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離開皇宮的時候，事情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天啟皇帝明顯不想和韋寶再商量開放通商口岸和整編合並大明水師的事情。
韋寶迴到府邸之後，將經過大致的對吳雪霞，張美圓幾女說了之後，也沒有什麽討論的興致，便早早將自己關在了書房中，打算自己一個人靜一靜。
韋寶對於權謀，其實辦法是不多的。
這趟讓首輔顧秉謙帶頭上奏本，也是韋寶嶽父張維賢的提議，韋寶自己在倉促之下是很難想到的。
韋寶在現代看過映象最深的明朝電視劇是《大明王朝1566》。
從深層去看懂這部劇主要有兩個難點。
第一，是需要一定的曆史基礎知識。
比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周雲逸提出的臘月不下雪是“天怒人怨”，這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雍正王朝》開頭也是康熙獨白——“黃河發大水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會降下災禍”。
再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小閣老說“大船都翻了好幾艘”，這是“漂沒”，把貪墨的錢說成是因不可抗力導致的損耗，死無對證。
第二，是需要揣摩人物的心思。
人物話中的邏輯跳躍。
因為裏麵人物的智商很高，其思維往往跳躍性很大。
比如《大明王朝1566》海瑞審鄭泌昌。
海瑞：你為什麽把沈一石的作坊專賣給織造局？
鄭泌昌：聖旨裏沒叫你問這些吧。
海瑞：你的意思，是皇上叫你這麽幹的？
鄭泌昌：不是。
海瑞：那聖旨裏怎麽可能有這些。
每個人都是話中有話的。
還是《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徐階淡淡說道，“票擬是昨天世蕃兄送過來的”，表麵客氣，其實捅了嚴世蕃一刀，昨天才送給徐階他們看，想幹什麽？
徐高張說話也是互相捅刀。
比如嘉靖當著嚴嵩徐階的麵燒了海瑞審出的證詞後，徐階迴到裕王府中。
徐階剛開始故意一句話不說，然後高拱逼問徐階，當著裕王的麵斥責徐階不敢直言進諫，卻惹得裕王怒斥高拱，“你什麽都不要說了”。
徐階這時的表情，微微一笑，一副計劃通的樣子。
然後才說供狀被燒誰也沒看的事。
接著張居正又捅了趙貞吉一刀，說他首鼠兩端，用徐階的名義給他寫信他都不聽。
最後高拱為之前責備徐階賠禮，徐階迴敬了他一刀，“我坐在這個位置，就當受這個責備”。
表麵意思是表示自己不在意，言外之意是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的是我，你還沒坐上來少上躥下跳。
人物各種心思，話裏各種玄機。
韋寶以前第一遍看的時候沒在意，看第二遍第三遍，才心領神會。
韋寶在現代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根本沒機會接觸上層社會，所以隻能依靠看電視劇揣摩一些事情。
隻能看見每個人的言語行動，去揣摩這些人的心思。
《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嘉靖問嚴世蕃娶九房姨太太的事，大家都以為嚴世蕃要倒黴，結果嘉靖來了一句“好漢才娶九妻”嘛。
嘉靖為什麽這麽做，在韋寶看來是敲打一下又不敲打過分了。
提醒他把柄始終捏在嘉靖手中。
因為娶九房姨太太這事是可以定罪的，這是威；而之後嘉靖又替他圓迴來，對手就不好再以此追究他的罪，這是恩。
韓非子說帝王要講求“勢”，要高深莫測，不讓別人猜出你下一步要做什麽。
嘉靖玩這個已經玩到隨心所欲，想來就來的地步了。
優秀的劇，每個人都是有價值排序並圍繞價值構建出一個邏輯體係的。
每一句話也是能傳遞出很多信息的。
這些信息有的在通常思維之內，有的在通常指思維之外，後者需要其他知識和信息來支持填充以獲取。
有的信息在顯眼處，這是說給大家聽的，有的信息在不顯眼處，這是說給有心人明白人聽的。
表達真心的關鍵詞藏在不顯眼的位置。
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明褒暗貶，各種套路深的很。
“票擬是昨天世蕃兄送過來的”，這話通常的重點在於“嚴世蕃送來的”，尤其是徐階說話時的神態看起來很恭謹，但實際上徐階想表達的第二層意思是最易被忽視的時間——“昨天”。
票擬應該由內閣共同商議，昨天才送給徐階他們，明顯讓徐階他們準備時間不足。
這是戳穿了嚴世蕃他們的小心思，也為徐高張昨天為什麽不反對反而今天在禦前會議發難做解釋，與後麵那句“看過不等於核實過”遙相唿應。
“我坐在這個位置，就當受這個責備”表麵上強調“當受這個責備”，實際上強調的是“我坐在這個位置”。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高度總結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現象。
這部劇難看懂的原因在於其高度總結性。
