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打工的內川居酒屋，雖說沒有黃色成份，但酒這個東西一喝到肚裏就讓男人走樣兒。有的客人酒酣耳熱之際難免會說些粗魯挑逗的話，如“我愛你”呀，“我喜歡你”呀之類。也有臉皮厚些的就公然用語言或寫紙條來邀請你出去“玩玩兒”，但過份的舉動是沒有的，他們也不敢，有時開玩笑過份了，老媽媽知道了會罵他們的。
在日本打工快二年了，我已有了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我隻是客客氣氣地加以拒絕，用地道的日語詼諧而不失禮貌地告訴他們，那是“做夢”。咪咪也同我一樣態度，隻不過我隨手將那些無聊的紙條扔掉了，咪咪卻一張張都留了起來，拿迴去氣她的男朋友小何，以證明她是多麽有魅力，多麽討男人喜歡。當然這也增加了她和小何吵架的頻率，咪咪卻依然樂此不疲。
然而，我卻萬萬沒有想到在這些顧客裏，有一個人真誠地、執拗地開始了對我的追求，令我不知所措。這個人是川崎電力局的技師，姓木村。他長得很精神，高高的個子，有一張棱角分明的長方臉，濃濃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單眼皮細長的眼睛，笑起來還有些孩子氣，是個性格開朗的人。木村以前從未來過這間居酒屋，他是偶然聽同事說這裏有二個中國女留學生，便興衝衝地來了。
他在吧台前的小轉椅上一坐下就對我和咪咪說：“我一看就知道你們是中國姑娘，中國姑娘都很老實，端莊。我非常喜歡中國，我是中國迷嗬。”
在談話中我了解到，木村在大學是學電力的，畢業後順理成章地就在電力局找到了工作。三十六歲仍然是獨身，這在日本社會是相當普遍的事。看起來家境不錯，因為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來旅遊了。他說他的最大愛好就是旅遊，小小的日本早已走遍，東南亞各國也基本去過了，有一次隨團去了一趟中國就開始著了魔。他曾去過北京、上海、西安、桂林、蘇州、杭州等地，最感興趣的是古城北京和西安。談起北京的話題，這本應該是咪咪接待的對象，可惜咪咪的日語跟不上趟兒，隻好又把我推了過去。我雖不是北京人，但也常去北京，同一個外國人侃長城故宮頤和園，天壇地壇王府井還是綽綽有餘的。
木村不無自豪地說：“北京和西安我共去過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發現和感受，中國對我來說，永遠有著巨大的魅力和數不清的奧妙，我太喜歡中國了。”
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在中國看到的新奇事物，臉上滿是孩子氣的笑容。他說：“不過，有的地方越變越美，有的地方卻越變越令人失望。比如說，前幾年去西安，要找廁所或者問路，小朋友會拉著你的手帶你去。現在卻不行了，這些可愛的孩子每人胸前掛著一個裝滿手工藝品的托盤纏著你兜售，口裏還用日語說著：‘1000日元、1000日元。’要想問問路，小手也是伸出來：‘1000日元。’唉，這可不太好。去年夏天，在北京頤和園門口，有個青年主動過來搭訕要陪我遊園，我聽他會講幾句日語，便同他高高興興地在園裏轉了一圈。後來我請他在冷飲店喝了兩瓶啤酒，付賬時他卻要5萬日元，我是知道中國物價的，問他為什麽這麽貴，他說其中有他的導遊陪同費，我沒辦法，隻好照付。”
我笑著說：“在中國這叫‘宰客’。”說完用手在脖子上比劃一下。
他誇張地縮了一下脖子：“對，跟殺人一樣。‘吃一塹，長一智’，以後有中國人過來搭訕，我就擺手搖頭不再上當了。還有，晚上住在賓館裏，總有女孩子打電話來問要不要陪伴，還都會講英語、日語呐。”
我笑道：“你要了嗎？”
“不敢不敢。你想嗬，一個男的陪你在公園裏走一圈都要5萬日元，那姑娘陪你------，那得多少錢哪？不敢要不敢要。”他一邊說一邊表情詼諧地搖著頭，逗得大家哄笑不止。
從這以後木村就幾乎天天來，除了在局裏值夜班，每次來話題都離不開中國，再加上還有山田博士，這一老一少談起中國來真是趣味無窮。
木村有一副好嗓子，很會唱歌，有時也拉著我一起唱，有許多日本歌曲是跟他學會的。我覺得他是個很好相處的人，咪咪也這樣認為。他經常送給我和咪咪巧克力呀、話梅果呀什麽的，房子就有些吃醋，我就趕緊拿給房子吃。咪咪卻誰也不給，裝在口袋裏拿迴去氣小何。
