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中國，人們都經曆了不同凡響的感受。誰都記得那正是政治動蕩不定的年月，也是有史以來國人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一年。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跟什麽樣的國家領導人走什麽樣的路才為正確？這一點大多數人隻認一個道理：聽黨的話跟黨走沒有錯。可是後來被打倒的“四人幫”之流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負麵影響老百姓是看不明白的，也分不清跟誰走的路線正確？隻有：凡是聽毛主席話的凡是按毛主席指示照辦的就是為正確的路線。
當年，元月8日周總理逝世，我也逐漸跟大人們一樣關心起國家大事的變化。緊接著7月7日朱總司令也相繼去世，人們的心又開始緊張起來，對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擔心自然而然試想從報紙上的字縫裏看些名堂，結果國家上麵的消息幾乎全被封鎖。或者說“愚民政策”上麵不相信老百姓的政治覺悟？其實後來人們才知道那是“四人幫”壓製民主限製言論自由所至。特別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當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多萬人口死於自然災害和國土大部分地區連天遭受陰雨天的困擾主要農作物大量減產加上9月9日毛主席與世長辭，中國人的心幾乎都要碎了！大多數人都感到祖國的前途到底還有沒有光明可言？還是走向黑暗？人們克服當年麥收季節陰雨不斷吃著本歉收又長芽的麥子磨成麵的饅頭的苦楚，心裏和家庭到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期望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好的接班人來領導全國人們從多處的無奈盼望走出有一點期望來呢？
對於每一個國人，麵對著共和國三個最偉大的領導人相繼去世，“化悲痛為力量”才是每一個自己應當選擇的首選行動。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
場領導決定成立新的拓荒點——苗圃隊。人員有到場新招來的70多人“上山下鄉”第四批知識青年組建。苗圃隊領導有書記、兩個隊長擔任。我被場領導指定為苗圃隊青年點的一隊之長之一。領導征求我的意見？還用說什麽呢？我隻能以實際行動“化悲痛為力量”了。
記得1976年11月10日那一天，同時又是我終生增加難忘的一天。那一天下午，我領著幾個老職工組成的鑼鼓班子，在新蓋好的苗圃隊<距場部三公裏以外東南方向的沙漠戈壁深處地帶>六排宿舍路口。一頓“蹌蹌器強器”的鑼鼓聲，我們迎來了林場曆史上最後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到來。歡迎會上，又重複著紮根林場一輩子的革命口號。不過我這次充當領高唿是為革命的口號的領唿人。
從此有70多名較純正的知青隊伍和幾十號老職工組建的90多人的苗圃隊正式開張“營業”。我負責後勤保障、知青們的學習和宣傳教育。當然萬事開頭難。我又跟著大家夥兒，自己又重演一遍白天分發爐子煙筒、夜裏跟班打井解決吃水問題。
說起打井那活，那個年月全得憑人工原始作業。當時的林場條件根本不可能靠機械動力。人工打井一般鑽井深度至少在十米以下才能見水。假如一旦開鑽，24小時馬不停蹄地輪番參戰，如果不拿下很有可能剛掘出的深度就有塌方危險，結局隻有報廢。靠人工打一口機井至少要連續一周的時間才能完成。靠機械做動力打機井那就快得不得了。少則兩天多則一天，打得即深又完備而且使用的壽命又長久。林場建場初期的打井完全靠人力土法上馬。為了打多眼機井灌溉更多的土地，林場還專門組建很多人參加的打井隊。我沒有參加過幾次打井，也不懂那作業規律到底應該怎樣把握？怎樣幹？我聽說過打井隊員裏的一些“傳文奇談”的故事。
