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到家後，梁曉秀一聲不吭，直接上樓迴自己的房間了。她很生氣，妹妹還有虛榮心，還好麵子，把自己看得比天高。她認為，一個人最要不得的缺點是虛榮心和好麵子；虛榮心和好麵子能把一個人害死。
大姐生氣走了，妹妹曉玲挺尷尬，一方麵感覺大姐不通情達理，另一方麵覺得自己又惹大姐生氣了。婚姻畢竟是人生的大事，她不能違背自己的意願，違心地接受大姐的意見。
宋福祿把曉玲留下，給她詳細介紹羅成家的情況。
羅大順不到10歲時，她母親就去世了，父親羅成獨自一人把兩個兒子帶大。兩個孩子失去了母親，從小吃了不少苦。羅大順在中學隻念了一年書便到中餐館打工了。他當時在後廚幹雜活，一個月隻能拿到100歐元。他那時還算童工，隻有12歲。18歲時，他當上了二廚；22歲時正式當上了大廚。
梁曉玲心想：那和我有什麽關係呢？
宋福祿開導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大順學會了廚師手藝，一輩子都有飯吃。在法國廚師的地位挺高，被人看作為有手藝的人，堪比藝術家。曉玲將來和大順在巴黎開一家中餐館，大順正好當廚師，曉玲負責前台，兩人就能把一家小餐館開起來。
曉玲隻聽，但不搭腔。姐夫開導她，她想給姐夫留麵子，不讓他下不來台。
宋福祿看曉玲不吭聲，便換了一話題，問曉玲是不是覺得在中餐館工作沒有出息？又問她對開餐館的人有什麽看法。
曉玲說，她沒有覺得在中餐館幹活沒出息，她隻是覺得意思不大。開餐館整天幹活，一點閑工夫都沒有，長期下去，她覺得人活著都沒意思。
她說的是實話。
宋福祿說，中餐館是華人在法國、在歐洲賴以生存的基地；沒有中餐館，就沒有華人生存的空間。中餐館是華人的主業，事實上，華人在法國除了經營中餐館外，幹不了其他什麽事。可以說，是中餐館救了華人一命。
“我知道這個情況。你想說什麽呢，大姐夫？”曉玲問道，大姐夫說了半天，她覺得再不說話不大好，便隨便問了一句。
“我想說的是：你不要小瞧開中餐館的人，有些頂呱呱的人才就是開鋪子出身的。你大姐就是一個例子。我們這些人出國前大部人都是農民，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訓練，沒有什麽特長，在法國除了開中餐館以外，沒有其它謀生手段和機會。開餐館雖然辛苦，但溫飽有餘；如果經營得當，收入相當可觀。我們這些人沒有讀書人那麽多煩惱，我們隻知道到用我們的雙手掙錢生活，別的事我們根本就不考慮。”
“大姐夫，你誤會了，我沒有瞧不起中餐館，更沒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宋福祿不搭茬，繼續說：“開餐館很累人，可是對我們這些人來說，辛苦、勞累不值一提。這一點兒苦、這一點兒累，算什麽？中國人什麽苦沒受過？中國人怕過累嗎？為了生存，為了過上富裕的生活，中國人能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千難萬險。表麵看來，開餐館沒什麽社會地位，但是我們在法國樹立了中華飲食的形象，你說這算不算是一種貢獻呢？”
“大姐夫，這算是一種貢獻，”曉玲敷衍道，“其實我挺佩服你的。我剛在後廚幫廚時，第一個月累得腰酸腿痛，簡直快堅持不住了；可是後來我發現你也很辛苦，你幹的活比我累多了，但是我從來沒聽你抱怨過累，你反而把工作當做一種樂趣。這種精神值得我學習。”
“你知道嗎，曉玲。我們這些普普通通開餐館的華人憑著我們的雙手掙到的錢，遠不是一般法國中產家庭所能相比的。你知道一般法國家庭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嗎？不過二、三仟歐元。”
