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攻占武漢又乘勢攻占嶽陽後，因兵力不足而沒能繼續南進。**和蔣介石把日軍這個停頓點，作為中國抗日戰爭階段的劃分線。**認為抗日戰爭由此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則宣布由此進入“二期抗戰”。
武漢會戰後，日本國力匱乏及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和大本營決定實行軍政並用，以軍事進攻為輔，政治進攻為主的方針。即軍事上停止戰略進攻轉為戰略保守，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政治上實行“以華製華”、“以戰養戰”之策，加緊扶植親日政權（即漢奸政權）。
日方除扶植當時已經存在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偽政權外，其主要目標是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央政權，將各地方偽政權統一起來，以取代中華民國政府，至少使民國政府地位下降，淪為地方政府。而東北偽政權，日本早已把它看作為“滿洲國”。
武漢陷落後，日軍前鋒直抵嶽陽，湖南成為遏製日軍、屏障西南大後方的前哨地帶。湖南為中國中南部魚米之鄉，是堅持長期抗戰的糧食和原料基地，其得失關係重大。
國民政府軍委會在贛北、鄂南和湖南設立第九戰區。該戰區位於洞庭湖與鄱陽湖之間，北隔長江，與第五戰區相望；東到鄱陽湖西岸，與第三戰區相鄰；南至兩廣，與第四戰區毗連。
1939年8月，第九戰區沿洞庭湖北岸、新牆河、鄂省通城，直至贛北的武寧、靖安、奉新和錦江右岸約三百公裏的正麵上，與日軍形成對峙。軍委會賦予第九戰區的任務是，保衛湘、贛，尤要確保長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贛北為持久作戰區，尤以湘北為主。
第九戰區共有七個集團軍20個軍47個師。
其第一線配置32個師，由西向東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團軍六個師，守備長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團軍八個師，守備新牆河南岸至汨羅江左（南）岸陣地；第27集團軍四個師，在鹹寧、崇陽至修水間遊擊；第30集團軍四個師，守備蒲田橋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區；湘鄂贛邊區挺進軍兩個師、兩個挺進縱隊，在通山、大冶、陽新、瑞安、九江間地區擔任遊擊；第1集團軍四個師，在奉新至高安間守備，並向南潯路襲擊；第19集團軍四個師，在上高沿錦江一線布防。
除以上32個師外，尚有15個師為戰區總預備隊，大部控製於長沙、衡山、衡陽、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於長沙以東的瀏陽、萬載地區，一部位於興安、全縣後方。
第九戰區長官部設於長沙，陳誠為司令長官，薛嶽為代理司令長官。
日軍占領武漢後，將武漢周圍作為正麵戰場作戰地區，以對武漢形成包圍態勢的中國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為主要作戰對象，但因兵力有限，隻能逐次轉用兵力，輪流實施戰役進攻。
1939年4月，日軍大本營將新編的第33、第34師團調往武漢，編入第11軍戰鬥序列。5月隨棗會戰後，日軍大本營又將第11軍第9師團和第16師團調迴國內。
1939年夏秋，日軍第11軍仍有七個師團、一個獨立混成旅團、一個騎兵旅團和直屬炮兵、工兵、戰車隊等，仍為侵華日軍編成最大的一個軍。
其中第3師團擔任信陽、應山地區警備；第13師團、騎兵第4旅團在平漢路南段以西地區；第34師團在平漢路南段以東地區；第6師團在嶽陽、蒲圻、新牆河以北地區；第33師團在鹹寧、大冶、陽新地區；第101師團擔任南昌地區警備；第106師團在武寧、奉新地區；獨立混成第14旅團擔任九江、瑞昌地區警備。
隨棗戰役後，日軍第11軍認為已給第五戰區以有力打擊，隨即進行長沙作戰準備，再給第九戰區以有力打擊。
恰在這時，由重慶逃到越南河內、已在河內陰謀從事投敵活動半年之久的國民黨原副總裁汪精衛（1939年1月1日已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轉入公開活動。他於5月6日乘日輪由河內抵達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軍飛機由上海飛抵東京，先後與日本內閣成員：首相平沼麒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文麿舉行會談，加緊籌劃成立偽中央政府的密謀。
日本政府和大本營，企圖以政治謀略和軍事打擊相結合，迅速解決中國問題。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向德國宣戰，歐洲大戰爆發。
日本政府更希望早日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抽出身來應付新局勢。於是“第11軍決定乘加快在華中建立中央政權的勢頭，於9月下旬把敵第九戰區軍隊消滅在湘贛北境地區，挫敗敵軍抗戰企圖”。日軍稱此戰為“湘贛作戰”；中方稱為“長沙會戰”。
