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老師是八月十一日去的醫院，十二日生產的。
章老師生產的那天，天下著小雨，雨腳像纖細的蠶絲把天和地連接在一起，拉成巨大的霧樣的網，使得久旱的人們享受到沁脾的涼爽。
躺在產房裏的章老師，於陣痛中迎來了她的遺傳基因得以延續的載體。她沒有做母親的喜悅，有的倒是無邊的恐懼，和說不盡的酸鹹苦辣。她不敢看那她該叫做兒子的孩子，甚至連斜覷一眼都沒舍得。
這對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不公平，孩子有什麽錯？
章老師知道，這孩子從有了生命體征的那一刻，她於這孩子來說就已經是個罪人，而這罪人不光是她自己，還有另外一個人，這個人的名字該叫孩子他爹。
孩子她爹是誰？章老師真的說不準，她唯一能說準的，要在江喜三老師和白慶國老師二人之中選一個。
此刻的中國還沒有親子鑒定這一說，人們看這孩子是誰的，多半是靠對這孩子母親的信任程度和自己的直觀感覺來判斷。
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那段死冷寒天的日子裏，在學校住著單身的章老師，無法忍受寂寞和冰雪的雙重壓迫，她不願再看到宿舍窗台上那盞孤燈，她不願再看到宿舍北牆上那刺眼的白霜。她不得不時而居住在學校，得與值宿的白慶國老師同枕，借以靠白慶國老師的體溫來驅趕朔風的侵擾；不得不在白慶國老師不在的時候，趕末班車去驛馬與在縣城工作的江喜三老師同眠，放縱那快要窒息的情感。
章老師也時而想起那遠在數千裏之外於海島上巡邏戍邊的未婚夫。但未婚夫給她的隻是無奈，這無奈一直像宿舍裏那盞孤燈，更像宿舍北牆上那刺眼的白霜，讓她的神經係統幾乎踏進崩潰的深淵。
她是在二十八歲的年齡，不得不聽從家姐的聲討而答應嫁給他的，而那時的他已經滿三十歲。三十歲的男人和二十八歲的女人都已經過了該結婚的年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農村，女孩子結婚未及桃李年華，男孩子結婚也才到弱冠之歲。左鄰右舍中你想找一個超過二十歲還沒娶嫁的男女，不能沒有，十裏八村也就那麽三五個，而這三五個多半不是身殘就是家貧。
日子過得像模像樣的人家的孩子，像章老師和她未婚夫這樣的年齡，兒女早已成雙成對了。
婚姻要講門當戶對。這傳統的觀念，可坑了一些有著公職的女孩子。在農村，凡有公職的男孩子，早被有勢力的人家先占了去，有公職的女孩子想要嫁一個與自己條件相當的人，猶如大海撈針。
所以，在農村，凡有公職的女孩子，最後隻好去選擇軍人。而軍人從士兵撓到連職少說也得十年八年，也正好適合農村這些有著公職的大齡女青年。
大姐對張老師說：“你趕緊嫁了吧，別再挑了，這樣大的年齡還挑啥？好小夥誰能等到你二十八九？再等兩年三年你就半輩子了，成了黃臉婆。我們家你外甥姑娘比你小五歲，兒子都滿地跑了。”
他（她）們就這樣訂了婚。原想訂婚後就結婚。無奈，又不知該把家安在哪兒。安在驛東，章老師不願背井離鄉，又獨守空房，結婚跟沒結婚差別不大；安在海島，以未婚夫的現狀，章老師不夠隨軍條件，況且章老師的工作又一時半會兒調不去。
章老師的未婚夫出身農民家庭，他家是驛東開荒占草的老戶，祖祖輩輩務農，到未婚夫這輩才出息出一個軍官，成了家族的榮耀。
未婚夫人品不錯，隻是辦事認個死理，搬個死樁，不服輸的男人氣過剩。上得海島當兵到現在已經是十四個春秋了。他靠自己的努力，從穿倆兜的士兵，變成穿四個兜的幹部，完成了質的飛躍。現在是副連職，在這個職位上已經幹了三年。
但，在章老師心中，未婚夫不是一個可心的丈夫人選。章老師從不跟人提起她的未婚夫，甚或是最好的閨中密友，最好的同學，她也不提及。隻因未婚夫小學文化，說話直來直去，沒有一點的修飾；隻因未婚夫長得矮小，個頭將頂一米六十，是個三等殘廢。
就這樣，章老師跟未婚夫訂婚後又遊戲了三年，人已經到了三十一歲，未婚夫已經到了三十三歲。未婚夫死心塌地地等著章老師，他不懈地努力，幹著自己的工作，想在兩三年內轉成正連，上到副營，好把章老師隨軍的夢想變成現實。為了表現自己，他竟然三年沒休一次探親假，獲得了一次三等功，兩次嘉獎。
可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盡心竭力等來的卻是一頂色彩奪目的綠帽子。
未婚夫起先不相信。他接到家人關於章老師懷孕的掛號信後，馬上向首長請假，連夜往家趕。當他見到挺著大肚子的章老師，頓時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淚順著兩腮流了下來。他做夢都沒想到，一個受過師範教育的老師，竟然做出這傷風敗俗的事情，輕易地毀掉了一個苦苦為她奮鬥的青年軍人的自尊。
章老師試圖讓未婚夫把責任承擔下來，她說了一火車的好話，眼淚流了一籮筐，未婚夫死活沒有答應。
固執、倔強的未婚夫，當晚要跟章老師做個了斷，章老師百般糾纏，直到天明才不得不與未婚夫達成協議，章老師同意給未婚夫退迴六百元彩禮，了事。
未婚夫離開章家的時候，重重地摔了一下門，嚇得趴在風門子後邊的花母狗，瘋也似地跑了出去，沒敢叫一聲。
