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以銅為錢，金幣、銀幣不是沒有，但大多數跟後世紀念幣似的，並不能直接在市麵上流通。這主要是因為金價昂貴，小老百姓用不起，而銀產量低，所以價值也虛高，同樣難用。
就此經過千年積累，逐漸形成習慣，哪怕後來到了明朝，來自日本和新大陸的銀貨大量流入，政府甚至於以銀兩來征收賦稅，但也沒想著要鑄銀幣，都是先鑄成錠，然後剪碎了用，極其的不方便。
兩晉之際，舊錢多毀，新錢未鑄，極大影響了商業流通，所以裴該才會想到在徐州開礦鑄“吉錢”。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此舉杯水車薪，對於自己聚斂財物能起一定作用，對於整個國家，哪怕是自己統治區內的商業發展，收效實在有限。
因而今日在款待張寔的酒宴上，談到了西域問題、絲路貿易問題，他就猛然間想到，我能不能嚐試著從西方引入銀幣來，以補銅錢的不足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大課題，裴該也是臨時起意，是否有效，也還缺乏仔細的斟酌和研討。
隻是按照常理想來，你讓西來商賈多帶銀幣而不是貨物，他們肯定樂意啊——貴金屬比較方便運輸嘛——而隻要自己出台政策，準許流通，中國商人們也必然樂意使用。所以先跟張寔打個商量，你看這樣行不行啊？
誰想張寔尚且不置可否，隗瑾就先開言表示反對。裴該倒也是真心地想聽聽這位隗參軍的意見，便即阻止了張寔的斥喝，甚至於還端著酒盞站起身來，走到隗瑾麵前，說：“我適才所言，有何不妥，卿可明言勿隱。”
隗瑾躬身答道：“裴公適才雲，欲使西商多輸入銀錢，以便商賈流通。然而瑾以為，國家以農為本，商為末業，大司馬誌在抒難興國，理當重視耕織，垂顧於田土，而不應關注商賈。末吏在涼州，亦曾聽聞裴公獎勵工商，凡有所輸，必給名爵，竊以為此乃搖動國本之害，不知誰人以教裴公，裴公慎勿輕聽！”
裴該心道原來你想說這些，我還以為你對貨幣政策有什麽獨到的見解呢。當即先環顧一番左右，然後重新把目光又落迴到隗瑾身上。
裴該打算趁著這個機會，闡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不但是說給隗瑾聽，也是說給張寔和自家將吏聽，於是笑一笑，對隗瑾說：“卿言當以農為重，此言無錯，但重農不等於必要輕商。如今胡、羯作亂，國家衰頹，乃當並重農、工、商、虞各業，使厚積聚，才能富國強兵啊。”
隗瑾拱手道：“《周書》雲：‘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廢。然而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若根不固，遑論枝葉？農為國家之本，本厚而諸業並興，若然本末倒置，如樹根朽爛，雖高十丈，也將枯死……”
裴該打斷隗瑾的話，問他：“卿可曾種過樹麽？”
隗瑾聞言一愣，就聽裴該繼續說道：“卿隻知道，根朽而木枯，然而試問：今有無本之木，其根有何用處？今有無枝葉之木，其本能活幾日啊？農業雖興，人皆耕織，若無人為工、商、虞，國家可能富強麽？”
隗瑾答道：“國家重農，則如木根固，隻要不加砍伐，其本自生，諸業自興。事有輕重緩急，國家政策，也有偏重，臣並非言工商無用，隻是裴公不當過於關注而已。即以今日論，社稷傾頹、人心混亂之際，自當重農興作，商賈之道小哉……”
不等裴該辯駁，他就急促地說道：“今裴公使商賈供輸而可得官，此非漢武之故策乎？彼輩重利而輕義，若使為吏，必然刻剝百姓，使政治汙濁。漢武之世，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其根由皆在於此——是故末吏以為不可，還望裴公三思啊。”
隗瑾的意思，首先聲明，我不是要消滅商業，也不打算跟你在重農還是重商的虛而大的問題上多做糾纏，咱們就事論事，還是說說你的政策失誤吧。
裴該笑笑，迴答說：“卿誤矣。”隨即提高聲音：“商賈輸粟而可為吏，此本漢初之政，非武帝所獨創，那又豈能說‘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是因此政之失啊？漢武朝之弊，為黷武窮兵，糧秣不足則厚斂農夫，轉運不暢則刻薄商賈，為實國庫而使民間貧窮。
“察漢武初執政，外有匈奴之逼，內有諸侯之擾，國用不足，兵戈不強，無奈而止漢初與民休息之政策，聚斂財富，以平內憂外患。其情其景，與今日何其相似？若無孔僅、桑弘羊等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甌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卻，複遠逐之，甌越定，複取西南夷，百世之業，一己為之，這才導致國貧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詔——是其急功近利之過，並非為政之失也。
“而且孔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賈之事，鹽鐵專賣，並且均輸。專賣之策，始於管仲，能使齊國富強，豈非善政？均輸之策，齊勞役而便貢賦，有便於民，有利於國，也非惡政。唯武帝急於求成，頒算緡、告緡之令，使中產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還打算說什麽，裴該擺擺手，阻止他繼續發言，說道：“算緡當為古有——豈有因商致富而不納貢賦於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稅，二緡抽一算……”
