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籟俱寂，夜深人靜。
張樹仁躺在被窩裏像烙餅似地翻來複去，竭盡全力屏神靜氣，想要盡快入睡，卻怎麽也睡不著。小小房間裏，近在咫尺的兩張床上，躺著他和春梅兩個人。盡管過去他確實把春梅當做女兒般對待，特別是兒子張哲進了監獄後，更是同情和憐憫這個正當花季青春的女孩子。他晚飯時已經公開對人說春梅是自己的女兒，但是事實上的是與不是卻在奇怪的生理反應上有著根本的不同。除了那種禽獸般的東西之外，一個父親對自己的女兒是產生不了那種異性的渴望的。可是對於兒媳婦，自古至今這樣的緋聞到處都有層出不窮，於是也就有了“扒灰”一詞。此時的張樹仁之所以大腦興奮難以入眠，正是這種動物性的欲求和倫理道德上的抗爭，使他處在極其殘酷的折磨之中。
從學校熄燈鈴打過，房子門關上插銷那一刻起，張樹仁就已經開始不正常。往日他總是先脫去褲子，煨在被窩裏，借著床邊桌子上的台燈看一陣子書，等到困乏至極之後，很快關掉燈脫掉上衣，三五分鍾就響起了鼾聲。這天晚上他第一次破例沒有經曆這個長期以來養成的習慣，也沒有先脫去褲子坐進被窩，而是囫圇兒上得床去，在被子裏再解褲帶脫衣服。他不知該不該關掉燈，又不敢朝春梅床上看看她是否脫了衣服鑽進被窩，連問一聲睡好了沒有也覺得不好意思。他隻是憑感覺絕非看到春梅壓根兒就沒有脫衣服，全身上下穿戴齊全地躺進被窩裏，然後才關掉桌子上的台燈。
暑假在家一個多月，身體可以說已被老婆惠芳英掏幹控淨。過去這種時候迴到學校，至少要在一個月內連夫妻間的事想都不想。可是今天晚上，張樹仁的那東西一躺進被窩就硬梆梆挺了起來，說什麽也都製服不了它。這樣長此以往如何得了？張樹仁想能不能在哪裏給春梅租間房子？那時候城鎮農村居住的條件都很惡劣，不像現在不少人家專門蓋起房子掙房租，到哪兒去尋空閑的房子呢？再說即使能找到，花錢不說，怕是也不敢讓春梅一個人住在他目光看管不到的地方。讓春梅出來幹臨時工，是為了給兒子張哲守攬住這個媳婦。要是讓春梅在這裏另外掛上了男人，豈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想到兒子張哲，張樹仁有一種刻骨銘心般的痛苦與內疚。
張樹仁上所在的省森工技術學校，是全省惟一一所專門為森工企業培養技術人才的中等專業學校。校長是全國森工學會常任理事，學校專業的好幾個課本，就是這位校長編寫而在全國森工教育係統通用。各個教研室主任，都是省內森林工業理論方麵的佼佼者。正是這些業務上的骨幹，使得省森工技術學校曾經成為全國最有影響的森工院校之一。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校突然被一種極不正常的氣氛所籠罩。上級派一位老革命擔任省森工技術學校黨委書記，據說這位老革命十六歲就參加了遊擊隊，現在認識的幾個字還是在解放後的速成班學下的。每次學校開會講話，不管大會小會，也不管開會的內容是什麽，老革命開口就是我們當年打遊擊的時候如何如何。老革命把省森工技術學校視作繼續打遊擊的戰場，聲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在磨刀霍霍，跟共產黨爭奪學校的領導權。他諄諄不斷地教導大家提高警惕，認識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張樹仁因為父親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也感到心驚膽顫日子很不好過。他想，這不是開玩笑嗎，學校怎麽能這樣辦？盡管據說森工技校校長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員，幾個教研室主任中有一個人的父親在鎮反中被政府槍斃，一個人出身於資本家家庭，還有一個人的親屬在海外。但是他沒有感覺到他們中有哪一個真像黨委書記說的那樣，企圖反黨反社會主義複辟變天？他覺得這硬是不拿黨和國家的利益當迴事，沒事找事地在人與人之間製造對立與矛盾。
正當老革命精心策劃和組織的省森工技術學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全麵拉開帷幕之際，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校黨委領導下的黨團員迅速出擊，大字報鋪天蓋地。北京有個鄧拓、吳晗、廖沫沙 、“ 三家村 ”、 “ 四家店 ”，省森工技術學校便也有校長和幾位教學骨幹組成的反黨集團。一個個牛鬼蛇神被揪了出來，戴白袖圈的黑幫隊伍排成一長串。張樹仁被揭發鼓吹白專道路販賣封資修，也成了黑幫隊伍中的一員。他這才想到校黨委書記那一套並非這位老革命的獨創，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看來他要和自己的父親命運一樣，一輩子全完了。不料時隔不久形勢大變，從北京傳來消息，各級黨委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矛頭轉向當權派。頓時，學校裏沸騰起來。文革籌委會、臨委會，紅衛兵司令部，造反隊，戰鬥隊……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蜂湧而起。教師和學生都分為兩大派，一派把矛頭直接指向校黨委和黨委書記，自稱造反派。另一派則對校黨委態度曖昧，似乎還是抓住那些牛鬼蛇神不放，被稱之為保皇派。兩派相互攻擊，摩擦不斷，上演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鬧劇。