一個對中國曆史沒有深度了解的人，如果直接看曆史著作，可能覺得味如嚼蠟。
可是當自己深入發掘了解曆史後，再迴頭看大師的著作，就意識到自己發掘了解的東西早就被精煉的總結過了。
這便是學習由繁入簡的過程。
想要最好理解大明王朝中對封建政治的演繹，韋寶覺得配合這一係列迴答觀賞效果最佳。
為什麽嘉靖對錢盯的這麽緊，為什麽宮中貪了那麽多錢，嘉靖卻隻是做做樣子，不必深究。
德宗為什麽如此愛錢。
簡單地解釋，就是他財迷，加上腦子不好。
討論明朝萬曆皇帝貪財一樣，要麽說他心理變態了，要麽說他受小商之家出身的媽媽影響，總之就是不正常，隨便換個正常人上去都比他強。
然而，隨著信息大爆炸時代的到來，為萬曆翻案的文章越來越多，他撈錢的正當理由也越來越多。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打過一場大仗的德宗，自然是深知金錢的重要。他之後的憲宗也一樣，隻要想打仗，誰都會拚命撈錢的。
隻不過憲宗有一定的話語權，可以在史書上留下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今藩鎮割據、河湟淪陷，我一心要恢複大唐榮耀，可惜財力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攢錢啊！
這篇迴答告訴了我們為什麽嘉靖需要嚴嵩這種人，除掉嚴嵩，帝國馬上運轉不正常了。
養兵、打仗，都是要大筆燒錢的。
韓愈這幫忠臣們心疼老百姓，自然是極好的，但他們能不能解決德宗的財政需要。
既不能得罪大地主，又不能壓榨老百姓，神策軍的高工資怎麽發。
以後要削藩仗還怎麽打。
盧杞、裴延齡這幫奸臣，對百姓敲骨吸髓有一套，絕對不是什麽好東西，但他們至少滿足了德宗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他們願意替德宗背鍋，幹這種千人噴、萬人罵的勾當。
後人評價德宗，大部分都說他笨、傻，被奸臣迷惑了，說他壞、惡的不多。
而對盧杞、裴延齡等人的評價都是要多壞有多壞。
為什麽清流濁流都是嘉靖要削平的山頭，以及嘉靖為什麽要盡全力保護自己的太監。
當權的太監貪汙受賄，並縱容親朋好友魚肉百姓，但那些所謂的名士清流呢？因為他們掌握了話語權，看見他們家財萬貫，就覺得這是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結果；看見他們四世三公、世吏兩千石，就覺得這是人家血統高貴，家教傑出的結果。
實際上，在皇帝眼裏，“清流”“濁流”都是一丘之貉罷了。
大明王朝這樣的優秀作品，其之所以精彩，就是因為他表現了現實世界真實的博弈過程。
矛盾在對立中統一，從朝堂到地方，從清流到嚴黨，從嘉靖到隆慶，無不充滿著對立和鬥爭。曆史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消滅舊的矛盾，產生新的矛盾。
人的思維是需要磨煉的，有道是: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
站在曆史的高度去思考問題，從曆史唯物主義的思路出發，一切就洞若觀火。
《大明王朝1566》的內容，可以基本切分為兩個部分：改稻為桑、海瑞上書。
中間有一條隱線，就是嘉靖。嚴嵩掛了，嚴嵩背後的嘉靖沒有掛；海瑞調離浙江了，但海瑞背後的裕王還安安穩穩活著。
電視劇有個副名叫嘉靖與海瑞，其實是皇帝與文官。
兩邊隻要有一個不倒，故事就能演下去，改稻為桑玩完了，還可以改桑為稻。
桑也好，稻也好，其實都是嘉靖把弄朝政的形式而已。
隻要嘉靖這個主角不下台，戲就演不完。
理想狀態下，文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給你飯吃你就應該老老實實聽話。
該背鍋就去背鍋，該幹事就去幹事，我讓你活，你不能上吊，我讓你死，你不能逃命。
因而普通政治劇裏的矛盾點是文官與文官，朝臣與朝臣，皇帝這個君臣關係的主導方，是不能出現在其中的。
在普通政治劇裏，皇帝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
這些皇帝似乎隻知道看忠奸勝敗，等到打完了自己上去，宣布比賽的勝利方是自己和其中站著沒倒下的那一派，然後眾正盈朝國泰民安，完結撒花。
但是真實的情況可不是這樣的，大明王朝裏的君臣關係是皇帝讓文官背鍋，可以，但你想摘幹淨不行，我文官要給你潑髒水。
屎盆子不能扣我一個人頭上，要倒黴我跟你一塊倒黴，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
所以清流麵對嚴黨一直硬氣不起來，要靠把浙江搞亂來整嚴黨的原因就在於，他們責問嚴黨花錢多的時候，嚴黨會馬上拋出一句：我們花錢多，那都是給皇上修宮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鬧啊！
因而真實的情況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員和運動員，主動參與比賽的就是嘉靖這類。而被動參與的，就如他兒子隆慶（裕王），情況也更簡單。
你朱載垕想在旁邊看熱鬧，沒那迴事。
