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一大早，我依然同吉田家人一起去葡萄園摘葡萄，在地頭休息時，我看見了遠藤，他笑著對我說：“小菊在家裏打掃房間、準備招待客人的食品，她很高興。隻要她高興，讓我做什麽都行------。我家有好多新鮮的魚蝦，中午就請到我家用飯吧。”說完又中規中矩地鞠了一躬。
我心想，這真是一個忠厚老實的男人，也許那個叫白小菊的女人選擇的這樁異國婚姻是幸福的呢。
中午時，我迴去洗過澡，換了衣服，遠藤就開著他的豐田人貨車來接我了。小野說晚上五點左右會讓吉田開車去接我，放心地玩一下午吧。
遠藤家離海邊很近，離我去過的街鎮也不遠，周圍的住戶也比吉田家那邊多，隔不遠就有一戶人家，形成了完整的一條村街。
遠藤將車開進一處院落，我跳下車來四處打量，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滿院子的菊花，雖然剛剛入秋，但已花蕾初綻，粉、黃、白、紅，色彩繽紛，還有幾棵結滿了果實的桃樹、梨樹，小院子顯得生氣盎然，美麗而溫馨。房子也是盒式結構的木造建築，雖然沒有吉田家那麽大，但很新、很漂亮，白鬆木的鋃花玻璃拉門大開著，台階上站著我要見的女主人——白小菊。
她穿著中國式普通的白襯衫和格布裙子，看起來年紀同我差不多，大約三十五、六歲的樣子，中等個頭，體態豐滿，膚色很白，五官也很秀氣。她老遠就向我伸出手來，笑著說：“歡迎、歡迎。”我快步迎上前去，兩雙手緊握在一起。
她拉著我進了房間，遠藤就開始往桌上端菜。聽她同遠藤講的日語很生硬，隻是簡單的短句和單詞，有時還需要打手勢。遠藤則一直是很耐心地滿臉笑容地忙活著，他給我和白小菊斟上了啤酒，說：“歡迎小菊家鄉來的貴客，幹杯！”
小菊說：“在電話裏聽到你的聲音我真高興嗬，好久沒講中國話了，快憋死我了。嗬，今天我要和你聊個痛快！”
我們倆嘰嘰呱呱地邊吃邊聊，我說她的院子很美，房子也很漂亮，如果在中國就是價值不菲的鄉間別墅了。
她點頭說的確是這樣，家裏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熱水器以及廚房裏的小家電應有盡有，家裏有一個蔬菜大棚，魚汛期遠藤還去打魚，收入相當不錯的，同中國比起來，物質條件真是很富裕了。遠藤也對她相當好，不讓她幹一點兒農活。
我照顧到遠藤的擔心和情緒，細心地把小菊的話譯給他聽，讓他知道小菊對生活環境和他本人都很滿意。遠藤臉上露出笑容，充滿愛意地望著妻子。小菊則故意不看他，生硬地說：“快吃吧，還要去吉田家摘葡萄呢。”
遠藤忙點頭道：“明白、明白。”急急忙忙地吃飯。
我對遠藤說：“小菊恐怕是日語說不好，不會用敬語，其實她心裏是很關心你的，隻是用語言表達不出來，請你別介意。”
遠藤說：“我明白，我明白，沒關係，沒關係。”放下碗筷站起身，向我鞠了一躬，誠心誠意地說：“失禮，我先走了，希望你同小菊玩得開心。”
小菊拉我到她的臥室裏，這個房間有六個鋪席大，有壁櫃和小小的梳妝台，蓮花形的吊燈，淡綠色的窗簾，窗外就是婆娑樹影，真是一個幽靜的處所。
我們坐下來促膝談心，原來她也曾是知青，在陝北農村呆了十年。我坦率地問道：“那你怎麽嫁到了這裏？你一定有許多故事，能講給我聽嗎？”
白小菊沒有迴答，低下頭，淚水一滴滴地落在鋪席上。我拉住她的手說：“我們年齡相仿，我也當過知青，你就當我們是姐妹吧。我到日本自費留學，也是吃盡了苦頭，可我咬牙堅持下來了。我想，你也一定會渡過難關的。”
她抬起頭來，淚水盈盈的眸子裏滿是辛酸，於是她給我講了一個北京女知青從陝北山村又來到日本山村的曲折經曆：
