴。他在台上講，宋時在台下筆邊抄邊讚，甚至想帶頭鼓掌，給他一個熱烈的反饋。可惜大鄭朝這時候還不流行觀眾給台上老師鼓掌，他隻能把滿腔激動都發泄在筆墨上。桓小師兄講的真好。並非好在直解孟子的部分——當然他講解的也好：深入淺出，微言大義，單憑“辯士”一詞便隱含褒貶，充分體現了儒家對淳於髡隻懷本國小利，不念天下大義，不知仁、不求正道的鄙薄。他們搞《春秋》的，就在微言大義上見功夫。但比他講學水平更好的，還是他的行事。他是真正按著孟子之言，不為富貴權位誘惑，放棄對心中正道的堅持。要不他怎麽能舍棄朝中清貴官職，舍棄周王與其背後一係勢力的好處，拋家舍業地到武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