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已經蕩起，山上的樹木泛起了綠意，校園中的丁香吐出暖人的香氣。關山月為自己的第一天高中生活而愉悅，他從心底鼓勵自己，該把這種愉悅延展到今後生活的每一天，直到永遠。
一九七二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下午，高一二班的教室裏同學都在悶頭做功課，隻有筆和紙的親吻聲。間或有同學在商量課題，也是把聲音壓得低低的，隻要對方能聽到就是了。
關山月在洪大誌的幫助下，正在補習數學。沒想到短短的一個月時間，關山月的數學課落下整整兩章的內容，這讓關山月有些吃不消。他知道數學課最講層次性，倘若一節課沒弄明白，那就像壘樓房丟了一層架構一樣難以為繼，其結果，一定是出豆腐渣工程，房倒屋塌是注定的。迴到校園後，關山月沒有顧及其他課程，一直起早貪黑為數學努力，他不想在數學上失敗，他知道數學還是化學和物理的基礎。
新學期開學後，校方的態度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過去那種懶散的管理被一夜之間掃除，出現在校園的是一種“文革”以來從未見到的緊張和上進。課上課下老師們攢足力氣，恨不能一下子讓自己的學生成為知識的化身；同學們學習的積極性像噴發的火山，星奔川鶩般高漲起來。高中部恢複了早自習和晚自習，住校生和家住在附近的學生，除禮拜六外，都在學校上早晚自習，晚自習每天都堅持到晚上九點半。這讓同學們沒有了一絲雜想的機會。
關山月他們這屆同學住校的不少，有二十幾人，男生和女生幾乎各占一半，全是南校和東校來的同學。
學校專門為遠道的同學設立了住宿區。住宿區在學校前趟房東邊第一棟校舍，有食堂和宿舍。食堂把西頭，接下來是老師宿舍，然後是學生宿舍。女舍在東數第五間，男舍在西數第六間。再東邊是一個住家，住著一戶從省城來驛東插隊的五七戰士，五七戰士家有兩個在驛馬九中讀書的學生，一個在高二，一個在初一。
學生宿舍開始是上下鋪，後來住宿生減少，都改成下鋪。
關山月雖然家就在學校後院，但為了湊趣，他常在男舍陪同學們住，尤其是禮拜天人少的時候，他常到宿舍陪那些沒有迴家的同學們住。所以，關山月與眾多南校和東校的同學結成了深厚的同學情誼。
這一時期是驛馬九中在學生管理上做得最好的時期。學校抓學生管理的是原來的體育老師劉國山，劉老師本沒有當過兵，但他卻一身的兵氣，經常用一些手段逼迫同學們遵守他那套“法西斯式”章程。不管是住校生還是其他學生，隻要一踏進學校就成為他的“專政對象”，必須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給關山月的印象一個字：“嚴”，四個字：“嚴得沒邊”。劉老師常用的工作方法是一打、二拉。打，是動不動就讓同學蹲禁閉，並常用“開除”這兩個字來嚇唬同學；拉，是經常找同學談心，用個人感情熔解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
他的權力用得是時候，若用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定會有人告他侵犯人權，……不，是嚴重侵犯人權！可那時的學生沒誰能這樣想，大家都乖乖地聽，骨子裏聽老師的話永遠是學生的天職，更何況同學們都知道，這劉老師是為大家好呢！所以，三年的學習生活結束，關山月他們這屆高中同學，沒誰是大逆不道的狂徒，更沒有一個像二十一世紀學生這樣的早戀者。
關山月他們這屆學生是幸運的，剛入高中不久就趕上“教育迴潮”，學校的教學開始走向正軌。中斷了五、六年的教學考試開始恢複，尤其是已經被同學們忘卻了的課堂測驗也逐漸多了起來。一股濃濃的學習氛圍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生成、成長。直到畢業，這種旺盛的學習氛圍一直是關山月他們這屆高中生活的主色調。關山月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偏得的一屆，上屆隻趕上“教育迴潮”的頭，下屆隻趕上“教育迴潮”的尾，而關山月他們則是實踐了“教育迴潮”的全過程。可惜，沒有恢複高考，同學們沒有學習的動力，學習熱情不高，這無疑影響了大家對知識的掌握。
這迴潮隨著鄧大人的第三次被打倒而結束。
關山月和洪大誌正聚精會神的做數學題，一個女同學走到關山月的課桌前，用春日裏山鳥吟唱般的語調對關山月說道：“關山月，你有時間的話，我想找你談談。”
關山月抬起頭，看一眼這位女同學，他還從未見過這樣端莊、恬靜、成熟的女生。粉紅的臉頰，一雙細長的眼睛閃動著慈善的光，滿麵都是笑容，笑得既矜持又燦爛。
關山月沒有能力拒絕這樣一個女同學的相約，他答應道：“好的，等我們把這道題做完。”
女生迴到了自己的座位，關山月問洪大誌：“哎，大誌，你告訴我，這個同學叫什麽。”
洪大誌把他那特有的核桃眼翻了翻，說：“你小子不想進步了，連她叫什麽你都不知道？她是咱們班的團書記，校團委副書記，叫隋玉珍，南校來的。”
