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到站了。
淩晨三點，火車準時到達該我們下車的地方。列車長、乘警長、廚師長……總之，車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大概都來了；來跟我們握手話別，來向我們拜年，來祝我們萬事如意，並再三叮囑我們，晚上這趟車到達本站的時間是二十點整；五號包廂還給我們留著。而二十點整，也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開始的時間。女乘務員在我們前麵，先是揮舞鐵錘砸了一會兒凍在門縫處的冰，然後才很費力的拽開車門。我們頂著湧進車廂的寒風，下了火車，雙腳踏進大興安嶺的雪中。
這是個小站，很小，要想在這漆黑的夜裏看清它的全貌，隻需一盞燈就夠了。這盞燈就掛在站房旁邊的一根木杆上，有氣無力地亮著，同時也做著自己的第二職業，在風中搖來擺去，指示著風吹的方向和大小。站房是尖頂磚房，模樣類似農家，煙囪裏冒著很有力氣的煙。站房的右邊，有一個低矮的木質板房，上麵的油粘紙時起時落，在風中發著“啪，啪”的響聲。出入口設在站房和板房之間，沒有標誌，也沒有檢票員。其實，進出車站的旅客也不必一定要再次經過，因為站房的左邊和板房的右邊，根本就沒有任何遮攔。
“鄉音無改！”韓良感歎道：“隻是過大年的紅燈多了幾盞!”
為了抵禦寒風給肺部造成的不適，我們戴上了掛在胸前的口罩，走向站外。
“用車嗎？”
在出入口，我們遇見了一個老頭兒。他唿出的熱氣，象噴漆一樣，把他的破棉帽子染成了白色。他的胡須很重，又亂又長，唇須上掛著兩條象是鼻涕似的冰，令人有些惡心。他穿著一件破洞連連的羊皮大衣，腰間係著草繩，雙手操在袖筒裏，臂彎處挾著趕車有的長鞭。他身後停著一駕馬車，車上有一個用塑料布搭建的車廂。
“不用。”
我迴答道，語氣用得很不客氣。這倒不全是因為我們準備在小站的候車室裏等天明，而是他的模樣叫我想起土匪。
可是，候車室裏根本沒有我們立腳的地方，躺著打鼾的，蹲著抽煙的，喝酒劃拳的，站著罵天的，什麽樣的都有。煙味，酒味，臭味，很快就把我們推了出來。
“用車嗎？”
“土匪”又來了。
“老鄉，”漢良和氣地說道：“能幫我們找個休息的地方嗎？”
“行啊。可我們這都是個人家開的小旅店。”
“遠嗎？”
“不遠。”
“你領我們去得多少錢？”
“兩塊錢。”
為了防止意外，我們讓手裏的皮箱上了車，我們在車後步行跟著，我的插在大衣兜裏的手，一直沒有離開彈在膛上的槍。
敲開了第三家旅店的門，我們終於找到了落腳的地方。漢良掏出十塊錢來，見“土匪”要找錢，便開玩笑似的笑道：“不用找了。年節加班多拿錢是國家規定。”
“謝謝啦！謝謝……”
旅店的房間不大，也不冷，隻是床鋪淩亂，像是旅客剛剛離開。我把體臭濃濃的棉被壓在腳上，蓋上大衣，見漢良也沒有困意，開口問道：“後來呢？韓雙誌去拉鏈廠了嗎？”
“去了。”
“後來呢？”
“下崗了。”
“後來呢？”
“不知道。”
“齊凱和魏民應該知道啊？他不是住在木器廠家屬樓裏嗎？”
“他們在分房時立過合同，不管是誰，不管什麽原因，隻要他離開木器廠，就必須搬走，把住房倒出來分給別人。除非他退了休，或是死了。”
