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秀那些天把閱讀範圍擴大到歐洲音樂，開始關注歐洲音樂教育。她認為一個人的教育應該包含音樂，音樂是陶冶人的最佳方式。她喜歡聽音樂，平時總在家裏聽歐洲音樂。那天她在家裏聽莫紮特的唱片，感覺那聲音非常柔和、動聽。
歐洲是西方音樂的發祥地：世界級的音樂大師就誕生在歐洲大陸。莫紮特、貝多芬、亨德爾，一大串偉大的音樂家為世人所知。時至今日，歐洲的音樂依然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為世人所推崇。
音樂是歐洲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歐洲兒童從小就在家庭、學校接受音樂教育，使得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音樂細胞。
音樂是歐洲人的驕傲，是歐洲人的一種精神依托和文化娛樂。歐洲的音樂普及率很高，觀眾的欣賞水平也較高。每年在歐洲各國都上演無數次音樂會，許多歐洲人懷著極大的熱情觀看那些音樂會。梁曉秀發現音樂愛好者寧肯花幾百歐元看一場高水平的音樂會，也不會輕易花幾百歐元隨便買一件服裝。在他們看來，有幾件像樣的服裝足已，但看幾場高水平的音樂或歌劇還遠遠不夠。他們那種消費讓梁曉秀感到好奇，驚訝。經過幾年的觀察，她才明白歐洲人為什麽舍得在音樂上投資：陶冶情操，豐富生活，享受音樂。
歐洲國家普遍對音樂都很重視，因此音樂市場不僅規模大，而且紅火，呈現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與歐洲緩慢的經濟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歐洲音樂市場的繁榮，造就一批享有世界性聲譽的當代音樂家、作曲家、指揮家、歌唱家、演奏家。而那些音樂人才普遍受到人們尊敬。
歐洲國家每年都舉辦為數眾多的文化藝術節，音樂迴蕩在歐洲上空，向大眾普及音樂知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民間音樂會以豐富多彩的音樂形式獲得了歐洲民眾的熱烈迴應。
梁曉秀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考察市場時得知，那些國家的中小學對音樂非常重視：除了學校的音樂課外，如果學生對某種樂器特別感興趣，學校免費教授學生學樂器。例如，學生如想學彈鋼琴，或拉小提琴，或吹薩克斯，學校都會派專門的老師免費輔導，直到教會為止。
她受到啟發，迴到家後便想請家庭教師教她的兩個兒子彈鋼琴或拉小提琴，從小培養他們的音樂細胞。她倒不是想讓孩子將來從事音樂，隻是想讓他們有一個業餘愛好。
於是有一天她便把兩個兒子找來，問他們想不想學鋼琴或小提琴。
大兒子宋大海說他不喜歡樂器，他不想學鋼琴和小提琴。
梁曉秀問道：“大海，那你喜歡什麽？”
“我喜歡廚房，喜歡炒勺、炒鍋。”
“你想炒菜？”
“對，我就喜歡炒菜，就像我爸那樣炒菜。”
“為什麽呢？”
“因為炒菜能賺錢，賺很多錢。”
梁曉秀搖搖頭，感到很無奈。俗話說三歲看到大，七歲看到老。兒子已經五歲半，看來他根本就不是學音樂的那快料；他可能天生就是一個廚師：那麽小的年紀就想當廚師。
二兒子宋大山也不學音樂的材料，他對樂器一點也不感興趣，對廚房的興趣似乎也不大。梁曉秀問他想學什麽，他說他還沒想好。梁曉秀想想也是：一個四歲的孩子能有什麽想法呢？
事後她和丈夫宋福祿提起了這件事，說兩個兒子都不是學音樂的材料。宋福祿說她的想法很蠢：讓孩子學樂器還不如讓他們學炒菜。
梁曉秀苦笑著說：“我是想培養他們音樂興趣，讓他們將來有一些業餘愛好。我讓他們學樂器，不是想讓他們當音樂家，很可惜大海和大山都沒有音樂細胞。”
宋福祿得意地說：“曉秀，我不是說你：你呆著沒事淨想餿主意，你這不是添亂嗎？學音樂，鼓搗樂器，那能當飯吃嗎？我看大海的迴答很好：炒菜賺錢。大海像我兒子。我要告訴他：廚師家比音樂家有出息！”
梁曉秀故意問宋福祿為什麽說廚師比音樂家有出息。
“再有名的音樂家也得下飯館吃飯，”宋福祿詭秘地一笑，“可是廚師就用不著去聽音樂家的演奏。你說這兩個行當那個有出息？”
梁曉秀忽然感覺和丈夫對話如同對牛彈琴，暗暗想廚師的兒子就是沒有音樂細胞，她是多此一舉啊。
兩個兒子都不喜歡音樂，她沒辦法；但是她必須讓兩個兒子好好學習，將來至少要上大學。
她的大兒子明年就該上小學了，二兒子兩年後也該上學了，她自然開始關心歐洲的教育問題了。孩子在法國出生，將要接受法國學校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總共10年時間，在這10年中孩子們要和學校打交道，要學習知識，她可得關心孩子的教育問題。
歐洲教育是典型的西方教育，以教授學生科學知識和文化知識為主。梁曉秀注意到歐洲家庭雖然對孩子的教育普遍都很重視，但是他們一般不會給孩子施加壓力：家長把學習的意義和目的說清楚了，至於孩子學習如何，那是孩子的事情。