迴到家，未婚夫怎麽想都咽不下這口氣，他第二天早晨來到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辦公室，向小組組長鄧新橋反映這個問題。鄧新橋深感問題重大，隨即把未婚夫介紹給了縣“文革領導小組”保衛部。未婚夫到縣保衛部交了材料，說明情況，才返迴部隊。
沒有不透風的牆。此刻的江喜三和白慶國都在公社辦公，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內得到了未婚夫來訪的報告。江喜三聽後，頓時冷汗淋漓；白慶國聽到後，嚇得汗不敢出；他們都急急忙忙往百裏之外的章家趕。
江喜三先到，她與章老師嘀咕了半天，立下了誓言，章老師許諾絕不供出江喜三，江喜三以拿撫養費做迴報。
緊接著來到章家的是白慶國，白慶國鼻涕一把淚一把的給章老師陪不是，章老師網開一麵，讓他享受到江喜三一樣的待遇。
隔了三天張英浩才知道這事。
等張英浩知道這事的時候，江喜三和白慶國已經把事情安排停當，章老師已經下定決心把張英浩供出去，給肚子裏的孩子硬性命名了一個張姓的爹。
產房裏除了章老師還有四個人，兩個是從老家齊家公社趕來的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再就是一個婦科大夫，一個助產的護士。婦科大夫收拾利索後，什麽都沒說，領著護士離開了產房。
說是產房，其實就是病房。在醫院的緊裏間。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農村人沒有到醫院來生孩子的習慣，生孩子也很少找婦科大夫，都是把屯中的收生婆接到家，一把剪子，一團線，比而今養豬場給母豬接生還簡單。
章老師這算特例。這特例不是章老師的要求，而是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刻意安排。
章老師覺病的時候，根據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指示，由學校“文革領導小組”做的報告。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大員們想的很周到，他們怕章老師淹沒證據，把孩子扔掉，而指定了章老師生產的醫院——驛東公社人民醫院。組長鄧新橋還指示“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肖家嶺大隊“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李樹岩帶領四個女紅衛兵去醫院監生。從而使得“監生”這個詞又有了新的寓意。
至此，產房的門口站著兩個戴著紅袖標的女紅衛兵，產房的前窗戶下也站著兩個戴著紅袖標的女紅衛兵。李樹岩則在醫院的“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督陣，鄧新橋在公社“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親自指揮。他們間電話聯係不斷。鄧新橋山東沂蒙人，軍人出身，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立有戰功。轉業到地方後，來驛東公社任武裝部部長，一晃已經四年。
鄧部長典型的山東人性格，為人處事直來直去，想到哪說到哪做到哪，跟任何人都能交流思想，不打埋伏。
由於他的特定曆史出身，他所從事的工作，和他的為人，加之“文革”形勢發展的特殊需要，鄧部長從“文革”開始到中期，一直是驛東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領袖級人物。除了教育這一塊他掌控起來稍顯吃力外，驛東其他戰線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鄧部長從“文革”開始，就與教育界的造反派想法不一，這個從血流成河的殺戮中走過來的軍人，不再喜歡殺戮，他已經厭倦了流血，他經常要起早貪黑去說服造反派，告誡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他囑咐“文革領導小組”負責後勤的同誌，要管好“走資派”的生活。
他說：“紅衛兵是人，造反派是人，走資派也是人。隻要上級沒給老閔和老郭下結論，他們的問題性質就不能按敵我矛盾對待。就是將來變成敵我矛盾了，把他們判刑了，也還得給他們飯吃，不能把他們餓死。你們搞後勤的同誌不要苛待著他們，要保證讓他們吃飽，起碼每頓飯要有湯喝。”
毛主席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主席的話一點不假。鄧部長的態度遭到來自“文革領導小組”內部一些人的反對。反對最激烈的是來自驛東中心小學的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喜三，其次是來自驛東供銷社的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王玉奎。這兩個人經常聯起手來向鄧部長發難，出些難題。
