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便來到了靖德二年的春季，正是草長鶯飛之時，洛陽內外，又複繁華景象。
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孔萇已押來洛陽，處斬於市，朝廷於冀州各郡縣皆命守令，且調運糧秣前往賑濟流民，即便尚有些許盜賊，相信也很快就能徹底敉平了。
剩下江南、巴蜀，在中原人看來，那些偏僻荒遠之地，簡直就跟外國一樣，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除非對方有實力對河南發起全麵進攻。動亂數十載，終於算是迎來了太平世道，鄉間百姓或許還拋灑汗水於壟畝之間，即便豐年亦未必能得溫飽，然在都邑中的士人、居民看來，卻已如同天堂一般了。
是以百官紛紛上奏，歌功頌德，稱天子功追三皇五帝，甚至於還有請天子東巡，去封禪泰山的……裴嶷等人擔心裴該受此影響，真的飄飄然起來，乃陸續覲見，加以勸諫。對此，裴該笑笑說：“天下尚未底定，朕又焉敢自滿？且即便江南、巴蜀俱平，朕亦知可安天下，未必能使百姓溫飽。三皇五帝時便是如此，秦皇漢武時也是如此，彼有何功，而言封禪？朕又有何功，敢效仿先賢？”
不但是馬上天子，從亂世中浴血廝殺出來，而且還具有近兩千年後的見識，有對社會現實更明晰且成係統的認知，裴該自然明白，即便自己統一了天下，甚至於規複故漢舊疆，也並不是說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一定能夠過上好日子的。
固然“亂世人不如犬”，但封建時代，即便治世，多數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貴家之犬過得好……後世網絡上常有頌揚北宋國富民豐的，說趙家雖然外戰憋屈，卻能將複土定疆的精力運用到民政上，使得府庫充盈，市井繁盛……
其實府庫充盈或許是真的，市井繁盛也或許是真的，但盛世之相都隻存在於開封、大名等幾座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而已，廣大農村百姓依舊吃不起飽飯，稍逢天災，照樣流民遍道。吹噓者還說什麽宋代沒有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那是因為還沒等鬧到那一步，宋就先被外患給滅了！
你以為王小波、李順，鍾相、楊幺，還有方臘，不算曆史上有數的農民起義嗎？非得席卷天下，最終覆滅舊朝，才算是老百姓貧寒饑饉，活不下去啦？
從古至今，又哪有國無內患，官民皆豐，擁有雄兵百萬，軍事科技超邁一時的政權，會那麽輕易就被外敵給打垮了的道理啊？
這是封建時代的常態，唯統治者的目光隻關注都市而往往忽視鄉村，於鄉村也隻關注縉紳和所謂的“鄉賢”而往往忽視小民百姓，才會生造出盛世圖景來。所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私家起碼也得是小地主啊，小農、佃戶能吃個半飽就算僥天之幸了！
郭老作《李白與杜甫》一書而為後人所譏，但裴該前世也是讀過那本書的，其中指責老杜為地主階級代言人，橫加鞭笞之語，相信即便起少陵於地下，也迴不了幾句嘴。那書錯處不在罵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實比杜甫更地主階級好吧！
裴該既然明白這一點，也就不奢望通過什麽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讓老百姓人人都有飽飯吃了。偌大的中國，基本上脫貧得等到後工業時代，而前工業時代即便搞“均貧富、等貴賤”，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於饑寒——而那一套，又是違背社會規律的，根本搞不起來。
所以他隻能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術和社會實驗，力求提升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並且盡量擴大教育涵蓋麵，讓這輛千年老車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將來大落於人後。至於這將來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見的——就算再怎麽努力，開金手指，估計要邁入工業社會，起碼還得一千年——隻能夠憑良心做事。
在這種情況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與裴該無緣了，乃見歌功頌德之奏，唯覺惡心，於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冊，再想升遷，難上加難。
——————————
三月三日為上巳日，乃是傳統的節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邊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來袚災祈福。但到了魏晉之時，首先規定了三月三日為節，而不管是否巳日，繼而節日目的逐漸被遊春踏青、娛懷騁情所取代——說白了，就是演變成了國立春遊日。
洛陽城南有洛水，還有伊水，城北有七裏澗，有金穀澗，都是上佳的遊春所在。不過晉時權貴多在金穀澗附近修建別邸——比方說最著名的石崇金穀園——就此逐漸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遊賞城北水係，平民百姓則隻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這一日，門下侍郎李矩李茂約亦攜其妻衛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車馬，打算前往金穀澗去踏青，但是家裏兩個門客——王羲之和庾翼——卻不肯從行。
倆少年說金穀澗我們去過啊，沒啥好玩兒的，而且聞名遐邇的金穀園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給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興土木改修，肯定也進不去——“小子等請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觀山景也。”