一九七一年底，五七戰士開始陸續返城，一些城裏來的孩子像走親戚一樣，在農村逛了一遭，陸續迴城了。留在農村的不多。與關山月是小學同窗的十幾個城裏孩子，隻剩下洪大誌他們為數不多的三位。此時的洪大誌成了關山月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怎麽知道，我才來學校四天，中間還休了一個禮拜天。”關山月一邊反駁，一邊問：“她找我能有什麽事呢？”
“什麽事，一定是好事，提高你的政治覺悟，讓你思想上進步，入團唄。她可認真了，一個月的時間，咱們班的同學她都談遍了，一到下午沒有課，她就找同學談話。”洪大誌說。
“她找你談過嗎？”
洪大誌見關山月問，迴答道：“談了，開學後的第二個星期二談的。”
“啊，她這人學習咋樣？”關山月對同學的評價，自小學上學後一直停留在對文化課的學習上，成績好的他佩服，成績不好的即便是紅小兵的領袖級人物，和紅衛兵的領袖級人物，他也瞧不起。
“學習成績一般，幾次考試和測驗都沒進前二十名，在三十名上下徘徊。但很刻苦，無論是課堂提問，還是課間做題都很認真。老師表揚她，說她是全班進步最快的一個。”
一向清高的洪大誌能這樣的談論一個學習成績一般的同學，對關山月觸動不小，他從內心對隋玉珍這個同學產生些許的好感。
此刻的學校還處於“文革”慣性的推動下，雖然學習是學生們的主務，但政治依然是學生們的靈魂，不可缺少的生命。
林彪元帥爆炸在外蒙，隨著《五七一工程紀要》昭告天下，一句“紅衛兵成了替罪羔羊”，概括了紅衛兵組織當時的處境——“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已經不像“文革”初期那樣吃香，開始走向沒落。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夏之交，學校裏，初中雖然依然有紅衛兵組織存在，但這組織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活力，其最明顯的佐證就是紅衛兵可以不戴袖標。不像有些超常的“文革否定派”說的那樣——“紅衛兵組織一直活躍到一九七六年”——這不是事實，真實的曆史是：紅衛兵組織到一九七一年中期，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在高中，紅衛兵組織已經淡出，而共青團則成為學生政治生活中的中堅力量，每個學生都向往著共青團組織，希望早日加入。都以能夠早日加入團組織而興高采烈，而放射出成就感。
同學們都清楚，工農兵大學生的出現為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空間。這種空間的獲得，首先取決於你政治上的進步，然後才是其他的什麽東西。文化課的學習在工農兵大學生的選拔中，所占據的分量不及政審的四分之一。
班級團書記的主動約見，讓關山月有些受寵，他匆匆忙忙結束了跟洪大誌的數學補習，收拾好課桌上的學習用品，快步來到隋玉珍的麵前，輕聲說道：“隋玉珍，你有時間嗎？我們可以談談了。”
隋玉珍對關山月能叫出自己的名字很驚訝，抬起一張疑惑的臉，楞了片刻，才緩過神來說：“啊，好的，我們到教室的外麵走走吧。”
太陽已經偏西，像棉絮一樣柔軟的春風，翻滾在校園裏。林木雖沒有綻開樹葉，但已經染上了碧色。紅磚鋪就的小路上，幾乎並肩走著這樣一對年輕人，他（她）們像二十一世紀漫步在校園裏的戀人一樣談著關於如何能政治立場堅定，能思想進步，能早日加入團組織的事。
“我知道你是北校裏學習比較拔尖的同學，在初中時擔任過班級的學生幹部，一向是思想進步，立場堅定，有著正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我今天找你談，主要是征求一下，你對班級團組織各項活動開展的意見，你有什麽樣的想法和建議盡管跟我談，我一定認真聽。”
關山月聽得出隋玉珍這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從態度上看還是滿誠懇的，他有些被打動。
雖然這個話題拿到二十一世紀會被今天的學生們恥笑，甚至唾棄，但在當時有著強大的政治魅力，是每個青年學生必須麵對和必須答好的人生話題。
“對於團組織的活動，我真的沒有想過，我一直沒有這方麵工作的經驗。再說，我與學校和班級的各項活動總是保持著不該有的距離，像勞動這樣要求一個人政治品質的活動，從來都不是我的強項。要我說團的活動該如何開展，真有些趕鴨子上架。隻說一點吧，我以為團的活動，要反映出年輕人的特點來，不能過於呆板，要賦予活力，更該是多種多樣的，政治學習必不可少，文化課競賽也要搞，文娛活動也不能缺少，像板報了、各種學習園地了都可以搞，這方麵我還能做些工作，有些活計我都可以做。”關山月說出了心裏話，有些毛遂自薦的意思。
“好，我跟團支部的其他同學商量一下，開個會，把班上的各種學習園地先辦起來；再跟學校團委的趙老師請示一下，把學校的板報辦起來。看來這方麵你是行家，今後你要多做些工作啦。”隋玉珍停住腳步，手扶著籃球架子，跟關山月認真地交換著想法。