“那他和蘭姐，肯定又搬迴萬順路十八—2號了。”
“聽齊凱說他們搬迴去住了幾天。不久，那個房子就被他們抵債了。”
“抵了多少錢？”
“好像說是兩萬。”
“兩萬？會不會是那筆行賄的錢呢？”
“不知道。”
“如果是呢？”
漢良沒迴答。我也沒敢接著問下去……。
等我醒來時，已經上午九點多了。我們謝絕了店家的必須再熱一熱才可以吃的早餐，交了房費，出門上路了。
去“一萬八”，必須穿過鐵路。經過火車站的時候，我沒有再攬活的馬車裏，看見“土匪”的身影。我們也沒有雇車，不是我們的東西不重，而是漢良要重走一下三十二年前走過的路。
七、八裏地，被我們的雙腳，一步一步地挪向了身後。當年的營房還在，但隻能說是一個山村了，營區裏外多了一些高矮不一，橫七豎八的建築，也沒有在出來進去的居民中看到軍人的身影。大概是盼望親人迴家過年吧，我和漢良發現了不少期待的眼神。
“你們上誰家呀？”一個老太太問。
“大娘，我們上北山。” 漢良答道。
“那兒沒有人家呀！”
“大娘，還有一戶！你老可能不知道。”
“沒有啊！那裏隻有一座墳啊！”
穿過了村子，走過了一片雪浪滾滾的農田，我們便爬上了灌木叢生北山。突然，漢良停下腳步。在白樺林深處，一個人的背影進入我們的視線。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對我們到來的聲息毫無察覺的反應，腰間係著的草繩叫我感到有點兒眼熟。
他麵對的是一座墳，一座黑土堆築的墳。墳上沒有一丁點兒積雪，一疊黃色的燒紙被一塊石頭壓在墳頭之上。墳前立著兩個用綠色鬆枝編成的花圈，花圈之間有一個大理石墓碑，碑上刻著四個血紅的大字：佟輝烈士之墓。石碑下擺著一雙草鞋。這雙草鞋，跟漢良描述的一模一樣，“為了預示吉祥，我和佟輝打好草鞋後，在袖標上撕下兩條紅布，係到了草鞋上。”
“你是誰？” 漢良問道。
他迴頭轉身。
“土匪？”我不由自主地尖叫道。
“我不是土匪。我叫韓雙誌。你們……”
“三十二年前你當過我的指導員，七年前你當過我的下屬，” 漢良說著，拽下臉上的口罩。“我叫劉漢良。”
“你好！”韓雙誌伸出手來。
漢良沒和他握手，乜斜著眼睛笑道：“我很好。我現在是一市之長。你呢？”
“我也很好。沒事兒就來給佟輝掃掃墓。”
“你來這兒幹什麽？是想讓佟輝死不瞑目的眼睛繼續流淚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看有。如果你沒有，你就應該跪下來，象嶽王墳前的秦檜一樣。”
“劉漢良市長，我不撒謊，我真的很想在佟輝墳前跪下來！可是，我沒有理由。你能給我一個嗎？”
漢良驟然啞火了。微笑漸漸淡去，目光挪向烈士的墳。
他在想什麽？難道韓雙誌所要的理由他沒有嗎？不會吧？在他的“天書”裏，佟輝應不應該入黨，一定跟韓雙誌應不應該下跪一樣，結論是肯定的。否則，他不會置張家的恩情於不顧，把一個“像狂風中的軍旗一樣咧咧有聲”的“老營長”，打造成一個“土匪”模樣的車夫。漢良應該能夠，也必須要給韓雙誌一個跪在佟輝墳前的理由。不然的話，他的黨性，他的人性，他的市長形象，就應該受到質疑。
山林寂靜，猶如法庭。韓雙誌的等待，我丈夫的沉思，仿佛把我們置身於公堂之上。我感到惶恐，難以忍受。我認為我必須打破這個局麵。盡管我的反問很有狡辯之嫌，但我實在是找不出更好的辦法!