她認為歐洲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得當，她不會按照歐洲人的方式教育孩子。孩子上學後，她要監督他們的學習，必須給孩子施加壓力，明確告訴他們在學習上一定要超過歐洲學生的成績
歐洲小學生的學習壓力不大，各學校基本上采取寓教於樂的教學方法。梁曉秀不認同這種教學方式方法；她認為學校應該給學生施加壓力，否則小孩子就知道玩，哪知道應該好好學習呢？學校不管，她得管；孩子從小若不嚴加管教，他們哪能成才呢？
但是到了中學，特別是高中階段，歐洲學校的課程難度逐漸加深，學生也感到了壓力。高中幾年的成就是大學錄取學生的重要參考數據。
梁曉秀認為小學課程非常重要，小學期間如果學的不紮實，到了中學肯定學不好。學習必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來不得半點馬虎。
在法國，一般中等成績的學生都能考上不同等級的大學，但上了大學並不等於就能從大學畢業。歐洲的學生和家長比較有自知之明，如果學生不是上大學的“料”，家長決不會勉強。成績不好的學生一般都會早早上職業學校，學一門謀生的手藝，然後就開始工作。
梁曉秀是中國人，她對自己孩子的教育顯然不同於歐洲人。她認為，在當今社會一個人至少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她的兒子必須上大學，而且還應該上名校。孩子可以不學樂器，但必須得考上大學。這是死規定，也是家規。梁曉秀的兒子不上大學，這說不過去嘛！她本人過去沒機會上大學，現在她的孩子有這麽好的學習條件，如果他們考不上大學，那她活著都沒什麽意義了。
她告訴兩個兒子他們必須好好學習，將來一定要考上大學；在歐洲不上大學，他們就沒有前途。兩個孩子都點頭了，梁曉秀稍微安心了。
她在閱讀有關歐洲教育問題的文章時，注意到歐洲的學者專家大力唿籲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資，他們發表各種學術論文，闡述教育對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
梁曉秀認為，“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那句話說得有道理，那個理念就是真理，她必須牢牢銘記。
她進而了解到不少有關歐洲教育的現實問題。歐洲不少國家的教育、研發投入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在歐洲人看來，3%是衡量一個國家對教育重視程度的標準。
3%這個數字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個國家拿出3%的國內生產產值來辦教育，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呀。
她那幾天梳理了一遍歐洲的著名高等學府。她的孩子將來上大學，不能上一般的大學，必須得上名校。
美國有耶魯、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歐洲也有劍橋、牛津、巴黎大學、洪堡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和美國一樣，歐洲的大學也注重學術的獨立性和自由性。歐洲大學的學生流動性比較大：每年有200萬名大學生和研究生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歐洲另一個國家的大學讀書，學習。按照教育學者的說法，這種流動性激活了歐洲大學的學術活力和學生結構。
梁曉秀讚同這個說法。她不想讓幾個孩子都在法國上大學；她要讓他們到歐洲其他國家讀大學。在裏爾就有好幾所大學，但她一個都沒看上。孩子18歲上大學，他們必須走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熟悉外部世界。
歐洲大學注重學生的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所有大學都為年輕人提供上大學的機會，但是一般都采取寬進嚴出的政策，上大學並非意味著就能從大學畢業。越是名校，對畢業生的要求越嚴格。比利時魯汶大學每年應屆畢業生中大約有30%的畢業生拿不到學位證書；拿不到學位，就等於沒有高等教育學曆。
梁曉秀也想到了孩子上大學畢業的問題。如果孩子上了名校而不能拿到畢業證書，那她就不認這個孩子。她說到做到，絕不含糊。她決定在孩子教育問題上她決不妥協，必須強迫孩子努力學習，取得好成績。
她對歐洲著名大學很關注。她一生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機會上大學，所以她要讓自己的孩子實現她的願望。孩子身上有她的基因，他們一定能考上大學。