第一批知青裏的閆淑英、朱麗英她們兩個就是當年場部打井隊的隊員。閆還是個副班長。據她們講當時打井是寒冬臘月天。晚上每個人穿著場裏發的棉衣工作服。臉上捂著個大口罩，黑糊糊的天根本分不清哪個是男的？哪個是女的？尤其是後半夜，人又困又餓，工作麵還必須要求轉井台盤不停地轉動。可憐的男女知青們好多人都承受不了太繁重太疲勞的作業方式 ，經常有人爬在推磨橫竿上睡過去。雖說每個人腳底下穿著的棉鞋能保暖，可經不起推磨鑽出來的井底裏的水溢出地表外。閆淑英是個副班長，她得身先士卒必須帶頭幹，少不了揀重擔子挑。一天夜裏兩點種，輪到還不到17歲年齡的閆淑英帶班，沒成想，連她自己累得也起晚了，慌忙之中，抓瞎穿著了本該穿的大棉頭皮鞋的鞋，結果把一雙普通棉布鞋登在了雙腳上。到了工地，她一邊要看打井的進度，一邊要注意觀察地邊水被溢出的狀態。棉鞋一次又一次被水泡濕。工作下來時，腳上穿的棉鞋早已連同雙腳緊緊地凍到了一起，當想辦法把鞋鬧掉後才發現自己的兩隻腳丫被凍傷。看到如此慘烈的狀態，另複轉軍人班長心疼不已。班長解開身上的棉衣紐扣用他熱乎乎的胸膛替他的副手暖腳丫。後來難怪在如此艱苦困惑的年代裏，男女知青和“老轉們”會產生美好的一起起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來的。隻是那個年月的極左政治思潮統治人們的靈魂，茶餘飯後人們也隻當在私下裏竊竊私語而已了！
在那種狀態下，在那種沒完沒了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中裏，工作都忙到那個份上，加上閆淑英年齡本身就小。當年一個還未滿17歲的小姑娘，哪懂得後來發生的狀況呢？她隻聽說開水燙傷雙腳會起水皰，沒見過凍傷的腳也起水泡流膿水。當想起趕忙往場部王醫生那裏去送時，也隻能簡單地用針管子抽濃水。後來隻得選擇她將往城裏的大醫院裏送。人家醫生驚歎到：“要是再耽誤幾天，這個傻丫頭的兩隻凍腳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記得打井時，一旦選好點，就在點上支三腳架豎起高高的台子加上大磨完全靠人工輪番推磨，直到打出一口井為止。挑燈夜戰那是必須要保證的事。有一個知青叫史安寧，他文化不太高，好象初中沒有畢業又“混社會”呆了兩年才“下鄉”來到林場。他社會上的毛病是沾染了許多，比如他瞄準了一個女知青想跟人家做朋友，結果人家剛參加工作的小姑娘沒有見識過男孩子給塞手絹當“愛物”的經曆，嚇得告了史的“黑狀”。看他平常總愛給隊裏鼓動點麻煩，對裏領導也經常大會小會點史的名。久而久之大家都怕影響自己的進步，幾乎人人都躲著他。這個人身上的確有閃光點，隻不過我們當領導的工作方法簡單有時顯得粗暴罷了。
一天在一個初冬的晚上，當打井打到高潮時，突然間地底下的鑽頭一個部件被轉搖到井架上高高的頂端。如果不及時把那個部件拿下重新提出鑽頭再安好的話，那這口井算白打了。此時眼瞅著打井的部件掛在近十多米高的井架頂端沒有人能靠什麽支物取下來。有人提出派人跑一趟到場部去求援。把液壓挖掘機開來，可升高掘機大鏟頭把人送上去。正當在場的所有人沒有招數的情況下，史安寧大聲自告奮勇地說：“我可以爬上竿頂”。在場的人聽了他的大聲嚷嚷，幾乎沒有人接他的話茬。不一會兒的工夫，人們看到那史噶子精著個兩隻腳底板，直衝立在那井架跟前執意要上。“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的人大聲喊著說：“看呀！大家看呀！老小子要顯能耐了！”此時我看在眼裏，不可能允許史的衝動行為。尤其在眾多的男女知青麵前逞能耐的舉動，當領導的我是絕對不允許他的。我認為那麽高的井架竿子，竿子又細如人的大腿一般，史不可能靠徒手爬到頂端的。鬧不好會摔傷出人命的。當時隊領導和班組長都上前阻止。在眾人的勸阻下，此時的史好象根本沒有收迴程命的意思。或許男子漢都是這種狀態，特別是在眾多的女孩子麵前是絕不能丟人現眼丟了男爺們的氣概的。不然以後又怎樣抬起頭做人呢？他嘴裏也是這樣嘟囔著。此時再看眾人，幾乎沒有幾個人不慫恿把他逼到非他不可能的境地。或許有的人根本不懷好意，相似要急不可待地看一場精彩的表演節目在一旁胡喊亂叫。當時我們領導是很清醒的，已感到不好的結局。馬上組織幾個壯勞力站在井架根底張開手臂作好接應的準備。史這個人也真叫不含糊！他就像身懷絕技的雜技演員似的隻幾下就光腳丫爬到了近十米多高的竿頂。拿到了東西先用繩子放下來，然後他先讓地麵上準備接他的人閃開，他自己在空中先翻了個跟頭，頭衝下馬上又從竿頂上倒立著身體滑下來，他的舉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出聲音來！落地時，他沒有及時翻轉過身來，脖子好象被扭了一下，不過沒大礙。當眾人麵前史安寧真叫出盡了“風頭”。後來聽說他曾經練過雜技，隻是沒有可能進入專業演出團體。那個年月的青年，沒有人能真正參加城市裏的正式工作，也隻有“下鄉”才是必由之路。我當年在銀川六中高中畢業時，在學校演話劇，我在舞台上的嗓音喊出了名，還被銀川話劇團的團長給看中。他說：“要是招演員，會選像你那種嗓音洪亮的人。”
