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常常抱怨經濟發展乏力，可是在梁曉秀看來，歐洲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歐洲效率低下。效率低下表現在多方麵。她發現歐洲人幹活“不行”，似乎總在偷懶，磨洋工。
從裏爾到巴黎有一段高速路整整修了三年還沒修好，梁曉秀感到難以理解。那段路不過才十幾公裏，三年時間竟然修不好。她每次開車路過時那裏時都看到那個路段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既看不到修路人員，也看不到路麵的變化。同樣，在德國、比利時、荷蘭，她都見過修路的場麵，與法國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為此，她特意找裏爾公路局的認識諮詢。他們給她說了一大堆理由，她整理後歸納為幾點：
一是，修路是一件細活，來不得半點馬虎，所以必須認真對待，精心施工。按照他們的理論，梁曉秀認為歐洲修路工人不是在修路，而是在製作一件藝術品，他們精雕細刻，反複琢磨，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細活。所以時間拖得很長很長，好在歐洲人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沒人為此著急。
二是，由於修路的資金往往不能及時到位，拖欠了修路工人的工資，所以修路工人隻能停工，等資金到位後，才能複工。這個等待的過程是漫長的。政府管理的高速公路維修時需要做預算，需要審批，一旦施工方要求追加資金，政府就得重新評估、審計、審批，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搞定；而施工方也根本不著急，就是等著資金到位。有些高速路是私人承建的，他們出錢維修公路更是極為慎重，需要和施工方討價還價，反複磋商。
三是，歐洲國家工會力量強大，要充分保障工人的利益，對戶外施工製定了嚴格的規定，例如在惡劣天氣不能施工，所謂惡劣天氣是指刮風下雨、下雪、高氣溫、寒冷天氣，等等。西歐國家三天兩頭下雨，有事即使毛毛細雨，工人們也會停工；夏天氣溫超過到零上30度時，他們說是高溫，不能在戶外工作；刮4-5級風時，他們又說在戶外工作不安全，所以要停工。總之，西歐人金貴，嬌貴，受不了半點委屈，必須得在氣溫濕度、陽光燦爛的環境下才能出工出力。梁曉秀和人家諮詢時開玩說，如果遇到戰爭，歐洲人可能也會和交戰方說，今天下雨了，我們停戰休息。對方聽了一笑了之。
四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工人不接受加班加點，所以施工進度緩慢。可是按梁曉秀的理解，歐洲工人不願意費力費神去掙錢，他們寧肯休息，也不會騰出時間去工作，去掙錢。他們一方麵喜歡錢財，一方麵又不肯吃苦掙錢。加班加點需要額外付錢，一方麵出資方不願意出這筆資金，另一方麵施工方也不樂意掙這筆錢。雙方的意見一致，工期隻能慢慢來。
以上四條看起來都有道理，但梁曉秀認為那都是托詞，說到底是因為歐洲人過慣了休閑的生活，又有一定經濟基礎，所以他們不著急掙錢。歐洲經濟發展乏力，怨不得別人，隻能怨他們自己。
推而廣之，在一切建築領域，歐洲的效率都不高，在梁曉秀看來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她由此意識到難怪歐洲各國的新建築極少，各個城市各個鄉鎮都像一座座古老的博物館。裏爾議會大廈是一座三層樓高的建築，從建築倒內部裝修用了8年時間。梁曉秀剛到裏爾時，議會大廈已開建2年，6年後才全部建成。梁曉秀曾數次到裝修現場看過裝修的過程，發現工人很少，而且經常停工，一天做不了多少活兒。熱火朝天的工作場景，在歐洲根本見不到。中國工人的那種幹勁，對歐洲人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僅建築業效率低下，在幾乎所有行業效率都不高。在梁曉秀看來，歐洲人特別是西歐人患有幾種嚴重的“疾病”：富貴病、嬌貴病、懶惰病。以目前的情形看來，歐洲還不可能治愈這些疾病，因為他們還有老本可以繼續享受多年。