“這我知道。”
“我和你大姐都認為，能賺到錢的生意就是好生意。在法國，華人要想生活得好，唯一的辦法就是開餐館。其實在整個歐洲大陸都是如此。你以後如果有機會到其他歐洲國家看看，你就會明白絕大部分華人是靠開中餐館謀生的。”
曉玲便想：“我連法國都沒轉過，我哪還有機會到別的國家看看呢？”
宋福祿總說大實話，他自問自答：世界上什麽事最重要？吃飯最重要，生存最重要。沒有錢，能做什麽呢？什麽都做不了。
曉玲覺得姐夫說的倒是大實話，覺得姐夫在給她上課。
宋福祿和梁曉秀共同生活5年多時間，學會了給人做思想工作；此刻他就在給妹妹做思想工作。
“曉玲，你到法國來，不就是因為法國發達、富有嗎？如果法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你會來這裏嗎？”
“當然不會來。”她嘴上那麽說，心裏卻在想：來法國可以幹別的工作呀，為什麽一定要開中餐館呢？中餐館隻是一種暫時的、臨時的工作；如果一輩子都在餐館裏工作，那有什麽意思呢？人活著，生活要豐富多彩，而不應該一生隻幹一件事。象宋福祿那樣的人，活著多單調，多乏味！
宋福祿不管曉玲的感受，繼續說：“我是中國人，我的後代，大海和大山，將來也會和我一樣經營中餐館；我幹不動時就會把餐館交給他們。將來他們結婚生兒育女，他們的後代即使上了大學，拿到了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畢業後很有可能照樣子承父業──開餐館。”
曉玲忍不住說，姐夫的後代將來如果讀了碩士博士，可以做別的工作，沒必要非得開中餐館。他們出生在法國，在法國上學，如果長大後也開餐館，那就太可惜了。
“曉玲，你還不知道：在法國、在歐洲能找到一份比中餐館掙錢多的工作嗎？這比登天還難呀。你知道一家中餐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嗎？”
“不知道。”
“20萬歐元，也就是200萬元人民幣！”
聽了姐夫的話，曉玲嚇了一跳：這個數額在1975年的中國是天文數字，是任何一個中國家庭都不敢想象的數字。200萬元人民幣，按她的理解，相當於他們鎮裏2000戶人家一年的收入，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議。她甚至認為中國的史學家應該把這些華人在海外創業謀生的成績好好記上一筆。
她說：“大姐夫，你還真給我上了一課：我以前不知道開中餐館的人能賺到那麽多錢，也不知道他們的生存狀況。不過賺的錢雖然多，但都是辛苦錢啊。”
“但華人賺這樣的錢，心裏非常踏實。你在法國呆的時間還短，你若呆長了，你就什麽都知道了。華人要想在法國生存，其實很難的。”
宋福祿點上一支煙，一時不再說話了，他好像在思索著什麽。其實，他在想著怎麽把曉玲的思想工作做通，讓她和羅大順成親。
曉玲總認為，幹廚師沒出息，可是在他看來，廚師就是最好的職業，至少對華人來說如此。他就是廚師出身，準備幹一輩子。他幹廚師掙了那麽多錢，但不能告訴曉玲，他隻能婉轉地說，幹廚師有出息，而且出息很大。沒有廚師，哪來的中餐館？沒有廚師，中餐館怎麽賺錢？廚師就是中餐館的老板。在中餐館當一個廚師，一個月的薪水比國內一個人的幾年的工資都多。這麽簡單的道理，曉玲居然理解不深刻。
她太幼稚了！她總和法國人比，不和國內人比。她嫌一個月70歐元少，可是她不想想她在國內老家一年的收入隻有900元人民幣。她還不懂得生活的艱難，將來她獨自闖蕩，她才能明白什麽叫生活，什麽職業能掙到大錢。
曉玲雖然不讚同姐夫的一些說法，但她知道姐夫的話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姐夫的話還沒說完，曉玲不好意思離開，隻好和姐夫繼續聊天。
