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春風已經翹起，積攢一冬的冰雪開始有了消融的跡象，關山月的心與冰雪和大地一樣熱盼著從東方升起的春日。
一九七○年三月一號，星期日，這是讓關山月銘記在心的日子。
一早，一向邋裏邋遢的關山月，第一次講究起來，他用裝滿熱水的茶缸子，把上衣和褲子熨得板板整整。這是在戰宣隊期間跟女同學學的招數。雖然這是一套舊衣服，但幹幹淨淨，穿到身上還體麵。
關父和關母沒有注意關山月這超常的舉動，在他（她）們的生活中，在他（她）們的思想裏，今天和往天沒什麽兩樣，你關山月是上小學，還是去讀初中，這是你關山月自己的事，與他（她）們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他（她）們不會，也不可能像二十一世紀的學生家長那樣，兜裏揣上一打厚厚的人民幣，去事先拜訪一下學校的校長，給孩子求得一個“好班”，也不會想到先請班主任老師撮一頓，再給買些紀念品。
不但關山月的父母是這樣，所有學生的父母都是這樣。沒有一個家長想著，去學校看看，去找老師談談，去到校長跟前問聲好。
這不是家長們沒有人情，而是因為，此時的學校是一方淨土，是萬眾景仰的地方，是道德與文明鑄就的金字塔的塔頂。此時的校長還以教書育人為己任，此時的教師還清高著為解惑而耕耘。雖然政治層麵上人們說教師是“臭老九”，但在百姓中，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教書——仍是一項崇高的職業，教員是吃著皇糧的國家人。
驛馬九中與關山月家隻隔一條窄窄的鄉道，直線距離不到三十米，就是一個生人從關山月家出來，閉上眼睛也能摸進驛馬九中的校園。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驛馬九中，沒有二十一世紀的驛馬九中這樣講究，又是大樓，又是自動門，又是掛滿鐵絲網的高牆，校園裏，除了校舍外沒有什麽其他建築，更沒有圍牆，用農村的土話說，就是一個敞毛道子，四通八達，進出很方便。
校舍呢，是用手脫坯兒的紅磚紅瓦蓋起的四不漏式建築，共計五棟。前邊靠右一棟，後邊一字排開是三棟，在前後兩棟房子中間，緊靠西邊是一個廂房，也是一棟，共計四十五間房屋。
校門衝北，說是校門其實沒有門，更沒有圍牆拱衛，是一個孤零零的八字牆，突兀得讓人心驚肉跳。校門裏，路的兩側各立著一塊大大的木製的板報欄，板報欄南北栽植著高大的梧桐樹，鄉下人習慣叫它瑪靚（蜻蜓）膀樹，總共是六棵，路西三棵，路東三棵，像是學校的侍衛。
在關山月剛記事的時候，他就常常到九中串門，窺覷九中的底蘊；等到能跑能顛的時候，他常常在九中的校園裏蹀躞徘徊，在林蔭道上憧憬著知識裝點後的美妙世界。
關山月上小學讀書後，更是拿九中不外，沒少進出九中的校園。愉悅的時候，他到校園裏，撒個歡兒，蹦蹦跳跳，高興一番；愁苦的時候，他到校園裏，麵對丁香樹發呆，用丁香花的香氣來舒緩自己的神經；吃撐著的時候，他捧上小籃球到校園裏，運動運動，消食化滿；饑腸轆轆的時候，他到校園的校田地裏，做起剪徑大盜，不管是西紅柿，還是嫩黃瓜，得著什麽往肚子裏塞什麽，填飽皮囊。
不客氣地說，驛馬九中已經成為關山月他們家的組成部分，像是前門廳，關山月願意來就來，願意走就走，毫無拘束。
為此，關山月曾大加炫耀，每遇到林家鋪子、陽升公社來的親屬，尤其是小朋友，他都把驛馬九中極力的鼓吹一通，仿佛這九中是他們關家辦的私塾。關山月知道，林家鋪子和陽升公社還沒有一處中學，中學在他們眼中充滿著神秘感。
關山月進出驛馬九中有上千次，可今天這次與往次不同，他沒有走捷徑，而是走了學校的正門。盡管這是一個沒有門的校門，一個沒有院牆支撐的擺設，但關山月知道，這是學校本質上的真實存在，那牆垛子上掛著的白底黑字的大牌子——驛馬縣第九中學，足以讓關山月傾注一切屬於自己的感情。
為今天走進驛馬九中的大門，關山月精心準備了三天。他先是去堂哥關山學家，把關山學所有中學期間的課本全部拿來據為己有，後是一陣猛翻，把初一課本完整地瀏覽一遍。盡管他知道這是一九五八年版的課本，過時了的。
不知為什麽，關山月從內心深處格外看重這中學的就讀，以為它是自己生命中必須占領的險關隘口，隻有占領它，自己的生命才能綻放異彩。
走進校門，關山月頓時有種溫馨的享受，校門兩側的板報上寫著套紅的大字“熱烈歡迎新生入學！”