張樹仁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觀念，使他覺得造反派的作為無疑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會有什麽好結果。可是又時隔不久，外邊傳來傳單小字報，不斷地說中央大人物如何支持造反派，緊接著毛主席又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造反派一下子占了上風，就連保校黨委的那一派也聲明跟當權派劃清界限。造反派奪了學校黨政財文大權，誰錯誰對似乎已經蓋棺定論。作為“黑幫分子”的張樹仁雖然沒有資格公開表態站在哪一邊，但是心底裏自始至終卻是支持造反派的。他憤恨校黨委書記那種專門整人的錯誤做法，認為應該尊重知識分子，不能總把人當敵人。此時黨中央毛主席支持造“走資派”的反，張樹仁也就把造反派的事業看作是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最正確最偉大的事業。
一九六七年春，報紙上宣傳反擊“二月逆流”，大家都不知道“二月逆流”是怎麽一迴事，說反擊就跟著反擊。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要求釋放被逮捕的造反派。這本來是天大的犯法事，沒想到公安局竟也就乖乖地從監獄裏放了人。不久，武漢發生軍隊圍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事件，《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聲討陳再道，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江青公開講話“文攻武衛”，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江青何許人也？在當時的人們眼中，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表。全國各地迅速武鬥成風，先是棍棒，後來上升到刀槍手榴彈。有的地方除了原子彈，其它什麽武器都用上了。軍隊站出來支左，公開表態支持武鬥中的某一方。各派都把自己的行為稱之為“武衛”。省森工技術學校的武鬥隊去縣武裝部“借”迴了一卡車的槍支彈藥，駐紮在學校附近的人民解放軍某部派來支左小分隊，幫助造反派訓練如何瞄準打槍。解放軍戰士對武鬥隊隊員說，不要亂開槍，等到近前一百米左右時，再一槍一個。部隊首長親自把一支漂亮的小手槍配送給森工技校武鬥隊隊長，豎起大拇指連連誇獎這位曾在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立過功的汽車司機。隨著全國上下武鬥成風愈演愈烈，省森工技術學校武鬥隊頻頻出擊戰鬥不止，為保衛紅色政權，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出了威風，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讚譽。
省森工技術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似乎就是一麵鏡子。親眼目睹了這個全過程的張樹仁認定這就是大方向，真理始終掌握在造反派手裏。他時不時寫信教育正在家鄉縣上高中的兒子張哲，要關心國家大事，堅定不移站在無產階級造反派一邊。隻有十七八歲的張哲可以不相信別人，但是對於父親的教誨卻深信無疑。張哲積極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當上了一名不大不小的頭頭。那時候大學生、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學生國家管生活，初、高中學生則完全自費。家裏心甘情願拿出錢糧供應張哲鬧革命，常年四季連生產隊每天八分錢的勞動日也不掙一個。武鬥興起後，張哲曾經表示質疑，寫信求教於父親。此時正是省森工技校造反派“革命”的鼎盛時期，張樹仁專門迴過一次家教育兒子。兒子說現在是和平年代，對立麵是不是就是敵人？打死人犯不犯法？張樹仁很嚴肅地教訓兒子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殊死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革命青年應當像無數革命先烈那樣，奮不顧身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即使犧牲了，也是革命烈士。張樹仁以省森工技術學校為例，說解放軍要武鬥隊的人一槍一個，跟過去戰場上對付國民黨反動派一樣。這難道也是錯的麽？張哲最終信服了父親的教導，第二天就不顧死活地帶領戰友們殺上“文攻武衛”戰場……