“那你能給一個你不跪的理由嗎？”
韓雙誌沒有看我，卻把眼睛伸向了漢良。
“我正在找。為了能找出這個理由，我已經來到了這裏七年了！七年來，我在閃電中問過暴雨，我在冰雪中問過狂風，我渴望得到‘跪下’的指令。因為隻有這個指令能夠告訴我，我被開除了黨籍，被注銷了幹部身份，被戴上了絕戶的帽子，全都是罪有應得，全都是報應！我必須像囚犯一樣，認罪服刑。可是，暴雨狂風卻沒有給我這樣的指令！問題出在了哪兒？是不是出在了槍聲之上呢？我相信，凡是參加過那次救火的戰友一定還能記得，我當時前後打了六槍。前三槍是我下達撤離的命令，後三槍是我嚴肅軍令的補充。可是佟輝，卻又衝進了火海……結果，他犧牲了！我必須承認，他的選擇是為了減少國家財產的損失，他是獻身於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沒有反對授予他‘革命烈士’的稱號。可是我不能承認，烈士證書就是他符合黨員標準的證明，所以在討論追認他為中共黨員的時候，我投了反對的票。當時，或者說是今天，我一直覺得：共產黨員的標準，不是犧牲所能替代的。這，能不能算是我不跪的理由呢……”
“你的這個理由，是一個令人心寒的理由。”我打斷了他的話，“你考慮過其後果嗎？是會讓千千萬萬想入黨的同誌，心灰意冷的。”
“我看，恰恰相反。” 韓雙誌象是被我激怒了，憂鬱的眼睛立刻怒火熊熊，“凡是想以黨的宗旨為己任的人，是永遠不會對加入中國共產黨心灰意冷的。隻有那些把黨票視為金錢、權力、文憑、籌碼、優待卷的人才會心灰意冷。你的所謂‘令人心寒’，不過是己所不欲的借口，是想把入黨標準拉下來。請問，這又將給黨，給人民帶來什麽後果呢？這個後果隻能是，在人民的頭上製造黑暗，任憑野心、貪欲、懶惰、麻木布起的陰雲，遮住共產黨用來溫暖人民的陽光。”
“危言聳聽。”我也被激怒了。
“同誌，這不是什麽危言聳聽！我就遇見過。”
“你遇見過什麽？”
“我遇見過，老百姓在人民的政府想看共產黨的文件是要付費的！一份八塊錢！”
“那可能是機密文件。”
“笑話。國家機密文件是可以公開買賣的嗎？”
“那就是造謠。”
“我沒有造謠。你如果不信，可以去查一查。我給市長辦12345打過電話，接電話的是11號公務員，時間是八月三十號。”
“那份文件你看了嗎？”
“我沒舍得看。因為八塊錢，也許能讓我的妻子多活幾天。”
“蘭姐現在哪裏？”
“她就在山下的“一萬八”，住在她三十年前曾經住過的那間房裏。”
我們給佟輝帶來的是：茅台、海參、燕窩和一隻三斤七兩重的大龍蝦。可是，這幾千塊錢的祭品，卻隻能擺在那雙草鞋之下。燒紙的時候，漢良隻說了一句話：“佟輝，我來看你來了！”起風了。鉛灰色的天上飄來細碎的雪花。
該走了。我們用三鞠躬向佟輝告別。
“你能去看看她嗎？”韓雙誌喃喃道。
漢良沒有答複他，瞅著墓碑道：“碑上是蘭姐的字！”
“是的。碑也是她親手立的。”
“她今天為什麽沒有來。”
“她有三年沒來了！盡管她就住在山下。”
“為什麽？”
“她走不動了……”
淩晨三點，火車準時到達該我們下車的地方。列車長、乘警長、廚師長……總之，車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大概都來了；來跟我們握手話別，來向我們拜年，來祝我們萬事如意，並再三叮囑我們，晚上這趟車到達本站的時間是二十點整；五號包廂還給我們留著。而二十點整，也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開始的時間。女乘務員在我們前麵，先是揮舞鐵錘砸了一會兒凍在門縫處的冰，然後才很費力的拽開車門。我們頂著湧進車廂的寒風，下了火車，雙腳踏進大興安嶺的雪中。
這是個小站，很小，要想在這漆黑的夜裏看清它的全貌，隻需一盞燈就夠了。這盞燈就掛在站房旁邊的一根木杆上，有氣無力地亮著，同時也做著自己的第二職業，在風中搖來擺去，指示著風吹的方向和大小。站房是尖頂磚房，模樣類似農家，煙囪裏冒著很有力氣的煙。站房的右邊，有一個低矮的木質板房，上麵的油粘紙時起時落，在風中發著“啪，啪”的響聲。出入口設在站房和板房之間，沒有標誌，也沒有檢票員。其實，進出車站的旅客也不必一定要再次經過，因為站房的左邊和板房的右邊，根本就沒有任何遮攔。
“鄉音無改！”韓良感歎道：“隻是過大年的紅燈多了幾盞!”
