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是什麽東西？居然敢拉幫結派與九千歲為敵，太不像話了。”
“他不就仗著攀附上了英國公府這顆大樹，現在不把九千歲放在眼裏了嗎？”
“我早就看那個韋寶不順眼，遼西鄉裏人一個，整個一個馬屁精，除了會投機專營，還會幹什麽？”
“九千歲做的對，這個時候在陛下麵前揭破韋寶，比再過一陣，把這家夥養的更加壯實了的時候，要容易對付的多。”
眾人七嘴八舌，一起攻訐韋寶。
魏忠賢瞧在眼裏，心情舒坦了一些。
韋寶再能幹，不是自己的親信。
而這幫家夥再廢物，都是依靠自己的親信，離開自己就活不成。
所以說，能幹不能幹，是次要的，關鍵還是得同一條心。
“沒有你們想的那麽嚴重，韋寶也沒有反咱家，是咱家不放心他。而且咱家在陛下麵前也沒有將話說死！”魏忠賢道。
眾人聽了九千歲的話之後，稍微冷靜了一點點。
“叔父，現在既然已經撕破臉，就不存在轉圜餘地了吧？以韋寶如今的權勢，又深得陛下賞識，再加上英國公府當靠山，既然撕破臉，隻能打死他，以防後患。”魏良卿道。
眾人聞言，紛紛附和。
“說點有用的，沒有實質的證據，誰能拿韋寶怎麽樣？韋寶新近才封了侯爵，這麽快就被殺，陛下會肯嗎？而且大臣們和民間會怎麽議論？是陛下有眼無珠，還是我有眼無珠？韋寶的兵馬和張維賢的兵馬會肯嗎？我們手裏有多少人馬？有事的時候，誰能抵擋大軍？”魏忠賢連續的靈魂發問。
讓眾人再度冷靜下來。
以前魏忠賢與韋寶關係不錯，韋寶又很會做人，在場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沒有受過韋寶好處的。
所以，在場的人，真的沒有一個人設想過有朝一日會與韋寶鬧翻。
“關鍵還是韋寶會搞銀子。”魏忠賢皺了皺眉頭，“否則，咱家今天也不會這麽做，你們有一個人有韋寶搞銀子的本事嗎？如果韋寶的提議，換成你們去做，拿了幾個通商口岸，收攏了大明水師之後，誰能保證為朝廷立馬籌集八百萬兩，九百萬兩的紋銀出來？”
眾人於是都不敢吭聲了。
八百萬兩，九百萬兩的紋銀？
聽著都嚇人啊。
天啟朝的新增軍費-遼餉裏，當然有依靠商業稅的部分，但那和閹黨關係不大，反而和東林黨關係更大點兒。
田賦加征更是朝廷上下處理實務的官員的共同看法。
甚至可以說，魏公公斂的財，和遼東前線沒啥關係，都用來修三大殿，或者中飽私囊，進了魏忠賢個人的腰包，而且這些錢的數目也不大，加在一起，還沒有韋寶幾個月的時間裏麵給魏忠賢的銀子多。
這樣看來，魏公公作為大明朝廷的實際執政者，恐怕並不怎麽樣。
明末加賦的首要原因就是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簡稱“遼餉”。
遼東戰事關乎明朝生死存亡，籌辦遼餉則是天啟年間的首要大政。
天啟朝前後東林、閹黨分別得勢時的遼餉政策的變動，就很能說明問題。
魏忠賢即便是手中有權，也弄不到銀子，或者說，魏忠賢手下沒有一個人有本事像韋寶一樣弄銀子。
弄銀子不光是要夠狠夠辣，關鍵還是得有頭腦。
否則的話，魏忠賢手下的狠人是不少的。
為了管理遼餉，萬曆48年起在太倉另設“新庫”，收貯從各個渠道征發來的遼餉，專門供應“抗金”前線，並增設戶部新餉司專門管理。
遼餉中除了原來遼東鎮的軍餉外，還有田賦加派、雜項、鹽課、鈔關幾大項。
這幾項在天啟年間的征收情況。
萬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黨大破東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東林人物，東林借移宮案重振旗鼓。
天啟初年東林得勢，天啟三年初癸亥京察，東林大勝三黨，“黨勢”達到極盛。
之後閹黨開始形成。楊漣彈劾魏忠賢、萬燝被杖殺，這些事情是天啟4年6月。
葉向高致仕於7月，當年11月顧秉謙升任首輔。
次年王紹徽、周應秋先後上任，閹黨控製吏部和都察院。
閹黨控製戶部則是在天啟五年郭允厚任戶部尚書後。