白小菊是1968年從北京到陝北農村插隊的知青，當年也隻有十六歲。去的時候分到那個小山村的共有二女二男，過了二年，一個男生參軍走了；又過了二年，一個女生被調到公社當了廣播員，隻剩下她和一個姓馮的男生。一男一女，白天一起出工，迴來同吃一鍋飯，晚上同睡一個窯洞，雖然是分開的二個房間，但中間隻隔一道布簾，彼此喘氣聲都聽得見。又是同病相憐的苦知青，天長日久哪能不產生感情？在一個北風唿嘯寒氣逼人的夜晚，小馮爬到了她的小土炕上緊緊抱住她的時候，她沒有反抗------。1976年，她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們重修了窯洞，添了幾件簡單的家具，就算結婚了，那時他們以為這輩子也許就在這山溝溝裏走不出去了-------。
可是1978年全國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知青們想方設法都離開了，他們的村子是最偏遠的，得到消息時整個公社的知青差不多都走光了。
雖然他們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沒有正式登記，也就是沒有扯結婚證。這是幸，也是不幸。幸的是符合未婚知青可以返城的條件，不幸的是孩子怎麽辦？如果帶迴北京，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指標，什麽都沒有的“黑孩子”怎麽辦？他們倆商量來商量去，既然不想一輩子困死在這閉塞的窮山溝裏，就得迴北京去，那麽隻得狠下心來，先將孩子寄養在老鄉家裏，以後再想法弄迴北京。
費盡周折終於辦成了返城的手續，當他們坐著的拖拉機在顛簸的山路上攪起漠天的黃土時，兒子尖銳刺耳的哭聲將白小菊的心撕成了碎片------。
更讓白小菊心碎的是，迴北京後不到二年，小馮就變了心，同別人結了婚。
迴北京後，因為沒有房子沒有工作，他們隻能像未婚男女一樣仍然住在各自的家裏。在那個住房極為緊張的年代，老少三代五、六口人擠住在二十幾平米小房子裏是常見的事。小馮家是樓房小套間，哥哥已結婚有了孩子，住在十二平米的大間裏，父母和妹妹擠在八平米的小間裏。小馮一迴來就麻煩了，沒地方住，隻得在廚房過道裏搭了個行軍床，緊挨著廁所門口，半夜裏嫂子、妹妹上廁所撒尿放屁都聽得清清楚楚。
白小菊的家也好不到哪兒去。她家是兩間平房，二個姐姐已出嫁，一個哥哥結婚後也同父母住在一起，占了一個大間，白小菊迴來後就同父母住一間小屋。馮、白兩家的住房條件都不可能讓他們結婚住在一起，倆人隻得偶爾在街上或者公園裏見麵，小馮漸漸變得冷漠起來，見麵也不提結婚的事了。
後來白小菊被分到菜市場賣菜，小馮分到百貨公司跟車，不久成了司機。因工作關係他經常同女供銷員一起出車，女供銷員看中了相貌英俊的小馮，頻頻找借口邀小馮去她家玩兒，這個比小馮大五歲、三十三歲仍很漂亮的離婚女人用她寬敞的二房一廳樓房和美酒佳肴將小馮徹底俘獲，他終於下決心告別那充滿廁所臊味的廚房過道與這個女人結了婚。
白小菊得到消息時小馮已結婚一個多月了。白小菊的哥哥知道內情後，找了幾個哥們兒將小馮痛揍一頓，從此一切關係都不複存在。
白小菊日夜牽掛著陝北農村的小兒子，從地圖上看北京到那裏似乎並不遙遠，可是真要去一趟卻是極不容易，下了火車換汽車，下了汽車還要翻山越嶺走五、六十裏山路。迴北京後，白小菊隻迴去過一次，以後月月寄生活費。她每月的工資是36元，給兒子寄16元，要給家裏交10元夥食費，僅剩10元歸自己所有，而她還要用這點錢不時地給兒子買換季的衣服、鞋帽和零食等寄去。白小菊說她迴城後幾乎沒有買過像樣的衣物，都是姐姐穿過送給她的，她口挪肚攢一分錢一分錢地為兒子積蓄著，想著有一天把兒子接到身邊------。