“隻要組織信任，我一定去盡力把工作幹好的。到時候希望組織和同學們多提意見。”關山月也停住了腳步，用鞋後跟登著地上的泥土，跟隋玉珍坦露著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隻是心裏更想知道，隋玉珍對自己解決團組織問題的打算。關山月明知道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們還沒有許官許願的習慣，但他還是這樣地去想。
隋玉珍在談了一些關於同學間互相幫助，互相信任，互相學習的話題後，才轉到組織發展上來，她說：“至於組織發展的問題，不管是誰，隻要你積極要求進步，積極參加學校和班級的各項活動，是能很快解決的。我建議你要給組織寫申請書，還要按時匯報自己的思想，要經常找一找支部其他同學談談心，交流一下思想，求得大家的幫助。”
聽隋玉珍說，關山月精神為之一震，趕緊表態：“請組織放心，我一定接受組織的考驗，積極參加學校和班級組織的各項活動，爭取早日在思想上入團。”
關山月以為談話該到結束的時候了，沒想到，隋玉珍最後說道：“關山月，對咱們班上的工作我真有些擔心，同學們來自三所學校，自然形成三個小團團，不容易往一塊捏，要是三股繩能往一塊擰就好了。我真希望在以後的工作和學習中，你能支持我的工作，把班級的各項活動開展好。”
四天時間，隋玉珍已經發現，關山月在北校同學中是一個人物，多數同學都和他要好，尤其是女同學，雖然都把關山月當弟弟看，但她們對關山月有些言聽計從的樣子。
關山月忽然明白了隋玉珍找自己談話的真實目的，他有些失望，但覺得這個女同學還真不簡單，能抓住一個團體中影響其進步的最致命的弱點是什麽，該從什麽地方下手。一個青年人能有這樣的領導智慧，是不多見的。
隋玉珍的擔心不假。
在高一二班，從東校來的同學有10人，從南校來的同學有22人，從北校來的同學有38人。
隋玉珍沒有用“山頭”、“派係”來形容高一二班同學間的關係狀況，而用了通俗的“團團”。別看關山月才上了四天學，但對這“團團”已經有所意識。每當下課、上課，同學們進進出出時，你無論如何都能覺察到地域“團團”的存在，尤其是女同學更為明顯，三一幫倆一串。
給關山月的感覺是：東校的同學地域觀念最強，人少勢弱，好像受到一種自卑感的驅使，總有怕受氣的樣子；其次是南校，南校的同學雖然人數不少，但總覺得是到了一個生地方，有些眼暈。北校的同學倒是有著一種自豪感，守家在地，人又多，有些還是公社領導或者社直單位領導家的孩子，但年齡小，大大咧咧，在班級和學校沒人但當重要角色，唯一能但當重要角色的程世景隨著其父親工作的調動去了外公社，所以在高一二班北校的同學沒有像其他兩所學校那樣抱成團。
作為班級的學生領袖人物，隋玉珍能夠看清這一點，足以讓關山月俯首稱臣。關山月從入小學以來，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學習差勁，又在班級擔任角色的同學，他以為學生的資本就是學習，沒有想到組織能力也是學生必須掌握的生存手段。今天，他看到了一個在學習上弱項，但很努力，可在組織工作上強項的同學，他從內心更加佩服這個學習一般化的女生。
隋玉珍，出生在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裏，家住在榆樹大隊大榆樹屯，年齡大關山月四歲。
隋玉珍的童年是在苦痛中度過的，父母年老多病，她成了家裏擔當生活重擔的主力，剛上小學六年級便輟學，迴鄉務農。她在生產隊與繁重的農活廝磨三年，吃盡了苦難。在這三年裏，到學校讀書一直是她的夢想，從未間斷。
上天不負有心人。一九七○年夏，南校的一位老師領著學生到隋玉珍所在的生產隊參加義務勞動，隋玉珍被生產隊長派去給老師和學生們端菜端飯。這位老師看到她小小年紀便下地勞動，心生憐憫，想幫她圓上重新讀書的夢。於是，這位老師搖動唇舌動員學校領導把她特招入校，插班到關山月他們這一屆，她才得以讀初中。此時，她已過及笄之年。
入學後，以她的誠實和勤奮很快博得老師與同學們的熱愛，她很快被推舉為班級幹部，不久被推舉為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兒，後來成為團組織的領袖。她盡職盡責，在完成自身學習任務的同時，優秀地完成了學校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尤其是勞動，當仁不讓，永遠在同學中成為楷模。
升高中時，她的考分並不高，三科，每科百分卷子，隻得了147分，沒有過線；不可諱言地說她站了政審高票這一先，在隻有36%升學率的況味下得以順利地到驛馬九中來就讀，又被學校重視，任命為高一二班的團書記，學校團委的副書記，成了關山月他們這屆學生的領袖，不能不說是她的幸運和成就使然。
以她的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能有這樣的成就，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很正常，倘若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就是籃球那麽大的雨點子恐怕也不會落在她身上，這樣一個在學校能加分的位子早被官宦人家的少爺、小姐搶了去。所以說，毛澤東的時代承認能力，不承認勢力。