歐洲服務產業在歐洲各國大都占據國內總產總值的大頭，但其效率低下，在梁曉秀看來，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她甚至認為，歐洲人有錢都不願意掙，經濟怎麽能發展呢？歐洲的一些服務行業簡直就是“上帝”，他們慢慢騰騰，養尊處優，一天幹不了多少活，根本沒拿顧客當一迴事；可是歐洲人對此不以為然。
梁曉秀領教了歐洲商業的慢效率。
購物本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梁曉秀卻領教了歐洲人的“利害”。按中國人的話說，真是花錢買罪受。有一次，她在裏爾市內最大一家電器商店交款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當時說好5天送貨。可是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沒動靜。於是她到另一家商場看到同樣牌子的電視機，價格比她買的電視低150歐元。她到原來買電視的商店要求退貨。
她說：“現在已經一個星期了，你們還不送貨。我要退貨。”
“不能退。”售貨員的口氣不容質疑。
“為什麽？當初你們承諾5天送貨，現在已經7天了，你們還沒送貨。”
“你買的電視機現在已經進入電腦送貨程序，不能更改了。我們送貨的人太少，一時忙不過來。另外，按著我們的合同規定，商場有權在特殊情況下推遲送貨時間。”
得，等吧，人家搬出了法律條文。梁曉秀當初是看過那個購物合同，上麵分別用法語密密麻麻標明若幹條款，隻有當地的法律專業人士才能看懂。她不至於為了買一台電視機，再聘請一位專業律師吧。隻能認倒黴。
15天後，這台電視才送到她家。當時來了兩個法國人，他們把電視搬到她的客廳後，開始安裝。其中一個人大約40歲左右，另一個是一個15-16歲的少年，給那個年紀大的人打下手。
梁曉秀問他們：“你們商場送貨的有多少人？”
“4個人。”
“那今天你們送幾次貨？”
“兩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商場不能多顧幾個人送貨嗎？我買這台電視機整整等了半個月。”
“那是老板的事情。”
梁曉秀無話可說。
同樣，她在商場買一台洗衣機時遭受了另一種“怠慢”。當時她看中的一台洗衣機沒現貨，售貨員說一個星期後來貨。她一聽，趕緊另選了一台洗衣機。售貨員說，5天以內保證把貨送到家。
第5天果然有兩個人把洗衣機送過來。進屋後，他們安裝，大約一個小時後安裝完畢。他們拿出一張迴執單讓梁曉秀簽字，之後又拿出一張發票，讓她付50歐元。
她問他們，她都付了洗衣機的錢，怎麽還要安裝費呢？他們向她出示購買洗衣機的合同，上麵寫著：安裝完畢後，繳納50歐元的安裝費。
得，交錢吧。按當時歐元兌人民幣的匯率，50歐元等於500元人民幣。這也太過分了吧？倘若在中國，購買一台洗衣機，再交500元安裝費，任何一個家庭聽了都會笑掉大牙；而商家也就不要做生意了。可是人家說這是歐洲。
歐洲人“金貴”，送貨安裝人員都身價奇高。
梁曉秀有一次在一家家具店買一個餐桌，她看好一個標價150歐元的普通餐桌。她問售貨員那張餐桌是否有現貨。售貨員說有現貨。
她便問：“幾天能送貨？”
“三天。”
“費用多少？”
“送貨加安裝費一共160歐元。”
“為什麽這麽貴呢？餐桌150歐元，而送貨和安裝就要160歐元？”