徐階、高拱、張居正，無論我們三個誰快不行了，都得拉著你幫我。
不然打死了我，血濺你一臉，你也沒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裏的文官，嚴嵩、嚴世蕃也好，徐階、高拱、張居正也罷，即便是胡宗憲、趙貞吉、海瑞這種不在中樞的地方官，都不是完全聽話的主。
嘉靖這位操縱朝政的政治大師，曾經在鄭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織造局名義買田這種事後，評價嚴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後半期才發現，自己也老了，手底下這些人也管不住了。
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發飆，也是一個人在玉熙宮裏鬧騰。
可後期的嘉靖，就要在宮門外看著陳洪打百官了。
文官這樣了，皇帝怎麽辦。
幫皇帝的人，曆史上一般是兩種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後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監。
嘉靖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了，當年差點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隻能讓太監幫著自己整文官。
而隆慶不想升仙，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幫自己。
自始至終，隆慶皇帝的政治同盟就隻有李王妃。
而徐階、高拱、張居正本質上和譚綸、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樣，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隻不過輕重不一罷了。
大明王朝裏的太監又是什麽人。
從忠誠度來說，他們比文官可靠得多，他們沒有家，皇宮就是他們的家，出了宮他們就什麽也不是。
所以呂芳也好，陳洪也罷，盡管手段不一樣，層次不一樣，對嘉靖的心卻沒有變，都是聽話的。
這也是為什麽，欺天的周雲逸會死，鬧事的楊金水能活。
真瘋假瘋，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們對嘉靖聽話不聽話。
大明王朝在皇帝與文官這個層麵去鋪展故事後，探討的就是另一個問題，忠心和聽話。
這兩樣看上去是一迴事，但似乎又不是一迴事。
海瑞對嘉靖忠心嗎？
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嘉靖死了，他卻一個人難受得不得了，吐得連黃膽水都吐出來了，簡直比隆慶這個死了親爹的兒子還難過。
能說他不忠心嗎？
可海瑞聽嘉靖的話麽？
改稻為桑，他不合作；遷居上表，他不配合；見了嘉靖，他可勁懟，差點沒把嘉靖氣死在詔獄裏。又能說他聽話嗎？
所以，海瑞隻是忠心，而談不上聽話。
他對嘉靖這個君父，隻做到了孝，而沒有做到順。
聽話和忠心，哪個更重要？
通過對這個問題的迴答，就能將大明王朝裏的官員劃分開來。
認為聽話比忠心重要的，如嚴嵩、嚴世蕃；認為忠心比聽話更重要的，如徐階、高拱、張居正、海瑞。
而將這兩個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憲。
胡宗憲聽話。
嘉靖要改稻為桑，改；嘉靖要織絲綢賺錢，織；嘉靖說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說嘉靖壞話了，參他。
胡宗憲忠心。
改稻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織絲綢要織，但不能毀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養寇自保的鬼話不能聽；說壞話的人要參，可暗中要盡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說：東南不可一日無胡宗憲，就是這個原因。
一個既能做到聽話又忠心的人，就是一個既不會有後路也能做事的人，這樣的人無論如何嘉靖都要保他。
即便嚴黨和清流都不買他的賬，可他的賬有嘉靖報銷就行了。這也是為什麽，胡宗憲兩麵不受待見，因為他在既忠心又聽話的同時，站到了廣大文官的對立麵。
忠心和聽話的區別在於，在皇權麵前，在現實麵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
嚴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時候，有沒有理想信念？絕對有。
劉瑾在朝的十年，嚴嵩堅決退官迴家。
不要說他是因為生病去養病了，二三十歲的小夥子啥病要養十年。
可他怎麽變了？大禮議吵了那麽久，多少烏紗帽落地，為一個死人的名分，至於放棄自己的前途麽？