這屆中考，跟隋玉珍一樣受到政治青睞的同學不少，整個驛東公社有18人。三門功課不到百分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低分者以“紅衛兵”正、副大隊長、正、副中隊長，學年和班級的正、副連長、正、副排長，團組織的正、副團書記和委員者居多。其中原抗大中學紅衛兵組織的一號人物洪英華，三科成績隻有88分。說真話，這些人都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就這一點不能不讓人刮目。
雖然，這屆中考的成績沒有對外公布，但沒有不透風的牆，不用說其他渠道，細心的同學從教導處桌麵上放著的檔案中就能看到。
這次中考沒有統一的錄取分數線，三所中學自己掐定分數線。北校的分數線是194分，東校的分數線是191分，南校的分數線是190分。
北校第一名是譚四平，第二名是洪大誌，第三名是寧雅菊，第四名是關山月；東校第一名是丁福臣，第二名是蔣光久，第三名是華春芬，第四名是董桂仁；南校第一名是王祥順，第二名是全喜慶，第三名是方湘玉，第四名是邵臣民。
原來學校計劃招生兩個教學班，120人，後來擴招至140人。
進入各校錄取分數線的同學是144名，但沒有被驛馬九中全部錄取，隻錄取了122人。剩餘的22人中，有19人被發配到外公社的一所新校就讀。這些同學考試成績都很高，隻是政審上出些“小毛病”。
還有三人，是政審上出了“大毛病”，其中有兩人父親被判刑，一人的哥哥參見過“反動的會道門”。
迴到教室，洪大誌悄悄地問關山月：“書記找你談什麽了？”
關山月毫不保留地向洪大誌做了匯報，並稱讚了隋玉珍。
洪大誌狡黠地說道：“你小子要注意，聽他們南校的同學說，咱們書記可是名花有主了，從小她父母包辦訂的娃娃親，你別錯打主意。”
“娃娃親？”關山月聽洪大誌說，不自覺的問道。
“是娃娃親，咱們班訂娃娃親的不光她一個，東校來的女同學還有兩個呢，一個是華春芬，學校團委的宣傳委員，她爸是公社的財糧助理，一個是李玲華，她爸是供銷社藥材組的售貨員。”
關山月清楚，那時在偏遠鄉村住著的國家工作人員很多，他們常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但沒想到兩位國家幹部，竟然能這樣的腐朽，給自己的孩子訂什麽娃娃親。由此，關山月想到了自己的父親，父親雖然是個農民，但從思想上遠沒有這樣的落後，這樣的短視，他無論如何是不會給自己的子女訂娃娃親的。相形見絀，關山月無形間，產生對國家幹部的鄙視，過去那種無條件的敬仰頓時打了折扣。
關山月也佩服洪大誌這位女生研究專家，能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把女同學的身世搞得明明白白。
可關山月哪裏知道，自從洪大誌與他同窗的那天起，就把他關山月當做爭取女生好感的競爭對象。
其實，此時的關山月沒有一絲這方麵的想法，有的隻是“學習”和“進步”這四個字。關山月知道，以他的家庭，以他的實力，不學習是不能進步的，不進步是永遠也無法立足於這個紛擾的社會的。
“封建，封建，封建。”關山月連續道出三個封建來，足見他的憤恨程度。也從此，關山月對這三個女同學敬而遠之，心中產生一種莫名的痛楚。
隋玉珍不知道這些情況的發生，她在與關山月談話的第三天，把學校板報的事交待給了關山月，把班級辦學習園地的事也交待給了關山月。這是關山月願意幹的活計，關山月欣然接受了。
時間一晃到了六月份，正是楊柳綻放，鮮花盛開的季節。五號一早，關山月剛到校，就被新到任的數學老師馬先生叫到了數學教研室。
馬先生對關山月說：“咱們公社去外公社就讀的你們這屆同學，經過縣裏決定迴驛馬九中就讀了，這樣整個一年級一百六十多人，兩個教學班無法容納下。學校請示縣裏，決定增加一個教學班。經學校領導研究，決定我為三班的班主任，你來當這個班的班長。這是個新班級，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別讓那兩個班級落下。”
馬先生是一個慈祥的長者，為人的和善是驛馬九中首屈一指的。他像一個慈祥的父親交代家事一樣跟關山月交代著班級的工作。
此時，驛馬九中數學權威孟老師已經被公社調去，做黨委秘書。此前，被公社調去的驛馬九中老師，一年來多達五人，副校長仲雲顯去公社做了革委會副主任，副校長聞天德去公社做了革委會副主任，團委書記趙超群去公社做了文教助理，曆史老師孫全澤去公社做了民政助理，生物老師付桂春去公社的農站做了技術員。這些人都是學校的精英。學校儼儼成為公社領導和幹部的搖籃。
馬先生的數學課講得也很棒，但課堂上沒有孟老師那樣富有激情。這源於馬先生出身在地主家庭，這樣的出身迫使他講話一定要深思熟慮，不敢有半點閃失。長此以往，馬先生在課堂上也是慢聲慢語，不肯多說一句。
轉瞬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年底，城裏的學生大部分返城，加之讀書無用論的衝擊，和南校一些同學倒戈去了鄰縣的一說高中，驛馬九中高中一年級學額銳減，三個教學班已經不到130人，學校決定拚班，恢複原有的兩個教學班的建製，原來一班的同學迴一班，原來二班的同學迴二班，從外公社迴來的同學，平均分配。