緡是貨幣單位，相當於後世的“貫”，二緡就是兩千錢，而一算，曆代說法不同，有說指一百二十錢，有說指二百錢。裴該籠統言之，其實漢武帝的“算緡令”，是要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二緡出一算，對於小手工業者則是四緡出一算，此外私人擁有的車船，也要按數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戶皆隱匿其財，導致‘告緡令’出，隱財者戍邊，告發者可得其半，於是告密之風大行，商賈之家多破。這是涸澤而漁之策，短期內可聚斂大筆財富，卻不利於商業之繁榮。若商不興，如樹木無葉，豈能長活啊？
“我今財用雖不足，卻不重商稅，且使商賈於流通時得利始征，無利不征，前此聚斂之財，也不強取……”
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而不象漢武帝似的，因財征稅，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是壞來的，是短期聚斂的，還是數代積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更不肯置換成車、船等運輸工具。
“如此一來，有若農賦，豐年不加，平年不減，歉年可免，人乃樂於經商、作工，而其獲利厚，國家賦稅也豐，公私兩便。且我與商者官，仍使為商，與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
當然啦，這隻是目前的狀況，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專門負責製定商業政策的，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桑弘羊等人那樣。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隻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
再者說了，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直到漢宣帝，都還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呢，如今可是經漢元、新莽、光武等數十代的哄抬，儒學已成主流，輕易搖撼不得了。
裴該說了一大套話，終歸是需要喘口氣的，隗瑾這才得以插進話去，說：“商賈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製，反而重視，誠恐農人皆將釋耒耜而逐商利，難免搖動根本……”
裴該笑問道：“卿以為，商賈之利幾倍？”
這個問題籠統得有點兒沒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該趁機就說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賈之利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則無數倍，難道農夫都將釋其耒耜，商賈都將傾其珠玉，去立主定國不成嗎？”
這幾倍幾倍的說法，原本出自呂不韋，他這麽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國之利無數倍啊，當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該的意思，象呂不韋這樣的商人，世間能有幾個？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風險便愈大，普通農夫，安能為之？人之秉賦有差，所適合之業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輕農，何至於望風而轉業啊？固然，人往往慣見成功，而不見失敗，若鄉裏有因商致富者，總會嚐試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籌謀對策，或及時稟報朝廷，還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難道是僅僅要他們收取貢賦的嗎？
“世間事，有利則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為，則唯垂手待死而已。國家為政，要在應天時、問風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導。今四方疲敝，百業不興，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須堰河儲水，若天雨導致儲水滿溢，再掘開泄洪可也。若旱時怕洪水，而不敢儲水，又如何能夠活到天雨之時呢？”
