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後，下一個主要的哲學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記》上沒有說他是哪國人，關於他的生平也說得很少，實際上等於沒有說。因而關於墨子是哪國人曆來有意見分歧。有些學者說他是宋（今豫東魯西）人，另一些學者說他是魯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公元前479年至前381年以內。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資料是《墨子》一書，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後學的著作總集。
墨子創立的學派名為墨家。在古代，墨子與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學的影響也不亞於孔學。把這兩個人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對於西周的傳統製度、禮樂文獻，懷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倫理的言辭論證它們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相反，認為它們不正當、不合用，力求用簡單一些，而且在他看來有用一些的東西代替之。簡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製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起反對掉。
墨家的社會背景
在周代，天子、諸侯、封建主都有他們的軍事專家。當時軍隊的骨幹，由世襲的武士組成。隨著周代後期封建製度的解體，這些武士專家喪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誰雇傭他們就為誰服務，以此為生。這種人被稱為“遊俠”，《史記》說他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遊俠列傳》）。這些都是他們的職業道德。大部分的墨學就是這種道德的發揮。
在中國曆史上，儒和俠都源出於依附貴族“家”的專家，他們本身都是上層階級的分子。到了後來，儒仍然大都出身於上層或中層階級；而俠則不然，更多的是出身於下層階級。在古代，禮樂之類的社會活動完全限於貴族；所以從平民的觀點看來，禮樂之類都是奢侈品，毫無實用價值。墨子和墨家，正是從這個觀點，來批判傳統製度及其辯護者孔子和儒家。這種批判，加上對他們本階級的職業道德的發揮和辯護，就構成墨家哲學的核心。
墨子及其門徒出身於俠，這個論斷有充分的證據。從《墨子》以及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我們知道，墨者組成一個能夠進行軍事行動的團體，紀律極為嚴格。這個團體的首領稱為“钜子”，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權威。墨子就是這個團體的第一任钜子，他領導門徒實際進行的軍事行動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國受到鄰國楚國侵略威脅的時候，他們為宋國準備了軍事防禦。
這段情節很有趣，見於《墨子》的《公輸》篇。據此篇說，有一位著名的機械發明家公輸般，當時受楚國雇用，造成一種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國準備用這種新式器械進攻宋國。墨子聽說這件事，就去到楚國，要對楚王進行勸阻。在那裏，他和公輸般在楚王麵前演習了他們的進攻和防禦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帶，用它擺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當做武器。接著公輸般使用九種不同的微型進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擊退了。最後，公輸般用盡了他的全部進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禦手段還遠遠沒有用完。於是公輸般說：“我知道怎樣打敗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墨子迴答說：“我知道你的辦法，但是我也不願意說出來。”
楚王問墨子這是什麽意思，墨子繼續說：“公輸般是在想殺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禦器械，在宋國的城上等候楚國侵略者，就算殺了我，你也不能滅絕他們。”楚王聽了這番話，嚷了起來：“好啦，好啦！我說不要攻宋了。”
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為當今世界解決兩國爭端，樹立了良好榜樣。戰爭不必在戰場上進行。隻要兩國的科學家、工程師把他們實驗中的攻守武器拿出來較量一番，戰爭也就不戰而決勝負了！
不管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團體的性質，別的書上也說到這種性質。例如《淮南子·泰族訓》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一書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講防禦戰術和守城器械。這一切表明，當初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門徒，與普通的遊俠有兩點不同。第一點，普通的遊俠隻要得到酬謝，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論什麽仗他們都打；墨子及其門徒則不然，他們強烈反對侵略戰爭，所以他們隻願意參加嚴格限於自衛的戰爭。第二點，普通的遊俠隻限於信守職業道德的條規，無所發揮；可是墨子卻詳細闡明了這種職業道德，論證它是合理的、正當的。這樣，墨子的社會背景雖然是俠，卻同時成為一個新學派的創建人。
墨子對儒家的批評