每一天我計劃著如何先把新到場的知青如何把心收迴來，安心於下鄉到林場“安家落戶”。那個年月我們的文化宣傳活動完全靠得人的一股熱情。根本別想有好的條件！就連開集體會，大家隻能依靠著牆邊蹲著或坐到地上“玩擊鼓傳花”
等娛樂形式來充分展示知青們每一個人的風采。無非讓每一個人唱隻歌、表演一個舞蹈、或者念一首詩什麽的文藝自愉自樂解解心慌而已。或許當時正逢毛主席去世不久，青年們還很有強烈的報國之心，所以到林場落戶幹革命的決心還很堅定！因此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逃避現實叫苦叫累。對於我來講，宣傳教育工作相對幹得很輕鬆。或許說我們的知青政治覺悟本身就很高。時代造就人，時代出英雄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1976年年末以後，知青點的男女知青們相互之間產生出來的情感或者說萌動的愛情，好象不再像前幾批知青那樣掖著、藏著幾乎沒幾天就得以公開。知青田傑和王紅英兩人的愛情就大大方方地展露在眾人麵前。起初有的人相當看不慣。還告到隊裏，我就與田談過話。他的態度很明朗，並說我們沒有影響工作礙別人什麽事了？！也罷，在如此艱難惡劣的沙漠戈壁深處植樹造林，林場不是號召大家紮根嗎？人家正常找對象，雙方父母又不反對，我們當領導的隻當視而不見不就完了嘛！
從“四人幫”被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果斷粉碎那天起，中國的大地好象從此變了個模樣一般。首先重視文化影視作品的大解放。每到禮拜天，返城迴家的知青們，包括我在內，電影院門前是我們駐足最多的地方。什麽買票、讓票、釣票、等等，隻要能滿足看一場“文革”前被解放出來的國產影片，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作品，看到就為最大的願望。迴到場裏，知青們大家議論最多的話題還是誰看了哪一部電影？誰會哼一哼哪一部電影的插曲？我們大家可以席耳恭聽於他的麵前。電影《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的歌曲在我們知青陣營裏傳唱了好久。那高亢的旋律那優美動聽的民歌曲調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給唱活。那些電影歌曲是我們這些人當中長那麽大才第一次置身感到她們的美好。同時也無時無刻冥冥之中在啟迪我們心靈深處諸多的感應。長期深受極左思想影響的我們，思想深處難免會產生這也看不慣那也不正確的錯誤偏見。但我們那一代人最能懂得做人應該怎樣做？什麽樣的人生最美好的道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本身我們就是被深受毒害的一代人，曆史的錯物能強加於我們已確定建立起的世界觀？人生觀嗎？前幾天，我看到被抄作的一篇報紙題為：《中國人出外旅遊的不文明現象》。其中提到好象不講道德現象本身歸結於那些參加過“文革”動亂，又參加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大批人所自然形成的不會尊重他人不講道德的那種壞的潛意識行為的驅動！該作者如此言過其實！我鄭重地告訴於你：你說的不對！恰恰是我們那一代人經曆了艱難困苦的磨礪，才更懂得尊重別人才會尊重自己的事實。至於國人出外旅遊所自覺不自覺在衛生習慣諸多方麵不注意大體，以喪失小節不顧全體國人的臉麵的人是有，但不能歸結於我們那一代人所為！此觀點太偏激，不能不說沒有打擊一大片的嫌疑。
