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
這些天，我們縣委重新編製，我編在接待室，沒多的事，跟著李翔，帶上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名單請晉中地委審批。先找的任井夫，他是地委核心小組的成員，看了名單，問詢了李樹茂的近況——看來他對李樹茂有好感，說這人是個人才，讓我們迴去代問好：保重身體。說鬥爭遠沒結束，還須做艱苦的工作。
他指著名單逐一詢問了情況，說我一個人作不了主，得經過核心小組的審查、批準，讓我們先迴去等候。
然而等了好多天也沒批了下來，我倆奉命又去詢問。他說研究過了，核心小組的意見要派人去擔任主要職務。
“紅旗兵團”的小將們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嚷嚷開了：“困難的時候，不見他們支持，現在勝利了，卻來摘勝利果實。”
“怨不得‘紅聯站’不支持他們哩。”
“我們參加‘紅聯站’去！”
“7。1”的幹部們也有意見，鼓動小將去請願，不等李樹茂表示態度，便帶領好多幹部、工人、農民坐上汽車去了，等到李樹茂得知時人已到了晉中，氣得他直嚷：胡鬧！派我和李翔快去阻止。
我倆不敢怠慢，連夜趕到時，他們已和任井夫在會議室辯論開了。
任井夫剛在黨中央辦得理論刊物“紅旗”上發表了文章，畢竟是老幹部，坐在沙發上耐心地聽完張衛東、司誌達、成婧激昂的發言，笑著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咱們縣的勝利是你們經過艱苦的鬥爭取得的，這一點有目共睹 ，誰也抹煞不掉，但是我們還能不要黨的領導？”
“不是讓踢開黨委鬧革命嘛！”
“那也不能讓不了解情況的人去主持工作。”
張衛東說：“要派，也要給我們派一位政策水平高的人，”
任井夫拍著司誌達的肩膀說：“那是前一段，現在情況變了，那是在資產階級掌權時提出的口號，現在經過奪權，你們取得了勝利，還能不要黨的領導？”他讓張衛東坐下說話，笑著問：“你想過沒有，成立核心小組意味著什麽？”又進一步說：“沒有黨的領導，你們這個權能掌得住嗎？你們的對立派能承認這個權嗎？”
張衛東點頭讚同，我們也聽得眉開眼笑，向他拍手，表示歡迎。
“小將們，希望你們迴去，在黨的領導下，搞好鬥、批、改，革命的路程還長著哪。”說著和我們逐一握手。
臨走時拍著張衛東的肩頭稱讚：“你很有頭腦。迴去告給樹茂同誌，領導班子裏還要有”總指“的人。”
看到這個場麵，我和李翔無須開口了，跟上大家向道別的任井夫告辭。
十月初，我聽說晉中核心小組終於批迴來了：但不是革命委員會，而是革籌委，意味著還需要搞大聯合方能成立革命委員會。革籌委的名單：郭建武（地委派的）、李懷民、李樹茂、張守忠（幹部代表）李喜泉、（軍代表）石如榮、榮培吉（工人代表）李高（農民代表）張衛東、任桂琴 （紅衛兵代表）等人，由郭建武為主任、李樹茂、任桂琴為副主任，李懷明、李喜泉等人為常委，臨時行使人委的職權，他們很快分工，分別主持各部門的工作。
他們上任後，組建下屬機構的領導班子，強調造反派掌權，所選的人大多是觀點強，最早參加“紅聯”的。而郭建武同誌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而又主觀，極力想建立權威，常常因為任用幹部與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
李懷民是站出來的領導幹部，因為有郭建武主持工作，對紅衛兵、造反派還有點兒畏葸，好多問題上遷就讓步，抑或保留意見。
李樹茂忙於接待、應酬上級、外來客人、出席會議，後來又參加了省裏舉辦的學習班，忙得夠嗆，無暇問政。
張守忠主持革籌委的一般工作，思維、工作方法，仍遵照文革前的老一套辦法，這也不行那也不成，生怕犯錯誤，因循守舊。
