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還是懷著一絲希望給自己一個機會生存，可老天爺好像並不樂意這麽放過我，又重重給了我致命一擊：“小姑娘，別說你這種身體了，就算你體質再怎麽好，從來沒生過病，也不可能讓你做人流。”那個中年婦科醫生看了看我的病例，又看了看我的臉上和脖子上的傷痕，無奈地說。
“為什麽？”我用盡全身力氣顫抖地說。
“你剛生完孩子兩個月再次懷孕，這麽短的時間間隔，不可能做人流，手術進行到一半很可能出現大出血情況，就算手術成功，也很可能要切除子宮。”
我哆嗦著，不知道該走還是留在這裏再爭取下，畢竟醫生總會誇大事實，最後下的判斷結果也都會加上“可能，很可能，很有可能”等等這些餘地詞，我不甘心地說：“那也就是說不是百分之百失敗。”
“手術必需要要家人簽字。”富有經驗的老醫生就是不一樣，一針見血，讓你無話可說，講起來不是他們醫院不給做，是人家家人不同意，同意更好，手術失敗，也賴不到醫生頭上。
時代不同，很多現象隨之不同，像九十年代初期別說沒有什麽遍地的違法私人診所了，就算好不容易找到躲在死胡同裏一兩間，人家也不會幫你做隻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成功的手術，任由你死在手術台上，給再多錢也沒用，隨著時間的遷移人的道德價值觀呈下滑的態勢。倘若苗荷是生活在2000年後的年輕女孩，別說什麽說不出口的“人流”二字了，走在大街上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傳到你耳邊的誰誰誰“墮胎”外帶一個“又”字在前麵做點綴。她自然也不用為這兩字發愁，攪得寢食難安的，隨便逛逛街都能看見個私人診所幾個大字向她招手，隻要有錢不用在他們麵前抬不起頭來說話，你大可以放開嗓門朝他們吼“我要墮胎！”就像“我要隆胸！”那樣簡單，然後丟下一筆錢，他們各個像侍女、太監一樣對你點頭哈腰，向服侍老佛爺般侍奉你，不用看你的病例，不用測你的指標，更不要什麽偉大人物的簽名，隻要你說什麽時候可以做這種小手術，就什麽時候往你身上注射一針。
可偏偏十多年後她才感受到有這般景象，近四十的她活在當下想起當時，她忽然覺得自己很幸運，而起初那個二十六、七歲的女孩感覺卻恰恰相反，她痛恨世俗的一切，她覺得沒人想讓她活，連她自己最後一根希望火柴也被風吹滅，所以連同她自己都不想活了。
事事就是這麽微妙變換著周圍的場景，如果不是自己有這個想死的念頭，她也不可能能站在《天鵝湖》的全國公演舞台上表演她的絕望，就不會遇到陪著妻子尹若笑看舞劇的仲華，更加不可能得到一個終生伴侶。
“為什麽？”我用盡全身力氣顫抖地說。
“你剛生完孩子兩個月再次懷孕，這麽短的時間間隔，不可能做人流，手術進行到一半很可能出現大出血情況，就算手術成功，也很可能要切除子宮。”
我哆嗦著，不知道該走還是留在這裏再爭取下，畢竟醫生總會誇大事實，最後下的判斷結果也都會加上“可能，很可能，很有可能”等等這些餘地詞，我不甘心地說：“那也就是說不是百分之百失敗。”
“手術必需要要家人簽字。”富有經驗的老醫生就是不一樣，一針見血，讓你無話可說，講起來不是他們醫院不給做，是人家家人不同意，同意更好，手術失敗，也賴不到醫生頭上。
時代不同，很多現象隨之不同，像九十年代初期別說沒有什麽遍地的違法私人診所了，就算好不容易找到躲在死胡同裏一兩間，人家也不會幫你做隻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成功的手術，任由你死在手術台上，給再多錢也沒用，隨著時間的遷移人的道德價值觀呈下滑的態勢。倘若苗荷是生活在2000年後的年輕女孩，別說什麽說不出口的“人流”二字了，走在大街上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傳到你耳邊的誰誰誰“墮胎”外帶一個“又”字在前麵做點綴。她自然也不用為這兩字發愁，攪得寢食難安的，隨便逛逛街都能看見個私人診所幾個大字向她招手，隻要有錢不用在他們麵前抬不起頭來說話，你大可以放開嗓門朝他們吼“我要墮胎！”就像“我要隆胸！”那樣簡單，然後丟下一筆錢，他們各個像侍女、太監一樣對你點頭哈腰，向服侍老佛爺般侍奉你，不用看你的病例，不用測你的指標，更不要什麽偉大人物的簽名，隻要你說什麽時候可以做這種小手術，就什麽時候往你身上注射一針。
可偏偏十多年後她才感受到有這般景象，近四十的她活在當下想起當時，她忽然覺得自己很幸運，而起初那個二十六、七歲的女孩感覺卻恰恰相反，她痛恨世俗的一切，她覺得沒人想讓她活，連她自己最後一根希望火柴也被風吹滅，所以連同她自己都不想活了。
事事就是這麽微妙變換著周圍的場景，如果不是自己有這個想死的念頭，她也不可能能站在《天鵝湖》的全國公演舞台上表演她的絕望，就不會遇到陪著妻子尹若笑看舞劇的仲華，更加不可能得到一個終生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