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梁曉秀在斯德哥爾摩餐館與瑞典人尼爾斯結識，他後來成為梁曉秀在歐洲的一個知己。
在歐洲，人們對瑞典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說瑞典人十分冷漠，沉默寡言，不喜歡與人來往；也有人說瑞典人心地善良，為人樸實。梁曉秀認為，從人的本性看，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種族的人，都有善良、天真或陰險、奸詐的一麵。
瑞典人尼爾斯與眾不同，完全超越了歐洲人的思維模式，給她留下深刻印象。
在20多年時間裏，他們交談無數次，梁曉秀對歐洲和歐洲人有了更深刻進的認識。尼爾斯於20世紀30年代末出生在中國上海，父親是瑞典商人。他在上海讀書，直到十幾歲才返迴瑞典。早在1965年，作為瑞典商人，他就開始定期往返於中國和瑞典之間，到中國的次數不計其數。他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程度超過一般歐洲漢學家，可稱為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尼爾斯十分友善，在他身上幾乎體現了中國人的所有美德：熱情，友善，好客，謙虛，幽默。他對中國的感情之深，讓梁曉秀感到驚訝。每當談到中國時，他的表情就會變得非常開朗，言語之間充滿了對中國的熱愛。在他看來，中國就是好，無論從哪方麵看，中國都是好樣的。他的中國情結之深，絕對會讓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國人感到汗顏。在梁曉秀看來，他對中國曆史及現狀的了解之深，把握之準確，已經超過了一般中國老百姓，更勝過那些所謂的歐洲漢學家。
尼爾斯熱愛中國文化，幾十年來收藏了一些中國的文物。梁曉秀在他家看過那些中國藏品：中國繪畫大師齊白石和徐悲鴻的真品，還有一些中國古畫贗品，如唐伯虎等人的仿製品；他藏有一些中國的青銅器，不過他說請中國上海的青銅器專家鑒定過，說都是贗品；但他的幾件中國古代家具倒是真品。
起初他們之間的交談還是泛泛的，沒有過多深入的交談；自2005年起，他們的談話變得深入了，那時尼爾斯已經70歲了，他講了許多肺腑之言，梁曉秀把他的觀點整理出來，和他逐一探討。
瑞典老人對中國的評價歸納起來有如下主要觀點：
中國是一個正義的國家。中國在世界上沒有派出一兵一卒。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
中國的經濟實力將會在不遠的未來超過歐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2030年，中國人均收入將會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
中國應該特別關注教育和醫療問題，因為教育和醫療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貧富差距對中國社會的不良影響，並且正在采取措施改變這種局麵。
中國的腐敗沒什麽大不了的，中國政府有能力解決那個問題。
中國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早晚會得到解決，那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理念非常好，值得全世界學習。
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國家幹涉。台灣和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歐美國家總是和中國談論所謂的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這是愚蠢的行為。
現在是歐洲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的時候了。
大凡好朋友之間的談話都會真誠相對，沒有保留。在老人那一麵，很想把他對中國的看法向梁曉秀表達；而在梁曉秀這一麵，很想知道他對中國、對歐洲、對世界的看法，同時也想向他表達她對中國、歐洲和世界的看法。經過多次交談後，雙方都發現這種交談很有意義。於是，他們在輕鬆的氣氛下，無拘無束地暢談了交談了60多次。
中國經濟問題，是他們討論的重點問題。
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尼爾斯為此感到高興。他認為，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世界經濟的格局正在重新劃分。
梁曉秀首先從歐洲出現的“中國熱”入手，向尼爾斯提出一個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沒有這個前提，在歐洲也不會出現‘中國熱’現象。”
尼爾斯坦言相告：“歐洲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很羨慕，也很嫉妒。其實，歐洲人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麵中國的經濟發展勢不可擋，另一方麵歐洲正在漸漸失去經濟上的優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正在縮小與歐洲的差距。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對歐洲人來說，是一個謎團，也是一個重大而又複雜的世紀課題。歐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曾就中國經濟做出過各種預測，其中大部分是不準確的，有誤差的。”
梁曉秀也說了心裏話：“你說的沒錯。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還能像現在這樣繼續高速發展多少年？歐美國家對此似乎很關心，有不少經濟學家、政治家紛紛發表看法，預測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有的認為，中國經濟還會持續發展下去；有的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臨界點。你的看法是什麽？”
“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我認為中國的經濟還會繼續高速發展下去，至少在未來20-30年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根據是什麽？”