石如榮專管工業，忙於抓生產。李高多年在農村行醫，又有個常瞌睡的毛病，閑散慣了，不願多管事。三位紅衛兵整天學習毛著，抓理論工作，有時聽了一些造反派說的話，出於氣憤，前去有關部門責詢——最可笑的是派了兩個女紅衛兵到了公安部門監督，進行鬥、批、改。
尤其讓我們難以理解的是李樹茂，竟然將“3。1”兵團的幹將鄭全斌分派到鬥批改辦公室工作，不知是何用意？這個人是“3。1”兵團的筆杆子，前不久，經常是在大字報上長篇大論地攻擊我們——我琢磨了好幾天，怎麽也想不透，是不是哪封毛筆信的作用？
鄭全斌當過教師，穿一身常是洗得幹幹淨淨的幹部服，濃眉，單眼皮，瞅過人來老是不動神色，外眼角一瞥，給人一種陰鷙、道貌岸然的樣子。他喜歡裁剪人民日報的社論，裝訂成冊，調到縣委後經常代領導寫講話稿，因而深得領導器重，認為他政策水平高。
他來到鬥批改辦公室後，依然保持這個習慣，還經常給紅衛兵們講解社論精神，要大家緊跟形勢，不可沽名學霸王。沒幾天便得到紅衛兵們的尊敬。他也很會迎合小將們的脾氣、造反精神，時間不長，關係搞得挺密切，有的還稱他鄭老師哩。
因而鬥批改的好多文件，都是他與紅衛兵起草的——後來，竟然將省支左辦公室的文件當成譏諷嘲笑的大字報，那個文件是關於收繳武器的，文中提到縣裏沒上繳清武器——他們竟然敢針對那個文件的語錄，采用了“‘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是極壞的作風——”那一條語錄，針鋒相對地給予迴敬。這樣的文件很投李樹茂的脾味，得到讚許後，還將這份文件當做傑作，將兩份文件貼到東門口作為對比，博得了好多人的喝彩，說是有水平——據說當時支左的負責人大動肝火，為此拍了桌子——
當時一些人，勝利衝昏了頭腦，不以大局為重，不能拋棄個人恩怨，將“3。1”奪權前的專政委員會的主任李銀鬥揪出來批鬥，指責抓李翔、捕李高的罪行，失去了爭取過來的機會，以至李銀鬥懷恨在心，與李樹茂結下了怨仇，留下了禍根、後患——
我聽老爺子說，城關醫院的張德根醫生，調到衛生係統掌權之後，轉正調級時，別的大學畢業生隻給調一級，他卻要調兩級。組織衛校學生，多次批鬥原先的衛生局長，揪迴醫院的那個女頭頭，將他的同學調進了醫院準備當院長——心裏很不平，就憑他在衛校動員了學生參加了“紅聯”，在拖拉機站包紮傷員的這點功勞，就能當衛生局的領導？
這樣一來，我們原先在人委、縣委熟悉業務的幹部，包括“7。1”兵團不少的人，都待在一邊歇涼涼的了，在家無事可幹，養魚喂鳥，塒花種草——有位副局長嫌李樹茂沒有重用，分派到山區公社當書記竟氣得病了，躺在鍋舍不去上任。我還算幸運，被安置在革籌委接待室。
郭建武是“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是跟上任、王、張中的王受害的，中等個子，穿一身中山服，領口上常露出雪白的襯衫邊兒，可能是由於以前從事文字工作，背有點兒駝，對於從政方麵的事，我看他不怎麽精通，別的不說，上任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應該抓住《七月會議紀要》這個毛主席親批照辦的文件，進一步貫徹、落實，組織各個部門認真學習、討論，領會精神，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促使“總指”的人覺悟，真心實意地站了過來，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可是當時連一輛宣傳車也沒派出。我曾就此提過意見，可是沒起作用，唉，真是人小帽子低說話沒人聽！
有一次，我去人事部門，見負責人郭增貴，看到各單位工作多年的臨時工——這些人大多是“紅總司”的骨幹分子，要求辦理轉正手續，他卻繃著臉麵說，上麵有精神，運動期間一個也不能轉正。有人問為甚電業局就有一名轉了，郭說那是屬於條條領導，特殊情況。又問為甚“總指”掌權時就能辦，而且辦得不少。答複是：他們不遵照上麵的精神辦事，我們還能不遵守？嚴然一副執法麵孔。當即就有人罵：你們活去吧！
