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論語·雍也》）
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於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麵，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麵，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麵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後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公元前3世紀、2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麵；《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麵。不論在哪個方麵，決定行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
每個人在自己心裏都有行為的“絜矩”，隨時可以用它。實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簡單，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知命
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由於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於在這種道德強製以外的任何考慮。《論語》記載，孔子被某個隱者嘲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憲問》）。《論語》還記載，孔子有個弟子告訴另一個隱者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後麵我們將看到，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於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於外在的結果之內。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這種學說的好例。他生活在社會、政治大動亂的年代，他竭盡全力改革世界。他周遊各地，還像蘇格拉底那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他不會成功，仍然繼續努力。
孔子說他自己：“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他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於命。命就是命運。孔子則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換句話說，它被看做一種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後來的儒家，就把命隻當做整個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製的範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於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
由此看來，知命也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於外在的成敗也就無所縈懷。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就永不失敗。因為，如果我們盡應盡的義務，那麽，通過我們盡義務的這種行動，此項義務也就在道德上算是盡到了，這與我們行動的外在成敗並不相幹。
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將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
在道家的著作《莊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說他把自己局限於仁義道德之中，隻知道道德價值，不知道超道德價值。表麵上看，他們是對的，實際上他們錯了。請看孔子談到自己精神修養發展過程時所說的話吧，他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學。《論語》中孔子說：“誌於道。”（《述而》）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孔子的誌於學，就是誌於這個“道”。我們現在所說的“學”，是指增加知識；但是“道”卻是我們用來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還說：“立於禮。”（《論語·泰伯》）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所以孔子說他“三十而立”，是指他這時候懂得了禮，言行都很得當。
他說“四十而不惑”，是說他這時候已經成為知者。因為如前麵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為止，也許僅隻是認識到道德價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認識到天命了，並且能夠順乎天命。換句話說，他到這時候也認識到超道德價值。在這方麵孔子很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覺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來喚醒希臘人。孔子同樣覺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論語》記載：“子畏於匡，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個與孔子同時的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時候，深信他是在執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認識到的價值也就高於道德價值。
不過，我們將會看出，孔子所體驗到的超道德價值，和道家所體驗到的並不完全一樣。道家完全拋棄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觀念，而代之以追求與混沌的整體達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認識、所體驗的超道德價值，距離人倫日用更遠了。
上麵說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確。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指導，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聖人發展的最高階段。
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西方對於孔子的了解，可能超過了對於其他任何中國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國內部，孔子雖然一直出名，他的曆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曆史順序說，他本來是普通教師，不過是許多教師中的一個教師。但是他死後，逐漸被認為是至聖先師，高於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2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子曾經真的接受天命，繼周而王。他雖然沒有真正登極，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國的王。這顯然是個矛盾，可是有什麽根據呢？這些儒家的人說，根據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義中找到。他們把《春秋》說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現其倫理、政治觀點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再到公元前1世紀，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還高。據當時的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後有個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夠供漢朝人實施而有餘。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稱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並沒有持續很久。公元1世紀初，就已經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儒家的人開始占上風。從此以後，就不再認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聖先師”的地位仍然極高。直到19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固然又短暫地複活，但是不久以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聖先師”以下。在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他本來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是遠遠不是唯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從前麵的引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自認為是繼承古代文化並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的一些人也這麽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化。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又創立了一個有力的傳統，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又麵臨巨大而嚴重的經濟、社會變化。最後，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教師。雖然從曆史上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後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聖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論語·雍也》）
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於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麵，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麵，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麵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後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公元前3世紀、2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麵；《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麵。不論在哪個方麵，決定行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
每個人在自己心裏都有行為的“絜矩”，隨時可以用它。實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簡單，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知命
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由於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於在這種道德強製以外的任何考慮。《論語》記載，孔子被某個隱者嘲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憲問》）。《論語》還記載，孔子有個弟子告訴另一個隱者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後麵我們將看到，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於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於外在的結果之內。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這種學說的好例。他生活在社會、政治大動亂的年代，他竭盡全力改革世界。他周遊各地，還像蘇格拉底那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他不會成功，仍然繼續努力。
孔子說他自己：“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他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於命。命就是命運。孔子則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換句話說，它被看做一種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後來的儒家，就把命隻當做整個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製的範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於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
由此看來，知命也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於外在的成敗也就無所縈懷。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就永不失敗。因為，如果我們盡應盡的義務，那麽，通過我們盡義務的這種行動，此項義務也就在道德上算是盡到了，這與我們行動的外在成敗並不相幹。
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將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
在道家的著作《莊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說他把自己局限於仁義道德之中，隻知道道德價值，不知道超道德價值。表麵上看，他們是對的，實際上他們錯了。請看孔子談到自己精神修養發展過程時所說的話吧，他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學。《論語》中孔子說：“誌於道。”（《述而》）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孔子的誌於學，就是誌於這個“道”。我們現在所說的“學”，是指增加知識；但是“道”卻是我們用來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還說：“立於禮。”（《論語·泰伯》）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所以孔子說他“三十而立”，是指他這時候懂得了禮，言行都很得當。
他說“四十而不惑”，是說他這時候已經成為知者。因為如前麵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為止，也許僅隻是認識到道德價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認識到天命了，並且能夠順乎天命。換句話說，他到這時候也認識到超道德價值。在這方麵孔子很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覺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來喚醒希臘人。孔子同樣覺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論語》記載：“子畏於匡，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個與孔子同時的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時候，深信他是在執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認識到的價值也就高於道德價值。
不過，我們將會看出，孔子所體驗到的超道德價值，和道家所體驗到的並不完全一樣。道家完全拋棄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觀念，而代之以追求與混沌的整體達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認識、所體驗的超道德價值，距離人倫日用更遠了。
上麵說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確。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指導，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聖人發展的最高階段。
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西方對於孔子的了解，可能超過了對於其他任何中國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國內部，孔子雖然一直出名，他的曆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曆史順序說，他本來是普通教師，不過是許多教師中的一個教師。但是他死後，逐漸被認為是至聖先師，高於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2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子曾經真的接受天命，繼周而王。他雖然沒有真正登極，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國的王。這顯然是個矛盾，可是有什麽根據呢？這些儒家的人說，根據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義中找到。他們把《春秋》說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現其倫理、政治觀點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再到公元前1世紀，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還高。據當時的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後有個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夠供漢朝人實施而有餘。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稱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並沒有持續很久。公元1世紀初，就已經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儒家的人開始占上風。從此以後，就不再認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聖先師”的地位仍然極高。直到19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固然又短暫地複活，但是不久以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聖先師”以下。在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他本來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是遠遠不是唯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從前麵的引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自認為是繼承古代文化並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的一些人也這麽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化。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又創立了一個有力的傳統，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又麵臨巨大而嚴重的經濟、社會變化。最後，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教師。雖然從曆史上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後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聖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