大致可以說天啟初政是在東林和親東林人士主導下展開的，而天啟三年的夏秋之際，是閹黨翻轉局麵的開始。
田賦加派是在萬曆46年，1618年9月，戶部尚書李汝華是中立派大臣，提議全國除貴州外，每畝民田加征銀0.0035兩，也就是三厘五毫。
當時說是隻有一年的臨時性措施。
次年12月，在遼東經略熊廷弼，熊廷弼應該算是齊楚浙黨，其實該算半個閹黨。
熊廷弼閱視遼東軍務，在給事中姚宗文，等齊楚浙黨之人的建議下，又加征0.0035兩。
萬曆48年3月，在戶部等衙門建議下又加征0.002兩，起初分歸兵、工二部管理。
天啟2年一並劃歸戶部。
也就是說，從萬曆48年起，遼餉中田賦加派總額為每畝0.009兩，俗稱“九厘銀”。
全國總額數是520萬兩。
天啟年間，田賦沒有再加派，天啟2年免去了北直隸的43萬兩遼餉。
同時免去了作為海運基地的山東登、萊、青三府遼餉約10萬兩。
魏忠賢是北直隸肅寧人，閹黨骨幹崔呈秀、魏廣微、馮銓等人也是北直隸人，這是閹黨給家鄉免稅。
然而這時候根本還沒有閹黨這個政治集團，魏公公也沒那麽大影響力。
明朝皇親國戚的莊田多在北直隸的原因更大。
天啟五年，就已經預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之後除了收齊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預征了下年的三成。
這樣相當於朝廷又臨時加收了100多萬兩。
此外天啟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遼餉加征改用於鎮壓奢安之亂了。
這樣遼餉專款中的田賦加派的收入就減少了82萬兩。
天啟3年的額數是348萬兩。
直到崇禎三年，明廷為了應付己巳之變之後大增兵的新局麵，在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建議下，又加派每畝0.003兩。
雜項所謂雜項，是天啟元年的戶部尚書汪應蛟，東林黨大臣提出的多種增加收入的名目的總稱。
汪應蛟在奏疏中稱每年增加收入可達296萬兩。
當年開始實行，但未規定各省具體的份額，共征得116萬兩。
天啟2年隻收到65萬兩。
天啟3年開始規定各省具體份額，其中楚、桂、蜀、滇四省雜項收入同樣鎮壓用於奢安之亂，其它各省共定額181萬兩。
根據天啟3年的份額，雜項中包含的各項目如：衛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沒有參加遼餉田賦加派，現加收23萬兩。優免丁糧：明朝官員、有科名者、為政府服務的儒士、吏員等人分別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減免不同數額的田賦的特權，現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萬兩。
這顯然就是所謂的“向士紳收稅”。以上兩條實際上是繼續增加田賦收入。
平糴倉穀：平糴倉是地方州縣的儲備倉，平時每年入藏一定數量的糧、銀，饑荒時用於賑濟。現將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萬兩。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強製從民間調發，後來逐漸取消強製性，改為地方政府加收工資即“工食銀”，從民間雇傭。將“工食銀”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萬兩。
馬夫祇候：是將給地方官服務的馬夫等人的工資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萬兩。
督撫軍餉、巡按公費：各省的督撫和巡按禦史以中央官員身份到地方上辦差，本無直接的地方財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調撥辦公經費，且督撫辦案有罰金之權，也可充當經費。