墨子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一）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悅”。（二）儒者堅持厚葬，父母死後實行三年之喪，因此把人民的財富和精力都浪費了。（三）儒者強調音樂，造成同樣的後果。（四）儒者相信前定的命運，造成人們懶惰，把自己委之於命運（《墨子·公盂》）。《墨子》的《非儒》篇還說：“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盛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
這些批評顯示出儒、墨社會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飽學深思的人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層階級的人，對於天鬼的懷疑，通常是發生得遲緩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層階級的觀點。他反對儒家的第一點，意義就在此。第二、第三點，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至於第四點，則是不相幹的，因為儒家雖然常常講到“命”，所指的並不是墨子攻擊的那種前定的命。前一章已經指出過這一點，就是在儒家看來，命是指人們所能控製的範圍以外的東西。但是，他若是竭盡全力，總還有一些東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製範圍以內。因此，人隻有已經做了他自己能夠做的一切以後，對於那些仍然要來到的東西才隻好認為是不可避免的，隻好平靜地、無可奈何地接受它。這才是儒家所講的“知命”的意思。
兼愛
儒家的中心觀念仁、義，墨子並沒有批評；在《墨子》一書中，他倒是常講到仁、義，常講仁人、義人。不過他用這些名詞所指的，與儒家所指的，還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義是指兼愛，仁人、義人就是實行這種兼愛的人。兼愛是墨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墨子出於遊俠，兼愛正是遊俠職業道德的邏輯的延伸。這種道德，就是在他們的團體內“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後來的俠客常常說的話）。以這種團體的概念為基礎，墨子極力擴大它，方法是宣揚兼愛學說，即天下的每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
《墨子》中有三篇專講兼愛。墨子在其中首先區別他所謂的“兼”與“別”。堅持兼愛的人他名之為“兼士”，堅持愛有差別的人他名之為“別士”。“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他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兼士則不然，他“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他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做出了這樣的區別之後，墨子問道：兼與別哪一個對呢？（引語見《墨子·兼愛下》）
然後墨子用他的“三表”來判斷兼與別（以及一切言論）的是非。所謂“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誌、聖王之事”（《墨子·非命中》）。“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後“一表”最重要。“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價值的標準。
墨子創立的學派名為墨家。在古代，墨子與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學的影響也不亞於孔學。把這兩個人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對於西周的傳統製度、禮樂文獻，懷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倫理的言辭論證它們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相反，認為它們不正當、不合用，力求用簡單一些，而且在他看來有用一些的東西代替之。簡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製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起反對掉。
墨家的社會背景
在周代，天子、諸侯、封建主都有他們的軍事專家。當時軍隊的骨幹，由世襲的武士組成。隨著周代後期封建製度的解體，這些武士專家喪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誰雇傭他們就為誰服務，以此為生。這種人被稱為“遊俠”，《史記》說他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遊俠列傳》）。這些都是他們的職業道德。大部分的墨學就是這種道德的發揮。
在中國曆史上，儒和俠都源出於依附貴族“家”的專家，他們本身都是上層階級的分子。到了後來，儒仍然大都出身於上層或中層階級；而俠則不然，更多的是出身於下層階級。在古代，禮樂之類的社會活動完全限於貴族；所以從平民的觀點看來，禮樂之類都是奢侈品，毫無實用價值。墨子和墨家，正是從這個觀點，來批判傳統製度及其辯護者孔子和儒家。這種批判，加上對他們本階級的職業道德的發揮和辯護，就構成墨家哲學的核心。
墨子及其門徒出身於俠，這個論斷有充分的證據。從《墨子》以及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我們知道，墨者組成一個能夠進行軍事行動的團體，紀律極為嚴格。這個團體的首領稱為“钜子”，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權威。墨子就是這個團體的第一任钜子，他領導門徒實際進行的軍事行動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國受到鄰國楚國侵略威脅的時候，他們為宋國準備了軍事防禦。
