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
“8.16 ”反奪權之後，我們醫院和各機關、廠礦、企業、以至公社、大隊又掀起了奪權的高潮，特別是商業單位，那時候的市場是計劃經濟，物資相當缺乏，如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得需要購物卡才能買到，而發放卡是按人口比例，由商業部門發放的。文革以前劉書記可能是考慮到：怕當地人親戚、朋友多，怕關係密切走後門，任命了一批轉業幹部，如局長張耀光，各公司如百貨、食品、副食、煙酒、藥材、交電等單位，差不多全是從部隊下來的幹部負責，“3.1”奪權這些人的權基本上沒動，“8.16”奪權沒有一個表態，看來要死保手中的權利。而這次各公司“紅總司”的人，大多是職工、服務員、營業員、工人，要奪他們的權，李樹茂估計會遭到抵抗，發生械鬥。於是決定：派人增援，不料去了卻是意外地順利，原來那些掌權的人，“8.16”看到各地支援的重兵壓境，差不多棄權都跑了。
沒有料到的是平川大隊的奪權，阻力特別大，那些“3，1”奪了權的人，剛得到好處嚐到甜頭，哪裏肯輕易交出印章？何況“紅總司”下屬組織的人，有些還沒建立威信，抑或沒有領導的能力，前去奪權，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仗著人多搶了印章，可是村裏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至於，山區的政權，“3.1”奪權也好，“8.16”反奪權也好，好多村寨沒人行動，仍然由老支書執政，他們心裏還是在想念任、劉二位書記。
而我們醫院卻是另一種情況，“3.1”奪權時“澄清”戰鬥隊奪權，“紅旗”的人並沒有舉動，而那個水大夫“8.25”是外單位的人來揪鬥的，又因為和掌權的女頭頭先番關係好，加上人武部朱參謀做工作，並沒發生甚的磨擦便奪了院長的權。醫院比其他單位相對地平靜，沒有甚的大的爭執。這一次反奪權，那個女頭頭跑了，“紅旗”的群眾看到水大夫沒有骨氣，不同意他進領導班子。上級派來一位轉業軍人，此人在部隊曾幹過衛生工作，領導有方，對“澄清”的人挺客氣，隻要求能堅守崗位，按時上下班就發工資，在《七月會議紀要》的精神下，統一了觀點，和平共處。
一天，我接到李樹茂的電話：說是走資派劉本芝發高燒，病在義望公社，要我前去看病。我發現那裏的人對幾個走資派看守不嚴，他們可以隨便出入。進了一間小房裏麵，常好元正給劉本芝端來水喝。我號脈時，劉本芝悄聲提出了要住院治療，說天天挨鬥，實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兩派鬥了他快一年了，不知還有甚的鬥頭？我悄聲說道：“你的問題主要是”8.25“，交待了不就沒事了。”
“‘8.25’事件，我是按省、地委文件寫出的縣委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見》，隻是將地名改成了本縣，內容幾乎是照抄，說我執行，我承認；說我照北京工作組的辦法，抓陰謀、野心家、伸手派，也有責任，說我是幕後策劃者，我冤枉——”
“那李樹茂是——”
“我根本沒指使人揪他，當時說了北京的情況，是想讓大家動腦筋識別——”
“那——是誰打成他陰謀家、野心家的？”
“是群眾組織。當時口號喊得震天，一片混亂，我也沒看清楚——”
“唉，”侯部長說：“樹茂是個人才，上次開三幹會，我讓他們辦公室準備材料，他們原先說分工，吃了加班飯後，他說分工寫，不連貫，還是由我一個人來寫，這樣有係統性。你們睡去吧。他搞了一個晚上就寫出來了。還有一次，華北四省稅務現場會議，在咱們縣召開，全縣那麽多筆杆子寫出的材料都交不了賬，後來沒辦法，我讓他去寫，沒用了兩天便交了賬，當時就有人眼紅，說三道四，遭人妒忌——”8.25“的前幾天，李樹茂、李翔又拿著大字報到處串連。那天，這些人揪人遊鬥，他倆當然是首當其衝。”
我問劉本芝：“那你——對李樹茂就沒看法？”
“當初有人在我麵前，是說過李樹茂、李翔是危險人物，當時看到那種局麵，已失控了，處於不利地位，沒敢表態，後來就由他們遊鬥去了。現在卻一口咬定是我指示的，我能說清楚嗎？有口難辯啊！”
雷寶貴說：“我是紀監委書記，執行黨紀——又沒有讓他們揪鬥人，有甚罪？”
常好元說：“別說了，我剛到任幾天，還沒認下幾個人，就被揪出來了，能說清楚？”
啊？！看來這官不好當哪，還沒有弄清楚是怎迴事，就執行了錯誤路線了。
迴來我將自己的感想告給滿林。他說，這官不好當，可是誰也想當官。這些天“紅總司”裏麵，各組織爭當官爭得快吵翻天了。李樹茂為這事情弄得焦頭爛額，想盡辦法，盡量照顧“硬骨頭”的人，而又得考慮權力的平衡，盡管他精明強幹，使出了全身的解數，也滿足不了那些人的官癮，還是意見不少。