裴該這一是為再次聲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臨時性的啦，臨時性的，你們別太過反對。同時也暗示，倘若商業的發展影響到農業生產，我自然會收緊口子，而倘若還沒有這種危機萌現，那你們也別求我改變政策。
他的話句句占著理，卻又極其油滑，隗瑾雖然不大以為然，但一時也找不到下嘴之處，隻好把話題給兜迴來：“既然如此，裴公又為何要西賈輸入銀錢啊？錢之為物，隻便流通，饑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該轉向張寔，問他：“請教張公，今西賈自西域輸來，都是何物？”
張寔迴答說：“多殊方異物，及馬駝、毛皮、珠寶等。”
裴該點一點頭，說：“若有西方種籽，張公可留意，是否能夠種之於中國，可使多貢。馬駝、毛皮亦皆可留，至於珠寶，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為兵，非急需之物，可貶其值，命其輸入銀錢。”
然後才轉過來對隗瑾說：“錢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於商業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問道：“若田地少產出，錢如何易食啊？桑蠶不繁盛，錢如何易衣啊？”
裴該笑著說，話又兜迴來了，我也沒說不重耕織啊，而且——“耕織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斂田土、奴婢，盛造莊院、塢堡，屯積糧、帛。市間諸肆皆空，而莊院倉廩豐盈，所為何故？隗卿可想過麽？”
“還請裴公指教。”
裴該笑道：“正是因為商業不興，商賈不通之故啊。則士人所能得者，唯有田土、奴婢、糧食、布帛，難以交易他方之物，隻能屯積。今若有商賈自遠方來，供與殊物，則士見之，一則貪其物而欲易之，二則以為商賈既能至此，地方必然平靖，也不必多儲糧、帛。如此則釋出之糧、帛，可賣於市肆，百姓乃無饑餒、凍寒之虞，豈不是好？”
其實尚有一層好處他還不敢說，那就是一旦工商業興盛了，就可能會有大地主逐財，把資金投放到非農業領域去，從而釋放出一部分耕地來，保障國家的基本農業稅收。
隗瑾本非有備而來，勢又不可能一定要在酒席宴間駁倒裴該，而且斜眼瞧著自家主公張寔的臉色很不好看，最終也隻好屈服了，深深一揖道：“既然裴公已有長策，瑾就國家之事，不便再多置喙。唯望裴公多諮詢賢者，切勿妄定國策。”
這算是架了個台階，裴該也就趁機收篷。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於是轉過頭來，就對張寔說：“我書記郭景純，善能相人，可使他為張公一相，如何啊？”
就此經過千年積累，逐漸形成習慣，哪怕後來到了明朝，來自日本和新大陸的銀貨大量流入，政府甚至於以銀兩來征收賦稅，但也沒想著要鑄銀幣，都是先鑄成錠，然後剪碎了用，極其的不方便。
兩晉之際，舊錢多毀，新錢未鑄，極大影響了商業流通，所以裴該才會想到在徐州開礦鑄“吉錢”。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此舉杯水車薪，對於自己聚斂財物能起一定作用，對於整個國家，哪怕是自己統治區內的商業發展，收效實在有限。
因而今日在款待張寔的酒宴上，談到了西域問題、絲路貿易問題，他就猛然間想到，我能不能嚐試著從西方引入銀幣來，以補銅錢的不足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大課題，裴該也是臨時起意，是否有效，也還缺乏仔細的斟酌和研討。
隻是按照常理想來，你讓西來商賈多帶銀幣而不是貨物，他們肯定樂意啊——貴金屬比較方便運輸嘛——而隻要自己出台政策，準許流通，中國商人們也必然樂意使用。所以先跟張寔打個商量，你看這樣行不行啊？
誰想張寔尚且不置可否，隗瑾就先開言表示反對。裴該倒也是真心地想聽聽這位隗參軍的意見，便即阻止了張寔的斥喝，甚至於還端著酒盞站起身來，走到隗瑾麵前，說：“我適才所言，有何不妥，卿可明言勿隱。”
隗瑾躬身答道：“裴公適才雲，欲使西商多輸入銀錢，以便商賈流通。然而瑾以為，國家以農為本，商為末業，大司馬誌在抒難興國，理當重視耕織，垂顧於田土，而不應關注商賈。末吏在涼州，亦曾聽聞裴公獎勵工商，凡有所輸，必給名爵，竊以為此乃搖動國本之害，不知誰人以教裴公，裴公慎勿輕聽！”
裴該心道原來你想說這些，我還以為你對貨幣政策有什麽獨到的見解呢。當即先環顧一番左右，然後重新把目光又落迴到隗瑾身上。
裴該打算趁著這個機會，闡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不但是說給隗瑾聽，也是說給張寔和自家將吏聽，於是笑一笑，對隗瑾說：“卿言當以農為重，此言無錯，但重農不等於必要輕商。如今胡、羯作亂，國家衰頹，乃當並重農、工、商、虞各業，使厚積聚，才能富國強兵啊。”
隗瑾拱手道：“《周書》雲：‘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廢。然而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若根不固，遑論枝葉？農為國家之本，本厚而諸業並興，若然本末倒置，如樹根朽爛，雖高十丈，也將枯死……”
