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毛主席。
你不必把眼睛睜那麽大，我真的見過他老人家，不敢撒謊，更無心拿影視、畫像、或是紀念堂裏的領袖形象往自己臉上貼金。
這段絕版的經曆，已經在我心中藏了幾十年！我從不講給人聽，並不是我對這段經曆缺乏幸福感，也不是我不想用這段經曆換點兒令人羨慕的眼神，而是在我記憶的視線裏，在我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中間，總有兩張流淚的臉時隱時現，像陰雲一樣模糊了太陽的光輝！
他們就是那天晚上“愁人”提到人，男的叫佟輝，女的就是蘭姐。
蘭姐姓張，大我六歲，是我爸司機張叔和我家保姆張嬸兒的女兒。她家住在我家院子北麵，挨著車庫蓋的兩間平房裏。由於窗戶朝著我家的院子，便成了我小時候進出張家的門。就是到了冬天，張家的窗有一扇也不糊擋風的紙，隻要看見我的小臉兒在外邊晃動，就會有人打開窗戶，伸出雙手把我抱進去。
我愛和張家人在一起，愛聽他們講的上海話，愛戴蘭姐的紅領巾，愛跟張嬸兒學寫毛筆字……總之，張家的一切我都喜歡。到了晚上，我最怕我媽過來抱我迴家，隻要我的哭聲能打敗他們的想法，我就住在張家，挨著蘭姐，躺在張嬸兒的被窩兒裏，聽她們給我講故事。有時候，蘭姐會偷偷伸手過來胳肢我，弄得我哈哈大笑滿炕爬。
張叔和我爸的交情是從朝鮮戰場開始的。聽爸爸講，張叔駕駛技術很好，而且膽大心細，開車時能巧妙地避開敵機的掃射和轟炸，能根據炮聲準確地躲開炮彈的落點，凡是他走過的路，經過的山頭，如稍有不對勁兒地方他都能察覺得到，這讓我爸不知躲過多少次要命危險。每當說起這些時，爸爸對張叔的感激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大有不忘救命之恩的味道。
抗美援朝勝利後，他想複員迴上海老家，這時候爸爸才知道，他不僅娶了妻，而且還有一個女兒。我爸奇怪地問他：“可是這麽多年，我沒見過你給什麽人寫過信？”
“我寫過，而且寫了很多，隻是一封也沒有發出去，因為我害怕讓保衛部門擔心首長的安全。不過，在我寫的那些信中，有一封卻是寫給首長你的，我是想麻煩組織，如果我犧牲了，請把這些信轉交我的妻子和女兒。”
當時，我爸沒有同意張叔複員，但當他離開部隊時，卻讓張叔也脫了軍裝，跟他一起留在了東北，繼續給他開車。
張嬸兒和蘭姐，是在我出生不久，張叔迴上海把她們接來的。
張家的團圓，讓我爸很高興，因為他不必擔心張叔棄他而去迴上海了。同時，讓我媽也很高興，因為張嬸兒在上海時是小學教員，言談舉止有分寸，幹活幹淨又利索，還能寫一手漂亮的字，她不必為我的幼兒教育發愁了。不過，要說最受益的還應該是我，因為我的肚子不必加牛奶充饑了，張嬸兒的奶水又甜又足，不象我媽的那樣又淡又少急得我直哭。而且我還多了個姐姐。聽張嬸兒後來跟我講，她們到的那天晚上，蘭姐高興得一夜沒睡，她站在我的身邊，一會兒碰碰我的小手，一會兒摸摸我的小腳，隻要我稍有動靜，她都會大驚失色地喊張嬸兒。
蘭姐的嗓音很特別，不僅僅是清脆好聽，而且充滿了喜慶，總能給人一種看見了春天的感覺。她上中學不久，就被工人文化宮選中，當上了一名業餘報幕員，給工人文藝匯演報幕。至今我還清晰的記得，蘭姐從舞台的暗處出來，走進照在紫紅色幕布上的燈光裏報幕的情景。