現將這些經費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萬兩。
這四條是中央從地方財政中爭奪收入。
房產稅契：房產交易稅，稅率2%，額征近29萬兩。
典鋪酌分：將各省的典當鋪按資產分成5等，每年分別征稅10-50兩不等，額征19.5萬兩。
這兩條可是向金融、房地產兩大暴利行業征的稅啊，又不影響“實業”。
準許民眾捐銀130兩買生員身份，未見定額。
生員可以不納丁銀，這實際是在出賣一種免稅特權。規定稅額很詳盡，然而地方財政能力有限，每年還是隻能交上來60多萬兩。
到崇禎二年戶部開始做預算，把雜項重新規定為97萬兩，顯然是現實麵前的無奈舉動。
這次預算把之前征不上來的“督撫軍餉、巡按公費”減去了，但崇禎四年預算中重新出現了這項，並開始征收“生員優免”40餘萬兩，向之前仍然賦予免丁役特權的生員下手。
鹽課鹽課加征是天啟元年戶部主管遼餉的官員新餉司郎中楊嗣昌提出來的。
當時明廷使行“綱法”，規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認購鹽引。
本來商人在認購鹽引時就要交納“餘鹽銀”，實際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戶、鹽田的控製權，反而將這筆錢轉嫁到商人頭上，現在認購鹽引時還要交額外的遼餉。
天啟3年遼餉數據中有“鹽引銀”32萬兩，就是天啟元年定下的數目。
天啟4年5月曾加征鹽課54.7萬兩，但這筆加征持續時間不詳，且後來敘述遼餉者都未提到這筆加征，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之後又有一些陸續的加征，實際數額不詳。
崇禎三年將之前的鹽課加征都歸入遼餉，並將額數增加到94萬兩。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設有鈔關，對過往船隻根據載貨量進行征稅。
有的鈔關還同時征繳對商人貨物征收的“商稅”。
天啟元年在原額34.5萬兩的基礎上加征6.5萬兩，天啟5年增加2處鈔關，並加征13.5萬兩。
這算是天啟朝的後三年，遼餉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稅額。
魏忠賢征收工商稅，除了落在這13.5萬兩上，實在是無跡可尋。
魏忠賢指使人誣告徽商給人家“坐贓”沒收家產倒是有的，可惜那是為了修三大殿，本來就是另一筆不必要的開支。
約在崇禎2年，又增加5萬兩。
崇禎3年將總額加到了33.6萬兩。
隨後13年又加征20萬兩。
總體來看，田賦加征是萬曆朝末年定下來的政策，那時候並非東林執政。
雜項、鹽課、關稅的加派全都是天啟朝初年東林執政，當然在位官員並不都是東林，可以算是東林黨時期定下來的。
至於崇禎年間，雜項中的房屋交易稅費、當鋪愛國捐、鹽課、關稅等等不但繼續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啟後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賦臨時加征、一次增加關稅之外，似乎沒加過什麽稅。
魏忠賢這幾年增收鹽課，鹽是專賣品，隻會轉嫁給民眾、助長私鹽，鑄造劣質銅錢牟利，大肆誣告坐贓。
征收各地方的庫銀，雜項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這個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著“以助大工”的旗號，就是為了給皇帝修三大殿。
這殿兩年半修完，不可謂不快，耗銀595萬兩，將近一年的遼餉總支出。
閹黨的幹將崔呈秀、孫傑，天啟末年幹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兒。