裴該打斷隗瑾的話，問他：“卿可曾種過樹麽？”
隗瑾聞言一愣，就聽裴該繼續說道：“卿隻知道，根朽而木枯，然而試問：今有無本之木，其根有何用處？今有無枝葉之木，其本能活幾日啊？農業雖興，人皆耕織，若無人為工、商、虞，國家可能富強麽？”
隗瑾答道：“國家重農，則如木根固，隻要不加砍伐，其本自生，諸業自興。事有輕重緩急，國家政策，也有偏重，臣並非言工商無用，隻是裴公不當過於關注而已。即以今日論，社稷傾頹、人心混亂之際，自當重農興作，商賈之道小哉……”
不等裴該辯駁，他就急促地說道：“今裴公使商賈供輸而可得官，此非漢武之故策乎？彼輩重利而輕義，若使為吏，必然刻剝百姓，使政治汙濁。漢武之世，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其根由皆在於此——是故末吏以為不可，還望裴公三思啊。”
隗瑾的意思，首先聲明，我不是要消滅商業，也不打算跟你在重農還是重商的虛而大的問題上多做糾纏，咱們就事論事，還是說說你的政策失誤吧。
裴該笑笑，迴答說：“卿誤矣。”隨即提高聲音：“商賈輸粟而可為吏，此本漢初之政，非武帝所獨創，那又豈能說‘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是因此政之失啊？漢武朝之弊，為黷武窮兵，糧秣不足則厚斂農夫，轉運不暢則刻薄商賈，為實國庫而使民間貧窮。
“察漢武初執政，外有匈奴之逼，內有諸侯之擾，國用不足，兵戈不強，無奈而止漢初與民休息之政策，聚斂財富，以平內憂外患。其情其景，與今日何其相似？若無孔僅、桑弘羊等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甌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卻，複遠逐之，甌越定，複取西南夷，百世之業，一己為之，這才導致國貧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詔——是其急功近利之過，並非為政之失也。
“而且孔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賈之事，鹽鐵專賣，並且均輸。專賣之策，始於管仲，能使齊國富強，豈非善政？均輸之策，齊勞役而便貢賦，有便於民，有利於國，也非惡政。唯武帝急於求成，頒算緡、告緡之令，使中產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還打算說什麽，裴該擺擺手，阻止他繼續發言，說道：“算緡當為古有——豈有因商致富而不納貢賦於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稅，二緡抽一算……”
緡是貨幣單位，相當於後世的“貫”，二緡就是兩千錢，而一算，曆代說法不同，有說指一百二十錢，有說指二百錢。裴該籠統言之，其實漢武帝的“算緡令”，是要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二緡出一算，對於小手工業者則是四緡出一算，此外私人擁有的車船，也要按數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戶皆隱匿其財，導致‘告緡令’出，隱財者戍邊，告發者可得其半，於是告密之風大行，商賈之家多破。這是涸澤而漁之策，短期內可聚斂大筆財富，卻不利於商業之繁榮。若商不興，如樹木無葉，豈能長活啊？
“我今財用雖不足，卻不重商稅，且使商賈於流通時得利始征，無利不征，前此聚斂之財，也不強取……”
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而不象漢武帝似的，因財征稅，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是壞來的，是短期聚斂的，還是數代積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更不肯置換成車、船等運輸工具。
“如此一來，有若農賦，豐年不加，平年不減，歉年可免，人乃樂於經商、作工，而其獲利厚，國家賦稅也豐，公私兩便。且我與商者官，仍使為商，與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
當然啦，這隻是目前的狀況，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專門負責製定商業政策的，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桑弘羊等人那樣。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隻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
再者說了，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直到漢宣帝，都還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呢，如今可是經漢元、新莽、光武等數十代的哄抬，儒學已成主流，輕易搖撼不得了。