還有那些在拖拉機站受過傷的農民，提出給找個臨時工幹幹，也遭到拒絕，立即引起這些人的憤慨：早知道這樣，俺才不參加“紅聯”哩，走，咱們到“總指”去！
我在一邊想：與“總指”相比之下，真是太無情了。農民參加組織，不像學生那樣為了革命事業，好多都有動機，為此受過傷，流過血，付出了代價，如今剛剛掌了權當了官，就連一句好話也不給人家聽？真是毛驢兒翻身，露出白肚皮了。
迴家說起感觸，老爺子說人家的血就哪樣不值錢？為你們白流？看問題也太理想化了。在機關、學校怕站錯隊，害怕後期算賬。在廣袤的田野裏，還怕站錯甚的隊？誰掌了權還能奪了種地的權？農民不是照舊的勞動——這樣下去非脫離群眾不可。
9月14日，“總指”的人進城，拿著棍棒做成旗杆、標語遊行，作為第一把手的郭建武，沒嚴加約束群眾組織，失去了接近“總指”群眾做思想工作的大好機會。“紅總司”的人堵截遊行隊伍，雙方發生混戰，將帶隊的宋舫洲、李明成打傷，把董秉善的胳膊打斷，打得好多人抱頭鼠竄，直至糧食局內開槍（不知何人所為）警示，方才結束了混戰——
11月15日，革籌委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火山煤礦，被從縣委撤走的那夥人，聚在嶺底公社後火山的“總指”武鬥人員抓走，對隊員們嚴刑拷打，將孟德春、郭登忠等四人，火山煤礦的工人趙國炳打得遍體粼傷，氣息奄奄。當時李樹茂在省城學習班，郭增貴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從平川各公社抽調人馬，大約好幾百人，帶上鐮刀、長矛、鐵棍，連夜從四麵八方包圍了後火山，其中西營公社來得最多，大多數是練過拳術的，抱著為在縣社受傷流血的恨氣而來——
天亮時，一聲號令，立即從山上衝了進去。當時“總指”的人正要開飯，手無寸鐵，慌忙逃到山溝裏，被圍攻在內，被打得哭爹喊娘，慘聲不絕。好多“3。1”政權的幹部頭破血流，王信仰、王義成因從背包內掏出炸藥瓶引爆投擲（幸而有人踩滅導火線未炸，引起憤恨），尤為慘重——至少有十多人受傷，要不是革籌委的人趕上前勸止，傷得人還要多哩。王義成受傷後走不動，有人背著，又被後麵的人撲了上去，棍棒毆打——後被義望公社的人押迴去，因為是原義望公社的書記，當作走資派進行批鬥（後來住醫院不幸去世）——事件發生在大白天，人們在街道上看到“總指”的人員被押著，傷得傷，拐得拐的慘狀，好多人都說太殘忍了。
後來郭增貴為此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下鄉時在水庫被“總指”的人生擒活拿，打得腿都快斷了（後來留下終身拐腿的殘疾），
在這樣的情況下，郭建武竟默許召開了甚的慶祝“平息‘一一。一五’反革命爆亂”的祝捷大會，把好多人打成了壞頭頭，助長了農民報仇雪恨的情緒。“紅總司”農村的個別頭頭，為報拖拉機站、縣社之仇，瞞著革籌委的領導，帶領人揪打原縣委“總指”觀點的中層幹部姚金勞等人，驚得好多人心慌惑亂，不敢在家存身。
“紅總司”這些行為，給人們留下了惡劣的印象，激起了成全的憤慨，給不服氣的原因又增加了一條：“紅總司”裏壞人多，打得都是好人，很為王信仰等人鳴不平，在家裏和成婧辯論，表明壓而不服，絕不低頭。
張耀光等人趁此機會，跑到榆次晉劇院做為據點，四出活動，招兵買馬，揚言張日清上了天安門，說明劉格平有問題，中央文革要重新解決山西問題，蠱惑人心，擴大組織，組成了以63年轉業來的那十幾個幹部為核心的武鬥隊，在山上搶奪民兵的武器。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不少人是在部隊掃盲的，南征北戰，隻曉得槍杆子裏出政權。轉業到地方上，在這甚都得憑供應卷兒的年代，好不容易到了商業局、百貸、交電、食品、副食、、、、、、這麽好的單位當了頭兒，掌握了供應物品的大權，平時不讀書、不看報，不關心國家大事，彼此之間通融物品，家裏要甚有甚不缺甚。