過廊兩側，校舍山牆的水泥壁報欄上貼著新生分班情況。關山月從一連一排第五名的位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關山月查到了自己的名字後，沒有停下來，他想查出小學同班同學中有誰跟自己分到了一個教學班。關山月不喜歡孤單。
他查到了嚴靜，查到了陳陽光，查到了遲寒，查到了程世景。
一連一排共計四十五名同學，其中：男生二十六人，女生十九人，來自驛東公社機關所在地周圍的六個大隊。就性別比例來看，一連一排有些陽盛陰衰，這種現象不局限於一連一排，整個驛馬九中，乃至整個農村中學，都是這樣。這源於農村人重男輕女者多多，一些家長還沒等女孩子小學畢業，就讓其下地幹活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了。
一連一排的教室在前趟校舍的緊西頭，靠著山牆。
依著山牆是學校蓋成的用來養牲口的馬廄，馬廄前邊散落著飼草和馬糞，與生產隊的馬圈沒什麽兩樣，隻是更低矮些。
驛馬九中有著三四十公頃的校田地，要靠這十幾匹馬去出力，出於勤工儉學的考慮，更出於對學校資金的考慮，校領導非常看重這馬廄，為此，袁德續校長特從朝陽山大隊請來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年輕力壯的飼養員來學校喂馬。而且，讓這飼養員享受民辦教師的待遇。
關山月的家雖然離學校最近，但他不是第一個走進教室的。教室裏已經有了十來個同學，他看到了小學同班同學嚴靜和遲寒。
這教室原來是學校的倉庫，改成教室後，牆壁還沒有粉刷，有些昏暗。
黑板掛在教室的西牆上，黑板上方掛著一張嶄新的毛主席畫像，畫像的兩側是嶄新的橫幅，像右邊的橫幅寫的是：好好學習，像左邊的橫幅寫的是：天天向上。
黑板下放著一張不寬的講台，講台上擺著一張不大的講桌，講桌上放著一盒粉筆和一個黑板擦，還有一根教鞭，教鞭是榆樹條子去了皮做成的。
教室裏擺著四趟六排書桌，這書桌是兩人合用的那種長條桌，密密匝匝，像籠屜裏的發麵蒸餃。第一排排到了講台的跟前，南側同學想過去，要從講台上走，很不方便。
書桌上貼著學生的名字，這無疑是劃定領地的法律文書。
人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這學習不知為什麽也要男女生搭配。其搭配原則是：橫向排列，男女生同桌，用女生把男生隔開；縱向排列，也是用女生把男生隔開，況且是小個在前，大個在後。
不像二十一世紀學生排座位時，要看給老師送錢了沒有，給老師送錢的排在前邊，沒給老師送錢的排在後邊，送多的一定要排在不前不後，中間最佳位置。
事情就是這樣要發展，給學生排座位也一定要發展。但，這種發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無從說起。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老師沒有那麽多私心，他們給學生排座位，考慮的是班級的課堂紀律，以保證學生的學習為目的；二十一世紀，老師給學生排座位，考慮的是效益，以保證自己的兜裏進錢為目的。
這樣，鬼使神差，關山月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跟嚴靜坐了同桌。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學生，男女授受不親依然橫行，尤其是農村的中學生，把兩性之間的事視為禁區，盡管有時內心深處泛起波瀾，但在外表上是沒有一絲的體現，具體事實是：男女同學之間很少說話。甚至是探討學習上的問題，也是男同學和男同學探討，女同學和女同學探討。
像洪大誌那樣敢於直抒胸襟者寥若晨星。事實上，洪大誌也隻是當好友關山月說說而已，沒有絲毫做為的可能，他更不敢去跟嚴靜表白，盡管他來自大城市，盡管他是受到先驅文化氛圍的熏陶。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自從洪大誌挑明他喜歡嚴靜以後，關山月明顯照嚴靜相遠，好像嚴靜真的成了洪夫人。“朋友妻不可欺”，關山月記著這千年古訓，再也沒對嚴靜正眼相看過，包括在小學戰宣隊那三個月的時間裏。
嚴靜不知道關山月對自己目光遠離的真實意思，她以為關山月眼中沒有她，所以，見跟關山月同桌，就拿出小刀用尺子量好，在桌子的正中間畫了一趟細線。嚴靜沒有任何的避諱，她就是在關山月的麵前把這線的作業完成的。這無疑是對關山月的宣戰。