關山月又迴到了二班，從操就業，竟然當起初中做過的勞動委員來。二班的班主任依然是禹老師。
一九七二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下午，高一二班的教室裏同學都在悶頭做功課，隻有筆和紙的親吻聲。間或有同學在商量課題，也是把聲音壓得低低的，隻要對方能聽到就是了。
關山月在洪大誌的幫助下，正在補習數學。沒想到短短的一個月時間，關山月的數學課落下整整兩章的內容，這讓關山月有些吃不消。他知道數學課最講層次性，倘若一節課沒弄明白，那就像壘樓房丟了一層架構一樣難以為繼，其結果，一定是出豆腐渣工程，房倒屋塌是注定的。迴到校園後，關山月沒有顧及其他課程，一直起早貪黑為數學努力，他不想在數學上失敗，他知道數學還是化學和物理的基礎。
新學期開學後，校方的態度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過去那種懶散的管理被一夜之間掃除，出現在校園的是一種“文革”以來從未見到的緊張和上進。課上課下老師們攢足力氣，恨不能一下子讓自己的學生成為知識的化身；同學們學習的積極性像噴發的火山，星奔川鶩般高漲起來。高中部恢複了早自習和晚自習，住校生和家住在附近的學生，除禮拜六外，都在學校上早晚自習，晚自習每天都堅持到晚上九點半。這讓同學們沒有了一絲雜想的機會。
關山月他們這屆同學住校的不少，有二十幾人，男生和女生幾乎各占一半，全是南校和東校來的同學。
學校專門為遠道的同學設立了住宿區。住宿區在學校前趟房東邊第一棟校舍，有食堂和宿舍。食堂把西頭，接下來是老師宿舍，然後是學生宿舍。女舍在東數第五間，男舍在西數第六間。再東邊是一個住家，住著一戶從省城來驛東插隊的五七戰士，五七戰士家有兩個在驛馬九中讀書的學生，一個在高二，一個在初一。
學生宿舍開始是上下鋪，後來住宿生減少，都改成下鋪。
關山月雖然家就在學校後院，但為了湊趣，他常在男舍陪同學們住，尤其是禮拜天人少的時候，他常到宿舍陪那些沒有迴家的同學們住。所以，關山月與眾多南校和東校的同學結成了深厚的同學情誼。
這一時期是驛馬九中在學生管理上做得最好的時期。學校抓學生管理的是原來的體育老師劉國山，劉老師本沒有當過兵，但他卻一身的兵氣，經常用一些手段逼迫同學們遵守他那套“法西斯式”章程。不管是住校生還是其他學生，隻要一踏進學校就成為他的“專政對象”，必須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給關山月的印象一個字：“嚴”，四個字：“嚴得沒邊”。劉老師常用的工作方法是一打、二拉。打，是動不動就讓同學蹲禁閉，並常用“開除”這兩個字來嚇唬同學；拉，是經常找同學談心，用個人感情熔解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
他的權力用得是時候，若用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定會有人告他侵犯人權，……不，是嚴重侵犯人權！可那時的學生沒誰能這樣想，大家都乖乖地聽，骨子裏聽老師的話永遠是學生的天職，更何況同學們都知道，這劉老師是為大家好呢！所以，三年的學習生活結束，關山月他們這屆高中同學，沒誰是大逆不道的狂徒，更沒有一個像二十一世紀學生這樣的早戀者。
關山月他們這屆學生是幸運的，剛入高中不久就趕上“教育迴潮”，學校的教學開始走向正軌。中斷了五、六年的教學考試開始恢複，尤其是已經被同學們忘卻了的課堂測驗也逐漸多了起來。一股濃濃的學習氛圍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生成、成長。直到畢業，這種旺盛的學習氛圍一直是關山月他們這屆高中生活的主色調。關山月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偏得的一屆，上屆隻趕上“教育迴潮”的頭，下屆隻趕上“教育迴潮”的尾，而關山月他們則是實踐了“教育迴潮”的全過程。可惜，沒有恢複高考，同學們沒有學習的動力，學習熱情不高，這無疑影響了大家對知識的掌握。
這迴潮隨著鄧大人的第三次被打倒而結束。
關山月和洪大誌正聚精會神的做數學題，一個女同學走到關山月的課桌前，用春日裏山鳥吟唱般的語調對關山月說道：“關山月，你有時間的話，我想找你談談。”
關山月抬起頭，看一眼這位女同學，他還從未見過這樣端莊、恬靜、成熟的女生。粉紅的臉頰，一雙細長的眼睛閃動著慈善的光，滿麵都是笑容，笑得既矜持又燦爛。
關山月沒有能力拒絕這樣一個女同學的相約，他答應道：“好的，等我們把這道題做完。”
女生迴到了自己的座位，關山月問洪大誌：“哎，大誌，你告訴我，這個同學叫什麽。”
洪大誌把他那特有的核桃眼翻了翻，說：“你小子不想進步了，連她叫什麽你都不知道？她是咱們班的團書記，校團委副書記，叫隋玉珍，南校來的。”
一九七一年底，五七戰士開始陸續返城，一些城裏來的孩子像走親戚一樣，在農村逛了一遭，陸續迴城了。留在農村的不多。與關山月是小學同窗的十幾個城裏孩子，隻剩下洪大誌他們為數不多的三位。此時的洪大誌成了關山月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怎麽知道，我才來學校四天，中間還休了一個禮拜天。”關山月一邊反駁，一邊問：“她找我能有什麽事呢？”