蘭姐是挨餓那年考上的初中，加上我也要上小學了，我爸要在家裏擺一桌以示祝賀，並把準備宴席的任務交給了“愁人”他爸。當時，他爸是我爸的秘書，嘴上和筆下的功夫都很好，辦事兒的能力也很強。他既知道我爸愛吃湖北家鄉菜，也沒忘了張家是上海人，所以，他從省賓館同時接來了兩個廚師。一盤一盤的美味佳肴，都是他親手從廚房端到大客廳裏來的，一邊報菜名，一邊介紹關於這盤兒菜的典故。酒是茅台，“愁人”他爸起開瓶塞兒後，便轉身退了出去。顯然，他很清楚在這個飯桌上沒有他的位置。
我爸我媽同時起身，來到張嬸兒身邊，一個雙手舉起張嬸兒的酒杯，一個雙手將杯斟滿酒，然後把酒杯送到張嬸兒的手中。張嬸兒臉紅了，有些驚慌失措，舉杯的手抖個不停，她大概曉得，在整個省城能享受到我爸我媽如此敬酒的人沒幾個。先開口的是我媽，她說：“他張嬸兒，這些年讓你這個才女在我家當保姆實在是太委屈你了！你們張家對我家及對漢良的恩情絕對不是一個謝字打發得了的。今天，先借這杯酒來表達一下我們一家人對你的敬意。”
看著張嬸兒酒沒入口臉先紅，我爸有點兒著急，說道：“他張嬸兒，這杯酒你一定要一口幹掉。咱們的黨校教育長，還有好事告訴你呢。”
“什麽好事？爸。”我急不可待地問。
“從明天起，你張嬸兒就是省委黨校的官員了，十九級。”
這個喜訊，讓酒桌上歡樂的氣氛更濃了。我跟著蘭姐唱了一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蘭姐還朗誦了一首郭小川的詩，當她表演到“我們要是醉了，是因為社會主義的酒，更甜，更美……”的時候，摟著我的張嬸兒流出了幸福的眼淚。天快黑的時候，“愁人”他爸唿癡帶喘跑了進來，用眼神示意我爸出去說話。
我爸不滿地斜了他一眼，“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兒？說。”
“愁人”他爸瞅著我媽，對我爸輕聲道：“剛才，院外的巡邏兵抓住一老一小兩個要飯的。他們直唿首長的名字，叫喊著一定要見首長。我怕有意外，叫巡邏兵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去了。”
“他們從哪來？湖北嗎？”
“不，不是湖北。是四川。”
“四川？”我爸蹙眉沉思了一會兒，“哎呀……老張，備車。”
他們出去了有半小時左右就迴來了。我爸攙進屋來一個小腳老太太，張叔領進來一個臉上盡是汙垢的小男孩兒。當時是伏天，她們卻穿著棉絮外露的破棉襖，渾身上下散發著刺鼻的臭味兒，飯桌上的酒菜之香立刻像是國軍遇上了共軍一樣逃之夭夭了。老太太仿佛連站著的力氣都沒有了，幾乎把身體的重量全部交給了我爸，可她麵對宴席的神情卻叫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神情讓我馬上想起小兵張嘎的麵對敵人槍口的奶奶。她似乎想笑一笑，可是沒等臉上的肌肉笑到位，便頭一歪昏了過去。
救護車很快就到了。什麽院長教授來了一大幫。打吊針的時候，老太太的雙手讓我們看得心裏發顫，她那十根手指沒有一根能夠伸直，像是死樹的枯枝，條條裂口露著鮮紅的肉。院長說老人家必須盡快入院治療。我爸費了很大的力氣拉開跪在老太太身邊，想用撕心裂肺的哭聲喚醒奶奶的小男孩兒。他把他交給了張嬸兒，帶著我媽和張叔到醫院去了。