張樹仁滿以為自己終於把兒子領上了正路，去擔當一個熱血青年應該擔當的革命重任，沒料想正是自己——一個父親成了兒子走上歧途的教唆者。張哲最終成了殺人犯。省森工技術學校武鬥隊那些跟張哲一樣置身於槍林彈藥中的人，一個個也沒有好下場。解放軍首長豎起大拇指誇獎過的武鬥隊隊長，還有五個二十歲左右的學生，後來皆被以反革命殺人犯送上了斷頭台。“反革命殺人犯”，這樣的罪名他們到死都可能不會接受，也弄不明白。這樣的人在全國有多少？恐怕是人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一個駭人數字。據說極個別有逃脫懲罰的，省森工技術學校所在的那個縣中學，一位同樣在武鬥戰場上殺了不止一個人的學生，未等到清查運動到來參了軍。參軍不久參加了中越自衛反擊戰，戰場上他如同在武鬥中那樣勇敢無畏。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全連隻剩下他一個人，仍然手握機槍堅守住了陣地。戰後軍長抱住這位學生兵熱淚橫流，為他記了特等功。後來縣裏清查武鬥，公安局到部隊去抓人。這位學生所在團的團長打電話報告了軍長，軍長在電話裏咆哮般告訴團長：“讓他們滾蛋！他們不滾蛋，你就給我武力解決，直到他們滾蛋為止。”縣公安局的人隻好灰溜溜走了。從學校迴到家的張哲曾經也要去當兵，惠芳英急著給兒子娶媳婦，抱孫子，沒有讓兒子去報名，後來眼睜睜看著張哲被從家裏抓走了。
張樹仁夫婦倆的腸子簡直都悔青了。
張樹仁想到兒子，頓時頭腦清晰心安氣定。他說什麽也不能再幹傷害兒子的作孽事！他要像老婆惠芳英說的那樣，千方百計為兒子守攬住媳婦。在這件事上，他可以傾其所有不計得失。相比之下，他在各個方麵真像父親似地善待春梅，則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老大並非一定管不住老二。張樹仁漸漸地全身上下那股子燥熱逐步退去，跨襠裏那個要命的東西似乎也極聽話地停止了興奮，乖乖緊貼著大腿根子不再張牙舞爪。
不久，張樹仁響起了跟過去一樣的鼾聲。
張樹仁躺在被窩裏像烙餅似地翻來複去，竭盡全力屏神靜氣，想要盡快入睡，卻怎麽也睡不著。小小房間裏，近在咫尺的兩張床上，躺著他和春梅兩個人。盡管過去他確實把春梅當做女兒般對待，特別是兒子張哲進了監獄後，更是同情和憐憫這個正當花季青春的女孩子。他晚飯時已經公開對人說春梅是自己的女兒，但是事實上的是與不是卻在奇怪的生理反應上有著根本的不同。除了那種禽獸般的東西之外，一個父親對自己的女兒是產生不了那種異性的渴望的。可是對於兒媳婦，自古至今這樣的緋聞到處都有層出不窮，於是也就有了“扒灰”一詞。此時的張樹仁之所以大腦興奮難以入眠，正是這種動物性的欲求和倫理道德上的抗爭，使他處在極其殘酷的折磨之中。
從學校熄燈鈴打過，房子門關上插銷那一刻起，張樹仁就已經開始不正常。往日他總是先脫去褲子，煨在被窩裏，借著床邊桌子上的台燈看一陣子書，等到困乏至極之後，很快關掉燈脫掉上衣，三五分鍾就響起了鼾聲。這天晚上他第一次破例沒有經曆這個長期以來養成的習慣，也沒有先脫去褲子坐進被窩，而是囫圇兒上得床去，在被子裏再解褲帶脫衣服。他不知該不該關掉燈，又不敢朝春梅床上看看她是否脫了衣服鑽進被窩，連問一聲睡好了沒有也覺得不好意思。他隻是憑感覺絕非看到春梅壓根兒就沒有脫衣服，全身上下穿戴齊全地躺進被窩裏，然後才關掉桌子上的台燈。
暑假在家一個多月，身體可以說已被老婆惠芳英掏幹控淨。過去這種時候迴到學校，至少要在一個月內連夫妻間的事想都不想。可是今天晚上，張樹仁的那東西一躺進被窩就硬梆梆挺了起來，說什麽也都製服不了它。這樣長此以往如何得了？張樹仁想能不能在哪裏給春梅租間房子？那時候城鎮農村居住的條件都很惡劣，不像現在不少人家專門蓋起房子掙房租，到哪兒去尋空閑的房子呢？再說即使能找到，花錢不說，怕是也不敢讓春梅一個人住在他目光看管不到的地方。讓春梅出來幹臨時工，是為了給兒子張哲守攬住這個媳婦。要是讓春梅在這裏另外掛上了男人，豈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想到兒子張哲，張樹仁有一種刻骨銘心般的痛苦與內疚。