現在被奪了權，還得低頭挨鬥，早憋了一肚氣。聽說中央要重新解決山西問題了，以為時機到了，不考慮後果，拿起槍杆子展開了遊擊戰，襲擊新生革籌委的下屬的政權，使得武鬥進一步升了級。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穀誌文出於個人恩怨，公報私仇，趁此機會帶人抓捕與他先番在法院工作過的任廣瑞。任當時因病已在家休息幾年了，根本不是甚的當權派，隻是因為當年任副院長時，在工作上與他有過意見，為此，穀誌文幾次帶人到人家鍋舍搜查——那年冬天，聽說任在山上老家躲避，竟然指使白八斤等人，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裏，突然闖進東葫蘆的馮家莊抓捕了任廣瑞，順便又抓了迴避運動的任有保之子任海生，用鐮鉤傷了一臂，押迴關在舊人武部院內拷打。好多人看不憤，說人家娃娃既不是走資派，又不是頭頭，憑甚關押人家？在眾人的譴責聲中，到了五天頭上才予放出。
後來任海生又在太原他二姑家迴避，一日在街上拉燒土，碰見原人武部的許大個說，你一個後生家的，還能常在親戚家吃住？咱們的人都在榆次晉劇院，那裏有吃有住，快去哇。任海生不願給親戚家添麻煩，便去了榆次——
在這期間，一些街道上的賴小子們也趁機打劫，晚上到任有保、“總指”的一些頭頭鍋舍翻箱倒櫃，進行抄家。
因此，後來縣上盡管發出《核心小組關於大聯合的意見》和《核心小組、革籌委、人武部聯合發出關於收繳武器彈藥，製止武鬥的聲明》，“總指”的人不服，兩派還是坐不到一條板凳上。
所發生的這一切情況，真是讓人大失所望啊！
這時，有人傳迴小道消息：地區核心小組已擬定了縣核心小組成員的名單：有郭建武、李懷民、李樹茂、李喜泉（人武部）、康力平、徐海銀，但人們反映相當冷淡，後來宣布的時候，本應熱熱鬧鬧慶祝一番，可是街頭上，並沒出現“8。16”奪權時那種熱烈慶賀的活動，隻是貼出了幾幅大幅標語而已。
這些天，我們縣委重新編製，我編在接待室，沒多的事，跟著李翔，帶上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名單請晉中地委審批。先找的任井夫，他是地委核心小組的成員，看了名單，問詢了李樹茂的近況——看來他對李樹茂有好感，說這人是個人才，讓我們迴去代問好：保重身體。說鬥爭遠沒結束，還須做艱苦的工作。
他指著名單逐一詢問了情況，說我一個人作不了主，得經過核心小組的審查、批準，讓我們先迴去等候。
然而等了好多天也沒批了下來，我倆奉命又去詢問。他說研究過了，核心小組的意見要派人去擔任主要職務。
“紅旗兵團”的小將們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嚷嚷開了：“困難的時候，不見他們支持，現在勝利了，卻來摘勝利果實。”
“怨不得‘紅聯站’不支持他們哩。”
“我們參加‘紅聯站’去！”
“7。1”的幹部們也有意見，鼓動小將去請願，不等李樹茂表示態度，便帶領好多幹部、工人、農民坐上汽車去了，等到李樹茂得知時人已到了晉中，氣得他直嚷：胡鬧！派我和李翔快去阻止。
我倆不敢怠慢，連夜趕到時，他們已和任井夫在會議室辯論開了。
任井夫剛在黨中央辦得理論刊物“紅旗”上發表了文章，畢竟是老幹部，坐在沙發上耐心地聽完張衛東、司誌達、成婧激昂的發言，笑著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咱們縣的勝利是你們經過艱苦的鬥爭取得的，這一點有目共睹 ，誰也抹煞不掉，但是我們還能不要黨的領導？”
“不是讓踢開黨委鬧革命嘛！”
“那也不能讓不了解情況的人去主持工作。”
張衛東說：“要派，也要給我們派一位政策水平高的人，”
任井夫拍著司誌達的肩膀說：“那是前一段，現在情況變了，那是在資產階級掌權時提出的口號，現在經過奪權，你們取得了勝利，還能不要黨的領導？”他讓張衛東坐下說話，笑著問：“你想過沒有，成立核心小組意味著什麽？”又進一步說：“沒有黨的領導，你們這個權能掌得住嗎？你們的對立派能承認這個權嗎？”