大約過了二個多月吧，有天木村沒有來，大家猜他可能又是值夜班。9點鍾，一個花店的女店員卻送來了一小束紅玫瑰，說是一位木村桑送給玲子姑娘的。店裏就有人鼓掌，有人叫好。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兒，眾目睽睽之下，窘得滿臉通紅，接過玫瑰不知放哪裏好。房子就將花兒插在一隻高高的生啤酒杯裏。這時電話鈴響，我去接，正是木村打來的，我謝謝他的花，說：“既不是生日又不是節日，為什麽送玫瑰？”
木村說：“因為玫瑰表示愛情。”說完就掛斷了。
木村毫不掩飾地公然開始了不懈的追求。他懂得日本酒館的規矩，到店裏來時並不一纏著我談話，隻是以普通客人的身份在這裏喝酒聊天唱歌，但目光卻時時追隨著我。看我稍有空閑，他就坐到我的對麵，盯盯地望著我。他一再重申，他是認真的，不是想“玩玩兒”，他也想有個家了，有個聰明能幹、善解人意的妻子，經過二個多月的觀察，他認為玲子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
我對這些表白根本沒往心裏去，嫁給日本人？腦子裏從來就沒有這個概念。但我不能得罪他，他是店裏的常客。我客客氣氣地明確告訴他，我是不會嫁給日本人的，我畢業後馬上就迴國。但他固執地說，他幹什麽事一直是成功的，他相信在愛情上也一定不會失敗。
我知道麻煩來了，須得謹慎對待。他曾多次懇求每天打烊後送我迴公寓，我毫無商量餘地地斷然拒絕了，他也沒敢堅持，因為他知道能住在那種公寓裏，我的保證人一定很有勢力。
他也曾屢屢邀我星期天開車去海邊玩兒，我知他並沒有邪念，但也婉然謝絕。他無法可想，展開的攻勢就是送玫瑰花。每次來時都是一支鮮豔欲滴的紅玫瑰，使店裏天天玫瑰飄香，惠美還特地從家裏拿來了一個長頸的大花瓶用來插花。每當有客人稱讚這美麗的花兒時，木村都不失時機地說：“這是我送給玲子姑娘的。”弄得人人都知道了他在追中國姑娘，並且有一種論調，就是：日本男人必勝。
咪咪竟然有點兒羨慕地對我說：“這倒是個癡情郎，各方麵條件都屬上乘。怎麽樣？想在日本定居嗎？這也許是不錯的歸宿。”
我奇怪地問：“你認為嫁給日本人是不錯的歸宿嗎？日本男人有什麽好？我們在這酒館裏打工還沒看透嗎？他們下班都不迴家，在這裏一喝就喝半夜，家裏什麽事兒都不管，世界聞名的大男子主義，誰受得了哇。”
咪咪反問道：“那你說中國男人又有什麽好呢？中國男人好，你為什麽三十多歲還找不到意中人呢？嫁給他起碼房子、汽車、家電，什麽都有了。在中國，這些東西也許一輩子都掙不到手的。先結了婚再說唄。婚姻其實就是下賭注，說不上輸贏。我嫁給了知根知底的中國男人，我們是中學同學，下鄉插隊在一個青年點好幾年，結婚後卻老是吵架，到頭來還不是離婚了。你就沒膽量試一試？”
我有些生氣地說：“這麽嚴肅的事怎麽能試一試？有房子、汽車就行了嗎？那愛情呢？沒有愛情怎麽能睡到一起？這可是跨國婚姻呐，離婚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我可不想冒這份險。再說，在酒館裏認識的人能可靠嗎？他也許是出於獵奇心理，過一陣子我不理他，他就會涼快下去的。”
咪咪搖搖頭說：“看他那勁頭還真不像假的，我不信他會罷手。‘好女怕纏郎’，時間長了，就攻破了。”
我平靜地說：“你不了解我。你看著好了。”
客觀地來看，木村的條件幾乎無可挑剔，人品長相都不錯，供職於穩定的大公司，月薪35萬；父親是退休建築工程師，和母親迴到長野縣的老家祖屋居住，在川崎留下一幢二層小樓房。僅有一個哥哥已娶妻生子住在一樓，木村自己住在二樓，兄弟倆各有一部車。這些條件即使在日本也是一般日本女子理想的對象，我相信他有很大的挑選餘地，可他卻偏偏愛上我這麽一個中國姑娘。而我卻不能嫁給他，因為我並不愛他。也許是我受家庭教育的影響，也許是我看了太多的純文學作品，我對愛情有一種虔誠的神往，我一生都在尋求著那種靈肉一致、刻骨銘心的愛情，雖然這尋愛的路程是那麽的漫長而鋪滿了荊棘，但我仍在苦苦地跋涉和等待。為了這神聖的愛情，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生命。而沒有愛情的婚姻我連想都不願想，更何況是前途未卜的與外國人的通婚。
盡管這裏物質豐富什麽都有，處處展示著現代化的方便與美好，但我卻怎麽也對它熱愛不起來，無論在多麽繁華熱鬧的埸合我都有一種孤獨無依的落寞之感。我人在日本，心卻遠離這裏，我的喜怒哀樂、我的情感思緒、我的生命脈搏隻能屬於大海的那一邊。盡管那一方土地目前並不富有，我還同父母擠住在並不寬敞的舊房子裏，我們既沒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更沒有帶洗浴設施的衛生間。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拿著微薄的工資，並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總有煩惱和憂傷。然而，它畢竟是生我養我血肉相連割舍不斷的地方。不論我遇到什麽困難受到什麽委屈，我的身邊總有至親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學可以傾訴、求助，任何時候我永不會感到孤獨。這裏再好，我也隻是一個匆忙的過客，到這裏來是一段生命之旅，終究是要結束的。