魏公公還有一招“捐助”，一開始是號召各王府捐助，這還罷了，畢竟有固定收入，後來把任務攤派到在職官員身上，於是就搞出許多“私派”。
本來官員要擅自在轄區內加稅是不行的，現在有了這個名堂，至少可以在朝廷內部搪塞了。
所以，魏忠賢雖然想了很多辦法搞錢，卻真的搞不出來錢，搞錢也是需要很強能力的人去執行的。
魏忠賢自己的能力很普通，厲害也隻是厲害在搞人際關係上，做具體的事情是不行的。
而魏忠賢手底下又沒有韋寶這樣的人。
魏忠賢一下子就看到了問題的關鍵。
“明日大清早，估計陛下還得召集閣臣到平台議事，到了明天清早，一切都將有定論了，如果陛下同意了韋寶的諫言，以後我們將非常被動，韋寶很可能取代咱家了。”魏忠賢歎口氣道。
魏忠賢實在是不看好自己能贏過韋寶，更害怕英國公張維賢會從中起作用。
魏忠賢這邊討論的很激烈，很熱鬧，韋寶的府邸則也有點熱鬧。
因為韋寶還沒有出宮的時候，東林黨大臣們就已經知道消息了。
他們一個個像是吃了興奮劑一樣堵在韋府的門外，等著求見韋爵爺呢。
自從幾位東林黨閣老走人之後，閹黨專權，魏忠賢隻手遮天，東林黨已經非常式微了。
現在大家聽說韋爵爺與魏忠賢對著幹，都像是看到了曙光一樣，感覺機會來了。
如果有韋爵爺充當旗幟，東林黨的大旗將會被重新立起來，將會再度具備與閹黨分庭抗禮的本錢。
其中不乏實力派大臣，內閣大臣丁紹軾，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丁紹軾離開了皇宮之後，越想越是興奮，感覺機會來了。
他今天是幫著韋寶說話了的，算是已經與韋寶站在了同一個戰壕當中了。
丁紹軾知道自己名望，能力都不夠，甚至還不見得比得上才十五歲，將要滿十六歲的韋寶。
韋寶雖然入仕才短短一年不到，但韋寶每件事都辦的很漂亮，並且一個京查大計，一個清查文字大計，兩件事都在官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現在京官當中，不說多，至少有三成是在韋寶手裏起來的人。
所以，拉到了韋寶，韋寶絕對有能力領著東林黨幹。
“他不就仗著攀附上了英國公府這顆大樹，現在不把九千歲放在眼裏了嗎？”
“我早就看那個韋寶不順眼，遼西鄉裏人一個，整個一個馬屁精，除了會投機專營，還會幹什麽？”
“九千歲做的對，這個時候在陛下麵前揭破韋寶，比再過一陣，把這家夥養的更加壯實了的時候，要容易對付的多。”
眾人七嘴八舌，一起攻訐韋寶。
魏忠賢瞧在眼裏，心情舒坦了一些。
韋寶再能幹，不是自己的親信。
而這幫家夥再廢物，都是依靠自己的親信，離開自己就活不成。
所以說，能幹不能幹，是次要的，關鍵還是得同一條心。
“沒有你們想的那麽嚴重，韋寶也沒有反咱家，是咱家不放心他。而且咱家在陛下麵前也沒有將話說死！”魏忠賢道。
眾人聽了九千歲的話之後，稍微冷靜了一點點。
“叔父，現在既然已經撕破臉，就不存在轉圜餘地了吧？以韋寶如今的權勢，又深得陛下賞識，再加上英國公府當靠山，既然撕破臉，隻能打死他，以防後患。”魏良卿道。
眾人聞言，紛紛附和。
“說點有用的，沒有實質的證據，誰能拿韋寶怎麽樣？韋寶新近才封了侯爵，這麽快就被殺，陛下會肯嗎？而且大臣們和民間會怎麽議論？是陛下有眼無珠，還是我有眼無珠？韋寶的兵馬和張維賢的兵馬會肯嗎？我們手裏有多少人馬？有事的時候，誰能抵擋大軍？”魏忠賢連續的靈魂發問。
讓眾人再度冷靜下來。
以前魏忠賢與韋寶關係不錯，韋寶又很會做人，在場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沒有受過韋寶好處的。
所以，在場的人，真的沒有一個人設想過有朝一日會與韋寶鬧翻。
“關鍵還是韋寶會搞銀子。”魏忠賢皺了皺眉頭，“否則，咱家今天也不會這麽做，你們有一個人有韋寶搞銀子的本事嗎？如果韋寶的提議，換成你們去做，拿了幾個通商口岸，收攏了大明水師之後，誰能保證為朝廷立馬籌集八百萬兩，九百萬兩的紋銀出來？”
眾人於是都不敢吭聲了。
八百萬兩，九百萬兩的紋銀？
聽著都嚇人啊。
天啟朝的新增軍費-遼餉裏，當然有依靠商業稅的部分，但那和閹黨關係不大，反而和東林黨關係更大點兒。