張衛東點頭讚同，我們也聽得眉開眼笑，向他拍手，表示歡迎。
“小將們，希望你們迴去，在黨的領導下，搞好鬥、批、改，革命的路程還長著哪。”說著和我們逐一握手。
臨走時拍著張衛東的肩頭稱讚：“你很有頭腦。迴去告給樹茂同誌，領導班子裏還要有”總指“的人。”
看到這個場麵，我和李翔無須開口了，跟上大家向道別的任井夫告辭。
十月初，我聽說晉中核心小組終於批迴來了：但不是革命委員會，而是革籌委，意味著還需要搞大聯合方能成立革命委員會。革籌委的名單：郭建武（地委派的）、李懷民、李樹茂、張守忠（幹部代表）李喜泉、（軍代表）石如榮、榮培吉（工人代表）李高（農民代表）張衛東、任桂琴 （紅衛兵代表）等人，由郭建武為主任、李樹茂、任桂琴為副主任，李懷明、李喜泉等人為常委，臨時行使人委的職權，他們很快分工，分別主持各部門的工作。
他們上任後，組建下屬機構的領導班子，強調造反派掌權，所選的人大多是觀點強，最早參加“紅聯”的。而郭建武同誌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而又主觀，極力想建立權威，常常因為任用幹部與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
李懷民是站出來的領導幹部，因為有郭建武主持工作，對紅衛兵、造反派還有點兒畏葸，好多問題上遷就讓步，抑或保留意見。
李樹茂忙於接待、應酬上級、外來客人、出席會議，後來又參加了省裏舉辦的學習班，忙得夠嗆，無暇問政。
張守忠主持革籌委的一般工作，思維、工作方法，仍遵照文革前的老一套辦法，這也不行那也不成，生怕犯錯誤，因循守舊。
石如榮專管工業，忙於抓生產。李高多年在農村行醫，又有個常瞌睡的毛病，閑散慣了，不願多管事。三位紅衛兵整天學習毛著，抓理論工作，有時聽了一些造反派說的話，出於氣憤，前去有關部門責詢——最可笑的是派了兩個女紅衛兵到了公安部門監督，進行鬥、批、改。
尤其讓我們難以理解的是李樹茂，竟然將“3。1”兵團的幹將鄭全斌分派到鬥批改辦公室工作，不知是何用意？這個人是“3。1”兵團的筆杆子，前不久，經常是在大字報上長篇大論地攻擊我們——我琢磨了好幾天，怎麽也想不透，是不是哪封毛筆信的作用？
鄭全斌當過教師，穿一身常是洗得幹幹淨淨的幹部服，濃眉，單眼皮，瞅過人來老是不動神色，外眼角一瞥，給人一種陰鷙、道貌岸然的樣子。他喜歡裁剪人民日報的社論，裝訂成冊，調到縣委後經常代領導寫講話稿，因而深得領導器重，認為他政策水平高。
他來到鬥批改辦公室後，依然保持這個習慣，還經常給紅衛兵們講解社論精神，要大家緊跟形勢，不可沽名學霸王。沒幾天便得到紅衛兵們的尊敬。他也很會迎合小將們的脾氣、造反精神，時間不長，關係搞得挺密切，有的還稱他鄭老師哩。
因而鬥批改的好多文件，都是他與紅衛兵起草的——後來，竟然將省支左辦公室的文件當成譏諷嘲笑的大字報，那個文件是關於收繳武器的，文中提到縣裏沒上繳清武器——他們竟然敢針對那個文件的語錄，采用了“‘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是極壞的作風——”那一條語錄，針鋒相對地給予迴敬。這樣的文件很投李樹茂的脾味，得到讚許後，還將這份文件當做傑作，將兩份文件貼到東門口作為對比，博得了好多人的喝彩，說是有水平——據說當時支左的負責人大動肝火，為此拍了桌子——
當時一些人，勝利衝昏了頭腦，不以大局為重，不能拋棄個人恩怨，將“3。1”奪權前的專政委員會的主任李銀鬥揪出來批鬥，指責抓李翔、捕李高的罪行，失去了爭取過來的機會，以至李銀鬥懷恨在心，與李樹茂結下了怨仇，留下了禍根、後患——
我聽老爺子說，城關醫院的張德根醫生，調到衛生係統掌權之後，轉正調級時，別的大學畢業生隻給調一級，他卻要調兩級。組織衛校學生，多次批鬥原先的衛生局長，揪迴醫院的那個女頭頭，將他的同學調進了醫院準備當院長——心裏很不平，就憑他在衛校動員了學生參加了“紅聯”，在拖拉機站包紮傷員的這點功勞，就能當衛生局的領導？