為了抵禦寒風給肺部造成的不適，我們戴上了掛在胸前的口罩，走向站外。
“用車嗎？”
在出入口，我們遇見了一個老頭兒。他唿出的熱氣，象噴漆一樣，把他的破棉帽子染成了白色。他的胡須很重，又亂又長，唇須上掛著兩條象是鼻涕似的冰，令人有些惡心。他穿著一件破洞連連的羊皮大衣，腰間係著草繩，雙手操在袖筒裏，臂彎處挾著趕車有的長鞭。他身後停著一駕馬車，車上有一個用塑料布搭建的車廂。
“不用。”
我迴答道，語氣用得很不客氣。這倒不全是因為我們準備在小站的候車室裏等天明，而是他的模樣叫我想起土匪。
可是，候車室裏根本沒有我們立腳的地方，躺著打鼾的，蹲著抽煙的，喝酒劃拳的，站著罵天的，什麽樣的都有。煙味，酒味，臭味，很快就把我們推了出來。
“用車嗎？”
“土匪”又來了。
“老鄉，”漢良和氣地說道：“能幫我們找個休息的地方嗎？”
“行啊。可我們這都是個人家開的小旅店。”
“遠嗎？”
“不遠。”
“你領我們去得多少錢？”
“兩塊錢。”
為了防止意外，我們讓手裏的皮箱上了車，我們在車後步行跟著，我的插在大衣兜裏的手，一直沒有離開彈在膛上的槍。
敲開了第三家旅店的門，我們終於找到了落腳的地方。漢良掏出十塊錢來，見“土匪”要找錢，便開玩笑似的笑道：“不用找了。年節加班多拿錢是國家規定。”
“謝謝啦！謝謝……”
旅店的房間不大，也不冷，隻是床鋪淩亂，像是旅客剛剛離開。我把體臭濃濃的棉被壓在腳上，蓋上大衣，見漢良也沒有困意，開口問道：“後來呢？韓雙誌去拉鏈廠了嗎？”
“去了。”
“後來呢？”
“下崗了。”
“後來呢？”
“不知道。”
“齊凱和魏民應該知道啊？他不是住在木器廠家屬樓裏嗎？”
“他們在分房時立過合同，不管是誰，不管什麽原因，隻要他離開木器廠，就必須搬走，把住房倒出來分給別人。除非他退了休，或是死了。”
“那他和蘭姐，肯定又搬迴萬順路十八—2號了。”
“聽齊凱說他們搬迴去住了幾天。不久，那個房子就被他們抵債了。”
“抵了多少錢？”
“好像說是兩萬。”
“兩萬？會不會是那筆行賄的錢呢？”
“不知道。”
“如果是呢？”
漢良沒迴答。我也沒敢接著問下去……。
等我醒來時，已經上午九點多了。我們謝絕了店家的必須再熱一熱才可以吃的早餐，交了房費，出門上路了。
去“一萬八”，必須穿過鐵路。經過火車站的時候，我沒有再攬活的馬車裏，看見“土匪”的身影。我們也沒有雇車，不是我們的東西不重，而是漢良要重走一下三十二年前走過的路。
七、八裏地，被我們的雙腳，一步一步地挪向了身後。當年的營房還在，但隻能說是一個山村了，營區裏外多了一些高矮不一，橫七豎八的建築，也沒有在出來進去的居民中看到軍人的身影。大概是盼望親人迴家過年吧，我和漢良發現了不少期待的眼神。
“你們上誰家呀？”一個老太太問。
“大娘，我們上北山。” 漢良答道。
“那兒沒有人家呀！”
“大娘，還有一戶！你老可能不知道。”
“沒有啊！那裏隻有一座墳啊！”
穿過了村子，走過了一片雪浪滾滾的農田，我們便爬上了灌木叢生北山。突然，漢良停下腳步。在白樺林深處，一個人的背影進入我們的視線。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對我們到來的聲息毫無察覺的反應，腰間係著的草繩叫我感到有點兒眼熟。
他麵對的是一座墳，一座黑土堆築的墳。墳上沒有一丁點兒積雪，一疊黃色的燒紙被一塊石頭壓在墳頭之上。墳前立著兩個用綠色鬆枝編成的花圈，花圈之間有一個大理石墓碑，碑上刻著四個血紅的大字：佟輝烈士之墓。石碑下擺著一雙草鞋。這雙草鞋，跟漢良描述的一模一樣，“為了預示吉祥，我和佟輝打好草鞋後，在袖標上撕下兩條紅布，係到了草鞋上。”
“你是誰？” 漢良問道。
他迴頭轉身。
“土匪？”我不由自主地尖叫道。
“我不是土匪。我叫韓雙誌。你們……”
“三十二年前你當過我的指導員，七年前你當過我的下屬，” 漢良說著，拽下臉上的口罩。“我叫劉漢良。”
“你好！”韓雙誌伸出手來。
漢良沒和他握手，乜斜著眼睛笑道：“我很好。我現在是一市之長。你呢？”
“我也很好。沒事兒就來給佟輝掃掃墓。”
“你來這兒幹什麽？是想讓佟輝死不瞑目的眼睛繼續流淚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看有。如果你沒有，你就應該跪下來，象嶽王墳前的秦檜一樣。”
“劉漢良市長，我不撒謊，我真的很想在佟輝墳前跪下來！可是，我沒有理由。你能給我一個嗎？”
漢良驟然啞火了。微笑漸漸淡去，目光挪向烈士的墳。
他在想什麽？難道韓雙誌所要的理由他沒有嗎？不會吧？在他的“天書”裏，佟輝應不應該入黨，一定跟韓雙誌應不應該下跪一樣，結論是肯定的。否則，他不會置張家的恩情於不顧，把一個“像狂風中的軍旗一樣咧咧有聲”的“老營長”，打造成一個“土匪”模樣的車夫。漢良應該能夠，也必須要給韓雙誌一個跪在佟輝墳前的理由。不然的話，他的黨性，他的人性，他的市長形象，就應該受到質疑。
山林寂靜，猶如法庭。韓雙誌的等待，我丈夫的沉思，仿佛把我們置身於公堂之上。我感到惶恐，難以忍受。我認為我必須打破這個局麵。盡管我的反問很有狡辯之嫌，但我實在是找不出更好的辦法!