小男孩兒被張嬸兒連哄帶勸地拉到樓上，進了洗澡間，等他穿著我的白褲衩和海軍衫兒下樓時，我和蘭姐看見的是一個濃眉大眼的英俊少年，隻是麵色蒼白，瘦得就是他閉上嘴，也能數清他牙齒的個數。蘭姐拉起他的手，問他叫什麽。他局促不安的用四川話答道：“我叫佟輝。”
“是與日月同輝吧？真是好名字。誰給你起的？”
“我爸。”
“你爸呢？”
“死了。”
“來，我們吃飯吧。”
午夜時分，張叔把我爸送了迴來，隨後又領走佟輝去醫院看奶奶。張嬸兒要迴家，被我爸攔住了。他請她坐在他對麵的沙發上，並把我和蘭姐也叫到他的身邊，講起他和佟家的關係：
“長征途徑四川時，我在一場阻擊戰中負了傷，衝上陣地的敵兵怕我不死，又舉起槍來刺了我幾刀。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周圍的死屍都發臭了，我卻在暴雨中醒來。雷鳴叫我求生，閃電告訴我應該順坡順水往山下爬。我死一會兒活一會兒地掙紮著。我聽到了雞叫，看見了太陽，終於在第二天上午，發現身邊來了一個放牛的娃。這個放牛娃就是佟輝他爸。他見我睜開了眼睛，轉身就跑，找來了他媽。她們娘倆兒抬不動我，就砍倒了一棵小樹，把我綁在樹枝上，用牛拖著我來到他們的家。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雖說無醫無藥，我卻活了下來。我天天想去找隊伍，可是打聽不到紅軍的去向，加上肚子的傷口老是流膿淌水，我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幾年。直到三九年隆冬的一天，我領著佟輝他爸上山砍柴，遇到了一個北麵口音的和尚，他告訴我山西打仗打的很厲害，說是八路軍跟日本鬼子幹。我當時並不知道八路軍是什麽部隊，但得知八路軍中有個叫朱德的，心裏也就明白了。我走的那天，她們娘倆東拚西湊了不少幹糧，送了我很遠一段路，分手時佟輝的奶奶像是有什麽話要說，可是沒有說出口。
“我翻山越嶺向北走。一邊想象著和戰友重逢的喜悅，一邊發誓將來一定迴來報恩。大概是走到第二天的黃昏，我身後突然傳來叫我的喊聲。我迴頭望去，先看見的是佟輝他爸，接著是他的奶奶。我轉身跑步迎了上去，奶奶在抓住我的手的同時眼淚也奪眶而出，我焦急不安地問怎麽了。奶奶用審視的目光盯住我的眼睛，問道：‘共產黨真的像你說的那樣嘛？’我說我要是撒謊天誅地滅。奶奶拉起佟輝他爸的手交給我，讓我把他帶走，說：‘我信你。’ 奶奶當然知道，把孩子交給我，就是迎著子彈走！所以，在我們一步一迴頭地遠去後，她還偷偷跟了我們很長一段路。
“佟輝他爸當時才十五歲，身子骨雖然有些單薄，打仗時卻是又機靈又勇敢，炮火中他當過我的盾牌，衝鋒時他當過大軍的旗手，不幸的是，四九年春天過江時他被炮彈炸斷了一條腿，要不是炮彈爆炸的氣浪把他扔到了另一條船上，他的生命恐怕也就和他的斷腿一樣消失在長江裏了。傷口愈合後，他給在前方作戰的我留下一封信，便拄著雙拐一步一挪地離開了武漢，走迴了四川老家。他把榮軍費和路費交給了奶奶，說黨和我沒有忘記她。奶奶用這筆錢給他說了個媳婦。可是，這個媳婦在生下佟輝不久就死了。去年春節，就是我們在家歡天喜地過大年的時候，佟輝他爸在饑餓中也死了！咽氣前，他望著草房屋頂外的月亮，告訴奶奶領佟輝來東北找我。就這樣，她們風餐露宿，沿街乞討，整整走了十八個月……”
說到這裏，我爸有些哽咽，湧上來的淚水染紅了他的眼睛。