這樣一來，我們原先在人委、縣委熟悉業務的幹部，包括“7。1”兵團不少的人，都待在一邊歇涼涼的了，在家無事可幹，養魚喂鳥，塒花種草——有位副局長嫌李樹茂沒有重用，分派到山區公社當書記竟氣得病了，躺在鍋舍不去上任。我還算幸運，被安置在革籌委接待室。
郭建武是“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是跟上任、王、張中的王受害的，中等個子，穿一身中山服，領口上常露出雪白的襯衫邊兒，可能是由於以前從事文字工作，背有點兒駝，對於從政方麵的事，我看他不怎麽精通，別的不說，上任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應該抓住《七月會議紀要》這個毛主席親批照辦的文件，進一步貫徹、落實，組織各個部門認真學習、討論，領會精神，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促使“總指”的人覺悟，真心實意地站了過來，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可是當時連一輛宣傳車也沒派出。我曾就此提過意見，可是沒起作用，唉，真是人小帽子低說話沒人聽！
有一次，我去人事部門，見負責人郭增貴，看到各單位工作多年的臨時工——這些人大多是“紅總司”的骨幹分子，要求辦理轉正手續，他卻繃著臉麵說，上麵有精神，運動期間一個也不能轉正。有人問為甚電業局就有一名轉了，郭說那是屬於條條領導，特殊情況。又問為甚“總指”掌權時就能辦，而且辦得不少。答複是：他們不遵照上麵的精神辦事，我們還能不遵守？嚴然一副執法麵孔。當即就有人罵：你們活去吧！
還有那些在拖拉機站受過傷的農民，提出給找個臨時工幹幹，也遭到拒絕，立即引起這些人的憤慨：早知道這樣，俺才不參加“紅聯”哩，走，咱們到“總指”去！
我在一邊想：與“總指”相比之下，真是太無情了。農民參加組織，不像學生那樣為了革命事業，好多都有動機，為此受過傷，流過血，付出了代價，如今剛剛掌了權當了官，就連一句好話也不給人家聽？真是毛驢兒翻身，露出白肚皮了。
迴家說起感觸，老爺子說人家的血就哪樣不值錢？為你們白流？看問題也太理想化了。在機關、學校怕站錯隊，害怕後期算賬。在廣袤的田野裏，還怕站錯甚的隊？誰掌了權還能奪了種地的權？農民不是照舊的勞動——這樣下去非脫離群眾不可。
9月14日，“總指”的人進城，拿著棍棒做成旗杆、標語遊行，作為第一把手的郭建武，沒嚴加約束群眾組織，失去了接近“總指”群眾做思想工作的大好機會。“紅總司”的人堵截遊行隊伍，雙方發生混戰，將帶隊的宋舫洲、李明成打傷，把董秉善的胳膊打斷，打得好多人抱頭鼠竄，直至糧食局內開槍（不知何人所為）警示，方才結束了混戰——
11月15日，革籌委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火山煤礦，被從縣委撤走的那夥人，聚在嶺底公社後火山的“總指”武鬥人員抓走，對隊員們嚴刑拷打，將孟德春、郭登忠等四人，火山煤礦的工人趙國炳打得遍體粼傷，氣息奄奄。當時李樹茂在省城學習班，郭增貴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從平川各公社抽調人馬，大約好幾百人，帶上鐮刀、長矛、鐵棍，連夜從四麵八方包圍了後火山，其中西營公社來得最多，大多數是練過拳術的，抱著為在縣社受傷流血的恨氣而來——