張樹仁上所在的省森工技術學校，是全省惟一一所專門為森工企業培養技術人才的中等專業學校。校長是全國森工學會常任理事，學校專業的好幾個課本，就是這位校長編寫而在全國森工教育係統通用。各個教研室主任，都是省內森林工業理論方麵的佼佼者。正是這些業務上的骨幹，使得省森工技術學校曾經成為全國最有影響的森工院校之一。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校突然被一種極不正常的氣氛所籠罩。上級派一位老革命擔任省森工技術學校黨委書記，據說這位老革命十六歲就參加了遊擊隊，現在認識的幾個字還是在解放後的速成班學下的。每次學校開會講話，不管大會小會，也不管開會的內容是什麽，老革命開口就是我們當年打遊擊的時候如何如何。老革命把省森工技術學校視作繼續打遊擊的戰場，聲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在磨刀霍霍，跟共產黨爭奪學校的領導權。他諄諄不斷地教導大家提高警惕，認識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張樹仁因為父親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也感到心驚膽顫日子很不好過。他想，這不是開玩笑嗎，學校怎麽能這樣辦？盡管據說森工技校校長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員，幾個教研室主任中有一個人的父親在鎮反中被政府槍斃，一個人出身於資本家家庭，還有一個人的親屬在海外。但是他沒有感覺到他們中有哪一個真像黨委書記說的那樣，企圖反黨反社會主義複辟變天？他覺得這硬是不拿黨和國家的利益當迴事，沒事找事地在人與人之間製造對立與矛盾。
正當老革命精心策劃和組織的省森工技術學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全麵拉開帷幕之際，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校黨委領導下的黨團員迅速出擊，大字報鋪天蓋地。北京有個鄧拓、吳晗、廖沫沙 、“ 三家村 ”、 “ 四家店 ”，省森工技術學校便也有校長和幾位教學骨幹組成的反黨集團。一個個牛鬼蛇神被揪了出來，戴白袖圈的黑幫隊伍排成一長串。張樹仁被揭發鼓吹白專道路販賣封資修，也成了黑幫隊伍中的一員。他這才想到校黨委書記那一套並非這位老革命的獨創，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看來他要和自己的父親命運一樣，一輩子全完了。不料時隔不久形勢大變，從北京傳來消息，各級黨委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矛頭轉向當權派。頓時，學校裏沸騰起來。文革籌委會、臨委會，紅衛兵司令部，造反隊，戰鬥隊……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蜂湧而起。教師和學生都分為兩大派，一派把矛頭直接指向校黨委和黨委書記，自稱造反派。另一派則對校黨委態度曖昧，似乎還是抓住那些牛鬼蛇神不放，被稱之為保皇派。兩派相互攻擊，摩擦不斷，上演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鬧劇。
張樹仁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觀念，使他覺得造反派的作為無疑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會有什麽好結果。可是又時隔不久，外邊傳來傳單小字報，不斷地說中央大人物如何支持造反派，緊接著毛主席又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造反派一下子占了上風，就連保校黨委的那一派也聲明跟當權派劃清界限。造反派奪了學校黨政財文大權，誰錯誰對似乎已經蓋棺定論。作為“黑幫分子”的張樹仁雖然沒有資格公開表態站在哪一邊，但是心底裏自始至終卻是支持造反派的。他憤恨校黨委書記那種專門整人的錯誤做法，認為應該尊重知識分子，不能總把人當敵人。此時黨中央毛主席支持造“走資派”的反，張樹仁也就把造反派的事業看作是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最正確最偉大的事業。
一九六七年春，報紙上宣傳反擊“二月逆流”，大家都不知道“二月逆流”是怎麽一迴事，說反擊就跟著反擊。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要求釋放被逮捕的造反派。這本來是天大的犯法事，沒想到公安局竟也就乖乖地從監獄裏放了人。不久，武漢發生軍隊圍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事件，《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聲討陳再道，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江青公開講話“文攻武衛”，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江青何許人也？