“8.16 ”反奪權之後，我們醫院和各機關、廠礦、企業、以至公社、大隊又掀起了奪權的高潮，特別是商業單位，那時候的市場是計劃經濟，物資相當缺乏，如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得需要購物卡才能買到，而發放卡是按人口比例，由商業部門發放的。文革以前劉書記可能是考慮到：怕當地人親戚、朋友多，怕關係密切走後門，任命了一批轉業幹部，如局長張耀光，各公司如百貨、食品、副食、煙酒、藥材、交電等單位，差不多全是從部隊下來的幹部負責，“3.1”奪權這些人的權基本上沒動，“8.16”奪權沒有一個表態，看來要死保手中的權利。而這次各公司“紅總司”的人，大多是職工、服務員、營業員、工人，要奪他們的權，李樹茂估計會遭到抵抗，發生械鬥。於是決定：派人增援，不料去了卻是意外地順利，原來那些掌權的人，“8.16”看到各地支援的重兵壓境，差不多棄權都跑了。
沒有料到的是平川大隊的奪權，阻力特別大，那些“3，1”奪了權的人，剛得到好處嚐到甜頭，哪裏肯輕易交出印章？何況“紅總司”下屬組織的人，有些還沒建立威信，抑或沒有領導的能力，前去奪權，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仗著人多搶了印章，可是村裏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至於，山區的政權，“3.1”奪權也好，“8.16”反奪權也好，好多村寨沒人行動，仍然由老支書執政，他們心裏還是在想念任、劉二位書記。
而我們醫院卻是另一種情況，“3.1”奪權時“澄清”戰鬥隊奪權，“紅旗”的人並沒有舉動，而那個水大夫“8.25”是外單位的人來揪鬥的，又因為和掌權的女頭頭先番關係好，加上人武部朱參謀做工作，並沒發生甚的磨擦便奪了院長的權。醫院比其他單位相對地平靜，沒有甚的大的爭執。這一次反奪權，那個女頭頭跑了，“紅旗”的群眾看到水大夫沒有骨氣，不同意他進領導班子。上級派來一位轉業軍人，此人在部隊曾幹過衛生工作，領導有方，對“澄清”的人挺客氣，隻要求能堅守崗位，按時上下班就發工資，在《七月會議紀要》的精神下，統一了觀點，和平共處。
一天，我接到李樹茂的電話：說是走資派劉本芝發高燒，病在義望公社，要我前去看病。我發現那裏的人對幾個走資派看守不嚴，他們可以隨便出入。進了一間小房裏麵，常好元正給劉本芝端來水喝。我號脈時，劉本芝悄聲提出了要住院治療，說天天挨鬥，實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兩派鬥了他快一年了，不知還有甚的鬥頭？我悄聲說道：“你的問題主要是”8.25“，交待了不就沒事了。”
“‘8.25’事件，我是按省、地委文件寫出的縣委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見》，隻是將地名改成了本縣，內容幾乎是照抄，說我執行，我承認；說我照北京工作組的辦法，抓陰謀、野心家、伸手派，也有責任，說我是幕後策劃者，我冤枉——”
“那李樹茂是——”
“我根本沒指使人揪他，當時說了北京的情況，是想讓大家動腦筋識別——”
“那——是誰打成他陰謀家、野心家的？”
“是群眾組織。當時口號喊得震天，一片混亂，我也沒看清楚——”
“唉，”侯部長說：“樹茂是個人才，上次開三幹會，我讓他們辦公室準備材料，他們原先說分工，吃了加班飯後，他說分工寫，不連貫，還是由我一個人來寫，這樣有係統性。你們睡去吧。他搞了一個晚上就寫出來了。還有一次，華北四省稅務現場會議，在咱們縣召開，全縣那麽多筆杆子寫出的材料都交不了賬，後來沒辦法，我讓他去寫，沒用了兩天便交了賬，當時就有人眼紅，說三道四，遭人妒忌——”8.25“的前幾天，李樹茂、李翔又拿著大字報到處串連。那天，這些人揪人遊鬥，他倆當然是首當其衝。”
我問劉本芝：“那你——對李樹茂就沒看法？”
“當初有人在我麵前，是說過李樹茂、李翔是危險人物，當時看到那種局麵，已失控了，處於不利地位，沒敢表態，後來就由他們遊鬥去了。現在卻一口咬定是我指示的，我能說清楚嗎？有口難辯啊！”
雷寶貴說：“我是紀監委書記，執行黨紀——又沒有讓他們揪鬥人，有甚罪？”
常好元說：“別說了，我剛到任幾天，還沒認下幾個人，就被揪出來了，能說清楚？”
啊？！看來這官不好當哪，還沒有弄清楚是怎迴事，就執行了錯誤路線了。
迴來我將自己的感想告給滿林。他說，這官不好當，可是誰也想當官。這些天“紅總司”裏麵，各組織爭當官爭得快吵翻天了。李樹茂為這事情弄得焦頭爛額，想盡辦法，盡量照顧“硬骨頭”的人，而又得考慮權力的平衡，盡管他精明強幹，使出了全身的解數，也滿足不了那些人的官癮，還是意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