“什麽事，一定是好事，提高你的政治覺悟，讓你思想上進步，入團唄。她可認真了，一個月的時間，咱們班的同學她都談遍了，一到下午沒有課，她就找同學談話。”洪大誌說。
“她找你談過嗎？”
洪大誌見關山月問，迴答道：“談了，開學後的第二個星期二談的。”
“啊，她這人學習咋樣？”關山月對同學的評價，自小學上學後一直停留在對文化課的學習上，成績好的他佩服，成績不好的即便是紅小兵的領袖級人物，和紅衛兵的領袖級人物，他也瞧不起。
“學習成績一般，幾次考試和測驗都沒進前二十名，在三十名上下徘徊。但很刻苦，無論是課堂提問，還是課間做題都很認真。老師表揚她，說她是全班進步最快的一個。”
一向清高的洪大誌能這樣的談論一個學習成績一般的同學，對關山月觸動不小，他從內心對隋玉珍這個同學產生些許的好感。
此刻的學校還處於“文革”慣性的推動下，雖然學習是學生們的主務，但政治依然是學生們的靈魂，不可缺少的生命。
林彪元帥爆炸在外蒙，隨著《五七一工程紀要》昭告天下，一句“紅衛兵成了替罪羔羊”，概括了紅衛兵組織當時的處境——“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已經不像“文革”初期那樣吃香，開始走向沒落。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夏之交，學校裏，初中雖然依然有紅衛兵組織存在，但這組織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活力，其最明顯的佐證就是紅衛兵可以不戴袖標。不像有些超常的“文革否定派”說的那樣——“紅衛兵組織一直活躍到一九七六年”——這不是事實，真實的曆史是：紅衛兵組織到一九七一年中期，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在高中，紅衛兵組織已經淡出，而共青團則成為學生政治生活中的中堅力量，每個學生都向往著共青團組織，希望早日加入。都以能夠早日加入團組織而興高采烈，而放射出成就感。
同學們都清楚，工農兵大學生的出現為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空間。這種空間的獲得，首先取決於你政治上的進步，然後才是其他的什麽東西。文化課的學習在工農兵大學生的選拔中，所占據的分量不及政審的四分之一。
班級團書記的主動約見，讓關山月有些受寵，他匆匆忙忙結束了跟洪大誌的數學補習，收拾好課桌上的學習用品，快步來到隋玉珍的麵前，輕聲說道：“隋玉珍，你有時間嗎？我們可以談談了。”
隋玉珍對關山月能叫出自己的名字很驚訝，抬起一張疑惑的臉，楞了片刻，才緩過神來說：“啊，好的，我們到教室的外麵走走吧。”
太陽已經偏西，像棉絮一樣柔軟的春風，翻滾在校園裏。林木雖沒有綻開樹葉，但已經染上了碧色。紅磚鋪就的小路上，幾乎並肩走著這樣一對年輕人，他（她）們像二十一世紀漫步在校園裏的戀人一樣談著關於如何能政治立場堅定，能思想進步，能早日加入團組織的事。
“我知道你是北校裏學習比較拔尖的同學，在初中時擔任過班級的學生幹部，一向是思想進步，立場堅定，有著正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我今天找你談，主要是征求一下，你對班級團組織各項活動開展的意見，你有什麽樣的想法和建議盡管跟我談，我一定認真聽。”
關山月聽得出隋玉珍這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從態度上看還是滿誠懇的，他有些被打動。
雖然這個話題拿到二十一世紀會被今天的學生們恥笑，甚至唾棄，但在當時有著強大的政治魅力，是每個青年學生必須麵對和必須答好的人生話題。
“對於團組織的活動，我真的沒有想過，我一直沒有這方麵工作的經驗。再說，我與學校和班級的各項活動總是保持著不該有的距離，像勞動這樣要求一個人政治品質的活動，從來都不是我的強項。要我說團的活動該如何開展，真有些趕鴨子上架。隻說一點吧，我以為團的活動，要反映出年輕人的特點來，不能過於呆板，要賦予活力，更該是多種多樣的，政治學習必不可少，文化課競賽也要搞，文娛活動也不能缺少，像板報了、各種學習園地了都可以搞，這方麵我還能做些工作，有些活計我都可以做。”關山月說出了心裏話，有些毛遂自薦的意思。
“好，我跟團支部的其他同學商量一下，開個會，把班上的各種學習園地先辦起來；再跟學校團委的趙老師請示一下，把學校的板報辦起來。看來這方麵你是行家，今後你要多做些工作啦。”隋玉珍停住腳步，手扶著籃球架子，跟關山月認真地交換著想法。
“隻要組織信任，我一定去盡力把工作幹好的。到時候希望組織和同學們多提意見。”關山月也停住了腳步，用鞋後跟登著地上的泥土，跟隋玉珍坦露著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隻是心裏更想知道，隋玉珍對自己解決團組織問題的打算。關山月明知道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們還沒有許官許願的習慣，但他還是這樣地去想。