關山月很受刺激，他把書包放進自己的桌堂裏，拿出文具盒，下意識的用尺子丈量了一下桌麵上那屬於自己的領地，把文具盒鐺的一下放到那條細線的北側，心中發狠道：小丫頭片子，看我怎麽懲治你，叫你張狂。
嚴靜坐裏邊，靠著牆；關山月坐外邊，靠著過道。
坐到椅子上的關山月，馬上轉過身來，把脊背給了嚴靜，扭著身子故意把眼光投給斜對過的女同學遲寒。
其實，遲寒自從走進驛東小學六連一排的那一刻，就引起了關山月的注視，隻是遲寒靦腆，不善言語，關山月又滿腦子封建，所以他們接觸不多，有記載的交往，也隻是點名時，關山月喊一聲“遲寒”，遲寒答應一聲“到”而已。
論長樣，遲寒在嚴靜之上不在嚴靜之下，隻是遲寒沒有嚴靜那樣活潑，沒有嚴靜那樣的歌喉，沒有嚴靜那樣灑脫。遲寒長著一張瓜子臉，眼睛很大，跟嚴靜的眼睛大小差不多，但比嚴靜的眼睛還要有靈氣，皮膚也比嚴靜的皮膚白，像初冬的雪。在學習上，她們不相上下，都是尖子生。
遲寒不經意看了一眼關山月和嚴靜，恰好與關山月投去的目光相接，臉一下子紅到脖根，立馬把頭低下，假裝去弄書包。這一切關山月看在眼裏，心頭掠過一絲的涼意，他多麽希望遲寒能給他莞爾一笑。要知道，遲寒在笑的時候兩腮上那對酒窩，像農曆四月洛陽城中盛開的牡丹一樣拉扯人們的眼球。
漸漸教室坐滿了人。關山月不時的看著每一個生麵孔，發現有些男同學竟然像勞動力，壯得似頭牛，有些女同學成熟得像要待嫁的閨秀，婀娜動人。一個感覺：外大隊的同學在年齡上比驛東大隊的同學年齡大。別的東西他沒有去想。
今天是到校日，不上正課。
上課的鍾聲響過，教室的門被一位矮胖的先生推開，先生邁著平穩的腳步，踏上講台，用慈祥的眼光掃視著同學們。
一分鍾的時間在先生慈祥的目光中緩慢的走過，先生沒有說話，他從講桌上拿起黑板擦開始擦黑板，把黑板擦得一點灰塵都沒有，才住手。緊接著他從粉筆盒中拿出一棵白色的粉筆，在黑板上流利地寫下三個字：王遠惠。
這是關山月看到的最好的板書，也是寫得最好的漢字之一，其功力不在雲老先生之下。對字的喜愛，讓關山月為之一振，心想：這一定是一位有學識的先生。
“同學們，這是我的名字。”先生一邊拿起講桌上的教鞭指點著，一邊說。聲音甜潤得像糖水，富有感人的磁性。
先生接著說：“從今天起我將和同學們一起完成你們初中的學業，任你們的班主任，當然了，現在把班主任叫做指導員。你們高興的話，還是叫我王老師吧，或者叫我老王頭也行。”
看得出，王老師對班主任這樣的稱謂情有獨鍾，對指導員很陌生。這陌生不單單是王老師，恐怕全班學生都一樣的陌生。關山月好奇地想著：怎麽小學叫輔導員，初中叫指導員，這裏邊還有區別嗎？
“現在，我把有關情況，向同學們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我們這所學校。我們這所學校是縣立中學，按照排序是驛馬縣第九中學，始建於一九五二年，竣工於一九五四年。她是前三屆師生用汗水在一片草甸子上澆鑄而成的。這學校建得不易，平地起房，白手起家，是師生們憑借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精神，起早貪黑才蓋成的。建校時所有的手工活都是由師生們來承擔，不管是木工還是瓦工，都由師生們來做。如今，我們的校園是高樹參天，綠蔭環繞，我們的教室是窗明幾淨，生機勃勃。希望同學們一定要愛護校園的一草一木，珍惜我們這個剛剛誕生的集體。
我們這所學校的師資力量有目共睹，在二十三名任課老師中，大專以上學曆的十四人，其中東師大畢業的四人，光機學院畢業的一人。有著二十年以上教學經驗的老師占多數。我不是鼓吹白專道路，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這所學校在文革前，連續五年在全縣升學考試中名列農村中學第一。代數和語文皆出過全縣的狀元。
我們學校的革委會主任是袁德續，副主任是仲雲顯和溫尚誌。”
王老師停頓片刻，繼續道：“現在我來介紹年級。我們這個年級是學校建校以來第十八屆入學的學生，按照正常學製該是七三年畢業，該叫你們七三屆，但現在是初高中連讀，學製加在一起是四年，所以上邊規定你們是七四年畢業，這樣按照軍事化的要求，學校叫你們七四連。我們這個年級有四個教學班，當然就是現在的排了。一排的班主任是我，教一二排的語文課。二排的班主任是魯元忠，教一二排的數學課。三排的班主任是柳先貴，教三四排的語文課。四排的班主任是燕山南，教三四排的數學課。我們七四連的連長是詹勝陽老師，詹老師也兼任咱們七四連的指導員，教全年級的政治課，副指導員是劉保國老師，教全年級的自然課，其他學科的任課老師學校還沒有確定，可能是確定了，還沒有傳達到我這一級。”