為了調節知青點單調的工作狀態，我開動了自己的全部腦筋。晚上我組織知青們上夜校。從知青陣營裏選出幾個學習好的男女代表給大家夥兒講課。我先開了語文、地理課。任命男知青袁連慶、周宗偉為語文課的教員。任命石建設、劉鳳英為地理課的教員。他們幾個也積極投入。知青從剛開始參加少到後來人們都想參加聽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石建設。為了給她找學習參考材料我還自己掏腰包到新華書店買地理方麵的書。即使這樣她老是向我問這問那，最後問得我都有點“煩”她了的那種感覺。可就是人家執著地“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77年恢複高考時，人家是第一批走進中專校門的人。現如今她早已完成美國深造留美繼續從醫。
知青袁連慶是個河南城裏“下鄉”入場的知青。此人能吃苦，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敢於同不良現象麵對麵地作鬥爭。他跟我走得很近。我也喜歡他的品德和為人正派的風格。一天，我聽到灶房的人說他經常用飯碗偷著從倒入備用豬槽的大缸裏了舀麵湯喝。起初我很不理解袁連慶的舉動？！我大聲斥責他：“既然吃不飽，也不能吃豬要吃的食物吧？！幹啥呀！你這樣做就能讓大家同情你嗎？”我開始瞧不起他了！我認為他是故意裝做可憐相想讓大家理解他才是真正的艱苦。其實後來我真得感覺自己的看法是錯了。或許當時有意無意之間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當文章寫到這裏，此時此刻我真得想見已迴河南老家的他！假如果真有可能我一定向他當麵道歉說一句：對不起我誤解了你！像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我們當年又有多少人在默默無聲地悄然而過呢！埋在人們心底裏那悲壯的故事也隻有當年的他自己知道。想說出口的人，或者我還沒有挖掘到。我又是多麽期望我們當年那些參與改造沙漠的拓荒者們勇敢地站出來，像我一樣真情湧動地訴說當年那風風雨雨看似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我們那一代人如此艱辛的人生的真實寫照呐！
在林場下鄉的哪一個知青，誰沒有自己難於啟齒的痛苦經曆。記得我上中學那會兒，母親為了給家裏省錢，父親毫不猶豫地接受母親拿他自己做實驗——在家裏讓孩子他媽媽用買來的推子學理發。時間長了，好象母親“學業已成”。後來比我小四歲的弟弟李華第二個充當母親的“實驗品”。後來我又續上。可當時好象沒人笑話也就認可。
“可我現在已參加工作，難道說就不讓我到專業的理發店裏去理個好看一點的發型嘛！何況，理一次發最多花上四毛錢嘛！一個月也就是理一次嘛！窮不起了！”我叫喊著。母親說：“怎麽了？人家不都說好著嘛！”說著，我怕讓媽傷心，隻得讓她再替我辛苦。結果，我到了場裏，有的壞小子當麵就指責我發型簡直像樹的樹樁一樣。有個姓孫的家夥，毫不客氣地見我就直唿——樹樁。當然言語上的侮辱並不蒜什麽。或許不再搭理於他也就作罷！人與人之間怕就怕在不理解人，而且還說傷害他人的斥責壞話。
女知青王華是個陝北人，操著一口陝北話。這個姑娘當年在青年點，真是倔強如同陝北人的性格一樣能吃苦肯幹。
記得1977年開春過後，苗圃隊搞斷枝扡插競賽活動。她連續三晚上不睡覺創造了林場斷枝楊樹枝條最高的記錄。她雖說受了表揚可她的那種不要命的工作作風不能讓大家都去學。要不然知青們都像她一樣病倒幾個？累垮幾個？隊領導不就如同犯罪嘛！到後來還是她早早地患上了腰脊椎老損的疾病。想想看她又何苦來著呐？！
我們這些來自城鎮裏的小青年，把青春歲月獻給沙漠獻給戈壁的壯舉，在我們林場裏不知有過多少人？多少個不為人知的感人故事。可那些看似平平淡淡，又平平常常的故事就像年年黃河的流水一樣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但曆史又有多少人能記記住他們的名字呢？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年紀青青疾病纏身。像前麵提到的閆慧英，雖然當年那兩雙被凍傷的腳後來得以治愈。但現在一到天陰下雨腳關節就發酸站立不穩。王華是一例。我妻也是同樣。當年她在灶房長時間地給大灶揉麵現在落了個脖頸老是酸脹地痛。我也不例外。當年在新疆乘坐那拖拉機過後，直到現在我還落下慢性闌尾炎的病發怔。