裴該說了一大套話，終歸是需要喘口氣的，隗瑾這才得以插進話去，說：“商賈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製，反而重視，誠恐農人皆將釋耒耜而逐商利，難免搖動根本……”
裴該笑問道：“卿以為，商賈之利幾倍？”
這個問題籠統得有點兒沒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該趁機就說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賈之利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則無數倍，難道農夫都將釋其耒耜，商賈都將傾其珠玉，去立主定國不成嗎？”
這幾倍幾倍的說法，原本出自呂不韋，他這麽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國之利無數倍啊，當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該的意思，象呂不韋這樣的商人，世間能有幾個？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風險便愈大，普通農夫，安能為之？人之秉賦有差，所適合之業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輕農，何至於望風而轉業啊？固然，人往往慣見成功，而不見失敗，若鄉裏有因商致富者，總會嚐試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籌謀對策，或及時稟報朝廷，還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難道是僅僅要他們收取貢賦的嗎？
“世間事，有利則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為，則唯垂手待死而已。國家為政，要在應天時、問風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導。今四方疲敝，百業不興，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須堰河儲水，若天雨導致儲水滿溢，再掘開泄洪可也。若旱時怕洪水，而不敢儲水，又如何能夠活到天雨之時呢？”
裴該這一是為再次聲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臨時性的啦，臨時性的，你們別太過反對。同時也暗示，倘若商業的發展影響到農業生產，我自然會收緊口子，而倘若還沒有這種危機萌現，那你們也別求我改變政策。
他的話句句占著理，卻又極其油滑，隗瑾雖然不大以為然，但一時也找不到下嘴之處，隻好把話題給兜迴來：“既然如此，裴公又為何要西賈輸入銀錢啊？錢之為物，隻便流通，饑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該轉向張寔，問他：“請教張公，今西賈自西域輸來，都是何物？”
張寔迴答說：“多殊方異物，及馬駝、毛皮、珠寶等。”
裴該點一點頭，說：“若有西方種籽，張公可留意，是否能夠種之於中國，可使多貢。馬駝、毛皮亦皆可留，至於珠寶，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為兵，非急需之物，可貶其值，命其輸入銀錢。”
然後才轉過來對隗瑾說：“錢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於商業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問道：“若田地少產出，錢如何易食啊？桑蠶不繁盛，錢如何易衣啊？”
裴該笑著說，話又兜迴來了，我也沒說不重耕織啊，而且——“耕織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斂田土、奴婢，盛造莊院、塢堡，屯積糧、帛。市間諸肆皆空，而莊院倉廩豐盈，所為何故？隗卿可想過麽？”
“還請裴公指教。”
裴該笑道：“正是因為商業不興，商賈不通之故啊。則士人所能得者，唯有田土、奴婢、糧食、布帛，難以交易他方之物，隻能屯積。今若有商賈自遠方來，供與殊物，則士見之，一則貪其物而欲易之，二則以為商賈既能至此，地方必然平靖，也不必多儲糧、帛。如此則釋出之糧、帛，可賣於市肆，百姓乃無饑餒、凍寒之虞，豈不是好？”
其實尚有一層好處他還不敢說，那就是一旦工商業興盛了，就可能會有大地主逐財，把資金投放到非農業領域去，從而釋放出一部分耕地來，保障國家的基本農業稅收。
隗瑾本非有備而來，勢又不可能一定要在酒席宴間駁倒裴該，而且斜眼瞧著自家主公張寔的臉色很不好看，最終也隻好屈服了，深深一揖道：“既然裴公已有長策，瑾就國家之事，不便再多置喙。唯望裴公多諮詢賢者，切勿妄定國策。”
這算是架了個台階，裴該也就趁機收篷。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於是轉過頭來，就對張寔說：“我書記郭景純，善能相人，可使他為張公一相，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