“市場。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那麽大的市場。中國將來即使遭到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如反傾銷的抵製和製約，中國也完全有能力通過自身的巨大市場發展經濟。你知道，我是瑞典人。瑞典的工業高度發達，但瑞典總人口隻有800多萬，市場十分有限，隻能發展外向型經濟。所以，瑞典一心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拓展海外市場，維持瑞典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丹麥、芬蘭、挪威這些北歐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也就是市場有限。比利時也一樣。1000萬人口能有多大市場呢？你曾抱怨說，比利時的商場周日和節假日都關門；而事實上即使商場開門也沒有多少人光顧。這就是市場規模問題。幾乎全歐洲重要的企業都到中國投資辦廠，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中國市場巨大。”
梁曉秀認為老人的說法有道理。
老人說：“還有全球經濟一體化。歐洲的市場趨於飽和，歐洲隻能尋找海外市場。那麽多歐洲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為了什麽？就是為了擴展海外市場。中國現在是世界公認的製造業大國，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依然會在製造業大顯身手。至於說，現在有跡象表明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歐美企業開始把他們的企業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突尼斯、土耳其等國家，最終取代中國製造業的地位，這隻是表麵現象。中國製造業的地位在未來幾十年是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麵是因為世界市場現在還離不開中國的製造業；另一方麵，中國製造業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將會在13億人口的內部巨型市場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再看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就是一塊大蛋糕。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這塊蛋糕。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吃得多；現在中國的經濟趕了上來，自然分吃的份額就在加大。占領市場份額的多少，取決於人的智慧、勤勞、幹勁，而中國人占領世界市場的巨大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話句話說，世界市場還有空間，中國還能挖掘世界市場的發展潛力。”
“你的比喻很形象，” 梁曉秀說，“世界市場就是一塊大蛋糕，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占領這個市場或分吃這塊蛋糕，需要思維敏捷、手疾眼快。蛋糕本身就那麽大，中國人吃得多，別人就吃得少了。這就會產生矛盾、產生摩擦，甚至導致衝突。過去中國實在是太貧窮、太落後了，所以吃得很少；現在中國發展起來了，要奪迴自己應有的市場份額，這也算公平吧。何況，中國還沒有把自己應得的市場份額完全奪迴來。世界市場總不能永遠由歐美來壟斷吧？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世道輪迴’，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老人作了結論性的表態：“總之，我看好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中國超過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不成問題的。”
梁曉秀說：“我相信中國有能力趕上或超過歐美，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而且在人均收入上，但還需要80-100年時間。”
老人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後說：“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趕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嗎？現在的世界和過去的世界不同了：現在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是信息和知識一日千裏的時代，其發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們的想象。梁小姐，你的估計過於保守了。我不同意這個時間表。在經濟總量上，在2019年中國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
“但願如此。”梁曉秀接著追問了一句，“可是，我們不能忽略製約中國經濟發展的諸多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爾斯接過話茬說，“中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會偏離這個正確的發展軌道。無論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有多麽嚴峻，中國人都能應對自如，因為中華民族的自我修複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難以企及的。”
梁曉秀發表了長篇大論：
“我覺得你的觀點過於樂觀。我是中國人，我知道中國的國情特別複雜，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有許多事情看不明白，搞不清楚。比如說，中國的外部因素：歐美骨子裏不願意看到中國的迅速發展，他們會挖空心思、竭盡全力遏製中國的發展，他們會為中國設置種種障礙和陷阱；倘若他們的目的還不能得逞，他們會暫時犧牲各自的利益，不惜在經濟上聯手打壓中國，甚至會采取更為極端的手段。總之，他們的目的很明確：把中國打迴原點。
“在當今世界，經濟因素決定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各種因素。中國經濟的崛起，意味著西方經濟的衰退。這是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所以，西方世界絕不會對這場世界經濟大戰視而不見。他們會謀劃、會聚集力量、會采取措施。這就是外部嚴峻的現實。