一眨眼小菊已過三十歲了，老媽天天在耳邊嘮叨，嫂子也張羅著給她介紹對象。可她不敢去相親，不敢接受任何男人的殷勤和熱情。結婚？嫁人？她能嗎？兒子怎麽辦？爹已喪了良心，娘再不要他，那這孩子也太可憐了。如果說出了實情，誰會要一個曾經養過“私孩子”的女人？
又一眨眼，白小菊三十四歲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動，利用各種途徑出國的大門打開了。起初白小菊報的是“勞務輸出”，是到日本做海鮮品包裝工，包往返機票，包吃包住，月薪5萬日元，合人民幣差不多2000塊錢，一年就是2萬多塊。這誘人的條件吸引著眾多的報名者，白小菊有幸被選中，向家裏人借了一部分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交了3000塊中介費踏上了飛往日本的班機。
下了飛機坐大巴，她們一行60多個女工到了千葉縣一個叫船橋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水產品公司。說良心話，吃住條件還是不錯的，四個人一間屋，還有沐浴設備。每天8小時工作，是站在流水線上將大蝦和小蝦分揀出來，擺在小紙盒裏再裝箱，或者是分揀螃蟹，將螃蟹腿用橡皮筋綁好套上塑料袋再裝箱。
一天站8個小時已經夠累的了，但如果加班，工錢還會高一些。這些中國女工為了賺錢，人人都加班，每天幹12個小時。她們說，反正吃完晚飯也沒事幹，看電視也聽不懂日語，還不如去加班賺錢。她們像機器人一樣重複著機械的動作，重複著宿舍——車間——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她們不懂日語，一切全聽隨行翻譯的，包括領工資也是由翻譯代領。她們並不知道，這種工作在日本最低月薪也要15萬日元，實際上日方給中國女工的月薪是每人10萬日元，有5萬日元被中介公司私吞了。
但她們已很知足了，日本老板曾二次用大巴拉著她們去東京“觀光”，去了新宿、銀座、六本木等最繁華熱鬧的地方。她們像一群傻子一樣一個跟著一個很怕走丟了，緊跟在翻譯的身後看了看東京的市容市貌，還被帶到秋葉原電器一條街每人買了一個“傻瓜”相機，照了許多照片。
盡管是走馬觀花浮皮潦草地看了看，但東京的繁華和現代化還是強烈地震撼了這些中國女工的心，使她們大開眼界。迴來後大家就一直不停議論、感歎、羨慕不已。有的說，要是能多幹幾年就好了，多賺點錢多買些東西迴去，這日本的好玩意兒實在是太多了。有的幹脆不想迴去了，說能不能偷偷留下來。有個女翻譯就開玩笑說“怎麽不能，嫁給日本人就能留下來。”結過婚的當然不行了，有幾個未婚的就認了真，求翻譯幫忙。於是由翻譯牽線，東京一家由上海人開辦的跨國婚姻介紹所就真的同她們開始了聯係。這些女工星期天不再加班而是去東京相親，她們渴望著留在富裕的日本，至於嫁給什麽樣的人，自己心裏也一點兒標準都沒有。白小菊也加入了這個相親的行列。
白小菊是這些未婚女工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三十五歲。小馮同別人結婚後，白小菊已暗下決心終身不嫁，隻想多攢點兒錢，以後與兒子相依為命。到日本出勞務也是這個目的。但是現在又一條路擺在麵前——嫁給日本人，留居國外。既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又可在親戚朋友麵前揚眉吐氣，尤其是要讓那個狼心狗肺的小馮看看——你拋棄不要的白小菊成了海外華僑！