大姐生氣走了，妹妹曉玲挺尷尬，一方麵感覺大姐不通情達理，另一方麵覺得自己又惹大姐生氣了。婚姻畢竟是人生的大事，她不能違背自己的意願，違心地接受大姐的意見。
宋福祿把曉玲留下，給她詳細介紹羅成家的情況。
羅大順不到10歲時，她母親就去世了，父親羅成獨自一人把兩個兒子帶大。兩個孩子失去了母親，從小吃了不少苦。羅大順在中學隻念了一年書便到中餐館打工了。他當時在後廚幹雜活，一個月隻能拿到100歐元。他那時還算童工，隻有12歲。18歲時，他當上了二廚；22歲時正式當上了大廚。
梁曉玲心想：那和我有什麽關係呢？
宋福祿開導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大順學會了廚師手藝，一輩子都有飯吃。在法國廚師的地位挺高，被人看作為有手藝的人，堪比藝術家。曉玲將來和大順在巴黎開一家中餐館，大順正好當廚師，曉玲負責前台，兩人就能把一家小餐館開起來。
曉玲隻聽，但不搭腔。姐夫開導她，她想給姐夫留麵子，不讓他下不來台。
宋福祿看曉玲不吭聲，便換了一話題，問曉玲是不是覺得在中餐館工作沒有出息？又問她對開餐館的人有什麽看法。
曉玲說，她沒有覺得在中餐館幹活沒出息，她隻是覺得意思不大。開餐館整天幹活，一點閑工夫都沒有，長期下去，她覺得人活著都沒意思。
她說的是實話。
宋福祿說，中餐館是華人在法國、在歐洲賴以生存的基地；沒有中餐館，就沒有華人生存的空間。中餐館是華人的主業，事實上，華人在法國除了經營中餐館外，幹不了其他什麽事。可以說，是中餐館救了華人一命。
“我知道這個情況。你想說什麽呢，大姐夫？”曉玲問道，大姐夫說了半天，她覺得再不說話不大好，便隨便問了一句。
“我想說的是：你不要小瞧開中餐館的人，有些頂呱呱的人才就是開鋪子出身的。你大姐就是一個例子。我們這些人出國前大部人都是農民，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訓練，沒有什麽特長，在法國除了開中餐館以外，沒有其它謀生手段和機會。開餐館雖然辛苦，但溫飽有餘；如果經營得當，收入相當可觀。我們這些人沒有讀書人那麽多煩惱，我們隻知道到用我們的雙手掙錢生活，別的事我們根本就不考慮。”
“大姐夫，你誤會了，我沒有瞧不起中餐館，更沒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宋福祿不搭茬，繼續說：“開餐館很累人，可是對我們這些人來說，辛苦、勞累不值一提。這一點兒苦、這一點兒累，算什麽？中國人什麽苦沒受過？中國人怕過累嗎？為了生存，為了過上富裕的生活，中國人能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千難萬險。表麵看來，開餐館沒什麽社會地位，但是我們在法國樹立了中華飲食的形象，你說這算不算是一種貢獻呢？”
“大姐夫，這算是一種貢獻，”曉玲敷衍道，“其實我挺佩服你的。我剛在後廚幫廚時，第一個月累得腰酸腿痛，簡直快堅持不住了；可是後來我發現你也很辛苦，你幹的活比我累多了，但是我從來沒聽你抱怨過累，你反而把工作當做一種樂趣。這種精神值得我學習。”
“你知道嗎，曉玲。我們這些普普通通開餐館的華人憑著我們的雙手掙到的錢，遠不是一般法國中產家庭所能相比的。你知道一般法國家庭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嗎？不過二、三仟歐元。”
“這我知道。”
“我和你大姐都認為，能賺到錢的生意就是好生意。在法國，華人要想生活得好，唯一的辦法就是開餐館。其實在整個歐洲大陸都是如此。你以後如果有機會到其他歐洲國家看看，你就會明白絕大部分華人是靠開中餐館謀生的。”