江喜三調來驛東公社中心小學前沒有官職，隻是一個年級組的組長，說好聽的算是主任教師。王玉奎在單位更是平平，沒什麽職務，一般的售貨員。他們都是借“文革”起家的造反英雄。他們有著一個共同本事，敢於挑別人的毛病；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對權力的渴望，做夢都想戴烏紗帽 。
王玉奎頭腦簡單，是經常被人當槍使的料。江喜三常給王玉奎裝搶，王玉奎也樂此不疲地去放。這樣，兩個人在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一唱一和，也興些風浪。
章老師懷孕這事昭然若揭後，驛東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認定孩子他爹非江喜三莫屬，隻有極少數人認為這孩子他爹是白慶國，幾乎沒誰想到張英浩。
人們內心清楚，如花似玉的章衛紅看上風華正茂的同學江喜三有情可原，看上風流倜儻的老師白慶國也在情理之中，看上又黑又膀大字不識幾個的社員張英浩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再說，張英浩跟章老師接觸不到三個月，怎麽能見成果呢？都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這也不符合常理呀。
無奈，章老師一口咬定孩子是張英浩的，而且章老師把與張英浩的苟且之日提前了六個月，說成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去五隊家訪時發生的。起因是張英浩見色施暴，把她強奸了；後來為了臉麵，她沒有聲張；誰知張英浩一次播種一次拿全苗，生米做成了熟飯。再後來，張英浩當上了“貧宣隊”隊長，她便因暴生情，有了今天這局麵。
這完全是編造的故事，怎麽說人們都覺得章老師肚子裏的孩子不是張英浩惹的禍，張英浩一定是被冤枉的，但在砸爛公檢法的荒唐歲月裏沒誰為這事去糾根問底，更沒誰能去仗義執言。
更何況，江喜三指使王玉奎對張英浩施行了嚴刑逼供，張英浩受刑不過已經招供，與章老師的口供在文字上如出一轍了，連個字都不差，成了鐵案。
鄧部長原想捅這個馬蜂窩，無奈江喜三進行切實的反擊，動員他的嘍囉來個圍魏救趙，揪住鄧部長“保皇派”的領子不放，逼得鄧部長一時抽不出身來。江喜三乘勢得以隱藏，也救了在公社“群專”組的白慶國。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站在產房的窗台前不言語，愣愣地看著這個不該來到人世的孩子，眼睛裏含著淚花。
她們以為這孩子的爹真的是張英浩，從而，為孩子出生後不能見到爹而傷心。章老師沒有跟自己的姐姐交代實情，致使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產生這無聊的思想。
孩子是用一個球衣改成的小被包著，啼哭聲不時地從產房中傳出。這孩子那裏知道，因為他的到來，他的母親不得不斷送一個無辜人的正常生活，而讓他的真正父親逍遙法外。可是不管他長大後是否承認，那個被抓進監獄裏的張英浩已經在法律上成了他的爹，而他的真爹，已經從法律上永遠不可能是他的爹了。
在醫院督陣的李樹岩得到章老師生產的消息後，馬上將情況報告給在公社指揮的鄧部長。鄧部長指示馬上取章老師的筆錄，取婦科大夫的筆錄，取助產護士的筆錄。
鄧部長叮囑道：“小李子，書麵材料形成後，馬上送來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爭取連夜送到縣‘文革領導小組’。人家上邊催的可緊了。”
此時的張英浩，已經被縣“文革領導小組”的保衛部以強奸罪和破壞軍婚罪抓去四天了。
窗外的雨繼續下著，由小雨變成了中雨，雨點打在窗戶上發出鬧心的沙沙聲。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人生地不熟，站在產房裏為這孩子的去向發愁。
大姐怯生生地問產房門口站崗的女紅衛兵：“我想見見你們的領導，說說這孩子該怎麽安排。”
兩個紅衛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馬上表態。
好一會兒，其中一個梳短發的紅衛兵，對另一個梳長發的紅衛兵說：“你在這盯著，我去找李組長。”說著她飛快地向醫院“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跑去。
一個小時後，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鄧新橋出現在驛東公社醫院的走廊裏。後邊簇擁著一群紅衛兵，有男有女。鮮紅的紅衛兵袖標，把走廊染成了血色。