“我們的人工費貴，”這個售貨員看著梁曉秀那張外國人的麵孔解釋說，“給你送貨需要兩個人。他們要開車把餐桌送到你家門口，然後再抬到樓上安裝，需要半天時間。”
梁曉秀一聽，算了：送貨費比貨品本身還貴，她不是出不起錢，而是不堪忍受別人的“剝削”，隻能“忍痛割愛”。
她說：“對不起，我不買了”。
售貨員不甘心，又說：“如果你自己把餐桌運迴去，自己安裝的話，就能省掉160歐元。”
她從家具店出來心想，這不扯淡嗎！為了把這張餐桌運迴家，她得雇一個貨車，她又沒工具，怎麽安裝那張餐桌呢？後來她得知，歐洲許多商店的售貨和送貨是兩個不同的部門，所以他們收取費用是合情合理的。兩個送貨人開車忙乎半天，一共掙160歐元，一人收入80歐元，但這筆錢還要上稅，交給公司一部分，剩下的並不多。此外，不能把歐元折算成人民幣計算。80歐元對他們來說，就等於中國的80元人民幣。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中餐館打工，一天的工錢就是50-80歐元。這是歐洲的商業規則。沒轍，歐洲發達國家就是牛。你愛買不買。但從另一方麵看來，他們的這種商業規則、這種定價必然會削弱他們的經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修車是最令宋福祿頭疼的一件事。梁曉秀剛到法國時，宋福祿開一輛二手標致車，那輛車已經嚴重老化，小毛病不斷。一次汽車打不著火，梁曉秀陪著宋福祿來到車行修車。車行人說他們得先預約修車時間。那就預約吧。他們給的預約時間是半個月後的一天。
宋福祿說能不能快一點，因為他還要工作。車行說，活兒已經排滿了，隻能等待。半個月後，車行來人把宋福祿的車拖到車行，梁曉秀和宋福祿跟著來到車行。宋福祿問他們多長時間能修好。他們說那得看車是什麽毛病，讓他迴去等電話，車修好後通知他。
他們等了4天，什麽消息也沒有。他們到車行一看，宋福祿的車遠封不動地停在那兒，根本就沒有修理。他問車行的人，他們說這兩天就檢修，讓他迴去等著。
又過了三天，還是沒動靜，他又到車行打探。車行的人說經過檢修，發現發動機出了故障，需要大修，費用大約2000歐元，問他修不修。他說當然得修，請他們快一點車把車修好。他們說需要一個星期時間。
一個星期後，他接到車行的電話，到車行取車。他想這迴總算可以開車了，前前後後總共用了一個月時間。哪知道噩夢才剛剛開始。從此之後，這輛車三天兩頭出毛病，就象一個年老體弱的慢性病患者。而醫院的“大夫”──車行的修理工──“醫術”也不高明：他們不能根治疾病，而是哪兒有毛病，就在哪兒下一點藥。沒過一個月，標誌車又出了問題：換檔時要先熄火，才能掛上檔。他又來到車行，說這輛車花了2000歐元的修理費，他們卻沒有修好，他們看怎麽辦？沒等車行的人迴話，他說反正他是不會再預約了。這次他們倒客氣，說先把車放在車行，他們修好後給他打電話，不再收費了。三天後，他把車取迴來。
汽車保養本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可是要提前預約，預約最快也得兩個星期。歐洲車一般1萬公裏保養一次。宋福祿經常開長途車，所以行駛5000公裏就開始預約，等把車送到車行保養時，公裏數已經達到1萬公裏。
汽車保養、維修成了一件令他們頭疼的大事。宋福祿開始尋找小車行。聽人指點說，小車行修車速度快，而且費用也不高。一次換輪胎，他先到車行詢價，他們說更換兩個前輪胎400歐元。他再到先前找好的小車行，當時就給更換了輪胎，卻隻收了190歐元。他高興得如同發現了新大陸，心想以後就在小車行維修。
可是小車行也有小車行的“脾氣”。在一個星期五臨近下班時他們來到一家小車行，想保養車。可是車行老板說，他們要下班了，讓他們星期一再來。宋福祿說他們明天要出差開長途車，多付一點錢，能不能現在就給把機油換了，反正也用不了半個小時。對方聽了如同侮辱了他們，語氣堅定地說：“我們要下班休息了！”