過去走過的歲月，我們承認有過抱怨，也有過艱辛難以啟口的哀訴。但當我們今天真正看到當年沙退人進的壯舉真得來到時更多的是當年所付出的青春才從真正意義上得到美好境界的升華。伴隨著喜悅的還是我們這些當年參與拓荒的貢獻者們沒有白白負出汗水而換來敢叫沙漠變綠的成就。
當年，元月8日周總理逝世，我也逐漸跟大人們一樣關心起國家大事的變化。緊接著7月7日朱總司令也相繼去世，人們的心又開始緊張起來，對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擔心自然而然試想從報紙上的字縫裏看些名堂，結果國家上麵的消息幾乎全被封鎖。或者說“愚民政策”上麵不相信老百姓的政治覺悟？其實後來人們才知道那是“四人幫”壓製民主限製言論自由所至。特別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當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多萬人口死於自然災害和國土大部分地區連天遭受陰雨天的困擾主要農作物大量減產加上9月9日毛主席與世長辭，中國人的心幾乎都要碎了！大多數人都感到祖國的前途到底還有沒有光明可言？還是走向黑暗？人們克服當年麥收季節陰雨不斷吃著本歉收又長芽的麥子磨成麵的饅頭的苦楚，心裏和家庭到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期望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好的接班人來領導全國人們從多處的無奈盼望走出有一點期望來呢？
對於每一個國人，麵對著共和國三個最偉大的領導人相繼去世，“化悲痛為力量”才是每一個自己應當選擇的首選行動。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
場領導決定成立新的拓荒點——苗圃隊。人員有到場新招來的70多人“上山下鄉”第四批知識青年組建。苗圃隊領導有書記、兩個隊長擔任。我被場領導指定為苗圃隊青年點的一隊之長之一。領導征求我的意見？還用說什麽呢？我隻能以實際行動“化悲痛為力量”了。
記得1976年11月10日那一天，同時又是我終生增加難忘的一天。那一天下午，我領著幾個老職工組成的鑼鼓班子，在新蓋好的苗圃隊<距場部三公裏以外東南方向的沙漠戈壁深處地帶>六排宿舍路口。一頓“蹌蹌器強器”的鑼鼓聲，我們迎來了林場曆史上最後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到來。歡迎會上，又重複著紮根林場一輩子的革命口號。不過我這次充當領高唿是為革命的口號的領唿人。
從此有70多名較純正的知青隊伍和幾十號老職工組建的90多人的苗圃隊正式開張“營業”。我負責後勤保障、知青們的學習和宣傳教育。當然萬事開頭難。我又跟著大家夥兒，自己又重演一遍白天分發爐子煙筒、夜裏跟班打井解決吃水問題。
說起打井那活，那個年月全得憑人工原始作業。當時的林場條件根本不可能靠機械動力。人工打井一般鑽井深度至少在十米以下才能見水。假如一旦開鑽，24小時馬不停蹄地輪番參戰，如果不拿下很有可能剛掘出的深度就有塌方危險，結局隻有報廢。靠人工打一口機井至少要連續一周的時間才能完成。靠機械做動力打機井那就快得不得了。少則兩天多則一天，打得即深又完備而且使用的壽命又長久。林場建場初期的打井完全靠人力土法上馬。為了打多眼機井灌溉更多的土地，林場還專門組建很多人參加的打井隊。我沒有參加過幾次打井，也不懂那作業規律到底應該怎樣把握？怎樣幹？我聽說過打井隊員裏的一些“傳文奇談”的故事。