學校裏，班和排這兩個建製概念，在王老師那裏成了繞口令的詞素。
王老師接著說：“再說我們排，我們排是一個四十五人的大集體。男同學二十六名，女同學十九名。現在大家認識一下，我點到名字的同學要站起來，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說明你來自哪個大隊，哪個小隊，哪個小學就行了。”
王老師拿起花名冊，點到：“趙玉榮、趙國潔……”以前，關山月總以為“國”字讀四聲，今天聽王老師讀，才知道“國”字的標準音是讀二聲。同學們一邊答應著，一邊站起來做著自我介紹。
關山月是最後一個被王老師點到名字的，他介紹完自己的情況，坐到椅子上，穩了穩情緒，才覺察出王老師這花名冊有些特別。原來，王老師沒有按照慣例，以分數高低來填寫學生花名冊的，也沒有按照姓氏筆畫或漢語拚音聲母順序來填寫花名冊，他是按照百家姓中姓氏前後來填寫花名冊的，趙姓為頭，跟著是錢、孫、李、周，同學中沒有吳姓和鄭姓，花名冊則到了王姓，關山月排在倒數第一位。
然後，王老師叫上四個大個子男生，去跟他取書本，當然這四人中沒有矮小的關山月。
嶄新的書本拿到手中，關山月斷定自己的中學時代正式開始了。
到校日的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王老師宣布道：“我點名的同學，放學後，到學校政治教員室參加連裏會議。”
王老師點了五個同學的名字，沒有關山月，這讓關山月在入學的頭一天很失落。
關山月的失落沒有錯，這些被點到名字的同學，他們是去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議，也就是一年級紅衛兵組織成立的預備會。顯而易見，能夠參加會議的同學自然捷足先登，成為七四屆入學新生中第一批紅衛兵，並能在權力的分配上獲得優先權。在政治高於生命的年代，能在開學第一天被鮮紅的政治所信賴——加入紅衛兵，比吃了人參果還要美。去參加會議的同學個個喜氣洋洋，臉上都開著花兒。
會上，學校正式決定了七四連高中層領導人。關山月他們班去的五名同學，分別是七四連的副連長，七四連一排排長、副排長，七四連紅衛兵一中隊中隊長、副中隊長。
關山月沒有馬上迴家，而是與同來自於驛東小學的陳陽光、楊長春逛起校園來。楊長春和陳陽光一樣都是從城裏來農村插隊落戶的學生。
楊長春的父親是五七戰士，文革前任春城市建設工程公司經理，老家在驛東公社的肖家嶺大隊。楊父是建國前驛東高小的學生，後考入省城的建築專科學校，畢業後從事建築行業工作，是驛東公社走出去的人物。
陳陽光的母親是六二六戰士，來驛東公社後，在公社衛生院工作。陳陽光的父親，是半拉五七戰士，文革前任驛馬縣計劃委員會主任，文革初期靠邊站，成立革委會後，被縣革委會任命為驛馬糧食局革委會代主任。換句話說，陳父是來驛東公社的五七戰士裏唯一在崗的幹部，他隻是名字來了驛東公社，家搬來了驛東公社，而人本身照樣在驛馬縣糧食局上班。
關山月、陳陽光和楊長春都心照不宣，他們各自盤算著學校的會議，揣著年輕人蒸蒸向上的激情在等待著連裏大會的消息。
置身於校園的甬道上，三個人沒有共同的話題。關山月為了掩人耳目，努力地想收迴自己的心思，他一邊走著，一邊故弄玄虛的給陳陽光和楊長春白活著，說著這九中的故事。
“我不知道春城和驛馬的學校是什麽樣子，你們看我們這學校怎麽樣？好吧？你看那楊樹有多高，王老師說參天般高大一點都不假。聽老人們說，南邊、西邊、東邊那些樹都是自然生長的，有三四十年了。北邊那些樹是學生們載的，也有二十多年了。”
關山月並不理會陳陽光和楊長春是聽還是沒聽，隻管自己去講。
“你們不知道，學校最好的時候還是夏天。一到夏天，操場的南邊那片校田地什麽蔬菜都有，不瞞你們，我經常去偷些吃……。”
關山月想用吃來喚起兩位的注意，但此時的陳陽光和楊長春早已心飛天外，肚子裏依舊揣摩著學校那會。
不一會，會議散了，參加會議的同學魚貫而出，每個人手裏拿著紅彤彤的紅衛兵袖標，個個小臉比袖標還紅。
不一會兒，關山月、陳陽光和楊長春知道了會議的內容和結果，他們暗淡地走出學校的大門。
關山月迴到家中，為起跑線上沒有自己的身影著實不暢，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把裏屋的炕砸成了一個坑，把厚厚的棉被蓋在了頭上。