鄧部長來到產房，氣還沒有喘勻，從兜裏拿出一張稿紙，對張老師交代道：“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研究決定：一、章衛紅所生的私生子，由章衛紅撫養；章衛紅無力撫養，可由章衛紅負責另找他人撫養。二、章衛紅必須保證新生兒的生命安全，不得遺棄。交給他人正常領養除外。三、生產所需費用，由章衛紅個人承擔。四、章衛紅要在九月十五日前向組織說明情況，等待組織的進一步處理。”
不知是鄧部長的神威，還是那孩子天生的聰明，在鄧部長宣讀這決定的時候，竟一聲也沒有哭。
鄧部長宣讀後，一行人唿啦啦離開了產房，產房裏隻剩下章老師姐仨，和那個新出生的男孩。章老師不知為什麽放聲大哭起來，章老師的哭聲也喚醒了那個新生兒，他也放聲大哭起來。章老師的大姐、二姐也陪著章老師她們娘倆哭。哭得楊二翻天。
此時的章老師不但人在哭，心也在哭，一場瓢潑似的苦雨正降落在她的心房深處，一切都好像到了生命的盡頭，她想到死，但她不敢去死，因為說不定這死要牽連出好多人，甚或是她的家人。
章老師用自己的身子和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把“貧宣隊”張隊長送進了監獄。
有些人慶幸，像江喜三和白慶國，但更多的人則是茫然，也有人為章老師可憐。
要說可憐，最可憐的該是那孩子。剛一落地，還沒等滿月，他的爹，準確地說是他法律意義的爹就被正式判決了，而把他的法律意義上的爹送進監獄的有力證據正是他的出生。唉，這叫人們如何去說呢？
驛東街裏的好事者，有上百人來到了醫院，圍住了產房，一些人想看看這孩子到底像誰。關山嶽也在其中，但他沒抹得開擠到前麵，生怕讓章老師看見，彼此不好意思。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想阻止大家，無奈這樣的人潮怎麽能擋住。有的人趴在窗戶上，有的人更膽大些進了產房。
隻聽人們議論道：“這孩子真他媽像‘江大眼’，你沒看長得雙眼豹皮的，不像“張大楞”小眼咪咪著。”也有人私語：“我看既不像‘江大眼’，也不像‘張大楞’，細皮嫩肉的，倒像‘白得瑟’。”
關山嶽沒有看到這孩子，始終也不知道這孩子到底像誰。
關山嶽迴到家，向父親和母親講述了一天在公社衛生院的見聞。
關父說：“我早說張大楞不是好得瑟，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去學校得瑟啥，學校和衛生院都是花花地兒，你能玩過知識分子，讓人設計了吧。”
關母說：“張大楞這事不是跟九中校長付翔鷺是一樣的事嗎？怎麽付翔鷺自消自滅沒事了，這張大楞卻讓公安給抓起來了，都‘文化大革命’了，怎麽一樣客（qie），還兩樣待承啊？”
關母說的事關山嶽清楚。
今年五月，“文革”剛開始，關山嶽和屯中的一幫孩子去驛馬九中玩，發現九中的團委書記、女老師唿玉琴在窗前偷偷地掉淚。而站在唿老師身邊的驛馬九中校長付翔鷺正說著一些安慰的話。
“不要哭嘛，事情已經發生了，咱們想辦法解決就是了。請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把事情安排好的，不能讓你丟砢磣。你丟砢磣，我能揀著嗎？”
經過這事，孩子們細心了，發現沒有結婚的唿玉琴肚子卻大了起來，而且一天天像氣吹似的往大了長。
不幾天，屯中的大人們開始議論了，說：“九中的唿書記和付校長整出事來了，沒看到唿書記的肚子都大了嗎。”
大點兒的孩子們更能扯淡，編出來順口溜滿大街的喊：“唿玉琴，付翔鷺，他（她）們兩個肚挨肚，唿玉琴一張嘴，付翔鷺往裏吐，整出一個梅花鹿。”
大孩子們喊，關山嶽這些小孩子也跟著喊。
到七月，唿書記把孩子生了下來。說句負責任的話，唿書記生的是人，而不是孩子們異想天開說的梅花鹿。
付翔鷺曾經是關父的老領導，土改時就跟關父相識，關父很關心付翔鷺這事。
一天晚上關父迴家後，對關母說：“老付的事沒事了，今天我聽手工業的小鐵匠說，人家唿書記說她是自願的，是付校長喝酒喝多了，她鑽了人家付校長的被窩。你說人家唿書記是不是個人物，多夠意思。”
說道這，關父露出讚許的神態，關母狠狠地瞪了關父一眼，沒有說什麽。
其實，唿書記也是軍婚，她的對象在新疆野戰部隊服役，也是因兩地生活不便沒有結婚。
好在，事情發生後，唿書記的對象沒有追究，原諒了唿書記，而唿書記又主動承擔了責任，說是她主動勾引的付校長；加之，付校長原來在縣農林科當科長時的秘書，此時正好是驛馬縣“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兼保衛部部長。上邊放了付校長一馬。
付校長在學校工作五六年，有個好人緣，無論教師，還是學生沒有一個對立麵。一些學生怕其他學校的紅衛兵來糾纏付校長這事，借付校長是當權派的因由把付校長給藏了起來。付校長才得以幸免於難。
所以，有人說：造反派六親不認。這不準確。其實，造反派也是食人間煙火的，也有七情六欲，也會像當權者那樣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
發生在小學的事，和發生在中學的事兩相對照，人們便製造出許多言論。但歸根結底，一句話：事在人為。
說來也怪。這年秋天。驛東中心小學校園內，一片長得好好的桃樹，平白無故的死掉了，三十幾棵樹一棵都沒剩。而驛馬九中校園裏的一片李子樹，卻開出了晶瑩的白花。