“再比如中國的內部因素：中國經濟這些年雖然發展迅速，但還不夠成熟，還有很多硬傷和短板。一旦重大經濟政策失誤，中國就會失去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不是聳人聽聞，這是嚴峻的現實。比如，中國的環境問題，就是製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的重要問題。中國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很大；中國還需要解決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一係列棘手的問題。
“基於以上兩點考慮，我本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持謹慎態度。你說，中華民族是自我修複能力最強的民族。但自我修複是需要時間的，而時間的長短又不大容易確定。這就好比賽車比賽，你的車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車來修車，等你修好車，再開上跑道時，對手已經到達終點。”
尼爾斯聽到這番話，來了勁兒，他說：“梁小姐，很遺憾，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先談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即中國的內部因素。中國隻要保持住國家的穩定——我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做到這點——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較大的偏差，中國也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自我修複，因為這是中國自己內部的事情，處理起來比較容易。中國建國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至於中國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對中國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西方隻能妥協、忍讓或者說忍痛割愛，而絕不會采取你說的那種極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讓、妥協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場全部瓜分完畢，你得給我留一些份額──這些份額足夠我還可以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說得更明白一點，歐美發達國家的總人口正好是中國總人口的一半多一點，中國占據世界大部分市場份額後，隻要能給他們留下一半的市場份額，那麽他們就會選擇妥協和忍讓。以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決不會把他們逼到絕境，讓他們被迫采取你說的極端手段。采取極端手段，無論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最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我想，人類還不至於糊塗到這種程度。”
梁曉秀說：“我們討論的是世紀難題。我們不是決策者，改變不了事物的屬性和本質。尼爾斯，有時我也想：我們是否值得討論這麽沉重的話題呢？”
尼爾斯則說：“我倒不這樣想。這個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沒有人思考，人類怎麽能進步呢？”
老人的反問，給梁曉秀很大信心，她願意和老人繼續探討下去。
在歐洲，人們對瑞典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說瑞典人十分冷漠，沉默寡言，不喜歡與人來往；也有人說瑞典人心地善良，為人樸實。梁曉秀認為，從人的本性看，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種族的人，都有善良、天真或陰險、奸詐的一麵。
瑞典人尼爾斯與眾不同，完全超越了歐洲人的思維模式，給她留下深刻印象。
在20多年時間裏，他們交談無數次，梁曉秀對歐洲和歐洲人有了更深刻進的認識。尼爾斯於20世紀30年代末出生在中國上海，父親是瑞典商人。他在上海讀書，直到十幾歲才返迴瑞典。早在1965年，作為瑞典商人，他就開始定期往返於中國和瑞典之間，到中國的次數不計其數。他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程度超過一般歐洲漢學家，可稱為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尼爾斯十分友善，在他身上幾乎體現了中國人的所有美德：熱情，友善，好客，謙虛，幽默。他對中國的感情之深，讓梁曉秀感到驚訝。每當談到中國時，他的表情就會變得非常開朗，言語之間充滿了對中國的熱愛。在他看來，中國就是好，無論從哪方麵看，中國都是好樣的。他的中國情結之深，絕對會讓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國人感到汗顏。在梁曉秀看來，他對中國曆史及現狀的了解之深，把握之準確，已經超過了一般中國老百姓，更勝過那些所謂的歐洲漢學家。
尼爾斯熱愛中國文化，幾十年來收藏了一些中國的文物。梁曉秀在他家看過那些中國藏品：中國繪畫大師齊白石和徐悲鴻的真品，還有一些中國古畫贗品，如唐伯虎等人的仿製品；他藏有一些中國的青銅器，不過他說請中國上海的青銅器專家鑒定過，說都是贗品；但他的幾件中國古代家具倒是真品。
起初他們之間的交談還是泛泛的，沒有過多深入的交談；自2005年起，他們的談話變得深入了，那時尼爾斯已經70歲了，他講了許多肺腑之言，梁曉秀把他的觀點整理出來，和他逐一探討。
瑞典老人對中國的評價歸納起來有如下主要觀點：
中國是一個正義的國家。中國在世界上沒有派出一兵一卒。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
中國的經濟實力將會在不遠的未來超過歐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2030年，中國人均收入將會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
中國應該特別關注教育和醫療問題，因為教育和醫療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貧富差距對中國社會的不良影響，並且正在采取措施改變這種局麵。
中國的腐敗沒什麽大不了的，中國政府有能力解決那個問題。
中國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早晚會得到解決，那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理念非常好，值得全世界學習。