一九七○年三月一號，星期日，這是讓關山月銘記在心的日子。
一早，一向邋裏邋遢的關山月，第一次講究起來，他用裝滿熱水的茶缸子，把上衣和褲子熨得板板整整。這是在戰宣隊期間跟女同學學的招數。雖然這是一套舊衣服，但幹幹淨淨，穿到身上還體麵。
關父和關母沒有注意關山月這超常的舉動，在他（她）們的生活中，在他（她）們的思想裏，今天和往天沒什麽兩樣，你關山月是上小學，還是去讀初中，這是你關山月自己的事，與他（她）們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他（她）們不會，也不可能像二十一世紀的學生家長那樣，兜裏揣上一打厚厚的人民幣，去事先拜訪一下學校的校長，給孩子求得一個“好班”，也不會想到先請班主任老師撮一頓，再給買些紀念品。
不但關山月的父母是這樣，所有學生的父母都是這樣。沒有一個家長想著，去學校看看，去找老師談談，去到校長跟前問聲好。
這不是家長們沒有人情，而是因為，此時的學校是一方淨土，是萬眾景仰的地方，是道德與文明鑄就的金字塔的塔頂。此時的校長還以教書育人為己任，此時的教師還清高著為解惑而耕耘。雖然政治層麵上人們說教師是“臭老九”，但在百姓中，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教書——仍是一項崇高的職業，教員是吃著皇糧的國家人。
驛馬九中與關山月家隻隔一條窄窄的鄉道，直線距離不到三十米，就是一個生人從關山月家出來，閉上眼睛也能摸進驛馬九中的校園。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驛馬九中，沒有二十一世紀的驛馬九中這樣講究，又是大樓，又是自動門，又是掛滿鐵絲網的高牆，校園裏，除了校舍外沒有什麽其他建築，更沒有圍牆，用農村的土話說，就是一個敞毛道子，四通八達，進出很方便。
校舍呢，是用手脫坯兒的紅磚紅瓦蓋起的四不漏式建築，共計五棟。前邊靠右一棟，後邊一字排開是三棟，在前後兩棟房子中間，緊靠西邊是一個廂房，也是一棟，共計四十五間房屋。
校門衝北，說是校門其實沒有門，更沒有圍牆拱衛，是一個孤零零的八字牆，突兀得讓人心驚肉跳。校門裏，路的兩側各立著一塊大大的木製的板報欄，板報欄南北栽植著高大的梧桐樹，鄉下人習慣叫它瑪靚（蜻蜓）膀樹，總共是六棵，路西三棵，路東三棵，像是學校的侍衛。
在關山月剛記事的時候，他就常常到九中串門，窺覷九中的底蘊；等到能跑能顛的時候，他常常在九中的校園裏蹀躞徘徊，在林蔭道上憧憬著知識裝點後的美妙世界。
關山月上小學讀書後，更是拿九中不外，沒少進出九中的校園。愉悅的時候，他到校園裏，撒個歡兒，蹦蹦跳跳，高興一番；愁苦的時候，他到校園裏，麵對丁香樹發呆，用丁香花的香氣來舒緩自己的神經；吃撐著的時候，他捧上小籃球到校園裏，運動運動，消食化滿；饑腸轆轆的時候，他到校園的校田地裏，做起剪徑大盜，不管是西紅柿，還是嫩黃瓜，得著什麽往肚子裏塞什麽，填飽皮囊。
不客氣地說，驛馬九中已經成為關山月他們家的組成部分，像是前門廳，關山月願意來就來，願意走就走，毫無拘束。
為此，關山月曾大加炫耀，每遇到林家鋪子、陽升公社來的親屬，尤其是小朋友，他都把驛馬九中極力的鼓吹一通，仿佛這九中是他們關家辦的私塾。關山月知道，林家鋪子和陽升公社還沒有一處中學，中學在他們眼中充滿著神秘感。
關山月進出驛馬九中有上千次，可今天這次與往次不同，他沒有走捷徑，而是走了學校的正門。盡管這是一個沒有門的校門，一個沒有院牆支撐的擺設，但關山月知道，這是學校本質上的真實存在，那牆垛子上掛著的白底黑字的大牌子——驛馬縣第九中學，足以讓關山月傾注一切屬於自己的感情。
為今天走進驛馬九中的大門，關山月精心準備了三天。他先是去堂哥關山學家，把關山學所有中學期間的課本全部拿來據為己有，後是一陣猛翻，把初一課本完整地瀏覽一遍。盡管他知道這是一九五八年版的課本，過時了的。
不知為什麽，關山月從內心深處格外看重這中學的就讀，以為它是自己生命中必須占領的險關隘口，隻有占領它，自己的生命才能綻放異彩。
走進校門，關山月頓時有種溫馨的享受，校門兩側的板報上寫著套紅的大字“熱烈歡迎新生入學！”
過廊兩側，校舍山牆的水泥壁報欄上貼著新生分班情況。關山月從一連一排第五名的位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關山月查到了自己的名字後，沒有停下來，他想查出小學同班同學中有誰跟自己分到了一個教學班。關山月不喜歡孤單。