在當時的人們眼中，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表。全國各地迅速武鬥成風，先是棍棒，後來上升到刀槍手榴彈。有的地方除了原子彈，其它什麽武器都用上了。軍隊站出來支左，公開表態支持武鬥中的某一方。各派都把自己的行為稱之為“武衛”。省森工技術學校的武鬥隊去縣武裝部“借”迴了一卡車的槍支彈藥，駐紮在學校附近的人民解放軍某部派來支左小分隊，幫助造反派訓練如何瞄準打槍。解放軍戰士對武鬥隊隊員說，不要亂開槍，等到近前一百米左右時，再一槍一個。部隊首長親自把一支漂亮的小手槍配送給森工技校武鬥隊隊長，豎起大拇指連連誇獎這位曾在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立過功的汽車司機。隨著全國上下武鬥成風愈演愈烈，省森工技術學校武鬥隊頻頻出擊戰鬥不止，為保衛紅色政權，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出了威風，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讚譽。
省森工技術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似乎就是一麵鏡子。親眼目睹了這個全過程的張樹仁認定這就是大方向，真理始終掌握在造反派手裏。他時不時寫信教育正在家鄉縣上高中的兒子張哲，要關心國家大事，堅定不移站在無產階級造反派一邊。隻有十七八歲的張哲可以不相信別人，但是對於父親的教誨卻深信無疑。張哲積極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當上了一名不大不小的頭頭。那時候大學生、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學生國家管生活，初、高中學生則完全自費。家裏心甘情願拿出錢糧供應張哲鬧革命，常年四季連生產隊每天八分錢的勞動日也不掙一個。武鬥興起後，張哲曾經表示質疑，寫信求教於父親。此時正是省森工技校造反派“革命”的鼎盛時期，張樹仁專門迴過一次家教育兒子。兒子說現在是和平年代，對立麵是不是就是敵人？打死人犯不犯法？張樹仁很嚴肅地教訓兒子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殊死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革命青年應當像無數革命先烈那樣，奮不顧身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即使犧牲了，也是革命烈士。張樹仁以省森工技術學校為例，說解放軍要武鬥隊的人一槍一個，跟過去戰場上對付國民黨反動派一樣。這難道也是錯的麽？張哲最終信服了父親的教導，第二天就不顧死活地帶領戰友們殺上“文攻武衛”戰場……
張樹仁滿以為自己終於把兒子領上了正路，去擔當一個熱血青年應該擔當的革命重任，沒料想正是自己——一個父親成了兒子走上歧途的教唆者。張哲最終成了殺人犯。省森工技術學校武鬥隊那些跟張哲一樣置身於槍林彈藥中的人，一個個也沒有好下場。解放軍首長豎起大拇指誇獎過的武鬥隊隊長，還有五個二十歲左右的學生，後來皆被以反革命殺人犯送上了斷頭台。“反革命殺人犯”，這樣的罪名他們到死都可能不會接受，也弄不明白。這樣的人在全國有多少？恐怕是人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一個駭人數字。據說極個別有逃脫懲罰的，省森工技術學校所在的那個縣中學，一位同樣在武鬥戰場上殺了不止一個人的學生，未等到清查運動到來參了軍。參軍不久參加了中越自衛反擊戰，戰場上他如同在武鬥中那樣勇敢無畏。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全連隻剩下他一個人，仍然手握機槍堅守住了陣地。戰後軍長抱住這位學生兵熱淚橫流，為他記了特等功。後來縣裏清查武鬥，公安局到部隊去抓人。這位學生所在團的團長打電話報告了軍長，軍長在電話裏咆哮般告訴團長：“讓他們滾蛋！他們不滾蛋，你就給我武力解決，直到他們滾蛋為止。”縣公安局的人隻好灰溜溜走了。從學校迴到家的張哲曾經也要去當兵，惠芳英急著給兒子娶媳婦，抱孫子，沒有讓兒子去報名，後來眼睜睜看著張哲被從家裏抓走了。
張樹仁夫婦倆的腸子簡直都悔青了。
張樹仁想到兒子，頓時頭腦清晰心安氣定。他說什麽也不能再幹傷害兒子的作孽事！他要像老婆惠芳英說的那樣，千方百計為兒子守攬住媳婦。在這件事上，他可以傾其所有不計得失。相比之下，他在各個方麵真像父親似地善待春梅，則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老大並非一定管不住老二。張樹仁漸漸地全身上下那股子燥熱逐步退去，跨襠裏那個要命的東西似乎也極聽話地停止了興奮，乖乖緊貼著大腿根子不再張牙舞爪。
不久，張樹仁響起了跟過去一樣的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