1976年大兒子宋大海5歲半，二兒子宋大山4歲，女兒宋海霞還不到三個月，她計劃再生兩個女兒，一共有5個孩子，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按理說，孩子還小，她沒必要那麽早就想到孩子上大學的事；但她不那樣看。她做事喜歡留下提前量，事關教育的大事，她必須及早動手，步步領先。
她已經為5個孩子們選好了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這5所大學是她在歐洲數千所大學中篩選出來的。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丈夫。丈夫說她一廂情願，孩子們到時候能否上大學，還取決於孩子們的學習成績以及他們的誌向。她堅持說，不管什麽情況，她都要讓5個孩子上大學讀書，而且得上著名學府。丈夫嘲諷說上大學固然是好事，但不上大學也照樣開餐館賺錢；他們倆就沒上過大學，但餐館開得比上過大學的洋人還好。這說明上不上大學與做生意賺錢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
梁曉秀聽了丈夫的一番話憤怒了，毫不客氣地說：“宋福祿，你聽著：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學，我就不認他們！”
“你人不人沒關係，反正他們是你的孩子。”宋福祿毫不讓步。
“能考上大學才是我的孩子；考不上大學就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誰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這個人怎麽這麽霸道呢？你這是不講理嘛！”
“我在培養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就要霸道，這不是不講理，這是為了孩子的前途著想。你想想，如果他們考不上大學，他們將來能有什麽前途？”
“那你可說錯了。他們的前途一片光明。等他們長大了，我們的連鎖店已經開遍了歐洲很多國家，他們可以每人管一灘事。曉秀，我已經想好了：我們按地域分配他們的將來的工作。我們把連鎖店分為五大區域：西歐區、北歐區、南歐區、東歐區、中歐區。一個孩子管一個區。”
話不投機半句多，梁曉秀覺得和丈夫無法溝通，她便不再和丈夫討論孩子的教育問題了，隻撂下一句狠話：
“別的事我可以不管，但孩子教育的事我必須要管。”
歐洲是西方音樂的發祥地：世界級的音樂大師就誕生在歐洲大陸。莫紮特、貝多芬、亨德爾，一大串偉大的音樂家為世人所知。時至今日，歐洲的音樂依然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為世人所推崇。
音樂是歐洲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歐洲兒童從小就在家庭、學校接受音樂教育，使得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音樂細胞。
音樂是歐洲人的驕傲，是歐洲人的一種精神依托和文化娛樂。歐洲的音樂普及率很高，觀眾的欣賞水平也較高。每年在歐洲各國都上演無數次音樂會，許多歐洲人懷著極大的熱情觀看那些音樂會。梁曉秀發現音樂愛好者寧肯花幾百歐元看一場高水平的音樂會，也不會輕易花幾百歐元隨便買一件服裝。在他們看來，有幾件像樣的服裝足已，但看幾場高水平的音樂或歌劇還遠遠不夠。他們那種消費讓梁曉秀感到好奇，驚訝。經過幾年的觀察，她才明白歐洲人為什麽舍得在音樂上投資：陶冶情操，豐富生活，享受音樂。
歐洲國家普遍對音樂都很重視，因此音樂市場不僅規模大，而且紅火，呈現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與歐洲緩慢的經濟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歐洲音樂市場的繁榮，造就一批享有世界性聲譽的當代音樂家、作曲家、指揮家、歌唱家、演奏家。而那些音樂人才普遍受到人們尊敬。
歐洲國家每年都舉辦為數眾多的文化藝術節，音樂迴蕩在歐洲上空，向大眾普及音樂知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民間音樂會以豐富多彩的音樂形式獲得了歐洲民眾的熱烈迴應。
梁曉秀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考察市場時得知，那些國家的中小學對音樂非常重視：除了學校的音樂課外，如果學生對某種樂器特別感興趣，學校免費教授學生學樂器。例如，學生如想學彈鋼琴，或拉小提琴，或吹薩克斯，學校都會派專門的老師免費輔導，直到教會為止。