他查到了嚴靜，查到了陳陽光，查到了遲寒，查到了程世景。
一連一排共計四十五名同學，其中：男生二十六人，女生十九人，來自驛東公社機關所在地周圍的六個大隊。就性別比例來看，一連一排有些陽盛陰衰，這種現象不局限於一連一排，整個驛馬九中，乃至整個農村中學，都是這樣。這源於農村人重男輕女者多多，一些家長還沒等女孩子小學畢業，就讓其下地幹活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了。
一連一排的教室在前趟校舍的緊西頭，靠著山牆。
依著山牆是學校蓋成的用來養牲口的馬廄，馬廄前邊散落著飼草和馬糞，與生產隊的馬圈沒什麽兩樣，隻是更低矮些。
驛馬九中有著三四十公頃的校田地，要靠這十幾匹馬去出力，出於勤工儉學的考慮，更出於對學校資金的考慮，校領導非常看重這馬廄，為此，袁德續校長特從朝陽山大隊請來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年輕力壯的飼養員來學校喂馬。而且，讓這飼養員享受民辦教師的待遇。
關山月的家雖然離學校最近，但他不是第一個走進教室的。教室裏已經有了十來個同學，他看到了小學同班同學嚴靜和遲寒。
這教室原來是學校的倉庫，改成教室後，牆壁還沒有粉刷，有些昏暗。
黑板掛在教室的西牆上，黑板上方掛著一張嶄新的毛主席畫像，畫像的兩側是嶄新的橫幅，像右邊的橫幅寫的是：好好學習，像左邊的橫幅寫的是：天天向上。
黑板下放著一張不寬的講台，講台上擺著一張不大的講桌，講桌上放著一盒粉筆和一個黑板擦，還有一根教鞭，教鞭是榆樹條子去了皮做成的。
教室裏擺著四趟六排書桌，這書桌是兩人合用的那種長條桌，密密匝匝，像籠屜裏的發麵蒸餃。第一排排到了講台的跟前，南側同學想過去，要從講台上走，很不方便。
書桌上貼著學生的名字，這無疑是劃定領地的法律文書。
人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這學習不知為什麽也要男女生搭配。其搭配原則是：橫向排列，男女生同桌，用女生把男生隔開；縱向排列，也是用女生把男生隔開，況且是小個在前，大個在後。
不像二十一世紀學生排座位時，要看給老師送錢了沒有，給老師送錢的排在前邊，沒給老師送錢的排在後邊，送多的一定要排在不前不後，中間最佳位置。
事情就是這樣要發展，給學生排座位也一定要發展。但，這種發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無從說起。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老師沒有那麽多私心，他們給學生排座位，考慮的是班級的課堂紀律，以保證學生的學習為目的；二十一世紀，老師給學生排座位，考慮的是效益，以保證自己的兜裏進錢為目的。
這樣，鬼使神差，關山月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跟嚴靜坐了同桌。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學生，男女授受不親依然橫行，尤其是農村的中學生，把兩性之間的事視為禁區，盡管有時內心深處泛起波瀾，但在外表上是沒有一絲的體現，具體事實是：男女同學之間很少說話。甚至是探討學習上的問題，也是男同學和男同學探討，女同學和女同學探討。
像洪大誌那樣敢於直抒胸襟者寥若晨星。事實上，洪大誌也隻是當好友關山月說說而已，沒有絲毫做為的可能，他更不敢去跟嚴靜表白，盡管他來自大城市，盡管他是受到先驅文化氛圍的熏陶。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自從洪大誌挑明他喜歡嚴靜以後，關山月明顯照嚴靜相遠，好像嚴靜真的成了洪夫人。“朋友妻不可欺”，關山月記著這千年古訓，再也沒對嚴靜正眼相看過，包括在小學戰宣隊那三個月的時間裏。
嚴靜不知道關山月對自己目光遠離的真實意思，她以為關山月眼中沒有她，所以，見跟關山月同桌，就拿出小刀用尺子量好，在桌子的正中間畫了一趟細線。嚴靜沒有任何的避諱，她就是在關山月的麵前把這線的作業完成的。這無疑是對關山月的宣戰。
關山月很受刺激，他把書包放進自己的桌堂裏，拿出文具盒，下意識的用尺子丈量了一下桌麵上那屬於自己的領地，把文具盒鐺的一下放到那條細線的北側，心中發狠道：小丫頭片子，看我怎麽懲治你，叫你張狂。