小車行也有一個問題：隻能維修小毛病，大一點的毛病他們搞不定，還得去大車行。
不巧那輛車的刹車係統出了故障，小車行修不了，明知道要挨宰，他們也得硬著頭皮又來到大車行。車行看了看說，修理費用大約1800歐元，如果他們同意，車行可以給預約時間。車有故障，總的修呀。修了半個月，修理費1950歐元。宋福祿取迴車，一上路就感覺不對：刹車係統發出的聲音極不正常，每刹一次車，就聽見一聲巨大的聲音，聲音之大令人害怕。
他把車開到車行，沒好氣地問他們：“你們是怎麽修的車？你們看看！”
車行的人看了說：“你先預約，下星期三再把車送來。”
“我花了1950歐元多元，車不但沒修好，還讓我下星期再來。不行，就現在修！”宋福祿氣得直跺腳。
車行同意先把車放在車行。
二天後，車行打來電話說，要換一個零件，600歐元，問宋福祿是否同意。宋福祿能說什麽呢：不同意，車就開不了。
這次把車取迴來，開了2個月，又出了毛病。在兩年時間，那輛標誌車前前後後維修了20多次，修理費足夠買一輛中檔橋車。車行簡直就是強盜。好在後來他們有了錢，買了新車，從此才告別了噩夢般的修車經曆。
梁曉秀和當地的人談及此事，他們無動於衷，好像對此習以為常。她便和宋福祿談論此事。她說她就不明白歐洲人怎麽有錢不願意掙呢？如果中國的商店和車行進入歐洲，那他們還有飯吃嗎？在商店購買電視、洗衣機、家具，送貨在中國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怎麽到了歐洲就成了大事呢？在歐洲做一次正常的汽車保養，還要等兩個星期，歐洲人到底是怎麽一迴事呢？宋福祿也不知道為什麽會出現這些情況，隻是大罵一通，解解氣。梁曉秀說，他不能光發脾氣，他要分析歐洲人的心態。他便說歐洲人其實不願意掙小錢。
歐洲人不願意掙小錢？梁曉秀覺得不可思議，她說大錢是通過小錢一點、一點積累成大錢的呀！難道他們不懂這個道理？
梁曉秀真不明白歐洲人的商業規則。她認為還是中國好。在中國，商家從不會放棄掙錢的機會。對中國商家來說，有顧客是好事，即使不休息，也要滿足顧客的要求。顧客才是真正的“上帝”。
歐洲友人告訴她，歐洲人變得越來越懶惰了，越來越不能吃苦了。歐洲完成工業化進程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極大的提高，這就使他們滿變得懶惰，不願意再辛苦工作。
梁曉秀聽了這種解釋，馬上聯想到中國人：倘若中國的經濟水平達到歐洲的水平，中國人是否也會像現在的歐洲人一樣變得懶惰呢？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嗎？她以親身經曆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即使已打下了豐厚的家底，但也照樣每天還在辛勤工作，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這個現象又怎麽解釋呢？有人說，中國人愛財、惜財，永遠掙不夠。可是這個世界上哪個民族不愛財呢？這恐怕還不單單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這可能是民族特性和觀念不同造成的差別。
她認為，歐洲人在一些不起眼的服務領域掙錢的本領與中國同行相比，簡直就是小學生水平。
她後來經常對歐洲友人說，中國的商業和服務業如果進入歐洲，那麽歐洲的許多商業和服務行業就會癱瘓。在歐洲隻要牽涉到人工，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價格驚人的高。
德國人說，產品的質量和價格是國際市場上製勝的法寶。但是他們忘記了，效率也是一個製勝的法寶。以歐洲目前的效率而言，歐洲的經濟早晚有一天會發生巨變，變成效率低下的經濟。效率是製勝的法寶之一。誰的效率高，誰就走在了時代的前麵。