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國家幹涉。台灣和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歐美國家總是和中國談論所謂的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這是愚蠢的行為。
現在是歐洲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的時候了。
大凡好朋友之間的談話都會真誠相對，沒有保留。在老人那一麵，很想把他對中國的看法向梁曉秀表達；而在梁曉秀這一麵，很想知道他對中國、對歐洲、對世界的看法，同時也想向他表達她對中國、歐洲和世界的看法。經過多次交談後，雙方都發現這種交談很有意義。於是，他們在輕鬆的氣氛下，無拘無束地暢談了交談了60多次。
中國經濟問題，是他們討論的重點問題。
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尼爾斯為此感到高興。他認為，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世界經濟的格局正在重新劃分。
梁曉秀首先從歐洲出現的“中國熱”入手，向尼爾斯提出一個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沒有這個前提，在歐洲也不會出現‘中國熱’現象。”
尼爾斯坦言相告：“歐洲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很羨慕，也很嫉妒。其實，歐洲人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麵中國的經濟發展勢不可擋，另一方麵歐洲正在漸漸失去經濟上的優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正在縮小與歐洲的差距。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對歐洲人來說，是一個謎團，也是一個重大而又複雜的世紀課題。歐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曾就中國經濟做出過各種預測，其中大部分是不準確的，有誤差的。”
梁曉秀也說了心裏話：“你說的沒錯。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還能像現在這樣繼續高速發展多少年？歐美國家對此似乎很關心，有不少經濟學家、政治家紛紛發表看法，預測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有的認為，中國經濟還會持續發展下去；有的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臨界點。你的看法是什麽？”
“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我認為中國的經濟還會繼續高速發展下去，至少在未來20-30年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根據是什麽？”
“市場。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那麽大的市場。中國將來即使遭到歐美的貿易保護主義如反傾銷的抵製和製約，中國也完全有能力通過自身的巨大市場發展經濟。你知道，我是瑞典人。瑞典的工業高度發達，但瑞典總人口隻有800多萬，市場十分有限，隻能發展外向型經濟。所以，瑞典一心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拓展海外市場，維持瑞典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丹麥、芬蘭、挪威這些北歐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也就是市場有限。比利時也一樣。1000萬人口能有多大市場呢？你曾抱怨說，比利時的商場周日和節假日都關門；而事實上即使商場開門也沒有多少人光顧。這就是市場規模問題。幾乎全歐洲重要的企業都到中國投資辦廠，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中國市場巨大。”
梁曉秀認為老人的說法有道理。
老人說：“還有全球經濟一體化。歐洲的市場趨於飽和，歐洲隻能尋找海外市場。那麽多歐洲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為了什麽？就是為了擴展海外市場。中國現在是世界公認的製造業大國，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依然會在製造業大顯身手。至於說，現在有跡象表明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歐美企業開始把他們的企業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突尼斯、土耳其等國家，最終取代中國製造業的地位，這隻是表麵現象。中國製造業的地位在未來幾十年是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麵是因為世界市場現在還離不開中國的製造業；另一方麵，中國製造業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將會在13億人口的內部巨型市場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再看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就是一塊大蛋糕。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這塊蛋糕。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吃得多；現在中國的經濟趕了上來，自然分吃的份額就在加大。占領市場份額的多少，取決於人的智慧、勤勞、幹勁，而中國人占領世界市場的巨大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話句話說，世界市場還有空間，中國還能挖掘世界市場的發展潛力。”
“你的比喻很形象，” 梁曉秀說，“世界市場就是一塊大蛋糕，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占領這個市場或分吃這塊蛋糕，需要思維敏捷、手疾眼快。蛋糕本身就那麽大，中國人吃得多，別人就吃得少了。這就會產生矛盾、產生摩擦，甚至導致衝突。過去中國實在是太貧窮、太落後了，所以吃得很少；現在中國發展起來了，要奪迴自己應有的市場份額，這也算公平吧。何況，中國還沒有把自己應得的市場份額完全奪迴來。世界市場總不能永遠由歐美來壟斷吧？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世道輪迴’，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老人作了結論性的表態：“總之，我看好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中國超過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不成問題的。”