第一批知青裏的閆淑英、朱麗英她們兩個就是當年場部打井隊的隊員。閆還是個副班長。據她們講當時打井是寒冬臘月天。晚上每個人穿著場裏發的棉衣工作服。臉上捂著個大口罩，黑糊糊的天根本分不清哪個是男的？哪個是女的？尤其是後半夜，人又困又餓，工作麵還必須要求轉井台盤不停地轉動。可憐的男女知青們好多人都承受不了太繁重太疲勞的作業方式 ，經常有人爬在推磨橫竿上睡過去。雖說每個人腳底下穿著的棉鞋能保暖，可經不起推磨鑽出來的井底裏的水溢出地表外。閆淑英是個副班長，她得身先士卒必須帶頭幹，少不了揀重擔子挑。一天夜裏兩點種，輪到還不到17歲年齡的閆淑英帶班，沒成想，連她自己累得也起晚了，慌忙之中，抓瞎穿著了本該穿的大棉頭皮鞋的鞋，結果把一雙普通棉布鞋登在了雙腳上。到了工地，她一邊要看打井的進度，一邊要注意觀察地邊水被溢出的狀態。棉鞋一次又一次被水泡濕。工作下來時，腳上穿的棉鞋早已連同雙腳緊緊地凍到了一起，當想辦法把鞋鬧掉後才發現自己的兩隻腳丫被凍傷。看到如此慘烈的狀態，另複轉軍人班長心疼不已。班長解開身上的棉衣紐扣用他熱乎乎的胸膛替他的副手暖腳丫。後來難怪在如此艱苦困惑的年代裏，男女知青和“老轉們”會產生美好的一起起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來的。隻是那個年月的極左政治思潮統治人們的靈魂，茶餘飯後人們也隻當在私下裏竊竊私語而已了！
在那種狀態下，在那種沒完沒了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中裏，工作都忙到那個份上，加上閆淑英年齡本身就小。當年一個還未滿17歲的小姑娘，哪懂得後來發生的狀況呢？她隻聽說開水燙傷雙腳會起水皰，沒見過凍傷的腳也起水泡流膿水。當想起趕忙往場部王醫生那裏去送時，也隻能簡單地用針管子抽濃水。後來隻得選擇她將往城裏的大醫院裏送。人家醫生驚歎到：“要是再耽誤幾天，這個傻丫頭的兩隻凍腳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記得打井時，一旦選好點，就在點上支三腳架豎起高高的台子加上大磨完全靠人工輪番推磨，直到打出一口井為止。挑燈夜戰那是必須要保證的事。有一個知青叫史安寧，他文化不太高，好象初中沒有畢業又“混社會”呆了兩年才“下鄉”來到林場。他社會上的毛病是沾染了許多，比如他瞄準了一個女知青想跟人家做朋友，結果人家剛參加工作的小姑娘沒有見識過男孩子給塞手絹當“愛物”的經曆，嚇得告了史的“黑狀”。看他平常總愛給隊裏鼓動點麻煩，對裏領導也經常大會小會點史的名。久而久之大家都怕影響自己的進步，幾乎人人都躲著他。這個人身上的確有閃光點，隻不過我們當領導的工作方法簡單有時顯得粗暴罷了。
一天在一個初冬的晚上，當打井打到高潮時，突然間地底下的鑽頭一個部件被轉搖到井架上高高的頂端。如果不及時把那個部件拿下重新提出鑽頭再安好的話，那這口井算白打了。此時眼瞅著打井的部件掛在近十多米高的井架頂端沒有人能靠什麽支物取下來。有人提出派人跑一趟到場部去求援。把液壓挖掘機開來，可升高掘機大鏟頭把人送上去。正當在場的所有人沒有招數的情況下，史安寧大聲自告奮勇地說：“我可以爬上竿頂”。在場的人聽了他的大聲嚷嚷，幾乎沒有人接他的話茬。不一會兒的工夫，人們看到那史噶子精著個兩隻腳底板，直衝立在那井架跟前執意要上。“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的人大聲喊著說：“看呀！大家看呀！老小子要顯能耐了！”此時我看在眼裏，不可能允許史的衝動行為。尤其在眾多的男女知青麵前逞能耐的舉動，當領導的我是絕對不允許他的。我認為那麽高的井架竿子，竿子又細如人的大腿一般，史不可能靠徒手爬到頂端的。鬧不好會摔傷出人命的。當時隊領導和班組長都上前阻止。在眾人的勸阻下，此時的史好象根本沒有收迴程命的意思。或許男子漢都是這種狀態，特別是在眾多的女孩子麵前是絕不能丟人現眼丟了男爺們的氣概的。不然以後又怎樣抬起頭做人呢？他嘴裏也是這樣嘟囔著。此時再看眾人，幾乎沒有幾個人不慫恿把他逼到非他不可能的境地。或許有的人根本不懷好意，相似要急不可待地看一場精彩的表演節目在一旁胡喊亂叫。當時我們領導是很清醒的，已感到不好的結局。馬上組織幾個壯勞力站在井架根底張開手臂作好接應的準備。史這個人也真叫不含糊！他就像身懷絕技的雜技演員似的隻幾下就光腳丫爬到了近十米多高的竿頂。拿到了東西先用繩子放下來，然後他先讓地麵上準備接他的人閃開，他自己在空中先翻了個跟頭，頭衝下馬上又從竿頂上倒立著身體滑下來，他的舉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出聲音來！落地時，他沒有及時翻轉過身來，脖子好象被扭了一下，不過沒大礙。當眾人麵前史安寧真叫出盡了“風頭”。後來聽說他曾經練過雜技，隻是沒有可能進入專業演出團體。那個年月的青年，沒有人能真正參加城市裏的正式工作，也隻有“下鄉”才是必由之路。我當年在銀川六中高中畢業時，在學校演話劇，我在舞台上的嗓音喊出了名，還被銀川話劇團的團長給看中。他說：“要是招演員，會選像你那種嗓音洪亮的人。”