嚴嵩覺得不至於，所以他寫了《大禮議成頌》，算是給大禮議收官了，也算是給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沒有不忘初心的？有。
海閻王也好，海筆架也好，海門神也好，都是海瑞認死理的表現。
海瑞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應該是什麽樣，就應該怎麽去幹，不幹那就是有邪惡的大魔王鬧事，就要請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願意當海瑞麽？不願意。
這就好像所有人都厭惡走後門找關係來辦事，可要辦事了，第一個反應就是找關係走後門。
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當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樣的青天大老爺，但也希望這個海瑞在自己走後門的時候，離自己遠一點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沒那麽值錢，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訴世人的道理。
單憑這幾個點，大明王朝不僅是在講政治，他講的是社會，講的是人間。
古代政治劇的核心是皇帝與文官，或者簡單說，帝王與臣子。
實際上縱觀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這一組關係內。
借用一個“改稻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個“治國治官”的真道理。
這也是為什麽，海瑞在劇中的形象是難能可貴的，就在於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於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詡漢文”的外衣徹底扯了下來。
這一點集中反映在最後一集的“江山之論”上。
海瑞論江山，重在江山的關係上，也就是君民關係，他強調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而嘉靖論江山，則重在江的分類，論黃河長江，也就是何謂治官，如何治官。
還有一點可以體現的，就是趙貞吉對海瑞的態度。
趙貞吉不喜歡這個下屬，根源也在於這裏。
海瑞的眼中，是君出於民，無民則無君。
他忠君，是因為隻有君才能保國安民。
假如君不報國安民，那就逼著他不忠君。
趙貞吉則不然，民自然要保，但隻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
假如君都沒有了，朝廷徹底完蛋了，還靠誰來保民？
簡單來說，這就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海瑞認為民貴君輕，民在君前；而趙貞吉認為君本民末，民在君後。
如果要從理論角度來說，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裏說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就是《鐵齒銅牙紀曉嵐》裏，和珅與紀曉嵐的“救民救官之辯”。
嘉靖是個絕頂聰明而又要麵子的人，他精通韓非子的“道法”思想。
如果沒有官，那麽他這個皇帝是無法治理百姓的。
一個無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實際上就不是什麽皇帝了。
老祖宗朱重八殺了十萬官員，廢了丞相，累得死去活來，照樣還要開科舉選人當官。
因此，嘉靖秉持著“治民先治官”的原則，隻有先把官員們玩順了，才有可能當穩這個皇帝。
畢竟大禮議、楊廷和這些前車之鑒給他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
不把官治好，爹媽都認不了。
嘉靖治官從宏觀上看，是操縱平衡之術，先讓嚴黨與清流鬥，嚴黨倒台了再扶持陳洪與清流鬥，然後維持平衡。
實際上嘉靖在具體操作上，是“因利勢導”的方式。
他要讓官員見利而明害，見害而知利。
當官員遇到危險了，要給官員利益使他們敢於直麵危險，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險。
當官員看到利益了，要用權勢使他明白利後麵的危害，不使官員得寸進尺。
如此看來，司馬遷寫《史記》，將老子和韓非列在一起，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這種“帝王心術”不能放在台麵上說，所以他仍舊強調傳統儒家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但實際上，早已變成了“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嘉靖對此心安理得，因為自打秦始皇以來，每個皇帝都是這樣，隻是程度深淺而已。