梁曉秀說：“我相信中國有能力趕上或超過歐美，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而且在人均收入上，但還需要80-100年時間。”
老人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後說：“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趕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嗎？現在的世界和過去的世界不同了：現在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是信息和知識一日千裏的時代，其發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們的想象。梁小姐，你的估計過於保守了。我不同意這個時間表。在經濟總量上，在2019年中國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
“但願如此。”梁曉秀接著追問了一句，“可是，我們不能忽略製約中國經濟發展的諸多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爾斯接過話茬說，“中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會偏離這個正確的發展軌道。無論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有多麽嚴峻，中國人都能應對自如，因為中華民族的自我修複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難以企及的。”
梁曉秀發表了長篇大論：
“我覺得你的觀點過於樂觀。我是中國人，我知道中國的國情特別複雜，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有許多事情看不明白，搞不清楚。比如說，中國的外部因素：歐美骨子裏不願意看到中國的迅速發展，他們會挖空心思、竭盡全力遏製中國的發展，他們會為中國設置種種障礙和陷阱；倘若他們的目的還不能得逞，他們會暫時犧牲各自的利益，不惜在經濟上聯手打壓中國，甚至會采取更為極端的手段。總之，他們的目的很明確：把中國打迴原點。
“在當今世界，經濟因素決定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各種因素。中國經濟的崛起，意味著西方經濟的衰退。這是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所以，西方世界絕不會對這場世界經濟大戰視而不見。他們會謀劃、會聚集力量、會采取措施。這就是外部嚴峻的現實。
“再比如中國的內部因素：中國經濟這些年雖然發展迅速，但還不夠成熟，還有很多硬傷和短板。一旦重大經濟政策失誤，中國就會失去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不是聳人聽聞，這是嚴峻的現實。比如，中國的環境問題，就是製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的重要問題。中國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很大；中國還需要解決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一係列棘手的問題。
“基於以上兩點考慮，我本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持謹慎態度。你說，中華民族是自我修複能力最強的民族。但自我修複是需要時間的，而時間的長短又不大容易確定。這就好比賽車比賽，你的車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車來修車，等你修好車，再開上跑道時，對手已經到達終點。”
尼爾斯聽到這番話，來了勁兒，他說：“梁小姐，很遺憾，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先談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即中國的內部因素。中國隻要保持住國家的穩定——我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做到這點——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國的經濟政策出現了較大的偏差，中國也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自我修複，因為這是中國自己內部的事情，處理起來比較容易。中國建國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至於中國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對中國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西方隻能妥協、忍讓或者說忍痛割愛，而絕不會采取你說的那種極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讓、妥協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場全部瓜分完畢，你得給我留一些份額──這些份額足夠我還可以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說得更明白一點，歐美發達國家的總人口正好是中國總人口的一半多一點，中國占據世界大部分市場份額後，隻要能給他們留下一半的市場份額，那麽他們就會選擇妥協和忍讓。以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決不會把他們逼到絕境，讓他們被迫采取你說的極端手段。采取極端手段，無論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最終的結果是兩敗俱傷。我想，人類還不至於糊塗到這種程度。”
梁曉秀說：“我們討論的是世紀難題。我們不是決策者，改變不了事物的屬性和本質。尼爾斯，有時我也想：我們是否值得討論這麽沉重的話題呢？”
尼爾斯則說：“我倒不這樣想。這個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沒有人思考，人類怎麽能進步呢？”
老人的反問，給梁曉秀很大信心，她願意和老人繼續探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