每一天我計劃著如何先把新到場的知青如何把心收迴來，安心於下鄉到林場“安家落戶”。那個年月我們的文化宣傳活動完全靠得人的一股熱情。根本別想有好的條件！就連開集體會，大家隻能依靠著牆邊蹲著或坐到地上“玩擊鼓傳花”
等娛樂形式來充分展示知青們每一個人的風采。無非讓每一個人唱隻歌、表演一個舞蹈、或者念一首詩什麽的文藝自愉自樂解解心慌而已。或許當時正逢毛主席去世不久，青年們還很有強烈的報國之心，所以到林場落戶幹革命的決心還很堅定！因此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逃避現實叫苦叫累。對於我來講，宣傳教育工作相對幹得很輕鬆。或許說我們的知青政治覺悟本身就很高。時代造就人，時代出英雄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1976年年末以後，知青點的男女知青們相互之間產生出來的情感或者說萌動的愛情，好象不再像前幾批知青那樣掖著、藏著幾乎沒幾天就得以公開。知青田傑和王紅英兩人的愛情就大大方方地展露在眾人麵前。起初有的人相當看不慣。還告到隊裏，我就與田談過話。他的態度很明朗，並說我們沒有影響工作礙別人什麽事了？！也罷，在如此艱難惡劣的沙漠戈壁深處植樹造林，林場不是號召大家紮根嗎？人家正常找對象，雙方父母又不反對，我們當領導的隻當視而不見不就完了嘛！
從“四人幫”被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果斷粉碎那天起，中國的大地好象從此變了個模樣一般。首先重視文化影視作品的大解放。每到禮拜天，返城迴家的知青們，包括我在內，電影院門前是我們駐足最多的地方。什麽買票、讓票、釣票、等等，隻要能滿足看一場“文革”前被解放出來的國產影片，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作品，看到就為最大的願望。迴到場裏，知青們大家議論最多的話題還是誰看了哪一部電影？誰會哼一哼哪一部電影的插曲？我們大家可以席耳恭聽於他的麵前。電影《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的歌曲在我們知青陣營裏傳唱了好久。那高亢的旋律那優美動聽的民歌曲調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給唱活。那些電影歌曲是我們這些人當中長那麽大才第一次置身感到她們的美好。同時也無時無刻冥冥之中在啟迪我們心靈深處諸多的感應。長期深受極左思想影響的我們，思想深處難免會產生這也看不慣那也不正確的錯誤偏見。但我們那一代人最能懂得做人應該怎樣做？什麽樣的人生最美好的道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本身我們就是被深受毒害的一代人，曆史的錯物能強加於我們已確定建立起的世界觀？人生觀嗎？前幾天，我看到被抄作的一篇報紙題為：《中國人出外旅遊的不文明現象》。其中提到好象不講道德現象本身歸結於那些參加過“文革”動亂，又參加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大批人所自然形成的不會尊重他人不講道德的那種壞的潛意識行為的驅動！該作者如此言過其實！我鄭重地告訴於你：你說的不對！恰恰是我們那一代人經曆了艱難困苦的磨礪，才更懂得尊重別人才會尊重自己的事實。至於國人出外旅遊所自覺不自覺在衛生習慣諸多方麵不注意大體，以喪失小節不顧全體國人的臉麵的人是有，但不能歸結於我們那一代人所為！此觀點太偏激，不能不說沒有打擊一大片的嫌疑。
為了調節知青點單調的工作狀態，我開動了自己的全部腦筋。晚上我組織知青們上夜校。從知青陣營裏選出幾個學習好的男女代表給大家夥兒講課。我先開了語文、地理課。任命男知青袁連慶、周宗偉為語文課的教員。任命石建設、劉鳳英為地理課的教員。他們幾個也積極投入。知青從剛開始參加少到後來人們都想參加聽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石建設。為了給她找學習參考材料我還自己掏腰包到新華書店買地理方麵的書。即使這樣她老是向我問這問那，最後問得我都有點“煩”她了的那種感覺。可就是人家執著地“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77年恢複高考時，人家是第一批走進中專校門的人。現如今她早已完成美國深造留美繼續從醫。