李矩還想再勸，卻被衛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隨即笑道：“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沒辦法，就派了幾名仆役服侍二少年，複遣數名兵卒護衛，由得他們往城南去了。
等到雙方分道，衛夫人才壓低聲音對李矩說：“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為何事，難道夫君不明其意麽？”
李矩有點兒茫然，便問：“為夫愚魯，還請夫人開釋。”
衛夫人輕輕歎了口氣，就說：“今南北分途，長江為隔，彼在洛陽，如人質，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豈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遠眺長江，雖不能見，聊舒渴懷也好。”
李矩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歎息道：“裴、王之間，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豈不知大勢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順，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團聚——這必是王處仲貪戀權勢，特意阻之也！”
在故晉之時，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導要高，但若論名譽，則差得很遠——大家夥兒都認為王導是個忠厚人（其實未必然），而王敦是個野心家（倒是沒有錯），王導溫雅識禮，王敦難脫粗俗氣。故此江南不從王化，這罪魁禍首，多半不在王導，不在司馬睿，而是那個坐擁強兵、跋扈無忌的王處仲了！
再說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執意南向，確實正如衛夫人所料，是思念親人，乃欲趁著佳節登高遠眺。要說洛陽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離比較遠，山勢也比較陡，這一天內就要打個來迴，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隻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這委粟山若在十幾年前，估計是不讓爬的，因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過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禪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別建圜丘，同時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澤）。命於冬至日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後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還有天郊禮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禮祭皇地之祗，以操後卞氏配享；宗祀於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總之小年輕曹叡最喜歡各種華而不實的花活兒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級相同的國家級祭祀來，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後，權柄漸移於司馬氏，天子難出洛陽城，這些祭祀活動就全都停了下來。
晉朝建立後，群臣商議，認為“丘郊不異”，就此把二郊禮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給合並了起來，從此最高級的國家級祭祀隻剩下三場，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場所分別為圜丘、方丘和明堂。
華朝肇建，對於這路事兒自然也有爭論，主要原因就在於，曹叡當初搞那一套是傾向於鄭學的，晉朝的簡化版反倒是王學“謬說”。
鄭玄老夫子認為有天有上帝，此外還有五帝並立，他還特意給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同時他宣稱周禮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碼事兒。王肅肯定要跟鄭學擰著幹啊，他就主張五帝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間的三公，哪有受國家最高級祭祀的資格呢？而“丘郊不異”，圜丘祭和郊天隻是同事而異名罷了。
如今既然裴該貌似傾向於鄭學而反感王學，自然以董景道為首，儒生們紛紛跳將出來，請求再把“丘郊”分開，並且分祀五帝。對此，裴該卻不肯讓步了——娘的，搞那麽多花活兒，除了浪費精力和金錢外，對國家社稷有一毛錢的好處嗎——下詔仍從晉製。
不過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陽城東南的明堂，還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經殘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陽城，也還沒功夫把這些配套設施給搞起來。於是裴該本著節儉的原則，就光在原址上修複明堂和方丘了，卻將圜丘移到受禪台上——台基是現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錢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該特意把天神、地祗給虛化了，且將上帝等同於人文始祖黃帝，把鄭玄所謂的五帝全都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並在去歲冬至日，舉行了華朝的第一次國家級祭祀——圜丘祭天。