同日本人結婚，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就算他很愛你，但他的父母、親友會接受一個外國女子加入他們的家族嗎？在日本有數以萬計的朝鮮人，他們是在本世紀初和二戰時期被強行帶到日本做苦力的移民。然而時至今日，那些朝鮮人的第三代子孫仍然不能擁有日本的公民權，盡管他們的父母出生在日本，成長在日本。比如一對青年男女相識相戀已經準備結婚了，但是如果發現其中一方可能是朝鮮人的後代，婚約便馬上隨之解除。由此可見日本人對涉外婚姻的態度。不過日本女子嫁給歐美人又另當別論，因為日本人崇拜西方先進國家，他們歧視的隻是貧窮的東南亞國家而已。
在白小菊那裏，我得知了日本國有這樣的規定：外國女性即使與日本人結婚了，也不能馬上入日本籍取得永久居留權，而是得生下孩子三年後才能入日本籍。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帶侮辱性的規定條款。我們班裏那個姓郭的台灣女生也是在居酒屋打工時認識了一個日本男職員，架不住他的追求就嫁給了他，退了學當家庭主婦。後來聽說生活得也不太順心，同男方的父母親友們總是不能融洽相處，這使她終日鬱鬱寡歡。他們還不準她在台灣的父母來日本探望女兒，她迴台灣探親時丈夫也沒有陪同前往。我對那幾個台灣女同學說：“我可受不了這種氣，別說他有汽車和洋房，就是有私人飛機和別墅莊園也不能嫁給他。那樣我會發瘋的。”
日本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也可以說是傲慢的民族，它有著固定的行為規範和特殊的生活方式。這個不大的島國似乎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天生的排外傾向，古時候是由於閉關自守，這種排外伴隨著一種對外界事物的向往。而在當今現代化的日本，卻是由於自身經濟強國的地位使日本人有了一種超越其他國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木村在剛開始追求我的時候就自信一定成功，其他旁觀者也說日本男人必勝，這都是這種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的體現。雖然我在中國有大學文憑，出身知識份子家庭，有體麵的工作，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但在日本人眼裏，我卻仍是貧窮的“灰姑娘”，是衝著洋房、汽車、彩電冰箱洗衣機來的，因為這些東西在中國的普通家庭裏還沒有。對這一點我看的再清楚不過了。在限製頗多、令人室息的日本社會，試想一個外國女子如何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身心愉悅的幸福呢？白小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我為什麽要自投羅網呢？木村的癡情固然可貴，也許是出於真心，他也不失為一個優秀的男人，但我知道，我將永遠無法與他達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情感境界，我不能讓自己的後半生永遠處在異國他鄉的孤獨落寞之中。
就這樣，我第一次答應了木村的邀請，在一間咖啡廳裏，我率直地向木村講明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請他不要再抱幻想，更不要再送玫瑰花，否則我隻好辭了這份工作，另找別的地方打工。
木村聽我這麽一說，連忙抓住我的手急促地說：“不要，不要走，就在這裏吧，讓我們做好朋友，讓我能常常看到你的笑臉，聽你唱歌，同你談話------。”他難過地低下了頭，說不下去了。
我心裏十分的愧疚和不安，不知該說什麽好，但我知道不能再有任何溫情的表示，我輕輕地說：“好，就這樣說定了，再見。”轉身走了。