海瑞看中這點，用《治安疏》一把揭開這種假麵目，也揭開了所有官員的假麵目。
天啟皇帝明顯不想和韋寶再商量開放通商口岸和整編合並大明水師的事情。
韋寶迴到府邸之後，將經過大致的對吳雪霞，張美圓幾女說了之後，也沒有什麽討論的興致，便早早將自己關在了書房中，打算自己一個人靜一靜。
韋寶對於權謀，其實辦法是不多的。
這趟讓首輔顧秉謙帶頭上奏本，也是韋寶嶽父張維賢的提議，韋寶自己在倉促之下是很難想到的。
韋寶在現代看過映象最深的明朝電視劇是《大明王朝1566》。
從深層去看懂這部劇主要有兩個難點。
第一，是需要一定的曆史基礎知識。
比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周雲逸提出的臘月不下雪是“天怒人怨”，這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雍正王朝》開頭也是康熙獨白——“黃河發大水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會降下災禍”。
再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小閣老說“大船都翻了好幾艘”，這是“漂沒”，把貪墨的錢說成是因不可抗力導致的損耗，死無對證。
第二，是需要揣摩人物的心思。
人物話中的邏輯跳躍。
因為裏麵人物的智商很高，其思維往往跳躍性很大。
比如《大明王朝1566》海瑞審鄭泌昌。
海瑞：你為什麽把沈一石的作坊專賣給織造局？
鄭泌昌：聖旨裏沒叫你問這些吧。
海瑞：你的意思，是皇上叫你這麽幹的？
鄭泌昌：不是。
海瑞：那聖旨裏怎麽可能有這些。
每個人都是話中有話的。
還是《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徐階淡淡說道，“票擬是昨天世蕃兄送過來的”，表麵客氣，其實捅了嚴世蕃一刀，昨天才送給徐階他們看，想幹什麽？
徐高張說話也是互相捅刀。
比如嘉靖當著嚴嵩徐階的麵燒了海瑞審出的證詞後，徐階迴到裕王府中。
徐階剛開始故意一句話不說，然後高拱逼問徐階，當著裕王的麵斥責徐階不敢直言進諫，卻惹得裕王怒斥高拱，“你什麽都不要說了”。
徐階這時的表情，微微一笑，一副計劃通的樣子。
然後才說供狀被燒誰也沒看的事。
接著張居正又捅了趙貞吉一刀，說他首鼠兩端，用徐階的名義給他寫信他都不聽。
最後高拱為之前責備徐階賠禮，徐階迴敬了他一刀，“我坐在這個位置，就當受這個責備”。
表麵意思是表示自己不在意，言外之意是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的是我，你還沒坐上來少上躥下跳。
人物各種心思，話裏各種玄機。
韋寶以前第一遍看的時候沒在意，看第二遍第三遍，才心領神會。
韋寶在現代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根本沒機會接觸上層社會，所以隻能依靠看電視劇揣摩一些事情。
隻能看見每個人的言語行動，去揣摩這些人的心思。
《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嘉靖問嚴世蕃娶九房姨太太的事，大家都以為嚴世蕃要倒黴，結果嘉靖來了一句“好漢才娶九妻”嘛。
嘉靖為什麽這麽做，在韋寶看來是敲打一下又不敲打過分了。
提醒他把柄始終捏在嘉靖手中。
因為娶九房姨太太這事是可以定罪的，這是威；而之後嘉靖又替他圓迴來，對手就不好再以此追究他的罪，這是恩。
韓非子說帝王要講求“勢”，要高深莫測，不讓別人猜出你下一步要做什麽。
嘉靖玩這個已經玩到隨心所欲，想來就來的地步了。
優秀的劇，每個人都是有價值排序並圍繞價值構建出一個邏輯體係的。
每一句話也是能傳遞出很多信息的。
這些信息有的在通常思維之內，有的在通常指思維之外，後者需要其他知識和信息來支持填充以獲取。
有的信息在顯眼處，這是說給大家聽的，有的信息在不顯眼處，這是說給有心人明白人聽的。
表達真心的關鍵詞藏在不顯眼的位置。
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明褒暗貶，各種套路深的很。
“票擬是昨天世蕃兄送過來的”，這話通常的重點在於“嚴世蕃送來的”，尤其是徐階說話時的神態看起來很恭謹，但實際上徐階想表達的第二層意思是最易被忽視的時間——“昨天”。
票擬應該由內閣共同商議，昨天才送給徐階他們，明顯讓徐階他們準備時間不足。
這是戳穿了嚴世蕃他們的小心思，也為徐高張昨天為什麽不反對反而今天在禦前會議發難做解釋，與後麵那句“看過不等於核實過”遙相唿應。
“我坐在這個位置，就當受這個責備”表麵上強調“當受這個責備”，實際上強調的是“我坐在這個位置”。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高度總結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現象。
這部劇難看懂的原因在於其高度總結性。
一個對中國曆史沒有深度了解的人，如果直接看曆史著作，可能覺得味如嚼蠟。
可是當自己深入發掘了解曆史後，再迴頭看大師的著作，就意識到自己發掘了解的東西早就被精煉的總結過了。