隋玉珍在談了一些關於同學間互相幫助，互相信任，互相學習的話題後，才轉到組織發展上來，她說：“至於組織發展的問題，不管是誰，隻要你積極要求進步，積極參加學校和班級的各項活動，是能很快解決的。我建議你要給組織寫申請書，還要按時匯報自己的思想，要經常找一找支部其他同學談談心，交流一下思想，求得大家的幫助。”
聽隋玉珍說，關山月精神為之一震，趕緊表態：“請組織放心，我一定接受組織的考驗，積極參加學校和班級組織的各項活動，爭取早日在思想上入團。”
關山月以為談話該到結束的時候了，沒想到，隋玉珍最後說道：“關山月，對咱們班上的工作我真有些擔心，同學們來自三所學校，自然形成三個小團團，不容易往一塊捏，要是三股繩能往一塊擰就好了。我真希望在以後的工作和學習中，你能支持我的工作，把班級的各項活動開展好。”
四天時間，隋玉珍已經發現，關山月在北校同學中是一個人物，多數同學都和他要好，尤其是女同學，雖然都把關山月當弟弟看，但她們對關山月有些言聽計從的樣子。
關山月忽然明白了隋玉珍找自己談話的真實目的，他有些失望，但覺得這個女同學還真不簡單，能抓住一個團體中影響其進步的最致命的弱點是什麽，該從什麽地方下手。一個青年人能有這樣的領導智慧，是不多見的。
隋玉珍的擔心不假。
在高一二班，從東校來的同學有10人，從南校來的同學有22人，從北校來的同學有38人。
隋玉珍沒有用“山頭”、“派係”來形容高一二班同學間的關係狀況，而用了通俗的“團團”。別看關山月才上了四天學，但對這“團團”已經有所意識。每當下課、上課，同學們進進出出時，你無論如何都能覺察到地域“團團”的存在，尤其是女同學更為明顯，三一幫倆一串。
給關山月的感覺是：東校的同學地域觀念最強，人少勢弱，好像受到一種自卑感的驅使，總有怕受氣的樣子；其次是南校，南校的同學雖然人數不少，但總覺得是到了一個生地方，有些眼暈。北校的同學倒是有著一種自豪感，守家在地，人又多，有些還是公社領導或者社直單位領導家的孩子，但年齡小，大大咧咧，在班級和學校沒人但當重要角色，唯一能但當重要角色的程世景隨著其父親工作的調動去了外公社，所以在高一二班北校的同學沒有像其他兩所學校那樣抱成團。
作為班級的學生領袖人物，隋玉珍能夠看清這一點，足以讓關山月俯首稱臣。關山月從入小學以來，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學習差勁，又在班級擔任角色的同學，他以為學生的資本就是學習，沒有想到組織能力也是學生必須掌握的生存手段。今天，他看到了一個在學習上弱項，但很努力，可在組織工作上強項的同學，他從內心更加佩服這個學習一般化的女生。
隋玉珍，出生在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裏，家住在榆樹大隊大榆樹屯，年齡大關山月四歲。
隋玉珍的童年是在苦痛中度過的，父母年老多病，她成了家裏擔當生活重擔的主力，剛上小學六年級便輟學，迴鄉務農。她在生產隊與繁重的農活廝磨三年，吃盡了苦難。在這三年裏，到學校讀書一直是她的夢想，從未間斷。
上天不負有心人。一九七○年夏，南校的一位老師領著學生到隋玉珍所在的生產隊參加義務勞動，隋玉珍被生產隊長派去給老師和學生們端菜端飯。這位老師看到她小小年紀便下地勞動，心生憐憫，想幫她圓上重新讀書的夢。於是，這位老師搖動唇舌動員學校領導把她特招入校，插班到關山月他們這一屆，她才得以讀初中。此時，她已過及笄之年。
入學後，以她的誠實和勤奮很快博得老師與同學們的熱愛，她很快被推舉為班級幹部，不久被推舉為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兒，後來成為團組織的領袖。她盡職盡責，在完成自身學習任務的同時，優秀地完成了學校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尤其是勞動，當仁不讓，永遠在同學中成為楷模。
升高中時，她的考分並不高，三科，每科百分卷子，隻得了147分，沒有過線；不可諱言地說她站了政審高票這一先，在隻有36%升學率的況味下得以順利地到驛馬九中來就讀，又被學校重視，任命為高一二班的團書記，學校團委的副書記，成了關山月他們這屆學生的領袖，不能不說是她的幸運和成就使然。
以她的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能有這樣的成就，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很正常，倘若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就是籃球那麽大的雨點子恐怕也不會落在她身上，這樣一個在學校能加分的位子早被官宦人家的少爺、小姐搶了去。所以說，毛澤東的時代承認能力，不承認勢力。