田賦加征更是朝廷上下處理實務的官員的共同看法。
甚至可以說，魏公公斂的財，和遼東前線沒啥關係，都用來修三大殿，或者中飽私囊，進了魏忠賢個人的腰包，而且這些錢的數目也不大，加在一起，還沒有韋寶幾個月的時間裏麵給魏忠賢的銀子多。
這樣看來，魏公公作為大明朝廷的實際執政者，恐怕並不怎麽樣。
明末加賦的首要原因就是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簡稱“遼餉”。
遼東戰事關乎明朝生死存亡，籌辦遼餉則是天啟年間的首要大政。
天啟朝前後東林、閹黨分別得勢時的遼餉政策的變動，就很能說明問題。
魏忠賢即便是手中有權，也弄不到銀子，或者說，魏忠賢手下沒有一個人有本事像韋寶一樣弄銀子。
弄銀子不光是要夠狠夠辣，關鍵還是得有頭腦。
否則的話，魏忠賢手下的狠人是不少的。
為了管理遼餉，萬曆48年起在太倉另設“新庫”，收貯從各個渠道征發來的遼餉，專門供應“抗金”前線，並增設戶部新餉司專門管理。
遼餉中除了原來遼東鎮的軍餉外，還有田賦加派、雜項、鹽課、鈔關幾大項。
這幾項在天啟年間的征收情況。
萬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黨大破東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東林人物，東林借移宮案重振旗鼓。
天啟初年東林得勢，天啟三年初癸亥京察，東林大勝三黨，“黨勢”達到極盛。
之後閹黨開始形成。楊漣彈劾魏忠賢、萬燝被杖殺，這些事情是天啟4年6月。
葉向高致仕於7月，當年11月顧秉謙升任首輔。
次年王紹徽、周應秋先後上任，閹黨控製吏部和都察院。
閹黨控製戶部則是在天啟五年郭允厚任戶部尚書後。
大致可以說天啟初政是在東林和親東林人士主導下展開的，而天啟三年的夏秋之際，是閹黨翻轉局麵的開始。
田賦加派是在萬曆46年，1618年9月，戶部尚書李汝華是中立派大臣，提議全國除貴州外，每畝民田加征銀0.0035兩，也就是三厘五毫。
當時說是隻有一年的臨時性措施。
次年12月，在遼東經略熊廷弼，熊廷弼應該算是齊楚浙黨，其實該算半個閹黨。
熊廷弼閱視遼東軍務，在給事中姚宗文，等齊楚浙黨之人的建議下，又加征0.0035兩。
萬曆48年3月，在戶部等衙門建議下又加征0.002兩，起初分歸兵、工二部管理。
天啟2年一並劃歸戶部。
也就是說，從萬曆48年起，遼餉中田賦加派總額為每畝0.009兩，俗稱“九厘銀”。
全國總額數是520萬兩。
天啟年間，田賦沒有再加派，天啟2年免去了北直隸的43萬兩遼餉。
同時免去了作為海運基地的山東登、萊、青三府遼餉約10萬兩。
魏忠賢是北直隸肅寧人，閹黨骨幹崔呈秀、魏廣微、馮銓等人也是北直隸人，這是閹黨給家鄉免稅。
然而這時候根本還沒有閹黨這個政治集團，魏公公也沒那麽大影響力。
明朝皇親國戚的莊田多在北直隸的原因更大。
天啟五年，就已經預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之後除了收齊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預征了下年的三成。
這樣相當於朝廷又臨時加收了100多萬兩。
此外天啟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遼餉加征改用於鎮壓奢安之亂了。
這樣遼餉專款中的田賦加派的收入就減少了82萬兩。
天啟3年的額數是348萬兩。
直到崇禎三年，明廷為了應付己巳之變之後大增兵的新局麵，在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建議下，又加派每畝0.003兩。
雜項所謂雜項，是天啟元年的戶部尚書汪應蛟，東林黨大臣提出的多種增加收入的名目的總稱。
汪應蛟在奏疏中稱每年增加收入可達296萬兩。
當年開始實行，但未規定各省具體的份額，共征得116萬兩。
