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若沒有聖君必備的道德條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殺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這是因為,照孟子說,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應當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學說,他隻是“一夫”,如孟子所說的(《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孟子的這個思想,在中國的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建中,曾經發生巨大的影響。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發揮了作用,這是事實,但是對於人民群眾來說,本國的古老的有權革命的思想,它的影響畢竟大得多。


    如果聖人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照孟子和後來的儒家說,有兩種治道:一種是“王”道,另一種是“霸”道。它們是完全不同的種類。聖王的治道是通過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過暴力的強迫;王道的作用在於德,霸道的作用在於力。在這一點上,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


    後來的中國政治哲學家一貫堅持王霸的區別。用現代的政治術語來說: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自由結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為它的統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聖王的王道為人民的福利盡一切努力,這意味著他的國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實的經濟基礎上。由於中國經常占壓倒之勢的是土地問題,所以據孟子看來,王道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在於平均分配土地,這是很自然的。他的理想的土地製度,就是以“井田”著稱的製度。按照這個製度,每平方裏(一裏約為三分之一英裏)土地分成九個方塊,每塊為一百畝。中央一塊叫做“公田”,周圍八塊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塊。八家合種公田,自種私田。公田的產品交給政府,私田的產品各家自留。九個方塊安排得像個“井”字,因此叫做“井田製度”。(《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進一步描繪這個製度說,各家在其私田中五畝宅基的周圍,要種上桑樹,這樣,老年人就可以穿上絲綢了。各家還要養雞養豬,這樣,老年人就有肉吃了。這若做到了,則王道治下的每個人都可以“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這不過僅僅是王道之“始”,因為它僅隻是人民獲得高度文化的經濟基礎。還要“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倫的道理,隻有這樣,王道才算完成。


    行這種王道,並不是與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聖王發展他自己的“惻隱之心”的直接結果。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醜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與“惻隱之心”是一迴事。我們已經知道,照儒家所說,仁隻不過是惻隱之心的發展;惻隱之心又隻有通過愛的實際行動來發展;而愛的實際行動又隻不過是“善推其所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別的,隻是聖王實行愛人、實行忠恕的結果。


    照孟子所說,王道並無奧妙,也不難。《孟子·梁惠王上》中記載,有一次齊宣王看見一頭牛被人牽去做犧牲,他“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換它。於是孟子對宣王說,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隻要他能夠把它推廣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說他辦不到,因為他有好貨、好色的毛病。孟子說,人人好貨、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從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並采取措施盡可能滿足這些欲望,這樣做的結果不是別的,正是王道。


    孟子對宣王所說的一切,沒有別的,就隻是“善推其所為”,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這裏我們看出,孟子如何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闡明忠恕之道時,還隻限於應用到個人自我修養方麵,而孟子則將其應用範圍推廣到治國的政治方麵。在孔子那裏,忠恕還隻是“內聖”之道,經過孟子的擴展,忠恕又成為“外王”之道。


    即使是在“內聖”的意義上,孟子對於這個“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講得更清楚。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這裏所說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惻隱之心”。所以充分發展了這個“心”,也就知道了我們的性。又據孟子說,我們的性是“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神秘主義


    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這一派講來,宇宙在實質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學原則,人性就是這些原則的例證。孟子及其學派講到天的時候,指的就是這個道德的宇宙。理解了這個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說的“知天”。一個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僅是社會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說的“天民”。(《孟子·盡心上》)孟子進一步區別“人爵”與“天爵”。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換句話說,天爵都是在價值世界裏才能夠達到的境地,至於人爵都是人類世界裏純屬世俗的概念。一個天民,正因為他是天民,所關心的隻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還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換句話說,一個人通過充分發展他的性,就不僅知天,而且同天。一個人也隻有充分發展他的不忍人之心,他才內有仁德。要達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過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減少了。一旦減無可減,他就感覺到再也沒有人與我的分別,再也沒有人與天的分別。這就是說,他已經與天,即與宇宙同一,成為一個整體。由此就認識到“萬物皆備於我”。從這句話我們看到了孟子哲學中的神秘主義成分。


    若要更好地了解這種神秘主義,就得看一看孟子對於“浩然之氣”的討論,在其中,孟子描述了自己精神修養的發展過程。


    《孟子·公孫醜上》告訴我們。有一位弟子問孟子有什麽特長,孟子迴答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位弟子又問什麽是浩然之氣,孟子迴答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浩然之氣”是孟子獨創的名詞。到後來,孟子的影響日益增大,這個名詞也就不罕見了,但是在先秦僅此一見。至於它到底意指什麽,連孟子也承認“難言也”。可是這段討論,先講了兩個武士和他們養氣的方法。從這一點我推測出,孟子的“氣”也就是“勇氣”的氣、“士氣”的氣。它和武士的勇氣、士氣性質相同。當然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更被形容為“浩然”,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樣子。武士所養的氣是關係到人和人的東西,所以隻是一種道德的價值。但是浩然之氣則是關係到人和宇宙的東西,因而是一種超道德的價值。它是與宇宙同一的人的氣,所以孟子說它“塞於天地之間”。


    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兩個方麵。一個方麵,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麵,孟子叫做“集義”,就是經常做一個“天民”在宇宙中應當做的事。把這兩方麵結合起來,就是孟子說的“配義與道”。


    一個人能夠“知道”而且長期“集義”,浩然之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絲毫的勉強也會壞事。就像孟子說的:“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茫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公孫醜上》)


    一個人種莊稼,一方麵當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麵千萬不可“助長”。養浩然之氣正像種莊稼,當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義。雖然孟子在這裏隻說到義,沒有說到仁,實際上並無不同,因為仁是內部內容,其外部表現就是義。一個人若是經常行義,浩然之氣就會自然而然地從他的內心出現。


    雖然這種“浩然之氣”聽起來挺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說,它仍然是每個人都能夠養成的。這是因為浩然之氣不是別的,就是充分發展了的人性,而每個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人性相同,正如每個人的身體形狀相同。孟子舉了個例子,他說,鞋匠做鞋子,雖然不了解顧客的腳實際有多大,但是他做的總是鞋子,而不是草籃子。(《孟子·告子上》)這是因為人的腳都是大同小異的。人性的情況也一樣,聖人的本性與其他人的也相同。所以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聖人,隻要他充分發展他的本性就行了。正如孟子斷言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這是孟子的教育學說,曆來的儒家都堅持這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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