這段情節很有趣，見於《墨子》的《公輸》篇。據此篇說，有一位著名的機械發明家公輸般，當時受楚國雇用，造成一種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國準備用這種新式器械進攻宋國。墨子聽說這件事，就去到楚國，要對楚王進行勸阻。在那裏，他和公輸般在楚王麵前演習了他們的進攻和防禦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帶，用它擺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當做武器。接著公輸般使用九種不同的微型進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擊退了。最後，公輸般用盡了他的全部進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禦手段還遠遠沒有用完。於是公輸般說：“我知道怎樣打敗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墨子迴答說：“我知道你的辦法，但是我也不願意說出來。”
楚王問墨子這是什麽意思，墨子繼續說：“公輸般是在想殺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禦器械，在宋國的城上等候楚國侵略者，就算殺了我，你也不能滅絕他們。”楚王聽了這番話，嚷了起來：“好啦，好啦！我說不要攻宋了。”
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為當今世界解決兩國爭端，樹立了良好榜樣。戰爭不必在戰場上進行。隻要兩國的科學家、工程師把他們實驗中的攻守武器拿出來較量一番，戰爭也就不戰而決勝負了！
不管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團體的性質，別的書上也說到這種性質。例如《淮南子·泰族訓》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一書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講防禦戰術和守城器械。這一切表明，當初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門徒，與普通的遊俠有兩點不同。第一點，普通的遊俠隻要得到酬謝，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論什麽仗他們都打；墨子及其門徒則不然，他們強烈反對侵略戰爭，所以他們隻願意參加嚴格限於自衛的戰爭。第二點，普通的遊俠隻限於信守職業道德的條規，無所發揮；可是墨子卻詳細闡明了這種職業道德，論證它是合理的、正當的。這樣，墨子的社會背景雖然是俠，卻同時成為一個新學派的創建人。
墨子對儒家的批評
墨子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一）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悅”。（二）儒者堅持厚葬，父母死後實行三年之喪，因此把人民的財富和精力都浪費了。（三）儒者強調音樂，造成同樣的後果。（四）儒者相信前定的命運，造成人們懶惰，把自己委之於命運（《墨子·公盂》）。《墨子》的《非儒》篇還說：“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盛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
這些批評顯示出儒、墨社會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飽學深思的人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層階級的人，對於天鬼的懷疑，通常是發生得遲緩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層階級的觀點。他反對儒家的第一點，意義就在此。第二、第三點，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至於第四點，則是不相幹的，因為儒家雖然常常講到“命”，所指的並不是墨子攻擊的那種前定的命。前一章已經指出過這一點，就是在儒家看來，命是指人們所能控製的範圍以外的東西。但是，他若是竭盡全力，總還有一些東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製範圍以內。因此，人隻有已經做了他自己能夠做的一切以後，對於那些仍然要來到的東西才隻好認為是不可避免的，隻好平靜地、無可奈何地接受它。這才是儒家所講的“知命”的意思。
兼愛
儒家的中心觀念仁、義，墨子並沒有批評；在《墨子》一書中，他倒是常講到仁、義，常講仁人、義人。不過他用這些名詞所指的，與儒家所指的，還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義是指兼愛，仁人、義人就是實行這種兼愛的人。兼愛是墨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墨子出於遊俠，兼愛正是遊俠職業道德的邏輯的延伸。這種道德，就是在他們的團體內“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後來的俠客常常說的話）。以這種團體的概念為基礎，墨子極力擴大它，方法是宣揚兼愛學說，即天下的每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
《墨子》中有三篇專講兼愛。墨子在其中首先區別他所謂的“兼”與“別”。堅持兼愛的人他名之為“兼士”，堅持愛有差別的人他名之為“別士”。“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他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兼士則不然，他“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他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做出了這樣的區別之後，墨子問道：兼與別哪一個對呢？（引語見《墨子·兼愛下》）
然後墨子用他的“三表”來判斷兼與別（以及一切言論）的是非。所謂“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誌、聖王之事”（《墨子·非命中》）。“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後“一表”最重要。“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價值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