這便是學習由繁入簡的過程。
想要最好理解大明王朝中對封建政治的演繹，韋寶覺得配合這一係列迴答觀賞效果最佳。
為什麽嘉靖對錢盯的這麽緊，為什麽宮中貪了那麽多錢，嘉靖卻隻是做做樣子，不必深究。
德宗為什麽如此愛錢。
簡單地解釋，就是他財迷，加上腦子不好。
討論明朝萬曆皇帝貪財一樣，要麽說他心理變態了，要麽說他受小商之家出身的媽媽影響，總之就是不正常，隨便換個正常人上去都比他強。
然而，隨著信息大爆炸時代的到來，為萬曆翻案的文章越來越多，他撈錢的正當理由也越來越多。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打過一場大仗的德宗，自然是深知金錢的重要。他之後的憲宗也一樣，隻要想打仗，誰都會拚命撈錢的。
隻不過憲宗有一定的話語權，可以在史書上留下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今藩鎮割據、河湟淪陷，我一心要恢複大唐榮耀，可惜財力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攢錢啊！
這篇迴答告訴了我們為什麽嘉靖需要嚴嵩這種人，除掉嚴嵩，帝國馬上運轉不正常了。
養兵、打仗，都是要大筆燒錢的。
韓愈這幫忠臣們心疼老百姓，自然是極好的，但他們能不能解決德宗的財政需要。
既不能得罪大地主，又不能壓榨老百姓，神策軍的高工資怎麽發。
以後要削藩仗還怎麽打。
盧杞、裴延齡這幫奸臣，對百姓敲骨吸髓有一套，絕對不是什麽好東西，但他們至少滿足了德宗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他們願意替德宗背鍋，幹這種千人噴、萬人罵的勾當。
後人評價德宗，大部分都說他笨、傻，被奸臣迷惑了，說他壞、惡的不多。
而對盧杞、裴延齡等人的評價都是要多壞有多壞。
為什麽清流濁流都是嘉靖要削平的山頭，以及嘉靖為什麽要盡全力保護自己的太監。
當權的太監貪汙受賄，並縱容親朋好友魚肉百姓，但那些所謂的名士清流呢？因為他們掌握了話語權，看見他們家財萬貫，就覺得這是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結果；看見他們四世三公、世吏兩千石，就覺得這是人家血統高貴，家教傑出的結果。
實際上，在皇帝眼裏，“清流”“濁流”都是一丘之貉罷了。
大明王朝這樣的優秀作品，其之所以精彩，就是因為他表現了現實世界真實的博弈過程。
矛盾在對立中統一，從朝堂到地方，從清流到嚴黨，從嘉靖到隆慶，無不充滿著對立和鬥爭。曆史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消滅舊的矛盾，產生新的矛盾。
人的思維是需要磨煉的，有道是: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
站在曆史的高度去思考問題，從曆史唯物主義的思路出發，一切就洞若觀火。
《大明王朝1566》的內容，可以基本切分為兩個部分：改稻為桑、海瑞上書。
中間有一條隱線，就是嘉靖。嚴嵩掛了，嚴嵩背後的嘉靖沒有掛；海瑞調離浙江了，但海瑞背後的裕王還安安穩穩活著。
電視劇有個副名叫嘉靖與海瑞，其實是皇帝與文官。
兩邊隻要有一個不倒，故事就能演下去，改稻為桑玩完了，還可以改桑為稻。
桑也好，稻也好，其實都是嘉靖把弄朝政的形式而已。
隻要嘉靖這個主角不下台，戲就演不完。
理想狀態下，文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給你飯吃你就應該老老實實聽話。
該背鍋就去背鍋，該幹事就去幹事，我讓你活，你不能上吊，我讓你死，你不能逃命。
因而普通政治劇裏的矛盾點是文官與文官，朝臣與朝臣，皇帝這個君臣關係的主導方，是不能出現在其中的。
在普通政治劇裏，皇帝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
這些皇帝似乎隻知道看忠奸勝敗，等到打完了自己上去，宣布比賽的勝利方是自己和其中站著沒倒下的那一派，然後眾正盈朝國泰民安，完結撒花。
但是真實的情況可不是這樣的，大明王朝裏的君臣關係是皇帝讓文官背鍋，可以，但你想摘幹淨不行，我文官要給你潑髒水。
屎盆子不能扣我一個人頭上，要倒黴我跟你一塊倒黴，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
所以清流麵對嚴黨一直硬氣不起來，要靠把浙江搞亂來整嚴黨的原因就在於，他們責問嚴黨花錢多的時候，嚴黨會馬上拋出一句：我們花錢多，那都是給皇上修宮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鬧啊！
因而真實的情況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員和運動員，主動參與比賽的就是嘉靖這類。而被動參與的，就如他兒子隆慶（裕王），情況也更簡單。
你朱載垕想在旁邊看熱鬧，沒那迴事。
徐階、高拱、張居正，無論我們三個誰快不行了，都得拉著你幫我。