可是，玫瑰仍然是每天一支，木村仍然閃著固執的目光追隨著我，隻是話語漸少，人也不那麽快樂了。我沒有辦法，假若真的辭工，真是很難再找到這樣離住處又近又安全，工作又順心的地方。我盡力坦然地、平等地對待他和一切客人，好在我就要畢業了，一切就要結束了。
不久，廚師阿岩要辭工了，他已在家鄉九州謀到了一個職位，雖然不是幹律師這一行，但薪水不低，又實現了在母親身邊盡孝的願望。眼下為了畢業前的大考和論文，他必須全心投入，不能打工了。我們店裏的人和所有常來的熟客都喜歡淳樸善良的阿岩，大家用酒和歌來歡送他，高大魁梧的阿岩也禁不住熱淚漣漣。
這一天是星期日，與阿岩最投緣的木村邀請阿岩、咪咪和我去江之島海邊遊玩，也算給阿岩送行。
木村開著他的本田車，窗外送來早春清爽的風，一路上我們觀看著美麗的沿海風景，又說又唱，心情十分愉快。在島上，我們參觀了植物園和水族館，吃了純粹日本風味的海鮮餐，然後來到了海邊。
江之島位於相模灣海濱，麵對碧波萬頃的太平洋，背靠千年積雪的富士山，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風景十分秀麗，曆來是旅遊度假勝地。這天晴空萬裏，海風習習，大海翻卷著潔白的浪花，層層疊疊湧向海灘。我們四個人在海灘上奔跑著、歡唿著，盡情享受唿吸著這海濱新鮮潮濕的空氣。
我們在島上發現了中國作曲家聶耳的墓碑。聶耳於1935年7月17日在相模灣海濱遊泳時溺水而亡，年僅24歲。1954年，位於海濱的藤澤市市民發起募捐活動，用募捐的錢在這個海岸上建了一座聶耳紀念碑，上麵題著郭沫若的六個大字：
聶 耳 終 焉 之 地
（1989年，聶耳的出生地中國昆明市和終焉地日本藤澤市結為友好城市，預示著中日兩國人民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聶耳倘若地下有知，亦會含笑九泉的。）
我和咪咪獻上了一束小小的白花，向這位無限熱愛祖國卻將年輕的生命留在了異國他鄉的一代天才音樂家致哀。
咪咪和阿岩說笑著，有意無意地跑到遠遠的大礁石那邊，隻剩下我和木村站在海邊吹風。木村不說話，悶悶不樂的樣子。我為了打破沉默，便拿阿岩做話題說：“阿岩走了，這店裏少了不少樂趣，再也聽不到阿岩的歌聲了。”
木村愁眉不展地說：“假若你走了，我連生活的樂趣都沒有了。玲子，我真的喜歡你，不要走吧，嫁給我，我會好好愛你的。我要怎樣才能讓你相信我呢？”他用手抓著濃密的黑發，痛苦不堪的樣子讓我目不忍睹。
這一刻，我胸中湧起一股純粹的姐姐疼愛弟弟般的柔情，我真想用手去撫摸他的頭發，安慰安慰他那顆失望的心。但我的意誌命令我不能那樣做，我隻是輕輕地說：“對不起，木村桑，忘了我吧。”
“不！不！我不會忘，不會！”他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裏已盈滿了淚水，我不忍心地扭過臉去。他突然衝動地伸出臂膀緊緊地抱住了我，頭伏在我的肩上哽咽著說：“留下吧，不要走------留下吧，不要走------”
我的眼淚再也控製不住了，在那一刹那我的意誌幾乎要動搖了，可是我的理智再次占了上風，我輕輕掙脫他的懷抱，用手帕擦去他的淚水，說：“木村桑，原諒我傷害了你，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內疚，但我的意誌無法改變，我不能答應你------”
他打斷我的話，幾乎是嚷著說：“為什麽？倒底是為什麽呀？難道是你的親人裏有人在戰爭中被日本人殺害了嗎？你們忘記不了這種仇恨，對不對？可這不是我的錯！不應該由我來承擔罪責，這不公平！不公平！”
我拉著他的手勸慰他：“不是的，不是這個原因，我也說不清楚。總之，我在心理上有一種民族障礙，不管是日本人、美國人、蘇聯人還是什麽國人，我都不會與他們肌膚相親。就是這樣，沒有別的解釋。”
木村沮喪地說：“我曾找過山田博士，同他探討過中國女性的心理，向他求助，讓他勸勸你。但他表示無能為力，他用自己四十年前同中國姑娘的一段戀情為例，說你們中國女子在心理和生理上永遠不能接受我們日本男人，是這樣嗎？”
我不知該怎樣迴答，隻能保持沉默，心想：山田博士的解釋倒也不錯。
木村的眼睛又濕潤了，我狠狠心，堅決扭身離開了他，大聲招唿咪咪和阿岩------。
迴去的路上，由阿岩開著車，車內沒有了來時的歡笑聲，氣氛相當沉悶。木村蒼白著臉一言不發，咪咪沒心沒肺不識時務地開著玩笑：“唉！真是多情反被無情惱！”
我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頭，變老實了。
從這天起，木村再也沒有到店裏來，其他的客人笑著說，這下木村君可丟麵子了，不好意思來了。老媽媽和惠美為此嘟囔了好幾天，認為我開罪了一個慷慨的客人。我隻是好脾氣地笑笑，什麽也不說。反正我幹不了多久，就要走了。