知青袁連慶是個河南城裏“下鄉”入場的知青。此人能吃苦，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敢於同不良現象麵對麵地作鬥爭。他跟我走得很近。我也喜歡他的品德和為人正派的風格。一天，我聽到灶房的人說他經常用飯碗偷著從倒入備用豬槽的大缸裏了舀麵湯喝。起初我很不理解袁連慶的舉動？！我大聲斥責他：“既然吃不飽，也不能吃豬要吃的食物吧？！幹啥呀！你這樣做就能讓大家同情你嗎？”我開始瞧不起他了！我認為他是故意裝做可憐相想讓大家理解他才是真正的艱苦。其實後來我真得感覺自己的看法是錯了。或許當時有意無意之間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當文章寫到這裏，此時此刻我真得想見已迴河南老家的他！假如果真有可能我一定向他當麵道歉說一句：對不起我誤解了你！像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我們當年又有多少人在默默無聲地悄然而過呢！埋在人們心底裏那悲壯的故事也隻有當年的他自己知道。想說出口的人，或者我還沒有挖掘到。我又是多麽期望我們當年那些參與改造沙漠的拓荒者們勇敢地站出來，像我一樣真情湧動地訴說當年那風風雨雨看似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我們那一代人如此艱辛的人生的真實寫照呐！
在林場下鄉的哪一個知青，誰沒有自己難於啟齒的痛苦經曆。記得我上中學那會兒，母親為了給家裏省錢，父親毫不猶豫地接受母親拿他自己做實驗——在家裏讓孩子他媽媽用買來的推子學理發。時間長了，好象母親“學業已成”。後來比我小四歲的弟弟李華第二個充當母親的“實驗品”。後來我又續上。可當時好象沒人笑話也就認可。
“可我現在已參加工作，難道說就不讓我到專業的理發店裏去理個好看一點的發型嘛！何況，理一次發最多花上四毛錢嘛！一個月也就是理一次嘛！窮不起了！”我叫喊著。母親說：“怎麽了？人家不都說好著嘛！”說著，我怕讓媽傷心，隻得讓她再替我辛苦。結果，我到了場裏，有的壞小子當麵就指責我發型簡直像樹的樹樁一樣。有個姓孫的家夥，毫不客氣地見我就直唿——樹樁。當然言語上的侮辱並不蒜什麽。或許不再搭理於他也就作罷！人與人之間怕就怕在不理解人，而且還說傷害他人的斥責壞話。
女知青王華是個陝北人，操著一口陝北話。這個姑娘當年在青年點，真是倔強如同陝北人的性格一樣能吃苦肯幹。
記得1977年開春過後，苗圃隊搞斷枝扡插競賽活動。她連續三晚上不睡覺創造了林場斷枝楊樹枝條最高的記錄。她雖說受了表揚可她的那種不要命的工作作風不能讓大家都去學。要不然知青們都像她一樣病倒幾個？累垮幾個？隊領導不就如同犯罪嘛！到後來還是她早早地患上了腰脊椎老損的疾病。想想看她又何苦來著呐？！
我們這些來自城鎮裏的小青年，把青春歲月獻給沙漠獻給戈壁的壯舉，在我們林場裏不知有過多少人？多少個不為人知的感人故事。可那些看似平平淡淡，又平平常常的故事就像年年黃河的流水一樣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但曆史又有多少人能記記住他們的名字呢？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年紀青青疾病纏身。像前麵提到的閆慧英，雖然當年那兩雙被凍傷的腳後來得以治愈。但現在一到天陰下雨腳關節就發酸站立不穩。王華是一例。我妻也是同樣。當年她在灶房長時間地給大灶揉麵現在落了個脖頸老是酸脹地痛。我也不例外。當年在新疆乘坐那拖拉機過後，直到現在我還落下慢性闌尾炎的病發怔。
過去走過的歲月，我們承認有過抱怨，也有過艱辛難以啟口的哀訴。但當我們今天真正看到當年沙退人進的壯舉真得來到時更多的是當年所付出的青春才從真正意義上得到美好境界的升華。伴隨著喜悅的還是我們這些當年參與拓荒的貢獻者們沒有白白負出汗水而換來敢叫沙漠變綠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