不然打死了我，血濺你一臉，你也沒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裏的文官，嚴嵩、嚴世蕃也好，徐階、高拱、張居正也罷，即便是胡宗憲、趙貞吉、海瑞這種不在中樞的地方官，都不是完全聽話的主。
嘉靖這位操縱朝政的政治大師，曾經在鄭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織造局名義買田這種事後，評價嚴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後半期才發現，自己也老了，手底下這些人也管不住了。
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發飆，也是一個人在玉熙宮裏鬧騰。
可後期的嘉靖，就要在宮門外看著陳洪打百官了。
文官這樣了，皇帝怎麽辦。
幫皇帝的人，曆史上一般是兩種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後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監。
嘉靖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了，當年差點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隻能讓太監幫著自己整文官。
而隆慶不想升仙，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幫自己。
自始至終，隆慶皇帝的政治同盟就隻有李王妃。
而徐階、高拱、張居正本質上和譚綸、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樣，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隻不過輕重不一罷了。
大明王朝裏的太監又是什麽人。
從忠誠度來說，他們比文官可靠得多，他們沒有家，皇宮就是他們的家，出了宮他們就什麽也不是。
所以呂芳也好，陳洪也罷，盡管手段不一樣，層次不一樣，對嘉靖的心卻沒有變，都是聽話的。
這也是為什麽，欺天的周雲逸會死，鬧事的楊金水能活。
真瘋假瘋，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們對嘉靖聽話不聽話。
大明王朝在皇帝與文官這個層麵去鋪展故事後，探討的就是另一個問題，忠心和聽話。
這兩樣看上去是一迴事，但似乎又不是一迴事。
海瑞對嘉靖忠心嗎？
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嘉靖死了，他卻一個人難受得不得了，吐得連黃膽水都吐出來了，簡直比隆慶這個死了親爹的兒子還難過。
能說他不忠心嗎？
可海瑞聽嘉靖的話麽？
改稻為桑，他不合作；遷居上表，他不配合；見了嘉靖，他可勁懟，差點沒把嘉靖氣死在詔獄裏。又能說他聽話嗎？
所以，海瑞隻是忠心，而談不上聽話。
他對嘉靖這個君父，隻做到了孝，而沒有做到順。
聽話和忠心，哪個更重要？
通過對這個問題的迴答，就能將大明王朝裏的官員劃分開來。
認為聽話比忠心重要的，如嚴嵩、嚴世蕃；認為忠心比聽話更重要的，如徐階、高拱、張居正、海瑞。
而將這兩個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憲。
胡宗憲聽話。
嘉靖要改稻為桑，改；嘉靖要織絲綢賺錢，織；嘉靖說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說嘉靖壞話了，參他。
胡宗憲忠心。
改稻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織絲綢要織，但不能毀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養寇自保的鬼話不能聽；說壞話的人要參，可暗中要盡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說：東南不可一日無胡宗憲，就是這個原因。
一個既能做到聽話又忠心的人，就是一個既不會有後路也能做事的人，這樣的人無論如何嘉靖都要保他。
即便嚴黨和清流都不買他的賬，可他的賬有嘉靖報銷就行了。這也是為什麽，胡宗憲兩麵不受待見，因為他在既忠心又聽話的同時，站到了廣大文官的對立麵。
忠心和聽話的區別在於，在皇權麵前，在現實麵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
嚴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時候，有沒有理想信念？絕對有。
劉瑾在朝的十年，嚴嵩堅決退官迴家。
不要說他是因為生病去養病了，二三十歲的小夥子啥病要養十年。
可他怎麽變了？大禮議吵了那麽久，多少烏紗帽落地，為一個死人的名分，至於放棄自己的前途麽？
嚴嵩覺得不至於，所以他寫了《大禮議成頌》，算是給大禮議收官了，也算是給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沒有不忘初心的？有。