天啟2年隻收到65萬兩。
天啟3年開始規定各省具體份額，其中楚、桂、蜀、滇四省雜項收入同樣鎮壓用於奢安之亂，其它各省共定額181萬兩。
根據天啟3年的份額，雜項中包含的各項目如：衛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沒有參加遼餉田賦加派，現加收23萬兩。優免丁糧：明朝官員、有科名者、為政府服務的儒士、吏員等人分別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減免不同數額的田賦的特權，現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萬兩。
這顯然就是所謂的“向士紳收稅”。以上兩條實際上是繼續增加田賦收入。
平糴倉穀：平糴倉是地方州縣的儲備倉，平時每年入藏一定數量的糧、銀，饑荒時用於賑濟。現將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萬兩。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強製從民間調發，後來逐漸取消強製性，改為地方政府加收工資即“工食銀”，從民間雇傭。將“工食銀”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萬兩。
馬夫祇候：是將給地方官服務的馬夫等人的工資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萬兩。
督撫軍餉、巡按公費：各省的督撫和巡按禦史以中央官員身份到地方上辦差，本無直接的地方財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調撥辦公經費，且督撫辦案有罰金之權，也可充當經費。
現將這些經費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萬兩。
這四條是中央從地方財政中爭奪收入。
房產稅契：房產交易稅，稅率2%，額征近29萬兩。
典鋪酌分：將各省的典當鋪按資產分成5等，每年分別征稅10-50兩不等，額征19.5萬兩。
這兩條可是向金融、房地產兩大暴利行業征的稅啊，又不影響“實業”。
準許民眾捐銀130兩買生員身份，未見定額。
生員可以不納丁銀，這實際是在出賣一種免稅特權。規定稅額很詳盡，然而地方財政能力有限，每年還是隻能交上來60多萬兩。
到崇禎二年戶部開始做預算，把雜項重新規定為97萬兩，顯然是現實麵前的無奈舉動。
這次預算把之前征不上來的“督撫軍餉、巡按公費”減去了，但崇禎四年預算中重新出現了這項，並開始征收“生員優免”40餘萬兩，向之前仍然賦予免丁役特權的生員下手。
鹽課鹽課加征是天啟元年戶部主管遼餉的官員新餉司郎中楊嗣昌提出來的。
當時明廷使行“綱法”，規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認購鹽引。
本來商人在認購鹽引時就要交納“餘鹽銀”，實際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戶、鹽田的控製權，反而將這筆錢轉嫁到商人頭上，現在認購鹽引時還要交額外的遼餉。
天啟3年遼餉數據中有“鹽引銀”32萬兩，就是天啟元年定下的數目。
天啟4年5月曾加征鹽課54.7萬兩，但這筆加征持續時間不詳，且後來敘述遼餉者都未提到這筆加征，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之後又有一些陸續的加征，實際數額不詳。
崇禎三年將之前的鹽課加征都歸入遼餉，並將額數增加到94萬兩。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設有鈔關，對過往船隻根據載貨量進行征稅。
有的鈔關還同時征繳對商人貨物征收的“商稅”。