在日本打工快二年了，我已有了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我隻是客客氣氣地加以拒絕，用地道的日語詼諧而不失禮貌地告訴他們，那是“做夢”。咪咪也同我一樣態度，隻不過我隨手將那些無聊的紙條扔掉了，咪咪卻一張張都留了起來，拿迴去氣她的男朋友小何，以證明她是多麽有魅力，多麽討男人喜歡。當然這也增加了她和小何吵架的頻率，咪咪卻依然樂此不疲。
然而，我卻萬萬沒有想到在這些顧客裏，有一個人真誠地、執拗地開始了對我的追求，令我不知所措。這個人是川崎電力局的技師，姓木村。他長得很精神，高高的個子，有一張棱角分明的長方臉，濃濃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單眼皮細長的眼睛，笑起來還有些孩子氣，是個性格開朗的人。木村以前從未來過這間居酒屋，他是偶然聽同事說這裏有二個中國女留學生，便興衝衝地來了。
他在吧台前的小轉椅上一坐下就對我和咪咪說：“我一看就知道你們是中國姑娘，中國姑娘都很老實，端莊。我非常喜歡中國，我是中國迷嗬。”
在談話中我了解到，木村在大學是學電力的，畢業後順理成章地就在電力局找到了工作。三十六歲仍然是獨身，這在日本社會是相當普遍的事。看起來家境不錯，因為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來旅遊了。他說他的最大愛好就是旅遊，小小的日本早已走遍，東南亞各國也基本去過了，有一次隨團去了一趟中國就開始著了魔。他曾去過北京、上海、西安、桂林、蘇州、杭州等地，最感興趣的是古城北京和西安。談起北京的話題，這本應該是咪咪接待的對象，可惜咪咪的日語跟不上趟兒，隻好又把我推了過去。我雖不是北京人，但也常去北京，同一個外國人侃長城故宮頤和園，天壇地壇王府井還是綽綽有餘的。
木村不無自豪地說：“北京和西安我共去過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發現和感受，中國對我來說，永遠有著巨大的魅力和數不清的奧妙，我太喜歡中國了。”
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在中國看到的新奇事物，臉上滿是孩子氣的笑容。他說：“不過，有的地方越變越美，有的地方卻越變越令人失望。比如說，前幾年去西安，要找廁所或者問路，小朋友會拉著你的手帶你去。現在卻不行了，這些可愛的孩子每人胸前掛著一個裝滿手工藝品的托盤纏著你兜售，口裏還用日語說著：‘1000日元、1000日元。’要想問問路，小手也是伸出來：‘1000日元。’唉，這可不太好。去年夏天，在北京頤和園門口，有個青年主動過來搭訕要陪我遊園，我聽他會講幾句日語，便同他高高興興地在園裏轉了一圈。後來我請他在冷飲店喝了兩瓶啤酒，付賬時他卻要5萬日元，我是知道中國物價的，問他為什麽這麽貴，他說其中有他的導遊陪同費，我沒辦法，隻好照付。”
我笑著說：“在中國這叫‘宰客’。”說完用手在脖子上比劃一下。
他誇張地縮了一下脖子：“對，跟殺人一樣。‘吃一塹，長一智’，以後有中國人過來搭訕，我就擺手搖頭不再上當了。還有，晚上住在賓館裏，總有女孩子打電話來問要不要陪伴，還都會講英語、日語呐。”
我笑道：“你要了嗎？”
“不敢不敢。你想嗬，一個男的陪你在公園裏走一圈都要5萬日元，那姑娘陪你------，那得多少錢哪？不敢要不敢要。”他一邊說一邊表情詼諧地搖著頭，逗得大家哄笑不止。
從這以後木村就幾乎天天來，除了在局裏值夜班，每次來話題都離不開中國，再加上還有山田博士，這一老一少談起中國來真是趣味無窮。
木村有一副好嗓子，很會唱歌，有時也拉著我一起唱，有許多日本歌曲是跟他學會的。我覺得他是個很好相處的人，咪咪也這樣認為。他經常送給我和咪咪巧克力呀、話梅果呀什麽的，房子就有些吃醋，我就趕緊拿給房子吃。咪咪卻誰也不給，裝在口袋裏拿迴去氣小何。
大約過了二個多月吧，有天木村沒有來，大家猜他可能又是值夜班。9點鍾，一個花店的女店員卻送來了一小束紅玫瑰，說是一位木村桑送給玲子姑娘的。店裏就有人鼓掌，有人叫好。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兒，眾目睽睽之下，窘得滿臉通紅，接過玫瑰不知放哪裏好。房子就將花兒插在一隻高高的生啤酒杯裏。這時電話鈴響，我去接，正是木村打來的，我謝謝他的花，說：“既不是生日又不是節日，為什麽送玫瑰？”
木村說：“因為玫瑰表示愛情。”說完就掛斷了。