“他張嬸兒，奶奶雖說大不了我幾歲，但她對我的恩情卻勝似母親。我想求求張嬸兒你，可不可以把出去工作的事往後拖一拖，代我盡盡孝心，我實在是太對不起她老人家了！”
“行啊。” 張嬸兒沒有絲毫的猶豫，痛快地答應了。
“可是，我所說的往後拖一拖，恐怕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
“首長，你的意思我明白，” 張嬸兒接過我爸難以說出的話開口道：“能向這樣的老人盡孝心是我的光榮，你就放心好了。至於我，請首長不必操心，假如我以後真的老了，想出去工作也沒人要了，我還有小蘭和漢良呢。漢良，你過來，張嬸兒要是老了，你能養活張嬸兒嗎？”
我當時拔直了身板，大聲喊道：“能。”
我是和佟輝穿著一樣的衣服，背著一樣的書包，進的八一小學。那時的八一小學，是高幹子女聚集的地方，校園裏養著一種比誰爸官兒大，比誰家車好的風氣，甚至比房子大小，衛兵多少，級別高低，就連父母在戰爭年代負的傷，也成了攀比的籌碼。這種攀比的結果，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一些同學高人一等、趾高氣揚、甚至欺負別人的權力。不過，這種權力到了佟輝麵前，卻全都失去效力，黯然失色。這倒不是佟輝的身邊有我，我們的身後有我爸，而是他有一棵樂於助人的心。這棵心給他帶來了許許多多我們這些所謂的高幹子弟可望而不可及榮耀；他是同屆學生中最早帶上紅領巾的少先隊員之一，他當過八一小學少先隊的旗手，也擔任過我們班的班長，六三春天開始學雷鋒以後，他年底就榮獲全市雷鋒式少先隊員的光榮稱號；這個稱號他連續拿了好幾年，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
你不必把眼睛睜那麽大，我真的見過他老人家，不敢撒謊，更無心拿影視、畫像、或是紀念堂裏的領袖形象往自己臉上貼金。
這段絕版的經曆，已經在我心中藏了幾十年！我從不講給人聽，並不是我對這段經曆缺乏幸福感，也不是我不想用這段經曆換點兒令人羨慕的眼神，而是在我記憶的視線裏，在我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中間，總有兩張流淚的臉時隱時現，像陰雲一樣模糊了太陽的光輝！
他們就是那天晚上“愁人”提到人，男的叫佟輝，女的就是蘭姐。
蘭姐姓張，大我六歲，是我爸司機張叔和我家保姆張嬸兒的女兒。她家住在我家院子北麵，挨著車庫蓋的兩間平房裏。由於窗戶朝著我家的院子，便成了我小時候進出張家的門。就是到了冬天，張家的窗有一扇也不糊擋風的紙，隻要看見我的小臉兒在外邊晃動，就會有人打開窗戶，伸出雙手把我抱進去。
我愛和張家人在一起，愛聽他們講的上海話，愛戴蘭姐的紅領巾，愛跟張嬸兒學寫毛筆字……總之，張家的一切我都喜歡。到了晚上，我最怕我媽過來抱我迴家，隻要我的哭聲能打敗他們的想法，我就住在張家，挨著蘭姐，躺在張嬸兒的被窩兒裏，聽她們給我講故事。有時候，蘭姐會偷偷伸手過來胳肢我，弄得我哈哈大笑滿炕爬。
張叔和我爸的交情是從朝鮮戰場開始的。聽爸爸講，張叔駕駛技術很好，而且膽大心細，開車時能巧妙地避開敵機的掃射和轟炸，能根據炮聲準確地躲開炮彈的落點，凡是他走過的路，經過的山頭，如稍有不對勁兒地方他都能察覺得到，這讓我爸不知躲過多少次要命危險。每當說起這些時，爸爸對張叔的感激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大有不忘救命之恩的味道。