天亮時，一聲號令，立即從山上衝了進去。當時“總指”的人正要開飯，手無寸鐵，慌忙逃到山溝裏，被圍攻在內，被打得哭爹喊娘，慘聲不絕。好多“3。1”政權的幹部頭破血流，王信仰、王義成因從背包內掏出炸藥瓶引爆投擲（幸而有人踩滅導火線未炸，引起憤恨），尤為慘重——至少有十多人受傷，要不是革籌委的人趕上前勸止，傷得人還要多哩。王義成受傷後走不動，有人背著，又被後麵的人撲了上去，棍棒毆打——後被義望公社的人押迴去，因為是原義望公社的書記，當作走資派進行批鬥（後來住醫院不幸去世）——事件發生在大白天，人們在街道上看到“總指”的人員被押著，傷得傷，拐得拐的慘狀，好多人都說太殘忍了。
後來郭增貴為此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下鄉時在水庫被“總指”的人生擒活拿，打得腿都快斷了（後來留下終身拐腿的殘疾），
在這樣的情況下，郭建武竟默許召開了甚的慶祝“平息‘一一。一五’反革命爆亂”的祝捷大會，把好多人打成了壞頭頭，助長了農民報仇雪恨的情緒。“紅總司”農村的個別頭頭，為報拖拉機站、縣社之仇，瞞著革籌委的領導，帶領人揪打原縣委“總指”觀點的中層幹部姚金勞等人，驚得好多人心慌惑亂，不敢在家存身。
“紅總司”這些行為，給人們留下了惡劣的印象，激起了成全的憤慨，給不服氣的原因又增加了一條：“紅總司”裏壞人多，打得都是好人，很為王信仰等人鳴不平，在家裏和成婧辯論，表明壓而不服，絕不低頭。
張耀光等人趁此機會，跑到榆次晉劇院做為據點，四出活動，招兵買馬，揚言張日清上了天安門，說明劉格平有問題，中央文革要重新解決山西問題，蠱惑人心，擴大組織，組成了以63年轉業來的那十幾個幹部為核心的武鬥隊，在山上搶奪民兵的武器。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不少人是在部隊掃盲的，南征北戰，隻曉得槍杆子裏出政權。轉業到地方上，在這甚都得憑供應卷兒的年代，好不容易到了商業局、百貸、交電、食品、副食、、、、、、這麽好的單位當了頭兒，掌握了供應物品的大權，平時不讀書、不看報，不關心國家大事，彼此之間通融物品，家裏要甚有甚不缺甚。現在被奪了權，還得低頭挨鬥，早憋了一肚氣。聽說中央要重新解決山西問題了，以為時機到了，不考慮後果，拿起槍杆子展開了遊擊戰，襲擊新生革籌委的下屬的政權，使得武鬥進一步升了級。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穀誌文出於個人恩怨，公報私仇，趁此機會帶人抓捕與他先番在法院工作過的任廣瑞。任當時因病已在家休息幾年了，根本不是甚的當權派，隻是因為當年任副院長時，在工作上與他有過意見，為此，穀誌文幾次帶人到人家鍋舍搜查——那年冬天，聽說任在山上老家躲避，竟然指使白八斤等人，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裏，突然闖進東葫蘆的馮家莊抓捕了任廣瑞，順便又抓了迴避運動的任有保之子任海生，用鐮鉤傷了一臂，押迴關在舊人武部院內拷打。好多人看不憤，說人家娃娃既不是走資派，又不是頭頭，憑甚關押人家？在眾人的譴責聲中，到了五天頭上才予放出。
後來任海生又在太原他二姑家迴避，一日在街上拉燒土，碰見原人武部的許大個說，你一個後生家的，還能常在親戚家吃住？咱們的人都在榆次晉劇院，那裏有吃有住，快去哇。任海生不願給親戚家添麻煩，便去了榆次——
在這期間，一些街道上的賴小子們也趁機打劫，晚上到任有保、“總指”的一些頭頭鍋舍翻箱倒櫃，進行抄家。
因此，後來縣上盡管發出《核心小組關於大聯合的意見》和《核心小組、革籌委、人武部聯合發出關於收繳武器彈藥，製止武鬥的聲明》，“總指”的人不服，兩派還是坐不到一條板凳上。
所發生的這一切情況，真是讓人大失所望啊！
這時，有人傳迴小道消息：地區核心小組已擬定了縣核心小組成員的名單：有郭建武、李懷民、李樹茂、李喜泉（人武部）、康力平、徐海銀，但人們反映相當冷淡，後來宣布的時候，本應熱熱鬧鬧慶祝一番，可是街頭上，並沒出現“8。16”奪權時那種熱烈慶賀的活動，隻是貼出了幾幅大幅標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