半個月後，章老師生的孩子送了人，是江喜三的愛人幫著聯係的。
一個月以後，章老師調離了驛東中心小學校。
章老師生產的那天，天下著小雨，雨腳像纖細的蠶絲把天和地連接在一起，拉成巨大的霧樣的網，使得久旱的人們享受到沁脾的涼爽。
躺在產房裏的章老師，於陣痛中迎來了她的遺傳基因得以延續的載體。她沒有做母親的喜悅，有的倒是無邊的恐懼，和說不盡的酸鹹苦辣。她不敢看那她該叫做兒子的孩子，甚至連斜覷一眼都沒舍得。
這對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不公平，孩子有什麽錯？
章老師知道，這孩子從有了生命體征的那一刻，她於這孩子來說就已經是個罪人，而這罪人不光是她自己，還有另外一個人，這個人的名字該叫孩子他爹。
孩子她爹是誰？章老師真的說不準，她唯一能說準的，要在江喜三老師和白慶國老師二人之中選一個。
此刻的中國還沒有親子鑒定這一說，人們看這孩子是誰的，多半是靠對這孩子母親的信任程度和自己的直觀感覺來判斷。
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那段死冷寒天的日子裏，在學校住著單身的章老師，無法忍受寂寞和冰雪的雙重壓迫，她不願再看到宿舍窗台上那盞孤燈，她不願再看到宿舍北牆上那刺眼的白霜。她不得不時而居住在學校，得與值宿的白慶國老師同枕，借以靠白慶國老師的體溫來驅趕朔風的侵擾；不得不在白慶國老師不在的時候，趕末班車去驛馬與在縣城工作的江喜三老師同眠，放縱那快要窒息的情感。
章老師也時而想起那遠在數千裏之外於海島上巡邏戍邊的未婚夫。但未婚夫給她的隻是無奈，這無奈一直像宿舍裏那盞孤燈，更像宿舍北牆上那刺眼的白霜，讓她的神經係統幾乎踏進崩潰的深淵。
她是在二十八歲的年齡，不得不聽從家姐的聲討而答應嫁給他的，而那時的他已經滿三十歲。三十歲的男人和二十八歲的女人都已經過了該結婚的年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農村，女孩子結婚未及桃李年華，男孩子結婚也才到弱冠之歲。左鄰右舍中你想找一個超過二十歲還沒娶嫁的男女，不能沒有，十裏八村也就那麽三五個，而這三五個多半不是身殘就是家貧。
日子過得像模像樣的人家的孩子，像章老師和她未婚夫這樣的年齡，兒女早已成雙成對了。
婚姻要講門當戶對。這傳統的觀念，可坑了一些有著公職的女孩子。在農村，凡有公職的男孩子，早被有勢力的人家先占了去，有公職的女孩子想要嫁一個與自己條件相當的人，猶如大海撈針。
所以，在農村，凡有公職的女孩子，最後隻好去選擇軍人。而軍人從士兵撓到連職少說也得十年八年，也正好適合農村這些有著公職的大齡女青年。
大姐對張老師說：“你趕緊嫁了吧，別再挑了，這樣大的年齡還挑啥？好小夥誰能等到你二十八九？再等兩年三年你就半輩子了，成了黃臉婆。我們家你外甥姑娘比你小五歲，兒子都滿地跑了。”
他（她）們就這樣訂了婚。原想訂婚後就結婚。無奈，又不知該把家安在哪兒。安在驛東，章老師不願背井離鄉，又獨守空房，結婚跟沒結婚差別不大；安在海島，以未婚夫的現狀，章老師不夠隨軍條件，況且章老師的工作又一時半會兒調不去。
章老師的未婚夫出身農民家庭，他家是驛東開荒占草的老戶，祖祖輩輩務農，到未婚夫這輩才出息出一個軍官，成了家族的榮耀。
未婚夫人品不錯，隻是辦事認個死理，搬個死樁，不服輸的男人氣過剩。上得海島當兵到現在已經是十四個春秋了。他靠自己的努力，從穿倆兜的士兵，變成穿四個兜的幹部，完成了質的飛躍。現在是副連職，在這個職位上已經幹了三年。
但，在章老師心中，未婚夫不是一個可心的丈夫人選。章老師從不跟人提起她的未婚夫，甚或是最好的閨中密友，最好的同學，她也不提及。隻因未婚夫小學文化，說話直來直去，沒有一點的修飾；隻因未婚夫長得矮小，個頭將頂一米六十，是個三等殘廢。
就這樣，章老師跟未婚夫訂婚後又遊戲了三年，人已經到了三十一歲，未婚夫已經到了三十三歲。未婚夫死心塌地地等著章老師，他不懈地努力，幹著自己的工作，想在兩三年內轉成正連，上到副營，好把章老師隨軍的夢想變成現實。為了表現自己，他竟然三年沒休一次探親假，獲得了一次三等功，兩次嘉獎。
可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盡心竭力等來的卻是一頂色彩奪目的綠帽子。
未婚夫起先不相信。他接到家人關於章老師懷孕的掛號信後，馬上向首長請假，連夜往家趕。當他見到挺著大肚子的章老師，頓時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淚順著兩腮流了下來。他做夢都沒想到，一個受過師範教育的老師，竟然做出這傷風敗俗的事情，輕易地毀掉了一個苦苦為她奮鬥的青年軍人的自尊。
章老師試圖讓未婚夫把責任承擔下來，她說了一火車的好話，眼淚流了一籮筐，未婚夫死活沒有答應。
固執、倔強的未婚夫，當晚要跟章老師做個了斷，章老師百般糾纏，直到天明才不得不與未婚夫達成協議，章老師同意給未婚夫退迴六百元彩禮，了事。
未婚夫離開章家的時候，重重地摔了一下門，嚇得趴在風門子後邊的花母狗，瘋也似地跑了出去，沒敢叫一聲。