曉玲便想：“我連法國都沒轉過，我哪還有機會到別的國家看看呢？”
宋福祿總說大實話，他自問自答：世界上什麽事最重要？吃飯最重要，生存最重要。沒有錢，能做什麽呢？什麽都做不了。
曉玲覺得姐夫說的倒是大實話，覺得姐夫在給她上課。
宋福祿和梁曉秀共同生活5年多時間，學會了給人做思想工作；此刻他就在給妹妹做思想工作。
“曉玲，你到法國來，不就是因為法國發達、富有嗎？如果法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你會來這裏嗎？”
“當然不會來。”她嘴上那麽說，心裏卻在想：來法國可以幹別的工作呀，為什麽一定要開中餐館呢？中餐館隻是一種暫時的、臨時的工作；如果一輩子都在餐館裏工作，那有什麽意思呢？人活著，生活要豐富多彩，而不應該一生隻幹一件事。象宋福祿那樣的人，活著多單調，多乏味！
宋福祿不管曉玲的感受，繼續說：“我是中國人，我的後代，大海和大山，將來也會和我一樣經營中餐館；我幹不動時就會把餐館交給他們。將來他們結婚生兒育女，他們的後代即使上了大學，拿到了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畢業後很有可能照樣子承父業──開餐館。”
曉玲忍不住說，姐夫的後代將來如果讀了碩士博士，可以做別的工作，沒必要非得開中餐館。他們出生在法國，在法國上學，如果長大後也開餐館，那就太可惜了。
“曉玲，你還不知道：在法國、在歐洲能找到一份比中餐館掙錢多的工作嗎？這比登天還難呀。你知道一家中餐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嗎？”
“不知道。”
“20萬歐元，也就是200萬元人民幣！”
聽了姐夫的話，曉玲嚇了一跳：這個數額在1975年的中國是天文數字，是任何一個中國家庭都不敢想象的數字。200萬元人民幣，按她的理解，相當於他們鎮裏2000戶人家一年的收入，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議。她甚至認為中國的史學家應該把這些華人在海外創業謀生的成績好好記上一筆。
她說：“大姐夫，你還真給我上了一課：我以前不知道開中餐館的人能賺到那麽多錢，也不知道他們的生存狀況。不過賺的錢雖然多，但都是辛苦錢啊。”
“但華人賺這樣的錢，心裏非常踏實。你在法國呆的時間還短，你若呆長了，你就什麽都知道了。華人要想在法國生存，其實很難的。”
宋福祿點上一支煙，一時不再說話了，他好像在思索著什麽。其實，他在想著怎麽把曉玲的思想工作做通，讓她和羅大順成親。
曉玲總認為，幹廚師沒出息，可是在他看來，廚師就是最好的職業，至少對華人來說如此。他就是廚師出身，準備幹一輩子。他幹廚師掙了那麽多錢，但不能告訴曉玲，他隻能婉轉地說，幹廚師有出息，而且出息很大。沒有廚師，哪來的中餐館？沒有廚師，中餐館怎麽賺錢？廚師就是中餐館的老板。在中餐館當一個廚師，一個月的薪水比國內一個人的幾年的工資都多。這麽簡單的道理，曉玲居然理解不深刻。
她太幼稚了！她總和法國人比，不和國內人比。她嫌一個月70歐元少，可是她不想想她在國內老家一年的收入隻有900元人民幣。她還不懂得生活的艱難，將來她獨自闖蕩，她才能明白什麽叫生活，什麽職業能掙到大錢。
曉玲雖然不讚同姐夫的一些說法，但她知道姐夫的話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姐夫的話還沒說完，曉玲不好意思離開，隻好和姐夫繼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