抗美援朝勝利後，他想複員迴上海老家，這時候爸爸才知道，他不僅娶了妻，而且還有一個女兒。我爸奇怪地問他：“可是這麽多年，我沒見過你給什麽人寫過信？”
“我寫過，而且寫了很多，隻是一封也沒有發出去，因為我害怕讓保衛部門擔心首長的安全。不過，在我寫的那些信中，有一封卻是寫給首長你的，我是想麻煩組織，如果我犧牲了，請把這些信轉交我的妻子和女兒。”
當時，我爸沒有同意張叔複員，但當他離開部隊時，卻讓張叔也脫了軍裝，跟他一起留在了東北，繼續給他開車。
張嬸兒和蘭姐，是在我出生不久，張叔迴上海把她們接來的。
張家的團圓，讓我爸很高興，因為他不必擔心張叔棄他而去迴上海了。同時，讓我媽也很高興，因為張嬸兒在上海時是小學教員，言談舉止有分寸，幹活幹淨又利索，還能寫一手漂亮的字，她不必為我的幼兒教育發愁了。不過，要說最受益的還應該是我，因為我的肚子不必加牛奶充饑了，張嬸兒的奶水又甜又足，不象我媽的那樣又淡又少急得我直哭。而且我還多了個姐姐。聽張嬸兒後來跟我講，她們到的那天晚上，蘭姐高興得一夜沒睡，她站在我的身邊，一會兒碰碰我的小手，一會兒摸摸我的小腳，隻要我稍有動靜，她都會大驚失色地喊張嬸兒。
蘭姐的嗓音很特別，不僅僅是清脆好聽，而且充滿了喜慶，總能給人一種看見了春天的感覺。她上中學不久，就被工人文化宮選中，當上了一名業餘報幕員，給工人文藝匯演報幕。至今我還清晰的記得，蘭姐從舞台的暗處出來，走進照在紫紅色幕布上的燈光裏報幕的情景。
蘭姐是挨餓那年考上的初中，加上我也要上小學了，我爸要在家裏擺一桌以示祝賀，並把準備宴席的任務交給了“愁人”他爸。當時，他爸是我爸的秘書，嘴上和筆下的功夫都很好，辦事兒的能力也很強。他既知道我爸愛吃湖北家鄉菜，也沒忘了張家是上海人，所以，他從省賓館同時接來了兩個廚師。一盤一盤的美味佳肴，都是他親手從廚房端到大客廳裏來的，一邊報菜名，一邊介紹關於這盤兒菜的典故。酒是茅台，“愁人”他爸起開瓶塞兒後，便轉身退了出去。顯然，他很清楚在這個飯桌上沒有他的位置。
我爸我媽同時起身，來到張嬸兒身邊，一個雙手舉起張嬸兒的酒杯，一個雙手將杯斟滿酒，然後把酒杯送到張嬸兒的手中。張嬸兒臉紅了，有些驚慌失措，舉杯的手抖個不停，她大概曉得，在整個省城能享受到我爸我媽如此敬酒的人沒幾個。先開口的是我媽，她說：“他張嬸兒，這些年讓你這個才女在我家當保姆實在是太委屈你了！你們張家對我家及對漢良的恩情絕對不是一個謝字打發得了的。今天，先借這杯酒來表達一下我們一家人對你的敬意。”
看著張嬸兒酒沒入口臉先紅，我爸有點兒著急，說道：“他張嬸兒，這杯酒你一定要一口幹掉。咱們的黨校教育長，還有好事告訴你呢。”
“什麽好事？爸。”我急不可待地問。
“從明天起，你張嬸兒就是省委黨校的官員了，十九級。”
這個喜訊，讓酒桌上歡樂的氣氛更濃了。我跟著蘭姐唱了一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蘭姐還朗誦了一首郭小川的詩，當她表演到“我們要是醉了，是因為社會主義的酒，更甜，更美……”的時候，摟著我的張嬸兒流出了幸福的眼淚。天快黑的時候，“愁人”他爸唿癡帶喘跑了進來，用眼神示意我爸出去說話。