海閻王也好，海筆架也好，海門神也好，都是海瑞認死理的表現。
海瑞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應該是什麽樣，就應該怎麽去幹，不幹那就是有邪惡的大魔王鬧事，就要請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願意當海瑞麽？不願意。
這就好像所有人都厭惡走後門找關係來辦事，可要辦事了，第一個反應就是找關係走後門。
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當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樣的青天大老爺，但也希望這個海瑞在自己走後門的時候，離自己遠一點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沒那麽值錢，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訴世人的道理。
單憑這幾個點，大明王朝不僅是在講政治，他講的是社會，講的是人間。
古代政治劇的核心是皇帝與文官，或者簡單說，帝王與臣子。
實際上縱觀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這一組關係內。
借用一個“改稻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個“治國治官”的真道理。
這也是為什麽，海瑞在劇中的形象是難能可貴的，就在於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於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詡漢文”的外衣徹底扯了下來。
這一點集中反映在最後一集的“江山之論”上。
海瑞論江山，重在江山的關係上，也就是君民關係，他強調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而嘉靖論江山，則重在江的分類，論黃河長江，也就是何謂治官，如何治官。
還有一點可以體現的，就是趙貞吉對海瑞的態度。
趙貞吉不喜歡這個下屬，根源也在於這裏。
海瑞的眼中，是君出於民，無民則無君。
他忠君，是因為隻有君才能保國安民。
假如君不報國安民，那就逼著他不忠君。
趙貞吉則不然，民自然要保，但隻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
假如君都沒有了，朝廷徹底完蛋了，還靠誰來保民？
簡單來說，這就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海瑞認為民貴君輕，民在君前；而趙貞吉認為君本民末，民在君後。
如果要從理論角度來說，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裏說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就是《鐵齒銅牙紀曉嵐》裏，和珅與紀曉嵐的“救民救官之辯”。
嘉靖是個絕頂聰明而又要麵子的人，他精通韓非子的“道法”思想。
如果沒有官，那麽他這個皇帝是無法治理百姓的。
一個無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實際上就不是什麽皇帝了。
老祖宗朱重八殺了十萬官員，廢了丞相，累得死去活來，照樣還要開科舉選人當官。
因此，嘉靖秉持著“治民先治官”的原則，隻有先把官員們玩順了，才有可能當穩這個皇帝。
畢竟大禮議、楊廷和這些前車之鑒給他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
不把官治好，爹媽都認不了。
嘉靖治官從宏觀上看，是操縱平衡之術，先讓嚴黨與清流鬥，嚴黨倒台了再扶持陳洪與清流鬥，然後維持平衡。
實際上嘉靖在具體操作上，是“因利勢導”的方式。
他要讓官員見利而明害，見害而知利。
當官員遇到危險了，要給官員利益使他們敢於直麵危險，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險。
當官員看到利益了，要用權勢使他明白利後麵的危害，不使官員得寸進尺。
如此看來，司馬遷寫《史記》，將老子和韓非列在一起，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這種“帝王心術”不能放在台麵上說，所以他仍舊強調傳統儒家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但實際上，早已變成了“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嘉靖對此心安理得，因為自打秦始皇以來，每個皇帝都是這樣，隻是程度深淺而已。
海瑞看中這點，用《治安疏》一把揭開這種假麵目，也揭開了所有官員的假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