梁曉秀認為，當然，效率是時間，效率是速度，效率是金錢。他們的飯店正是因為有了極高的效率，他們才賺到了大錢。歐洲人不懂這個道理。
從裏爾到巴黎有一段高速路整整修了三年還沒修好，梁曉秀感到難以理解。那段路不過才十幾公裏，三年時間竟然修不好。她每次開車路過時那裏時都看到那個路段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既看不到修路人員，也看不到路麵的變化。同樣，在德國、比利時、荷蘭，她都見過修路的場麵，與法國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為此，她特意找裏爾公路局的認識諮詢。他們給她說了一大堆理由，她整理後歸納為幾點：
一是，修路是一件細活，來不得半點馬虎，所以必須認真對待，精心施工。按照他們的理論，梁曉秀認為歐洲修路工人不是在修路，而是在製作一件藝術品，他們精雕細刻，反複琢磨，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細活。所以時間拖得很長很長，好在歐洲人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沒人為此著急。
二是，由於修路的資金往往不能及時到位，拖欠了修路工人的工資，所以修路工人隻能停工，等資金到位後，才能複工。這個等待的過程是漫長的。政府管理的高速公路維修時需要做預算，需要審批，一旦施工方要求追加資金，政府就得重新評估、審計、審批，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搞定；而施工方也根本不著急，就是等著資金到位。有些高速路是私人承建的，他們出錢維修公路更是極為慎重，需要和施工方討價還價，反複磋商。
三是，歐洲國家工會力量強大，要充分保障工人的利益，對戶外施工製定了嚴格的規定，例如在惡劣天氣不能施工，所謂惡劣天氣是指刮風下雨、下雪、高氣溫、寒冷天氣，等等。西歐國家三天兩頭下雨，有事即使毛毛細雨，工人們也會停工；夏天氣溫超過到零上30度時，他們說是高溫，不能在戶外工作；刮4-5級風時，他們又說在戶外工作不安全，所以要停工。總之，西歐人金貴，嬌貴，受不了半點委屈，必須得在氣溫濕度、陽光燦爛的環境下才能出工出力。梁曉秀和人家諮詢時開玩說，如果遇到戰爭，歐洲人可能也會和交戰方說，今天下雨了，我們停戰休息。對方聽了一笑了之。
四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工人不接受加班加點，所以施工進度緩慢。可是按梁曉秀的理解，歐洲工人不願意費力費神去掙錢，他們寧肯休息，也不會騰出時間去工作，去掙錢。他們一方麵喜歡錢財，一方麵又不肯吃苦掙錢。加班加點需要額外付錢，一方麵出資方不願意出這筆資金，另一方麵施工方也不樂意掙這筆錢。雙方的意見一致，工期隻能慢慢來。
以上四條看起來都有道理，但梁曉秀認為那都是托詞，說到底是因為歐洲人過慣了休閑的生活，又有一定經濟基礎，所以他們不著急掙錢。歐洲經濟發展乏力，怨不得別人，隻能怨他們自己。
推而廣之，在一切建築領域，歐洲的效率都不高，在梁曉秀看來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她由此意識到難怪歐洲各國的新建築極少，各個城市各個鄉鎮都像一座座古老的博物館。裏爾議會大廈是一座三層樓高的建築，從建築倒內部裝修用了8年時間。梁曉秀剛到裏爾時，議會大廈已開建2年，6年後才全部建成。梁曉秀曾數次到裝修現場看過裝修的過程，發現工人很少，而且經常停工，一天做不了多少活兒。熱火朝天的工作場景，在歐洲根本見不到。中國工人的那種幹勁，對歐洲人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僅建築業效率低下，在幾乎所有行業效率都不高。在梁曉秀看來，歐洲人特別是西歐人患有幾種嚴重的“疾病”：富貴病、嬌貴病、懶惰病。以目前的情形看來，歐洲還不可能治愈這些疾病，因為他們還有老本可以繼續享受多年。