拉迴來說，委粟山上既無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覽景，於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護下、奴仆的服侍下，經洛水浮橋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於其東麓合流——其實隻是一個小山丘而已，不過十餘丈高，因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階，可以拾階而上，不必要手腳並用去攀爬。二少年雖然都文質彬彬，平常不怎麽鍛煉身體，終究風華正茂，體力尚健，所以很輕鬆地便即登頂了。
於委粟山上北望，越過浮橋，便是洛陽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東望明堂可見；唯有南望，過了伊水就是廣袤的平原，阡陌縱橫，直接天際——江南何在啊？迢迢千裏，又怎麽可能望得見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隨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說些什麽，卻終究還是張不開口。一則君心同於我心，何必冗言？二則身旁還圍繞著李矩派來的仆役乃至於兵卒呢，名為服侍，實為監視，名為保護，實為看管，王、庾二子雖然頗欠缺政治敏感性，終究不傻，於此情此景下，又豈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終緘默，使得周邊氣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於是少頃後，王羲之首先開了口，問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這哪裏可以稱之為山？不過一小丘罷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這指的當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來，洛中之山雖然蔥鬱，論雄峻卻不如關中之山，論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遊，甚是無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過往在長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陽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聞言不禁苦笑，心說你這不廢話嘛——昔日我等在長安，華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屬一國，就算叔伯等與裴公有所齟齬，外敵環伺下，也還不至於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而我們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陽、建康，已成寇仇，咱們變成人質啦，這心情怎麽可能舒坦得起來啊。
於是安慰庾翼道：“東南向不遠，應是稚恭舊籍了。”
他所言“舊籍”，是指庾氏的老家潁川郡鄢陵縣——其實也有三四百裏地呢，隻是比起江南來，確乎“不遠”。
庾翼隨口反問道：“逸少兄於舊籍風物，可尚有印象麽？”
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孔萇已押來洛陽，處斬於市，朝廷於冀州各郡縣皆命守令，且調運糧秣前往賑濟流民，即便尚有些許盜賊，相信也很快就能徹底敉平了。
剩下江南、巴蜀，在中原人看來，那些偏僻荒遠之地，簡直就跟外國一樣，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除非對方有實力對河南發起全麵進攻。動亂數十載，終於算是迎來了太平世道，鄉間百姓或許還拋灑汗水於壟畝之間，即便豐年亦未必能得溫飽，然在都邑中的士人、居民看來，卻已如同天堂一般了。
是以百官紛紛上奏，歌功頌德，稱天子功追三皇五帝，甚至於還有請天子東巡，去封禪泰山的……裴嶷等人擔心裴該受此影響，真的飄飄然起來，乃陸續覲見，加以勸諫。對此，裴該笑笑說：“天下尚未底定，朕又焉敢自滿？且即便江南、巴蜀俱平，朕亦知可安天下，未必能使百姓溫飽。三皇五帝時便是如此，秦皇漢武時也是如此，彼有何功，而言封禪？朕又有何功，敢效仿先賢？”
不但是馬上天子，從亂世中浴血廝殺出來，而且還具有近兩千年後的見識，有對社會現實更明晰且成係統的認知，裴該自然明白，即便自己統一了天下，甚至於規複故漢舊疆，也並不是說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一定能夠過上好日子的。
固然“亂世人不如犬”，但封建時代，即便治世，多數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貴家之犬過得好……後世網絡上常有頌揚北宋國富民豐的，說趙家雖然外戰憋屈，卻能將複土定疆的精力運用到民政上，使得府庫充盈，市井繁盛……
其實府庫充盈或許是真的，市井繁盛也或許是真的，但盛世之相都隻存在於開封、大名等幾座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而已，廣大農村百姓依舊吃不起飽飯，稍逢天災，照樣流民遍道。吹噓者還說什麽宋代沒有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那是因為還沒等鬧到那一步，宋就先被外患給滅了！
你以為王小波、李順，鍾相、楊幺，還有方臘，不算曆史上有數的農民起義嗎？非得席卷天下，最終覆滅舊朝，才算是老百姓貧寒饑饉，活不下去啦？
從古至今，又哪有國無內患，官民皆豐，擁有雄兵百萬，軍事科技超邁一時的政權，會那麽輕易就被外敵給打垮了的道理啊？
這是封建時代的常態，唯統治者的目光隻關注都市而往往忽視鄉村，於鄉村也隻關注縉紳和所謂的“鄉賢”而往往忽視小民百姓，才會生造出盛世圖景來。所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私家起碼也得是小地主啊，小農、佃戶能吃個半飽就算僥天之幸了！
郭老作《李白與杜甫》一書而為後人所譏，但裴該前世也是讀過那本書的，其中指責老杜為地主階級代言人，橫加鞭笞之語，相信即便起少陵於地下，也迴不了幾句嘴。那書錯處不在罵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實比杜甫更地主階級好吧！