木村毫不掩飾地公然開始了不懈的追求。他懂得日本酒館的規矩，到店裏來時並不一纏著我談話，隻是以普通客人的身份在這裏喝酒聊天唱歌，但目光卻時時追隨著我。看我稍有空閑，他就坐到我的對麵，盯盯地望著我。他一再重申，他是認真的，不是想“玩玩兒”，他也想有個家了，有個聰明能幹、善解人意的妻子，經過二個多月的觀察，他認為玲子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
我對這些表白根本沒往心裏去，嫁給日本人？腦子裏從來就沒有這個概念。但我不能得罪他，他是店裏的常客。我客客氣氣地明確告訴他，我是不會嫁給日本人的，我畢業後馬上就迴國。但他固執地說，他幹什麽事一直是成功的，他相信在愛情上也一定不會失敗。
我知道麻煩來了，須得謹慎對待。他曾多次懇求每天打烊後送我迴公寓，我毫無商量餘地地斷然拒絕了，他也沒敢堅持，因為他知道能住在那種公寓裏，我的保證人一定很有勢力。
他也曾屢屢邀我星期天開車去海邊玩兒，我知他並沒有邪念，但也婉然謝絕。他無法可想，展開的攻勢就是送玫瑰花。每次來時都是一支鮮豔欲滴的紅玫瑰，使店裏天天玫瑰飄香，惠美還特地從家裏拿來了一個長頸的大花瓶用來插花。每當有客人稱讚這美麗的花兒時，木村都不失時機地說：“這是我送給玲子姑娘的。”弄得人人都知道了他在追中國姑娘，並且有一種論調，就是：日本男人必勝。
咪咪竟然有點兒羨慕地對我說：“這倒是個癡情郎，各方麵條件都屬上乘。怎麽樣？想在日本定居嗎？這也許是不錯的歸宿。”
我奇怪地問：“你認為嫁給日本人是不錯的歸宿嗎？日本男人有什麽好？我們在這酒館裏打工還沒看透嗎？他們下班都不迴家，在這裏一喝就喝半夜，家裏什麽事兒都不管，世界聞名的大男子主義，誰受得了哇。”
咪咪反問道：“那你說中國男人又有什麽好呢？中國男人好，你為什麽三十多歲還找不到意中人呢？嫁給他起碼房子、汽車、家電，什麽都有了。在中國，這些東西也許一輩子都掙不到手的。先結了婚再說唄。婚姻其實就是下賭注，說不上輸贏。我嫁給了知根知底的中國男人，我們是中學同學，下鄉插隊在一個青年點好幾年，結婚後卻老是吵架，到頭來還不是離婚了。你就沒膽量試一試？”
我有些生氣地說：“這麽嚴肅的事怎麽能試一試？有房子、汽車就行了嗎？那愛情呢？沒有愛情怎麽能睡到一起？這可是跨國婚姻呐，離婚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我可不想冒這份險。再說，在酒館裏認識的人能可靠嗎？他也許是出於獵奇心理，過一陣子我不理他，他就會涼快下去的。”
咪咪搖搖頭說：“看他那勁頭還真不像假的，我不信他會罷手。‘好女怕纏郎’，時間長了，就攻破了。”
我平靜地說：“你不了解我。你看著好了。”
客觀地來看，木村的條件幾乎無可挑剔，人品長相都不錯，供職於穩定的大公司，月薪35萬；父親是退休建築工程師，和母親迴到長野縣的老家祖屋居住，在川崎留下一幢二層小樓房。僅有一個哥哥已娶妻生子住在一樓，木村自己住在二樓，兄弟倆各有一部車。這些條件即使在日本也是一般日本女子理想的對象，我相信他有很大的挑選餘地，可他卻偏偏愛上我這麽一個中國姑娘。而我卻不能嫁給他，因為我並不愛他。也許是我受家庭教育的影響，也許是我看了太多的純文學作品，我對愛情有一種虔誠的神往，我一生都在尋求著那種靈肉一致、刻骨銘心的愛情，雖然這尋愛的路程是那麽的漫長而鋪滿了荊棘，但我仍在苦苦地跋涉和等待。為了這神聖的愛情，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生命。而沒有愛情的婚姻我連想都不願想，更何況是前途未卜的與外國人的通婚。
盡管這裏物質豐富什麽都有，處處展示著現代化的方便與美好，但我卻怎麽也對它熱愛不起來，無論在多麽繁華熱鬧的埸合我都有一種孤獨無依的落寞之感。我人在日本，心卻遠離這裏，我的喜怒哀樂、我的情感思緒、我的生命脈搏隻能屬於大海的那一邊。盡管那一方土地目前並不富有，我還同父母擠住在並不寬敞的舊房子裏，我們既沒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更沒有帶洗浴設施的衛生間。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拿著微薄的工資，並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總有煩惱和憂傷。然而，它畢竟是生我養我血肉相連割舍不斷的地方。不論我遇到什麽困難受到什麽委屈，我的身邊總有至親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學可以傾訴、求助，任何時候我永不會感到孤獨。這裏再好，我也隻是一個匆忙的過客，到這裏來是一段生命之旅，終究是要結束的。