歐洲服務產業在歐洲各國大都占據國內總產總值的大頭，但其效率低下，在梁曉秀看來，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她甚至認為，歐洲人有錢都不願意掙，經濟怎麽能發展呢？歐洲的一些服務行業簡直就是“上帝”，他們慢慢騰騰，養尊處優，一天幹不了多少活，根本沒拿顧客當一迴事；可是歐洲人對此不以為然。
梁曉秀領教了歐洲商業的慢效率。
購物本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梁曉秀卻領教了歐洲人的“利害”。按中國人的話說，真是花錢買罪受。有一次，她在裏爾市內最大一家電器商店交款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當時說好5天送貨。可是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沒動靜。於是她到另一家商場看到同樣牌子的電視機，價格比她買的電視低150歐元。她到原來買電視的商店要求退貨。
她說：“現在已經一個星期了，你們還不送貨。我要退貨。”
“不能退。”售貨員的口氣不容質疑。
“為什麽？當初你們承諾5天送貨，現在已經7天了，你們還沒送貨。”
“你買的電視機現在已經進入電腦送貨程序，不能更改了。我們送貨的人太少，一時忙不過來。另外，按著我們的合同規定，商場有權在特殊情況下推遲送貨時間。”
得，等吧，人家搬出了法律條文。梁曉秀當初是看過那個購物合同，上麵分別用法語密密麻麻標明若幹條款，隻有當地的法律專業人士才能看懂。她不至於為了買一台電視機，再聘請一位專業律師吧。隻能認倒黴。
15天後，這台電視才送到她家。當時來了兩個法國人，他們把電視搬到她的客廳後，開始安裝。其中一個人大約40歲左右，另一個是一個15-16歲的少年，給那個年紀大的人打下手。
梁曉秀問他們：“你們商場送貨的有多少人？”
“4個人。”
“那今天你們送幾次貨？”
“兩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商場不能多顧幾個人送貨嗎？我買這台電視機整整等了半個月。”
“那是老板的事情。”
梁曉秀無話可說。
同樣，她在商場買一台洗衣機時遭受了另一種“怠慢”。當時她看中的一台洗衣機沒現貨，售貨員說一個星期後來貨。她一聽，趕緊另選了一台洗衣機。售貨員說，5天以內保證把貨送到家。
第5天果然有兩個人把洗衣機送過來。進屋後，他們安裝，大約一個小時後安裝完畢。他們拿出一張迴執單讓梁曉秀簽字，之後又拿出一張發票，讓她付50歐元。
她問他們，她都付了洗衣機的錢，怎麽還要安裝費呢？他們向她出示購買洗衣機的合同，上麵寫著：安裝完畢後，繳納50歐元的安裝費。
得，交錢吧。按當時歐元兌人民幣的匯率，50歐元等於500元人民幣。這也太過分了吧？倘若在中國，購買一台洗衣機，再交500元安裝費，任何一個家庭聽了都會笑掉大牙；而商家也就不要做生意了。可是人家說這是歐洲。
歐洲人“金貴”，送貨安裝人員都身價奇高。
梁曉秀有一次在一家家具店買一個餐桌，她看好一個標價150歐元的普通餐桌。她問售貨員那張餐桌是否有現貨。售貨員說有現貨。
她便問：“幾天能送貨？”
“三天。”
“費用多少？”
“送貨加安裝費一共160歐元。”
“為什麽這麽貴呢？餐桌150歐元，而送貨和安裝就要160歐元？”
“我們的人工費貴，”這個售貨員看著梁曉秀那張外國人的麵孔解釋說，“給你送貨需要兩個人。他們要開車把餐桌送到你家門口，然後再抬到樓上安裝，需要半天時間。”
梁曉秀一聽，算了：送貨費比貨品本身還貴，她不是出不起錢，而是不堪忍受別人的“剝削”，隻能“忍痛割愛”。