迴到家，未婚夫怎麽想都咽不下這口氣，他第二天早晨來到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辦公室，向小組組長鄧新橋反映這個問題。鄧新橋深感問題重大，隨即把未婚夫介紹給了縣“文革領導小組”保衛部。未婚夫到縣保衛部交了材料，說明情況，才返迴部隊。
沒有不透風的牆。此刻的江喜三和白慶國都在公社辦公，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內得到了未婚夫來訪的報告。江喜三聽後，頓時冷汗淋漓；白慶國聽到後，嚇得汗不敢出；他們都急急忙忙往百裏之外的章家趕。
江喜三先到，她與章老師嘀咕了半天，立下了誓言，章老師許諾絕不供出江喜三，江喜三以拿撫養費做迴報。
緊接著來到章家的是白慶國，白慶國鼻涕一把淚一把的給章老師陪不是，章老師網開一麵，讓他享受到江喜三一樣的待遇。
隔了三天張英浩才知道這事。
等張英浩知道這事的時候，江喜三和白慶國已經把事情安排停當，章老師已經下定決心把張英浩供出去，給肚子裏的孩子硬性命名了一個張姓的爹。
產房裏除了章老師還有四個人，兩個是從老家齊家公社趕來的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再就是一個婦科大夫，一個助產的護士。婦科大夫收拾利索後，什麽都沒說，領著護士離開了產房。
說是產房，其實就是病房。在醫院的緊裏間。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農村人沒有到醫院來生孩子的習慣，生孩子也很少找婦科大夫，都是把屯中的收生婆接到家，一把剪子，一團線，比而今養豬場給母豬接生還簡單。
章老師這算特例。這特例不是章老師的要求，而是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刻意安排。
章老師覺病的時候，根據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指示，由學校“文革領導小組”做的報告。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的大員們想的很周到，他們怕章老師淹沒證據，把孩子扔掉，而指定了章老師生產的醫院——驛東公社人民醫院。組長鄧新橋還指示“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肖家嶺大隊“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李樹岩帶領四個女紅衛兵去醫院監生。從而使得“監生”這個詞又有了新的寓意。
至此，產房的門口站著兩個戴著紅袖標的女紅衛兵，產房的前窗戶下也站著兩個戴著紅袖標的女紅衛兵。李樹岩則在醫院的“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督陣，鄧新橋在公社“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親自指揮。他們間電話聯係不斷。鄧新橋山東沂蒙人，軍人出身，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立有戰功。轉業到地方後，來驛東公社任武裝部部長，一晃已經四年。
鄧部長典型的山東人性格，為人處事直來直去，想到哪說到哪做到哪，跟任何人都能交流思想，不打埋伏。
由於他的特定曆史出身，他所從事的工作，和他的為人，加之“文革”形勢發展的特殊需要，鄧部長從“文革”開始到中期，一直是驛東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領袖級人物。除了教育這一塊他掌控起來稍顯吃力外，驛東其他戰線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鄧部長從“文革”開始，就與教育界的造反派想法不一，這個從血流成河的殺戮中走過來的軍人，不再喜歡殺戮，他已經厭倦了流血，他經常要起早貪黑去說服造反派，告誡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他囑咐“文革領導小組”負責後勤的同誌，要管好“走資派”的生活。
他說：“紅衛兵是人，造反派是人，走資派也是人。隻要上級沒給老閔和老郭下結論，他們的問題性質就不能按敵我矛盾對待。就是將來變成敵我矛盾了，把他們判刑了，也還得給他們飯吃，不能把他們餓死。你們搞後勤的同誌不要苛待著他們，要保證讓他們吃飽，起碼每頓飯要有湯喝。”
毛主席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主席的話一點不假。鄧部長的態度遭到來自“文革領導小組”內部一些人的反對。反對最激烈的是來自驛東中心小學的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喜三，其次是來自驛東供銷社的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王玉奎。這兩個人經常聯起手來向鄧部長發難，出些難題。