嚴靜坐裏邊，靠著牆；關山月坐外邊，靠著過道。
坐到椅子上的關山月，馬上轉過身來，把脊背給了嚴靜，扭著身子故意把眼光投給斜對過的女同學遲寒。
其實，遲寒自從走進驛東小學六連一排的那一刻，就引起了關山月的注視，隻是遲寒靦腆，不善言語，關山月又滿腦子封建，所以他們接觸不多，有記載的交往，也隻是點名時，關山月喊一聲“遲寒”，遲寒答應一聲“到”而已。
論長樣，遲寒在嚴靜之上不在嚴靜之下，隻是遲寒沒有嚴靜那樣活潑，沒有嚴靜那樣的歌喉，沒有嚴靜那樣灑脫。遲寒長著一張瓜子臉，眼睛很大，跟嚴靜的眼睛大小差不多，但比嚴靜的眼睛還要有靈氣，皮膚也比嚴靜的皮膚白，像初冬的雪。在學習上，她們不相上下，都是尖子生。
遲寒不經意看了一眼關山月和嚴靜，恰好與關山月投去的目光相接，臉一下子紅到脖根，立馬把頭低下，假裝去弄書包。這一切關山月看在眼裏，心頭掠過一絲的涼意，他多麽希望遲寒能給他莞爾一笑。要知道，遲寒在笑的時候兩腮上那對酒窩，像農曆四月洛陽城中盛開的牡丹一樣拉扯人們的眼球。
漸漸教室坐滿了人。關山月不時的看著每一個生麵孔，發現有些男同學竟然像勞動力，壯得似頭牛，有些女同學成熟得像要待嫁的閨秀，婀娜動人。一個感覺：外大隊的同學在年齡上比驛東大隊的同學年齡大。別的東西他沒有去想。
今天是到校日，不上正課。
上課的鍾聲響過，教室的門被一位矮胖的先生推開，先生邁著平穩的腳步，踏上講台，用慈祥的眼光掃視著同學們。
一分鍾的時間在先生慈祥的目光中緩慢的走過，先生沒有說話，他從講桌上拿起黑板擦開始擦黑板，把黑板擦得一點灰塵都沒有，才住手。緊接著他從粉筆盒中拿出一棵白色的粉筆，在黑板上流利地寫下三個字：王遠惠。
這是關山月看到的最好的板書，也是寫得最好的漢字之一，其功力不在雲老先生之下。對字的喜愛，讓關山月為之一振，心想：這一定是一位有學識的先生。
“同學們，這是我的名字。”先生一邊拿起講桌上的教鞭指點著，一邊說。聲音甜潤得像糖水，富有感人的磁性。
先生接著說：“從今天起我將和同學們一起完成你們初中的學業，任你們的班主任，當然了，現在把班主任叫做指導員。你們高興的話，還是叫我王老師吧，或者叫我老王頭也行。”
看得出，王老師對班主任這樣的稱謂情有獨鍾，對指導員很陌生。這陌生不單單是王老師，恐怕全班學生都一樣的陌生。關山月好奇地想著：怎麽小學叫輔導員，初中叫指導員，這裏邊還有區別嗎？
“現在，我把有關情況，向同學們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我們這所學校。我們這所學校是縣立中學，按照排序是驛馬縣第九中學，始建於一九五二年，竣工於一九五四年。她是前三屆師生用汗水在一片草甸子上澆鑄而成的。這學校建得不易，平地起房，白手起家，是師生們憑借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精神，起早貪黑才蓋成的。建校時所有的手工活都是由師生們來承擔，不管是木工還是瓦工，都由師生們來做。如今，我們的校園是高樹參天，綠蔭環繞，我們的教室是窗明幾淨，生機勃勃。希望同學們一定要愛護校園的一草一木，珍惜我們這個剛剛誕生的集體。
我們這所學校的師資力量有目共睹，在二十三名任課老師中，大專以上學曆的十四人，其中東師大畢業的四人，光機學院畢業的一人。有著二十年以上教學經驗的老師占多數。我不是鼓吹白專道路，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這所學校在文革前，連續五年在全縣升學考試中名列農村中學第一。代數和語文皆出過全縣的狀元。
我們學校的革委會主任是袁德續，副主任是仲雲顯和溫尚誌。”
王老師停頓片刻，繼續道：“現在我來介紹年級。我們這個年級是學校建校以來第十八屆入學的學生，按照正常學製該是七三年畢業，該叫你們七三屆，但現在是初高中連讀，學製加在一起是四年，所以上邊規定你們是七四年畢業，這樣按照軍事化的要求，學校叫你們七四連。我們這個年級有四個教學班，當然就是現在的排了。一排的班主任是我，教一二排的語文課。二排的班主任是魯元忠，教一二排的數學課。三排的班主任是柳先貴，教三四排的語文課。四排的班主任是燕山南，教三四排的數學課。我們七四連的連長是詹勝陽老師，詹老師也兼任咱們七四連的指導員，教全年級的政治課，副指導員是劉保國老師，教全年級的自然課，其他學科的任課老師學校還沒有確定，可能是確定了，還沒有傳達到我這一級。”