同日本人結婚，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就算他很愛你，但他的父母、親友會接受一個外國女子加入他們的家族嗎？在日本有數以萬計的朝鮮人，他們是在本世紀初和二戰時期被強行帶到日本做苦力的移民。然而時至今日，那些朝鮮人的第三代子孫仍然不能擁有日本的公民權，盡管他們的父母出生在日本，成長在日本。比如一對青年男女相識相戀已經準備結婚了，但是如果發現其中一方可能是朝鮮人的後代，婚約便馬上隨之解除。由此可見日本人對涉外婚姻的態度。不過日本女子嫁給歐美人又另當別論，因為日本人崇拜西方先進國家，他們歧視的隻是貧窮的東南亞國家而已。
在白小菊那裏，我得知了日本國有這樣的規定：外國女性即使與日本人結婚了，也不能馬上入日本籍取得永久居留權，而是得生下孩子三年後才能入日本籍。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帶侮辱性的規定條款。我們班裏那個姓郭的台灣女生也是在居酒屋打工時認識了一個日本男職員，架不住他的追求就嫁給了他，退了學當家庭主婦。後來聽說生活得也不太順心，同男方的父母親友們總是不能融洽相處，這使她終日鬱鬱寡歡。他們還不準她在台灣的父母來日本探望女兒，她迴台灣探親時丈夫也沒有陪同前往。我對那幾個台灣女同學說：“我可受不了這種氣，別說他有汽車和洋房，就是有私人飛機和別墅莊園也不能嫁給他。那樣我會發瘋的。”
日本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也可以說是傲慢的民族，它有著固定的行為規範和特殊的生活方式。這個不大的島國似乎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天生的排外傾向，古時候是由於閉關自守，這種排外伴隨著一種對外界事物的向往。而在當今現代化的日本，卻是由於自身經濟強國的地位使日本人有了一種超越其他國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木村在剛開始追求我的時候就自信一定成功，其他旁觀者也說日本男人必勝，這都是這種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的體現。雖然我在中國有大學文憑，出身知識份子家庭，有體麵的工作，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但在日本人眼裏，我卻仍是貧窮的“灰姑娘”，是衝著洋房、汽車、彩電冰箱洗衣機來的，因為這些東西在中國的普通家庭裏還沒有。對這一點我看的再清楚不過了。在限製頗多、令人室息的日本社會，試想一個外國女子如何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身心愉悅的幸福呢？白小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她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我為什麽要自投羅網呢？木村的癡情固然可貴，也許是出於真心，他也不失為一個優秀的男人，但我知道，我將永遠無法與他達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情感境界，我不能讓自己的後半生永遠處在異國他鄉的孤獨落寞之中。
就這樣，我第一次答應了木村的邀請，在一間咖啡廳裏，我率直地向木村講明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請他不要再抱幻想，更不要再送玫瑰花，否則我隻好辭了這份工作，另找別的地方打工。
木村聽我這麽一說，連忙抓住我的手急促地說：“不要，不要走，就在這裏吧，讓我們做好朋友，讓我能常常看到你的笑臉，聽你唱歌，同你談話------。”他難過地低下了頭，說不下去了。
我心裏十分的愧疚和不安，不知該說什麽好，但我知道不能再有任何溫情的表示，我輕輕地說：“好，就這樣說定了，再見。”轉身走了。
可是，玫瑰仍然是每天一支，木村仍然閃著固執的目光追隨著我，隻是話語漸少，人也不那麽快樂了。我沒有辦法，假若真的辭工，真是很難再找到這樣離住處又近又安全，工作又順心的地方。我盡力坦然地、平等地對待他和一切客人，好在我就要畢業了，一切就要結束了。