江喜三調來驛東公社中心小學前沒有官職，隻是一個年級組的組長，說好聽的算是主任教師。王玉奎在單位更是平平，沒什麽職務，一般的售貨員。他們都是借“文革”起家的造反英雄。他們有著一個共同本事，敢於挑別人的毛病；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對權力的渴望，做夢都想戴烏紗帽 。
王玉奎頭腦簡單，是經常被人當槍使的料。江喜三常給王玉奎裝搶，王玉奎也樂此不疲地去放。這樣，兩個人在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一唱一和，也興些風浪。
章老師懷孕這事昭然若揭後，驛東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認定孩子他爹非江喜三莫屬，隻有極少數人認為這孩子他爹是白慶國，幾乎沒誰想到張英浩。
人們內心清楚，如花似玉的章衛紅看上風華正茂的同學江喜三有情可原，看上風流倜儻的老師白慶國也在情理之中，看上又黑又膀大字不識幾個的社員張英浩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再說，張英浩跟章老師接觸不到三個月，怎麽能見成果呢？都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這也不符合常理呀。
無奈，章老師一口咬定孩子是張英浩的，而且章老師把與張英浩的苟且之日提前了六個月，說成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去五隊家訪時發生的。起因是張英浩見色施暴，把她強奸了；後來為了臉麵，她沒有聲張；誰知張英浩一次播種一次拿全苗，生米做成了熟飯。再後來，張英浩當上了“貧宣隊”隊長，她便因暴生情，有了今天這局麵。
這完全是編造的故事，怎麽說人們都覺得章老師肚子裏的孩子不是張英浩惹的禍，張英浩一定是被冤枉的，但在砸爛公檢法的荒唐歲月裏沒誰為這事去糾根問底，更沒誰能去仗義執言。
更何況，江喜三指使王玉奎對張英浩施行了嚴刑逼供，張英浩受刑不過已經招供，與章老師的口供在文字上如出一轍了，連個字都不差，成了鐵案。
鄧部長原想捅這個馬蜂窩，無奈江喜三進行切實的反擊，動員他的嘍囉來個圍魏救趙，揪住鄧部長“保皇派”的領子不放，逼得鄧部長一時抽不出身來。江喜三乘勢得以隱藏，也救了在公社“群專”組的白慶國。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站在產房的窗台前不言語，愣愣地看著這個不該來到人世的孩子，眼睛裏含著淚花。
她們以為這孩子的爹真的是張英浩，從而，為孩子出生後不能見到爹而傷心。章老師沒有跟自己的姐姐交代實情，致使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產生這無聊的思想。
孩子是用一個球衣改成的小被包著，啼哭聲不時地從產房中傳出。這孩子那裏知道，因為他的到來，他的母親不得不斷送一個無辜人的正常生活，而讓他的真正父親逍遙法外。可是不管他長大後是否承認，那個被抓進監獄裏的張英浩已經在法律上成了他的爹，而他的真爹，已經從法律上永遠不可能是他的爹了。
在醫院督陣的李樹岩得到章老師生產的消息後，馬上將情況報告給在公社指揮的鄧部長。鄧部長指示馬上取章老師的筆錄，取婦科大夫的筆錄，取助產護士的筆錄。
鄧部長叮囑道：“小李子，書麵材料形成後，馬上送來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爭取連夜送到縣‘文革領導小組’。人家上邊催的可緊了。”
此時的張英浩，已經被縣“文革領導小組”的保衛部以強奸罪和破壞軍婚罪抓去四天了。
窗外的雨繼續下著，由小雨變成了中雨，雨點打在窗戶上發出鬧心的沙沙聲。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人生地不熟，站在產房裏為這孩子的去向發愁。
大姐怯生生地問產房門口站崗的女紅衛兵：“我想見見你們的領導，說說這孩子該怎麽安排。”
兩個紅衛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馬上表態。
好一會兒，其中一個梳短發的紅衛兵，對另一個梳長發的紅衛兵說：“你在這盯著，我去找李組長。”說著她飛快地向醫院“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跑去。
一個小時後，驛東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鄧新橋出現在驛東公社醫院的走廊裏。後邊簇擁著一群紅衛兵，有男有女。鮮紅的紅衛兵袖標，把走廊染成了血色。
鄧部長來到產房，氣還沒有喘勻，從兜裏拿出一張稿紙，對張老師交代道：“公社‘文革領導小組’研究決定：一、章衛紅所生的私生子，由章衛紅撫養；章衛紅無力撫養，可由章衛紅負責另找他人撫養。二、章衛紅必須保證新生兒的生命安全，不得遺棄。交給他人正常領養除外。三、生產所需費用，由章衛紅個人承擔。四、章衛紅要在九月十五日前向組織說明情況，等待組織的進一步處理。”