她說：“對不起，我不買了”。
售貨員不甘心，又說：“如果你自己把餐桌運迴去，自己安裝的話，就能省掉160歐元。”
她從家具店出來心想，這不扯淡嗎！為了把這張餐桌運迴家，她得雇一個貨車，她又沒工具，怎麽安裝那張餐桌呢？後來她得知，歐洲許多商店的售貨和送貨是兩個不同的部門，所以他們收取費用是合情合理的。兩個送貨人開車忙乎半天，一共掙160歐元，一人收入80歐元，但這筆錢還要上稅，交給公司一部分，剩下的並不多。此外，不能把歐元折算成人民幣計算。80歐元對他們來說，就等於中國的80元人民幣。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中餐館打工，一天的工錢就是50-80歐元。這是歐洲的商業規則。沒轍，歐洲發達國家就是牛。你愛買不買。但從另一方麵看來，他們的這種商業規則、這種定價必然會削弱他們的經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修車是最令宋福祿頭疼的一件事。梁曉秀剛到法國時，宋福祿開一輛二手標致車，那輛車已經嚴重老化，小毛病不斷。一次汽車打不著火，梁曉秀陪著宋福祿來到車行修車。車行人說他們得先預約修車時間。那就預約吧。他們給的預約時間是半個月後的一天。
宋福祿說能不能快一點，因為他還要工作。車行說，活兒已經排滿了，隻能等待。半個月後，車行來人把宋福祿的車拖到車行，梁曉秀和宋福祿跟著來到車行。宋福祿問他們多長時間能修好。他們說那得看車是什麽毛病，讓他迴去等電話，車修好後通知他。
他們等了4天，什麽消息也沒有。他們到車行一看，宋福祿的車遠封不動地停在那兒，根本就沒有修理。他問車行的人，他們說這兩天就檢修，讓他迴去等著。
又過了三天，還是沒動靜，他又到車行打探。車行的人說經過檢修，發現發動機出了故障，需要大修，費用大約2000歐元，問他修不修。他說當然得修，請他們快一點車把車修好。他們說需要一個星期時間。
一個星期後，他接到車行的電話，到車行取車。他想這迴總算可以開車了，前前後後總共用了一個月時間。哪知道噩夢才剛剛開始。從此之後，這輛車三天兩頭出毛病，就象一個年老體弱的慢性病患者。而醫院的“大夫”──車行的修理工──“醫術”也不高明：他們不能根治疾病，而是哪兒有毛病，就在哪兒下一點藥。沒過一個月，標誌車又出了問題：換檔時要先熄火，才能掛上檔。他又來到車行，說這輛車花了2000歐元的修理費，他們卻沒有修好，他們看怎麽辦？沒等車行的人迴話，他說反正他是不會再預約了。這次他們倒客氣，說先把車放在車行，他們修好後給他打電話，不再收費了。三天後，他把車取迴來。
汽車保養本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可是要提前預約，預約最快也得兩個星期。歐洲車一般1萬公裏保養一次。宋福祿經常開長途車，所以行駛5000公裏就開始預約，等把車送到車行保養時，公裏數已經達到1萬公裏。
汽車保養、維修成了一件令他們頭疼的大事。宋福祿開始尋找小車行。聽人指點說，小車行修車速度快，而且費用也不高。一次換輪胎，他先到車行詢價，他們說更換兩個前輪胎400歐元。他再到先前找好的小車行，當時就給更換了輪胎，卻隻收了190歐元。他高興得如同發現了新大陸，心想以後就在小車行維修。
可是小車行也有小車行的“脾氣”。在一個星期五臨近下班時他們來到一家小車行，想保養車。可是車行老板說，他們要下班了，讓他們星期一再來。宋福祿說他們明天要出差開長途車，多付一點錢，能不能現在就給把機油換了，反正也用不了半個小時。對方聽了如同侮辱了他們，語氣堅定地說：“我們要下班休息了！”
小車行也有一個問題：隻能維修小毛病，大一點的毛病他們搞不定，還得去大車行。