裴該既然明白這一點，也就不奢望通過什麽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讓老百姓人人都有飽飯吃了。偌大的中國，基本上脫貧得等到後工業時代，而前工業時代即便搞“均貧富、等貴賤”，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於饑寒——而那一套，又是違背社會規律的，根本搞不起來。
所以他隻能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術和社會實驗，力求提升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並且盡量擴大教育涵蓋麵，讓這輛千年老車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將來大落於人後。至於這將來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見的——就算再怎麽努力，開金手指，估計要邁入工業社會，起碼還得一千年——隻能夠憑良心做事。
在這種情況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與裴該無緣了，乃見歌功頌德之奏，唯覺惡心，於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冊，再想升遷，難上加難。
——————————
三月三日為上巳日，乃是傳統的節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邊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來袚災祈福。但到了魏晉之時，首先規定了三月三日為節，而不管是否巳日，繼而節日目的逐漸被遊春踏青、娛懷騁情所取代——說白了，就是演變成了國立春遊日。
洛陽城南有洛水，還有伊水，城北有七裏澗，有金穀澗，都是上佳的遊春所在。不過晉時權貴多在金穀澗附近修建別邸——比方說最著名的石崇金穀園——就此逐漸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遊賞城北水係，平民百姓則隻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這一日，門下侍郎李矩李茂約亦攜其妻衛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車馬，打算前往金穀澗去踏青，但是家裏兩個門客——王羲之和庾翼——卻不肯從行。
倆少年說金穀澗我們去過啊，沒啥好玩兒的，而且聞名遐邇的金穀園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給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興土木改修，肯定也進不去——“小子等請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觀山景也。”
李矩還想再勸，卻被衛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隨即笑道：“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沒辦法，就派了幾名仆役服侍二少年，複遣數名兵卒護衛，由得他們往城南去了。
等到雙方分道，衛夫人才壓低聲音對李矩說：“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為何事，難道夫君不明其意麽？”
李矩有點兒茫然，便問：“為夫愚魯，還請夫人開釋。”
衛夫人輕輕歎了口氣，就說：“今南北分途，長江為隔，彼在洛陽，如人質，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豈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遠眺長江，雖不能見，聊舒渴懷也好。”
李矩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歎息道：“裴、王之間，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豈不知大勢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順，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團聚——這必是王處仲貪戀權勢，特意阻之也！”
在故晉之時，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導要高，但若論名譽，則差得很遠——大家夥兒都認為王導是個忠厚人（其實未必然），而王敦是個野心家（倒是沒有錯），王導溫雅識禮，王敦難脫粗俗氣。故此江南不從王化，這罪魁禍首，多半不在王導，不在司馬睿，而是那個坐擁強兵、跋扈無忌的王處仲了！
再說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執意南向，確實正如衛夫人所料，是思念親人，乃欲趁著佳節登高遠眺。要說洛陽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離比較遠，山勢也比較陡，這一天內就要打個來迴，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隻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這委粟山若在十幾年前，估計是不讓爬的，因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過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禪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別建圜丘，同時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澤）。命於冬至日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後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還有天郊禮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禮祭皇地之祗，以操後卞氏配享；宗祀於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總之小年輕曹叡最喜歡各種華而不實的花活兒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級相同的國家級祭祀來，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後，權柄漸移於司馬氏，天子難出洛陽城，這些祭祀活動就全都停了下來。