學校裏，班和排這兩個建製概念，在王老師那裏成了繞口令的詞素。
王老師接著說：“再說我們排，我們排是一個四十五人的大集體。男同學二十六名，女同學十九名。現在大家認識一下，我點到名字的同學要站起來，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說明你來自哪個大隊，哪個小隊，哪個小學就行了。”
王老師拿起花名冊，點到：“趙玉榮、趙國潔……”以前，關山月總以為“國”字讀四聲，今天聽王老師讀，才知道“國”字的標準音是讀二聲。同學們一邊答應著，一邊站起來做著自我介紹。
關山月是最後一個被王老師點到名字的，他介紹完自己的情況，坐到椅子上，穩了穩情緒，才覺察出王老師這花名冊有些特別。原來，王老師沒有按照慣例，以分數高低來填寫學生花名冊的，也沒有按照姓氏筆畫或漢語拚音聲母順序來填寫花名冊，他是按照百家姓中姓氏前後來填寫花名冊的，趙姓為頭，跟著是錢、孫、李、周，同學中沒有吳姓和鄭姓，花名冊則到了王姓，關山月排在倒數第一位。
然後，王老師叫上四個大個子男生，去跟他取書本，當然這四人中沒有矮小的關山月。
嶄新的書本拿到手中，關山月斷定自己的中學時代正式開始了。
到校日的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王老師宣布道：“我點名的同學，放學後，到學校政治教員室參加連裏會議。”
王老師點了五個同學的名字，沒有關山月，這讓關山月在入學的頭一天很失落。
關山月的失落沒有錯，這些被點到名字的同學，他們是去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議，也就是一年級紅衛兵組織成立的預備會。顯而易見，能夠參加會議的同學自然捷足先登，成為七四屆入學新生中第一批紅衛兵，並能在權力的分配上獲得優先權。在政治高於生命的年代，能在開學第一天被鮮紅的政治所信賴——加入紅衛兵，比吃了人參果還要美。去參加會議的同學個個喜氣洋洋，臉上都開著花兒。
會上，學校正式決定了七四連高中層領導人。關山月他們班去的五名同學，分別是七四連的副連長，七四連一排排長、副排長，七四連紅衛兵一中隊中隊長、副中隊長。
關山月沒有馬上迴家，而是與同來自於驛東小學的陳陽光、楊長春逛起校園來。楊長春和陳陽光一樣都是從城裏來農村插隊落戶的學生。
楊長春的父親是五七戰士，文革前任春城市建設工程公司經理，老家在驛東公社的肖家嶺大隊。楊父是建國前驛東高小的學生，後考入省城的建築專科學校，畢業後從事建築行業工作，是驛東公社走出去的人物。
陳陽光的母親是六二六戰士，來驛東公社後，在公社衛生院工作。陳陽光的父親，是半拉五七戰士，文革前任驛馬縣計劃委員會主任，文革初期靠邊站，成立革委會後，被縣革委會任命為驛馬糧食局革委會代主任。換句話說，陳父是來驛東公社的五七戰士裏唯一在崗的幹部，他隻是名字來了驛東公社，家搬來了驛東公社，而人本身照樣在驛馬縣糧食局上班。
關山月、陳陽光和楊長春都心照不宣，他們各自盤算著學校的會議，揣著年輕人蒸蒸向上的激情在等待著連裏大會的消息。
置身於校園的甬道上，三個人沒有共同的話題。關山月為了掩人耳目，努力地想收迴自己的心思，他一邊走著，一邊故弄玄虛的給陳陽光和楊長春白活著，說著這九中的故事。
“我不知道春城和驛馬的學校是什麽樣子，你們看我們這學校怎麽樣？好吧？你看那楊樹有多高，王老師說參天般高大一點都不假。聽老人們說，南邊、西邊、東邊那些樹都是自然生長的，有三四十年了。北邊那些樹是學生們載的，也有二十多年了。”
關山月並不理會陳陽光和楊長春是聽還是沒聽，隻管自己去講。
“你們不知道，學校最好的時候還是夏天。一到夏天，操場的南邊那片校田地什麽蔬菜都有，不瞞你們，我經常去偷些吃……。”
關山月想用吃來喚起兩位的注意，但此時的陳陽光和楊長春早已心飛天外，肚子裏依舊揣摩著學校那會。
不一會，會議散了，參加會議的同學魚貫而出，每個人手裏拿著紅彤彤的紅衛兵袖標，個個小臉比袖標還紅。
不一會兒，關山月、陳陽光和楊長春知道了會議的內容和結果，他們暗淡地走出學校的大門。
關山月迴到家中，為起跑線上沒有自己的身影著實不暢，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把裏屋的炕砸成了一個坑，把厚厚的棉被蓋在了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