她受到啟發，迴到家後便想請家庭教師教她的兩個兒子彈鋼琴或拉小提琴，從小培養他們的音樂細胞。她倒不是想讓孩子將來從事音樂，隻是想讓他們有一個業餘愛好。
於是有一天她便把兩個兒子找來，問他們想不想學鋼琴或小提琴。
大兒子宋大海說他不喜歡樂器，他不想學鋼琴和小提琴。
梁曉秀問道：“大海，那你喜歡什麽？”
“我喜歡廚房，喜歡炒勺、炒鍋。”
“你想炒菜？”
“對，我就喜歡炒菜，就像我爸那樣炒菜。”
“為什麽呢？”
“因為炒菜能賺錢，賺很多錢。”
梁曉秀搖搖頭，感到很無奈。俗話說三歲看到大，七歲看到老。兒子已經五歲半，看來他根本就不是學音樂的那快料；他可能天生就是一個廚師：那麽小的年紀就想當廚師。
二兒子宋大山也不學音樂的材料，他對樂器一點也不感興趣，對廚房的興趣似乎也不大。梁曉秀問他想學什麽，他說他還沒想好。梁曉秀想想也是：一個四歲的孩子能有什麽想法呢？
事後她和丈夫宋福祿提起了這件事，說兩個兒子都不是學音樂的材料。宋福祿說她的想法很蠢：讓孩子學樂器還不如讓他們學炒菜。
梁曉秀苦笑著說：“我是想培養他們音樂興趣，讓他們將來有一些業餘愛好。我讓他們學樂器，不是想讓他們當音樂家，很可惜大海和大山都沒有音樂細胞。”
宋福祿得意地說：“曉秀，我不是說你：你呆著沒事淨想餿主意，你這不是添亂嗎？學音樂，鼓搗樂器，那能當飯吃嗎？我看大海的迴答很好：炒菜賺錢。大海像我兒子。我要告訴他：廚師家比音樂家有出息！”
梁曉秀故意問宋福祿為什麽說廚師比音樂家有出息。
“再有名的音樂家也得下飯館吃飯，”宋福祿詭秘地一笑，“可是廚師就用不著去聽音樂家的演奏。你說這兩個行當那個有出息？”
梁曉秀忽然感覺和丈夫對話如同對牛彈琴，暗暗想廚師的兒子就是沒有音樂細胞，她是多此一舉啊。
兩個兒子都不喜歡音樂，她沒辦法；但是她必須讓兩個兒子好好學習，將來至少要上大學。
她的大兒子明年就該上小學了，二兒子兩年後也該上學了，她自然開始關心歐洲的教育問題了。孩子在法國出生，將要接受法國學校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總共10年時間，在這10年中孩子們要和學校打交道，要學習知識，她可得關心孩子的教育問題。
歐洲教育是典型的西方教育，以教授學生科學知識和文化知識為主。梁曉秀注意到歐洲家庭雖然對孩子的教育普遍都很重視，但是他們一般不會給孩子施加壓力：家長把學習的意義和目的說清楚了，至於孩子學習如何，那是孩子的事情。
她認為歐洲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得當，她不會按照歐洲人的方式教育孩子。孩子上學後，她要監督他們的學習，必須給孩子施加壓力，明確告訴他們在學習上一定要超過歐洲學生的成績
歐洲小學生的學習壓力不大，各學校基本上采取寓教於樂的教學方法。梁曉秀不認同這種教學方式方法；她認為學校應該給學生施加壓力，否則小孩子就知道玩，哪知道應該好好學習呢？學校不管，她得管；孩子從小若不嚴加管教，他們哪能成才呢？
但是到了中學，特別是高中階段，歐洲學校的課程難度逐漸加深，學生也感到了壓力。高中幾年的成就是大學錄取學生的重要參考數據。
梁曉秀認為小學課程非常重要，小學期間如果學的不紮實，到了中學肯定學不好。學習必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來不得半點馬虎。
在法國，一般中等成績的學生都能考上不同等級的大學，但上了大學並不等於就能從大學畢業。歐洲的學生和家長比較有自知之明，如果學生不是上大學的“料”，家長決不會勉強。成績不好的學生一般都會早早上職業學校，學一門謀生的手藝，然後就開始工作。
梁曉秀是中國人，她對自己孩子的教育顯然不同於歐洲人。她認為，在當今社會一個人至少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她的兒子必須上大學，而且還應該上名校。孩子可以不學樂器，但必須得考上大學。這是死規定，也是家規。梁曉秀的兒子不上大學，這說不過去嘛！她本人過去沒機會上大學，現在她的孩子有這麽好的學習條件，如果他們考不上大學，那她活著都沒什麽意義了。
她告訴兩個兒子他們必須好好學習，將來一定要考上大學；在歐洲不上大學，他們就沒有前途。兩個孩子都點頭了，梁曉秀稍微安心了。
她在閱讀有關歐洲教育問題的文章時，注意到歐洲的學者專家大力唿籲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資，他們發表各種學術論文，闡述教育對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
梁曉秀認為，“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那句話說得有道理，那個理念就是真理，她必須牢牢銘記。
她進而了解到不少有關歐洲教育的現實問題。歐洲不少國家的教育、研發投入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在歐洲人看來，3%是衡量一個國家對教育重視程度的標準。