我爸不滿地斜了他一眼，“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兒？說。”
“愁人”他爸瞅著我媽，對我爸輕聲道：“剛才，院外的巡邏兵抓住一老一小兩個要飯的。他們直唿首長的名字，叫喊著一定要見首長。我怕有意外，叫巡邏兵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去了。”
“他們從哪來？湖北嗎？”
“不，不是湖北。是四川。”
“四川？”我爸蹙眉沉思了一會兒，“哎呀……老張，備車。”
他們出去了有半小時左右就迴來了。我爸攙進屋來一個小腳老太太，張叔領進來一個臉上盡是汙垢的小男孩兒。當時是伏天，她們卻穿著棉絮外露的破棉襖，渾身上下散發著刺鼻的臭味兒，飯桌上的酒菜之香立刻像是國軍遇上了共軍一樣逃之夭夭了。老太太仿佛連站著的力氣都沒有了，幾乎把身體的重量全部交給了我爸，可她麵對宴席的神情卻叫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神情讓我馬上想起小兵張嘎的麵對敵人槍口的奶奶。她似乎想笑一笑，可是沒等臉上的肌肉笑到位，便頭一歪昏了過去。
救護車很快就到了。什麽院長教授來了一大幫。打吊針的時候，老太太的雙手讓我們看得心裏發顫，她那十根手指沒有一根能夠伸直，像是死樹的枯枝，條條裂口露著鮮紅的肉。院長說老人家必須盡快入院治療。我爸費了很大的力氣拉開跪在老太太身邊，想用撕心裂肺的哭聲喚醒奶奶的小男孩兒。他把他交給了張嬸兒，帶著我媽和張叔到醫院去了。
小男孩兒被張嬸兒連哄帶勸地拉到樓上，進了洗澡間，等他穿著我的白褲衩和海軍衫兒下樓時，我和蘭姐看見的是一個濃眉大眼的英俊少年，隻是麵色蒼白，瘦得就是他閉上嘴，也能數清他牙齒的個數。蘭姐拉起他的手，問他叫什麽。他局促不安的用四川話答道：“我叫佟輝。”
“是與日月同輝吧？真是好名字。誰給你起的？”
“我爸。”
“你爸呢？”
“死了。”
“來，我們吃飯吧。”
午夜時分，張叔把我爸送了迴來，隨後又領走佟輝去醫院看奶奶。張嬸兒要迴家，被我爸攔住了。他請她坐在他對麵的沙發上，並把我和蘭姐也叫到他的身邊，講起他和佟家的關係：
“長征途徑四川時，我在一場阻擊戰中負了傷，衝上陣地的敵兵怕我不死，又舉起槍來刺了我幾刀。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周圍的死屍都發臭了，我卻在暴雨中醒來。雷鳴叫我求生，閃電告訴我應該順坡順水往山下爬。我死一會兒活一會兒地掙紮著。我聽到了雞叫，看見了太陽，終於在第二天上午，發現身邊來了一個放牛的娃。這個放牛娃就是佟輝他爸。他見我睜開了眼睛，轉身就跑，找來了他媽。她們娘倆兒抬不動我，就砍倒了一棵小樹，把我綁在樹枝上，用牛拖著我來到他們的家。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雖說無醫無藥，我卻活了下來。我天天想去找隊伍，可是打聽不到紅軍的去向，加上肚子的傷口老是流膿淌水，我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幾年。直到三九年隆冬的一天，我領著佟輝他爸上山砍柴，遇到了一個北麵口音的和尚，他告訴我山西打仗打的很厲害，說是八路軍跟日本鬼子幹。我當時並不知道八路軍是什麽部隊，但得知八路軍中有個叫朱德的，心裏也就明白了。我走的那天，她們娘倆東拚西湊了不少幹糧，送了我很遠一段路，分手時佟輝的奶奶像是有什麽話要說，可是沒有說出口。