這屆中考，跟隋玉珍一樣受到政治青睞的同學不少，整個驛東公社有18人。三門功課不到百分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低分者以“紅衛兵”正、副大隊長、正、副中隊長，學年和班級的正、副連長、正、副排長，團組織的正、副團書記和委員者居多。其中原抗大中學紅衛兵組織的一號人物洪英華，三科成績隻有88分。說真話，這些人都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就這一點不能不讓人刮目。
雖然，這屆中考的成績沒有對外公布，但沒有不透風的牆，不用說其他渠道，細心的同學從教導處桌麵上放著的檔案中就能看到。
這次中考沒有統一的錄取分數線，三所中學自己掐定分數線。北校的分數線是194分，東校的分數線是191分，南校的分數線是190分。
北校第一名是譚四平，第二名是洪大誌，第三名是寧雅菊，第四名是關山月；東校第一名是丁福臣，第二名是蔣光久，第三名是華春芬，第四名是董桂仁；南校第一名是王祥順，第二名是全喜慶，第三名是方湘玉，第四名是邵臣民。
原來學校計劃招生兩個教學班，120人，後來擴招至140人。
進入各校錄取分數線的同學是144名，但沒有被驛馬九中全部錄取，隻錄取了122人。剩餘的22人中，有19人被發配到外公社的一所新校就讀。這些同學考試成績都很高，隻是政審上出些“小毛病”。
還有三人，是政審上出了“大毛病”，其中有兩人父親被判刑，一人的哥哥參見過“反動的會道門”。
迴到教室，洪大誌悄悄地問關山月：“書記找你談什麽了？”
關山月毫不保留地向洪大誌做了匯報，並稱讚了隋玉珍。
洪大誌狡黠地說道：“你小子要注意，聽他們南校的同學說，咱們書記可是名花有主了，從小她父母包辦訂的娃娃親，你別錯打主意。”
“娃娃親？”關山月聽洪大誌說，不自覺的問道。
“是娃娃親，咱們班訂娃娃親的不光她一個，東校來的女同學還有兩個呢，一個是華春芬，學校團委的宣傳委員，她爸是公社的財糧助理，一個是李玲華，她爸是供銷社藥材組的售貨員。”
關山月清楚，那時在偏遠鄉村住著的國家工作人員很多，他們常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但沒想到兩位國家幹部，竟然能這樣的腐朽，給自己的孩子訂什麽娃娃親。由此，關山月想到了自己的父親，父親雖然是個農民，但從思想上遠沒有這樣的落後，這樣的短視，他無論如何是不會給自己的子女訂娃娃親的。相形見絀，關山月無形間，產生對國家幹部的鄙視，過去那種無條件的敬仰頓時打了折扣。
關山月也佩服洪大誌這位女生研究專家，能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把女同學的身世搞得明明白白。
可關山月哪裏知道，自從洪大誌與他同窗的那天起，就把他關山月當做爭取女生好感的競爭對象。
其實，此時的關山月沒有一絲這方麵的想法，有的隻是“學習”和“進步”這四個字。關山月知道，以他的家庭，以他的實力，不學習是不能進步的，不進步是永遠也無法立足於這個紛擾的社會的。
“封建，封建，封建。”關山月連續道出三個封建來，足見他的憤恨程度。也從此，關山月對這三個女同學敬而遠之，心中產生一種莫名的痛楚。
隋玉珍不知道這些情況的發生，她在與關山月談話的第三天，把學校板報的事交待給了關山月，把班級辦學習園地的事也交待給了關山月。這是關山月願意幹的活計，關山月欣然接受了。
時間一晃到了六月份，正是楊柳綻放，鮮花盛開的季節。五號一早，關山月剛到校，就被新到任的數學老師馬先生叫到了數學教研室。
馬先生對關山月說：“咱們公社去外公社就讀的你們這屆同學，經過縣裏決定迴驛馬九中就讀了，這樣整個一年級一百六十多人，兩個教學班無法容納下。學校請示縣裏，決定增加一個教學班。經學校領導研究，決定我為三班的班主任，你來當這個班的班長。這是個新班級，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別讓那兩個班級落下。”
馬先生是一個慈祥的長者，為人的和善是驛馬九中首屈一指的。他像一個慈祥的父親交代家事一樣跟關山月交代著班級的工作。
此時，驛馬九中數學權威孟老師已經被公社調去，做黨委秘書。此前，被公社調去的驛馬九中老師，一年來多達五人，副校長仲雲顯去公社做了革委會副主任，副校長聞天德去公社做了革委會副主任，團委書記趙超群去公社做了文教助理，曆史老師孫全澤去公社做了民政助理，生物老師付桂春去公社的農站做了技術員。這些人都是學校的精英。學校儼儼成為公社領導和幹部的搖籃。
馬先生的數學課講得也很棒，但課堂上沒有孟老師那樣富有激情。這源於馬先生出身在地主家庭，這樣的出身迫使他講話一定要深思熟慮，不敢有半點閃失。長此以往，馬先生在課堂上也是慢聲慢語，不肯多說一句。
轉瞬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年底，城裏的學生大部分返城，加之讀書無用論的衝擊，和南校一些同學倒戈去了鄰縣的一說高中，驛馬九中高中一年級學額銳減，三個教學班已經不到130人，學校決定拚班，恢複原有的兩個教學班的建製，原來一班的同學迴一班，原來二班的同學迴二班，從外公社迴來的同學，平均分配。
關山月又迴到了二班，從操就業，竟然當起初中做過的勞動委員來。二班的班主任依然是禹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