“那你能給一個你不跪的理由嗎？”
韓雙誌沒有看我，卻把眼睛伸向了漢良。
“我正在找。為了能找出這個理由，我已經來到了這裏七年了！七年來，我在閃電中問過暴雨，我在冰雪中問過狂風，我渴望得到‘跪下’的指令。因為隻有這個指令能夠告訴我，我被開除了黨籍，被注銷了幹部身份，被戴上了絕戶的帽子，全都是罪有應得，全都是報應！我必須像囚犯一樣，認罪服刑。可是，暴雨狂風卻沒有給我這樣的指令！問題出在了哪兒？是不是出在了槍聲之上呢？我相信，凡是參加過那次救火的戰友一定還能記得，我當時前後打了六槍。前三槍是我下達撤離的命令，後三槍是我嚴肅軍令的補充。可是佟輝，卻又衝進了火海……結果，他犧牲了！我必須承認，他的選擇是為了減少國家財產的損失，他是獻身於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沒有反對授予他‘革命烈士’的稱號。可是我不能承認，烈士證書就是他符合黨員標準的證明，所以在討論追認他為中共黨員的時候，我投了反對的票。當時，或者說是今天，我一直覺得：共產黨員的標準，不是犧牲所能替代的。這，能不能算是我不跪的理由呢……”
“你的這個理由，是一個令人心寒的理由。”我打斷了他的話，“你考慮過其後果嗎？是會讓千千萬萬想入黨的同誌，心灰意冷的。”
“我看，恰恰相反。” 韓雙誌象是被我激怒了，憂鬱的眼睛立刻怒火熊熊，“凡是想以黨的宗旨為己任的人，是永遠不會對加入中國共產黨心灰意冷的。隻有那些把黨票視為金錢、權力、文憑、籌碼、優待卷的人才會心灰意冷。你的所謂‘令人心寒’，不過是己所不欲的借口，是想把入黨標準拉下來。請問，這又將給黨，給人民帶來什麽後果呢？這個後果隻能是，在人民的頭上製造黑暗，任憑野心、貪欲、懶惰、麻木布起的陰雲，遮住共產黨用來溫暖人民的陽光。”
“危言聳聽。”我也被激怒了。
“同誌，這不是什麽危言聳聽！我就遇見過。”
“你遇見過什麽？”
“我遇見過，老百姓在人民的政府想看共產黨的文件是要付費的！一份八塊錢！”
“那可能是機密文件。”
“笑話。國家機密文件是可以公開買賣的嗎？”
“那就是造謠。”
“我沒有造謠。你如果不信，可以去查一查。我給市長辦12345打過電話，接電話的是11號公務員，時間是八月三十號。”
“那份文件你看了嗎？”
“我沒舍得看。因為八塊錢，也許能讓我的妻子多活幾天。”
“蘭姐現在哪裏？”
“她就在山下的“一萬八”，住在她三十年前曾經住過的那間房裏。”
我們給佟輝帶來的是：茅台、海參、燕窩和一隻三斤七兩重的大龍蝦。可是，這幾千塊錢的祭品，卻隻能擺在那雙草鞋之下。燒紙的時候，漢良隻說了一句話：“佟輝，我來看你來了！”起風了。鉛灰色的天上飄來細碎的雪花。
該走了。我們用三鞠躬向佟輝告別。
“你能去看看她嗎？”韓雙誌喃喃道。
漢良沒有答複他，瞅著墓碑道：“碑上是蘭姐的字！”
“是的。碑也是她親手立的。”
“她今天為什麽沒有來。”
“她有三年沒來了！盡管她就住在山下。”
“為什麽？”
“她走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