天啟元年在原額34.5萬兩的基礎上加征6.5萬兩，天啟5年增加2處鈔關，並加征13.5萬兩。
這算是天啟朝的後三年，遼餉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稅額。
魏忠賢征收工商稅，除了落在這13.5萬兩上，實在是無跡可尋。
魏忠賢指使人誣告徽商給人家“坐贓”沒收家產倒是有的，可惜那是為了修三大殿，本來就是另一筆不必要的開支。
約在崇禎2年，又增加5萬兩。
崇禎3年將總額加到了33.6萬兩。
隨後13年又加征20萬兩。
總體來看，田賦加征是萬曆朝末年定下來的政策，那時候並非東林執政。
雜項、鹽課、關稅的加派全都是天啟朝初年東林執政，當然在位官員並不都是東林，可以算是東林黨時期定下來的。
至於崇禎年間，雜項中的房屋交易稅費、當鋪愛國捐、鹽課、關稅等等不但繼續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啟後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賦臨時加征、一次增加關稅之外，似乎沒加過什麽稅。
魏忠賢這幾年增收鹽課，鹽是專賣品，隻會轉嫁給民眾、助長私鹽，鑄造劣質銅錢牟利，大肆誣告坐贓。
征收各地方的庫銀，雜項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這個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著“以助大工”的旗號，就是為了給皇帝修三大殿。
這殿兩年半修完，不可謂不快，耗銀595萬兩，將近一年的遼餉總支出。
閹黨的幹將崔呈秀、孫傑，天啟末年幹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兒。
魏公公還有一招“捐助”，一開始是號召各王府捐助，這還罷了，畢竟有固定收入，後來把任務攤派到在職官員身上，於是就搞出許多“私派”。
本來官員要擅自在轄區內加稅是不行的，現在有了這個名堂，至少可以在朝廷內部搪塞了。
所以，魏忠賢雖然想了很多辦法搞錢，卻真的搞不出來錢，搞錢也是需要很強能力的人去執行的。
魏忠賢自己的能力很普通，厲害也隻是厲害在搞人際關係上，做具體的事情是不行的。
而魏忠賢手底下又沒有韋寶這樣的人。
魏忠賢一下子就看到了問題的關鍵。
“明日大清早，估計陛下還得召集閣臣到平台議事，到了明天清早，一切都將有定論了，如果陛下同意了韋寶的諫言，以後我們將非常被動，韋寶很可能取代咱家了。”魏忠賢歎口氣道。
魏忠賢實在是不看好自己能贏過韋寶，更害怕英國公張維賢會從中起作用。
魏忠賢這邊討論的很激烈，很熱鬧，韋寶的府邸則也有點熱鬧。
因為韋寶還沒有出宮的時候，東林黨大臣們就已經知道消息了。
他們一個個像是吃了興奮劑一樣堵在韋府的門外，等著求見韋爵爺呢。
自從幾位東林黨閣老走人之後，閹黨專權，魏忠賢隻手遮天，東林黨已經非常式微了。
現在大家聽說韋爵爺與魏忠賢對著幹，都像是看到了曙光一樣，感覺機會來了。
如果有韋爵爺充當旗幟，東林黨的大旗將會被重新立起來，將會再度具備與閹黨分庭抗禮的本錢。
其中不乏實力派大臣，內閣大臣丁紹軾，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丁紹軾離開了皇宮之後，越想越是興奮，感覺機會來了。
他今天是幫著韋寶說話了的，算是已經與韋寶站在了同一個戰壕當中了。
丁紹軾知道自己名望，能力都不夠，甚至還不見得比得上才十五歲，將要滿十六歲的韋寶。
韋寶雖然入仕才短短一年不到，但韋寶每件事都辦的很漂亮，並且一個京查大計，一個清查文字大計，兩件事都在官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現在京官當中，不說多，至少有三成是在韋寶手裏起來的人。
所以，拉到了韋寶，韋寶絕對有能力領著東林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