3%這個數字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個國家拿出3%的國內生產產值來辦教育，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呀。
她那幾天梳理了一遍歐洲的著名高等學府。她的孩子將來上大學，不能上一般的大學，必須得上名校。
美國有耶魯、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歐洲也有劍橋、牛津、巴黎大學、洪堡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和美國一樣，歐洲的大學也注重學術的獨立性和自由性。歐洲大學的學生流動性比較大：每年有200萬名大學生和研究生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歐洲另一個國家的大學讀書，學習。按照教育學者的說法，這種流動性激活了歐洲大學的學術活力和學生結構。
梁曉秀讚同這個說法。她不想讓幾個孩子都在法國上大學；她要讓他們到歐洲其他國家讀大學。在裏爾就有好幾所大學，但她一個都沒看上。孩子18歲上大學，他們必須走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熟悉外部世界。
歐洲大學注重學生的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所有大學都為年輕人提供上大學的機會，但是一般都采取寬進嚴出的政策，上大學並非意味著就能從大學畢業。越是名校，對畢業生的要求越嚴格。比利時魯汶大學每年應屆畢業生中大約有30%的畢業生拿不到學位證書；拿不到學位，就等於沒有高等教育學曆。
梁曉秀也想到了孩子上大學畢業的問題。如果孩子上了名校而不能拿到畢業證書，那她就不認這個孩子。她說到做到，絕不含糊。她決定在孩子教育問題上她決不妥協，必須強迫孩子努力學習，取得好成績。
她對歐洲著名大學很關注。她一生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機會上大學，所以她要讓自己的孩子實現她的願望。孩子身上有她的基因，他們一定能考上大學。
1976年大兒子宋大海5歲半，二兒子宋大山4歲，女兒宋海霞還不到三個月，她計劃再生兩個女兒，一共有5個孩子，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按理說，孩子還小，她沒必要那麽早就想到孩子上大學的事；但她不那樣看。她做事喜歡留下提前量，事關教育的大事，她必須及早動手，步步領先。
她已經為5個孩子們選好了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這5所大學是她在歐洲數千所大學中篩選出來的。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丈夫。丈夫說她一廂情願，孩子們到時候能否上大學，還取決於孩子們的學習成績以及他們的誌向。她堅持說，不管什麽情況，她都要讓5個孩子上大學讀書，而且得上著名學府。丈夫嘲諷說上大學固然是好事，但不上大學也照樣開餐館賺錢；他們倆就沒上過大學，但餐館開得比上過大學的洋人還好。這說明上不上大學與做生意賺錢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
梁曉秀聽了丈夫的一番話憤怒了，毫不客氣地說：“宋福祿，你聽著：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學，我就不認他們！”
“你人不人沒關係，反正他們是你的孩子。”宋福祿毫不讓步。
“能考上大學才是我的孩子；考不上大學就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誰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這個人怎麽這麽霸道呢？你這是不講理嘛！”
“我在培養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就要霸道，這不是不講理，這是為了孩子的前途著想。你想想，如果他們考不上大學，他們將來能有什麽前途？”
“那你可說錯了。他們的前途一片光明。等他們長大了，我們的連鎖店已經開遍了歐洲很多國家，他們可以每人管一灘事。曉秀，我已經想好了：我們按地域分配他們的將來的工作。我們把連鎖店分為五大區域：西歐區、北歐區、南歐區、東歐區、中歐區。一個孩子管一個區。”
話不投機半句多，梁曉秀覺得和丈夫無法溝通，她便不再和丈夫討論孩子的教育問題了，隻撂下一句狠話：
“別的事我可以不管，但孩子教育的事我必須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