武漢會戰後，日本國力匱乏及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和大本營決定實行軍政並用，以軍事進攻為輔，政治進攻為主的方針。即軍事上停止戰略進攻轉為戰略保守，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政治上實行“以華製華”、“以戰養戰”之策，加緊扶植親日政權（即漢奸政權）。
日方除扶植當時已經存在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偽政權外，其主要目標是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央政權，將各地方偽政權統一起來，以取代中華民國政府，至少使民國政府地位下降，淪為地方政府。而東北偽政權，日本早已把它看作為“滿洲國”。
武漢陷落後，日軍前鋒直抵嶽陽，湖南成為遏製日軍、屏障西南大後方的前哨地帶。湖南為中國中南部魚米之鄉，是堅持長期抗戰的糧食和原料基地，其得失關係重大。
國民政府軍委會在贛北、鄂南和湖南設立第九戰區。該戰區位於洞庭湖與鄱陽湖之間，北隔長江，與第五戰區相望；東到鄱陽湖西岸，與第三戰區相鄰；南至兩廣，與第四戰區毗連。
1939年8月，第九戰區沿洞庭湖北岸、新牆河、鄂省通城，直至贛北的武寧、靖安、奉新和錦江右岸約三百公裏的正麵上，與日軍形成對峙。軍委會賦予第九戰區的任務是，保衛湘、贛，尤要確保長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贛北為持久作戰區，尤以湘北為主。
第九戰區共有七個集團軍20個軍47個師。
其第一線配置32個師，由西向東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團軍六個師，守備長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團軍八個師，守備新牆河南岸至汨羅江左（南）岸陣地；第27集團軍四個師，在鹹寧、崇陽至修水間遊擊；第30集團軍四個師，守備蒲田橋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區；湘鄂贛邊區挺進軍兩個師、兩個挺進縱隊，在通山、大冶、陽新、瑞安、九江間地區擔任遊擊；第1集團軍四個師，在奉新至高安間守備，並向南潯路襲擊；第19集團軍四個師，在上高沿錦江一線布防。
除以上32個師外，尚有15個師為戰區總預備隊，大部控製於長沙、衡山、衡陽、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於長沙以東的瀏陽、萬載地區，一部位於興安、全縣後方。
第九戰區長官部設於長沙，陳誠為司令長官，薛嶽為代理司令長官。
日軍占領武漢後，將武漢周圍作為正麵戰場作戰地區，以對武漢形成包圍態勢的中國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為主要作戰對象，但因兵力有限，隻能逐次轉用兵力，輪流實施戰役進攻。
1939年4月，日軍大本營將新編的第33、第34師團調往武漢，編入第11軍戰鬥序列。5月隨棗會戰後，日軍大本營又將第11軍第9師團和第16師團調迴國內。
1939年夏秋，日軍第11軍仍有七個師團、一個獨立混成旅團、一個騎兵旅團和直屬炮兵、工兵、戰車隊等，仍為侵華日軍編成最大的一個軍。
其中第3師團擔任信陽、應山地區警備；第13師團、騎兵第4旅團在平漢路南段以西地區；第34師團在平漢路南段以東地區；第6師團在嶽陽、蒲圻、新牆河以北地區；第33師團在鹹寧、大冶、陽新地區；第101師團擔任南昌地區警備；第106師團在武寧、奉新地區；獨立混成第14旅團擔任九江、瑞昌地區警備。
隨棗戰役後，日軍第11軍認為已給第五戰區以有力打擊，隨即進行長沙作戰準備，再給第九戰區以有力打擊。
恰在這時，由重慶逃到越南河內、已在河內陰謀從事投敵活動半年之久的國民黨原副總裁汪精衛（1939年1月1日已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轉入公開活動。他於5月6日乘日輪由河內抵達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軍飛機由上海飛抵東京，先後與日本內閣成員：首相平沼麒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文麿舉行會談，加緊籌劃成立偽中央政府的密謀。
日本政府和大本營，企圖以政治謀略和軍事打擊相結合，迅速解決中國問題。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向德國宣戰，歐洲大戰爆發。
日本政府更希望早日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抽出身來應付新局勢。於是“第11軍決定乘加快在華中建立中央政權的勢頭，於9月下旬把敵第九戰區軍隊消滅在湘贛北境地區，挫敗敵軍抗戰企圖”。日軍稱此戰為“湘贛作戰”；中方稱為“長沙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