不知是鄧部長的神威，還是那孩子天生的聰明，在鄧部長宣讀這決定的時候，竟一聲也沒有哭。
鄧部長宣讀後，一行人唿啦啦離開了產房，產房裏隻剩下章老師姐仨，和那個新出生的男孩。章老師不知為什麽放聲大哭起來，章老師的哭聲也喚醒了那個新生兒，他也放聲大哭起來。章老師的大姐、二姐也陪著章老師她們娘倆哭。哭得楊二翻天。
此時的章老師不但人在哭，心也在哭，一場瓢潑似的苦雨正降落在她的心房深處，一切都好像到了生命的盡頭，她想到死，但她不敢去死，因為說不定這死要牽連出好多人，甚或是她的家人。
章老師用自己的身子和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把“貧宣隊”張隊長送進了監獄。
有些人慶幸，像江喜三和白慶國，但更多的人則是茫然，也有人為章老師可憐。
要說可憐，最可憐的該是那孩子。剛一落地，還沒等滿月，他的爹，準確地說是他法律意義的爹就被正式判決了，而把他的法律意義上的爹送進監獄的有力證據正是他的出生。唉，這叫人們如何去說呢？
驛東街裏的好事者，有上百人來到了醫院，圍住了產房，一些人想看看這孩子到底像誰。關山嶽也在其中，但他沒抹得開擠到前麵，生怕讓章老師看見，彼此不好意思。
章老師的大姐和二姐想阻止大家，無奈這樣的人潮怎麽能擋住。有的人趴在窗戶上，有的人更膽大些進了產房。
隻聽人們議論道：“這孩子真他媽像‘江大眼’，你沒看長得雙眼豹皮的，不像“張大楞”小眼咪咪著。”也有人私語：“我看既不像‘江大眼’，也不像‘張大楞’，細皮嫩肉的，倒像‘白得瑟’。”
關山嶽沒有看到這孩子，始終也不知道這孩子到底像誰。
關山嶽迴到家，向父親和母親講述了一天在公社衛生院的見聞。
關父說：“我早說張大楞不是好得瑟，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去學校得瑟啥，學校和衛生院都是花花地兒，你能玩過知識分子，讓人設計了吧。”
關母說：“張大楞這事不是跟九中校長付翔鷺是一樣的事嗎？怎麽付翔鷺自消自滅沒事了，這張大楞卻讓公安給抓起來了，都‘文化大革命’了，怎麽一樣客（qie），還兩樣待承啊？”
關母說的事關山嶽清楚。
今年五月，“文革”剛開始，關山嶽和屯中的一幫孩子去驛馬九中玩，發現九中的團委書記、女老師唿玉琴在窗前偷偷地掉淚。而站在唿老師身邊的驛馬九中校長付翔鷺正說著一些安慰的話。
“不要哭嘛，事情已經發生了，咱們想辦法解決就是了。請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把事情安排好的，不能讓你丟砢磣。你丟砢磣，我能揀著嗎？”
經過這事，孩子們細心了，發現沒有結婚的唿玉琴肚子卻大了起來，而且一天天像氣吹似的往大了長。
不幾天，屯中的大人們開始議論了，說：“九中的唿書記和付校長整出事來了，沒看到唿書記的肚子都大了嗎。”
大點兒的孩子們更能扯淡，編出來順口溜滿大街的喊：“唿玉琴，付翔鷺，他（她）們兩個肚挨肚，唿玉琴一張嘴，付翔鷺往裏吐，整出一個梅花鹿。”
大孩子們喊，關山嶽這些小孩子也跟著喊。
到七月，唿書記把孩子生了下來。說句負責任的話，唿書記生的是人，而不是孩子們異想天開說的梅花鹿。
付翔鷺曾經是關父的老領導，土改時就跟關父相識，關父很關心付翔鷺這事。
一天晚上關父迴家後，對關母說：“老付的事沒事了，今天我聽手工業的小鐵匠說，人家唿書記說她是自願的，是付校長喝酒喝多了，她鑽了人家付校長的被窩。你說人家唿書記是不是個人物，多夠意思。”
說道這，關父露出讚許的神態，關母狠狠地瞪了關父一眼，沒有說什麽。
其實，唿書記也是軍婚，她的對象在新疆野戰部隊服役，也是因兩地生活不便沒有結婚。
好在，事情發生後，唿書記的對象沒有追究，原諒了唿書記，而唿書記又主動承擔了責任，說是她主動勾引的付校長；加之，付校長原來在縣農林科當科長時的秘書，此時正好是驛馬縣“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兼保衛部部長。上邊放了付校長一馬。
付校長在學校工作五六年，有個好人緣，無論教師，還是學生沒有一個對立麵。一些學生怕其他學校的紅衛兵來糾纏付校長這事，借付校長是當權派的因由把付校長給藏了起來。付校長才得以幸免於難。
所以，有人說：造反派六親不認。這不準確。其實，造反派也是食人間煙火的，也有七情六欲，也會像當權者那樣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
發生在小學的事，和發生在中學的事兩相對照，人們便製造出許多言論。但歸根結底，一句話：事在人為。
說來也怪。這年秋天。驛東中心小學校園內，一片長得好好的桃樹，平白無故的死掉了，三十幾棵樹一棵都沒剩。而驛馬九中校園裏的一片李子樹，卻開出了晶瑩的白花。
半個月後，章老師生的孩子送了人，是江喜三的愛人幫著聯係的。
一個月以後，章老師調離了驛東中心小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