晉朝建立後，群臣商議，認為“丘郊不異”，就此把二郊禮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給合並了起來，從此最高級的國家級祭祀隻剩下三場，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場所分別為圜丘、方丘和明堂。
華朝肇建，對於這路事兒自然也有爭論，主要原因就在於，曹叡當初搞那一套是傾向於鄭學的，晉朝的簡化版反倒是王學“謬說”。
鄭玄老夫子認為有天有上帝，此外還有五帝並立，他還特意給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同時他宣稱周禮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碼事兒。王肅肯定要跟鄭學擰著幹啊，他就主張五帝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間的三公，哪有受國家最高級祭祀的資格呢？而“丘郊不異”，圜丘祭和郊天隻是同事而異名罷了。
如今既然裴該貌似傾向於鄭學而反感王學，自然以董景道為首，儒生們紛紛跳將出來，請求再把“丘郊”分開，並且分祀五帝。對此，裴該卻不肯讓步了——娘的，搞那麽多花活兒，除了浪費精力和金錢外，對國家社稷有一毛錢的好處嗎——下詔仍從晉製。
不過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陽城東南的明堂，還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經殘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陽城，也還沒功夫把這些配套設施給搞起來。於是裴該本著節儉的原則，就光在原址上修複明堂和方丘了，卻將圜丘移到受禪台上——台基是現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錢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該特意把天神、地祗給虛化了，且將上帝等同於人文始祖黃帝，把鄭玄所謂的五帝全都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並在去歲冬至日，舉行了華朝的第一次國家級祭祀——圜丘祭天。
拉迴來說，委粟山上既無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覽景，於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護下、奴仆的服侍下，經洛水浮橋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於其東麓合流——其實隻是一個小山丘而已，不過十餘丈高，因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階，可以拾階而上，不必要手腳並用去攀爬。二少年雖然都文質彬彬，平常不怎麽鍛煉身體，終究風華正茂，體力尚健，所以很輕鬆地便即登頂了。
於委粟山上北望，越過浮橋，便是洛陽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東望明堂可見；唯有南望，過了伊水就是廣袤的平原，阡陌縱橫，直接天際——江南何在啊？迢迢千裏，又怎麽可能望得見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隨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說些什麽，卻終究還是張不開口。一則君心同於我心，何必冗言？二則身旁還圍繞著李矩派來的仆役乃至於兵卒呢，名為服侍，實為監視，名為保護，實為看管，王、庾二子雖然頗欠缺政治敏感性，終究不傻，於此情此景下，又豈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終緘默，使得周邊氣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於是少頃後，王羲之首先開了口，問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這哪裏可以稱之為山？不過一小丘罷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這指的當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來，洛中之山雖然蔥鬱，論雄峻卻不如關中之山，論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遊，甚是無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過往在長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陽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聞言不禁苦笑，心說你這不廢話嘛——昔日我等在長安，華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屬一國，就算叔伯等與裴公有所齟齬，外敵環伺下，也還不至於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而我們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陽、建康，已成寇仇，咱們變成人質啦，這心情怎麽可能舒坦得起來啊。
於是安慰庾翼道：“東南向不遠，應是稚恭舊籍了。”
他所言“舊籍”，是指庾氏的老家潁川郡鄢陵縣——其實也有三四百裏地呢，隻是比起江南來，確乎“不遠”。
庾翼隨口反問道：“逸少兄於舊籍風物，可尚有印象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