不巧那輛車的刹車係統出了故障，小車行修不了，明知道要挨宰，他們也得硬著頭皮又來到大車行。車行看了看說，修理費用大約1800歐元，如果他們同意，車行可以給預約時間。車有故障，總的修呀。修了半個月，修理費1950歐元。宋福祿取迴車，一上路就感覺不對：刹車係統發出的聲音極不正常，每刹一次車，就聽見一聲巨大的聲音，聲音之大令人害怕。
他把車開到車行，沒好氣地問他們：“你們是怎麽修的車？你們看看！”
車行的人看了說：“你先預約，下星期三再把車送來。”
“我花了1950歐元多元，車不但沒修好，還讓我下星期再來。不行，就現在修！”宋福祿氣得直跺腳。
車行同意先把車放在車行。
二天後，車行打來電話說，要換一個零件，600歐元，問宋福祿是否同意。宋福祿能說什麽呢：不同意，車就開不了。
這次把車取迴來，開了2個月，又出了毛病。在兩年時間，那輛標誌車前前後後維修了20多次，修理費足夠買一輛中檔橋車。車行簡直就是強盜。好在後來他們有了錢，買了新車，從此才告別了噩夢般的修車經曆。
梁曉秀和當地的人談及此事，他們無動於衷，好像對此習以為常。她便和宋福祿談論此事。她說她就不明白歐洲人怎麽有錢不願意掙呢？如果中國的商店和車行進入歐洲，那他們還有飯吃嗎？在商店購買電視、洗衣機、家具，送貨在中國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怎麽到了歐洲就成了大事呢？在歐洲做一次正常的汽車保養，還要等兩個星期，歐洲人到底是怎麽一迴事呢？宋福祿也不知道為什麽會出現這些情況，隻是大罵一通，解解氣。梁曉秀說，他不能光發脾氣，他要分析歐洲人的心態。他便說歐洲人其實不願意掙小錢。
歐洲人不願意掙小錢？梁曉秀覺得不可思議，她說大錢是通過小錢一點、一點積累成大錢的呀！難道他們不懂這個道理？
梁曉秀真不明白歐洲人的商業規則。她認為還是中國好。在中國，商家從不會放棄掙錢的機會。對中國商家來說，有顧客是好事，即使不休息，也要滿足顧客的要求。顧客才是真正的“上帝”。
歐洲友人告訴她，歐洲人變得越來越懶惰了，越來越不能吃苦了。歐洲完成工業化進程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極大的提高，這就使他們滿變得懶惰，不願意再辛苦工作。
梁曉秀聽了這種解釋，馬上聯想到中國人：倘若中國的經濟水平達到歐洲的水平，中國人是否也會像現在的歐洲人一樣變得懶惰呢？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嗎？她以親身經曆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即使已打下了豐厚的家底，但也照樣每天還在辛勤工作，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這個現象又怎麽解釋呢？有人說，中國人愛財、惜財，永遠掙不夠。可是這個世界上哪個民族不愛財呢？這恐怕還不單單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這可能是民族特性和觀念不同造成的差別。
她認為，歐洲人在一些不起眼的服務領域掙錢的本領與中國同行相比，簡直就是小學生水平。
她後來經常對歐洲友人說，中國的商業和服務業如果進入歐洲，那麽歐洲的許多商業和服務行業就會癱瘓。在歐洲隻要牽涉到人工，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價格驚人的高。
德國人說，產品的質量和價格是國際市場上製勝的法寶。但是他們忘記了，效率也是一個製勝的法寶。以歐洲目前的效率而言，歐洲的經濟早晚有一天會發生巨變，變成效率低下的經濟。效率是製勝的法寶之一。誰的效率高，誰就走在了時代的前麵。
梁曉秀認為，當然，效率是時間，效率是速度，效率是金錢。他們的飯店正是因為有了極高的效率，他們才賺到了大錢。歐洲人不懂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