“我翻山越嶺向北走。一邊想象著和戰友重逢的喜悅，一邊發誓將來一定迴來報恩。大概是走到第二天的黃昏，我身後突然傳來叫我的喊聲。我迴頭望去，先看見的是佟輝他爸，接著是他的奶奶。我轉身跑步迎了上去，奶奶在抓住我的手的同時眼淚也奪眶而出，我焦急不安地問怎麽了。奶奶用審視的目光盯住我的眼睛，問道：‘共產黨真的像你說的那樣嘛？’我說我要是撒謊天誅地滅。奶奶拉起佟輝他爸的手交給我，讓我把他帶走，說：‘我信你。’ 奶奶當然知道，把孩子交給我，就是迎著子彈走！所以，在我們一步一迴頭地遠去後，她還偷偷跟了我們很長一段路。
“佟輝他爸當時才十五歲，身子骨雖然有些單薄，打仗時卻是又機靈又勇敢，炮火中他當過我的盾牌，衝鋒時他當過大軍的旗手，不幸的是，四九年春天過江時他被炮彈炸斷了一條腿，要不是炮彈爆炸的氣浪把他扔到了另一條船上，他的生命恐怕也就和他的斷腿一樣消失在長江裏了。傷口愈合後，他給在前方作戰的我留下一封信，便拄著雙拐一步一挪地離開了武漢，走迴了四川老家。他把榮軍費和路費交給了奶奶，說黨和我沒有忘記她。奶奶用這筆錢給他說了個媳婦。可是，這個媳婦在生下佟輝不久就死了。去年春節，就是我們在家歡天喜地過大年的時候，佟輝他爸在饑餓中也死了！咽氣前，他望著草房屋頂外的月亮，告訴奶奶領佟輝來東北找我。就這樣，她們風餐露宿，沿街乞討，整整走了十八個月……”
說到這裏，我爸有些哽咽，湧上來的淚水染紅了他的眼睛。
“他張嬸兒，奶奶雖說大不了我幾歲，但她對我的恩情卻勝似母親。我想求求張嬸兒你，可不可以把出去工作的事往後拖一拖，代我盡盡孝心，我實在是太對不起她老人家了！”
“行啊。” 張嬸兒沒有絲毫的猶豫，痛快地答應了。
“可是，我所說的往後拖一拖，恐怕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
“首長，你的意思我明白，” 張嬸兒接過我爸難以說出的話開口道：“能向這樣的老人盡孝心是我的光榮，你就放心好了。至於我，請首長不必操心，假如我以後真的老了，想出去工作也沒人要了，我還有小蘭和漢良呢。漢良，你過來，張嬸兒要是老了，你能養活張嬸兒嗎？”
我當時拔直了身板，大聲喊道：“能。”
我是和佟輝穿著一樣的衣服，背著一樣的書包，進的八一小學。那時的八一小學，是高幹子女聚集的地方，校園裏養著一種比誰爸官兒大，比誰家車好的風氣，甚至比房子大小，衛兵多少，級別高低，就連父母在戰爭年代負的傷，也成了攀比的籌碼。這種攀比的結果，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一些同學高人一等、趾高氣揚、甚至欺負別人的權力。不過，這種權力到了佟輝麵前，卻全都失去效力，黯然失色。這倒不是佟輝的身邊有我，我們的身後有我爸，而是他有一棵樂於助人的心。這棵心給他帶來了許許多多我們這些所謂的高幹子弟可望而不可及榮耀；他是同屆學生中最早帶上紅領巾的少先隊員之一，他當過八一小學少先隊的旗手，也擔任過我們班的班長，六三春天開始學雷鋒以後，他年底就榮獲全市雷鋒式少先隊員的光榮稱號；這個稱號他連續拿了好幾年，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