不久，廚師阿岩要辭工了，他已在家鄉九州謀到了一個職位，雖然不是幹律師這一行，但薪水不低，又實現了在母親身邊盡孝的願望。眼下為了畢業前的大考和論文，他必須全心投入，不能打工了。我們店裏的人和所有常來的熟客都喜歡淳樸善良的阿岩，大家用酒和歌來歡送他，高大魁梧的阿岩也禁不住熱淚漣漣。
這一天是星期日，與阿岩最投緣的木村邀請阿岩、咪咪和我去江之島海邊遊玩，也算給阿岩送行。
木村開著他的本田車，窗外送來早春清爽的風，一路上我們觀看著美麗的沿海風景，又說又唱，心情十分愉快。在島上，我們參觀了植物園和水族館，吃了純粹日本風味的海鮮餐，然後來到了海邊。
江之島位於相模灣海濱，麵對碧波萬頃的太平洋，背靠千年積雪的富士山，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風景十分秀麗，曆來是旅遊度假勝地。這天晴空萬裏，海風習習，大海翻卷著潔白的浪花，層層疊疊湧向海灘。我們四個人在海灘上奔跑著、歡唿著，盡情享受唿吸著這海濱新鮮潮濕的空氣。
我們在島上發現了中國作曲家聶耳的墓碑。聶耳於1935年7月17日在相模灣海濱遊泳時溺水而亡，年僅24歲。1954年，位於海濱的藤澤市市民發起募捐活動，用募捐的錢在這個海岸上建了一座聶耳紀念碑，上麵題著郭沫若的六個大字：
聶 耳 終 焉 之 地
（1989年，聶耳的出生地中國昆明市和終焉地日本藤澤市結為友好城市，預示著中日兩國人民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聶耳倘若地下有知，亦會含笑九泉的。）
我和咪咪獻上了一束小小的白花，向這位無限熱愛祖國卻將年輕的生命留在了異國他鄉的一代天才音樂家致哀。
咪咪和阿岩說笑著，有意無意地跑到遠遠的大礁石那邊，隻剩下我和木村站在海邊吹風。木村不說話，悶悶不樂的樣子。我為了打破沉默，便拿阿岩做話題說：“阿岩走了，這店裏少了不少樂趣，再也聽不到阿岩的歌聲了。”
木村愁眉不展地說：“假若你走了，我連生活的樂趣都沒有了。玲子，我真的喜歡你，不要走吧，嫁給我，我會好好愛你的。我要怎樣才能讓你相信我呢？”他用手抓著濃密的黑發，痛苦不堪的樣子讓我目不忍睹。
這一刻，我胸中湧起一股純粹的姐姐疼愛弟弟般的柔情，我真想用手去撫摸他的頭發，安慰安慰他那顆失望的心。但我的意誌命令我不能那樣做，我隻是輕輕地說：“對不起，木村桑，忘了我吧。”
“不！不！我不會忘，不會！”他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裏已盈滿了淚水，我不忍心地扭過臉去。他突然衝動地伸出臂膀緊緊地抱住了我，頭伏在我的肩上哽咽著說：“留下吧，不要走------留下吧，不要走------”
我的眼淚再也控製不住了，在那一刹那我的意誌幾乎要動搖了，可是我的理智再次占了上風，我輕輕掙脫他的懷抱，用手帕擦去他的淚水，說：“木村桑，原諒我傷害了你，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內疚，但我的意誌無法改變，我不能答應你------”
他打斷我的話，幾乎是嚷著說：“為什麽？倒底是為什麽呀？難道是你的親人裏有人在戰爭中被日本人殺害了嗎？你們忘記不了這種仇恨，對不對？可這不是我的錯！不應該由我來承擔罪責，這不公平！不公平！”
我拉著他的手勸慰他：“不是的，不是這個原因，我也說不清楚。總之，我在心理上有一種民族障礙，不管是日本人、美國人、蘇聯人還是什麽國人，我都不會與他們肌膚相親。就是這樣，沒有別的解釋。”
木村沮喪地說：“我曾找過山田博士，同他探討過中國女性的心理，向他求助，讓他勸勸你。但他表示無能為力，他用自己四十年前同中國姑娘的一段戀情為例，說你們中國女子在心理和生理上永遠不能接受我們日本男人，是這樣嗎？”
我不知該怎樣迴答，隻能保持沉默，心想：山田博士的解釋倒也不錯。
木村的眼睛又濕潤了，我狠狠心，堅決扭身離開了他，大聲招唿咪咪和阿岩------。
迴去的路上，由阿岩開著車，車內沒有了來時的歡笑聲，氣氛相當沉悶。木村蒼白著臉一言不發，咪咪沒心沒肺不識時務地開著玩笑：“唉！真是多情反被無情惱！”
我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頭，變老實了。
從這天起，木村再也沒有到店裏來，其他的客人笑著說，這下木村君可丟麵子了，不好意思來了。老媽媽和惠美為此嘟囔了好幾天，認為我開罪了一個慷慨的客人。我隻是好脾氣地笑笑，什麽也不說。反正我幹不了多久，就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