然而相過幾次親的她們都有些失望，因為這些日本男人都是麵孔黑黑、手腳粗大的農民，盡管也是西裝革履但仍然掩不住土裏土氣。婚介所的那個上海女人半是嘲笑半是勸慰地說：“你們還想嫁到東京城裏呀？那可是癡心妄想。鄉下又怎麽啦？人家日本鄉下比中國大城市都發達。家家有汽車、有房子、各種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年收入二、三百萬，合人民幣8、9萬塊錢。將來生了孩子去東京讀大學、找工作，還不是一樣嘛？想開點兒吧！”
是嗬，想開點兒還不是一樣？經濟條件好就可以給兒子多寄錢，等兒子長大了就接到日本來讀大學------。而且，再有一個月她們合同期滿就要迴國了，她必須盡快做出決斷。輾轉反側經過了幾個不眠的夜晚，白小菊終於決定嫁人，留在日本。
當她第一次見到遠藤的時候，憑直覺就知道這是個老實厚道的人，雖然比她大八歲，而且麵相看起來更老一些，可她不在乎這些。小馮倒是年輕英俊，但他無情無義棄她如敝履，連親生的兒子都不要了。隻要這個男人對她好，對她的兒子好，她願意嫁。不過她提出要去“實地”看一看。於是婚介所的人陪著她去了靜崗縣遠藤的家。
乘電氣化火車從東京到這裏才二個半小時，沿途美麗的風景使她的心情開朗了許多。下了火車，遠藤開著嶄新的豐田人貨車將她帶到家裏，寬敞整齊的獨家獨院，長勢良好的蔬菜大棚，全套的家電設備，一切都顯示出這是一個殷實富裕之家，而且沒有公婆等外人同住，她將成為這個家庭唯一的女主人。白小菊動心了，她通過婚介所的人提出了條件，那就是結婚後每個月要寄給中國家裏2萬日元。她想，2萬日元折合800塊人民幣，相當於一個技術工人一年多的工資嗬，有了這錢，就可以把兒子從陝北接到北京讓姥姥姥爺來撫養了。婚介所的人把話翻譯給遠藤聽，遠藤連連點頭說“可以、可以、沒問題。”
就這樣，勞務合同期滿後，其他女工都迴國了，隻有白小菊留了下來，走進了遠藤的家，成了遠藤的妻子，她的戶籍上的名字是：遠藤菊子。一個美麗的名字。
我心想，這真是一個忠厚老實的男人，也許那個叫白小菊的女人選擇的這樁異國婚姻是幸福的呢。
中午時，我迴去洗過澡，換了衣服，遠藤就開著他的豐田人貨車來接我了。小野說晚上五點左右會讓吉田開車去接我，放心地玩一下午吧。
遠藤家離海邊很近，離我去過的街鎮也不遠，周圍的住戶也比吉田家那邊多，隔不遠就有一戶人家，形成了完整的一條村街。
遠藤將車開進一處院落，我跳下車來四處打量，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滿院子的菊花，雖然剛剛入秋，但已花蕾初綻，粉、黃、白、紅，色彩繽紛，還有幾棵結滿了果實的桃樹、梨樹，小院子顯得生氣盎然，美麗而溫馨。房子也是盒式結構的木造建築，雖然沒有吉田家那麽大，但很新、很漂亮，白鬆木的鋃花玻璃拉門大開著，台階上站著我要見的女主人——白小菊。
她穿著中國式普通的白襯衫和格布裙子，看起來年紀同我差不多，大約三十五、六歲的樣子，中等個頭，體態豐滿，膚色很白，五官也很秀氣。她老遠就向我伸出手來，笑著說：“歡迎、歡迎。”我快步迎上前去，兩雙手緊握在一起。
她拉著我進了房間，遠藤就開始往桌上端菜。聽她同遠藤講的日語很生硬，隻是簡單的短句和單詞，有時還需要打手勢。遠藤則一直是很耐心地滿臉笑容地忙活著，他給我和白小菊斟上了啤酒，說：“歡迎小菊家鄉來的貴客，幹杯！”
小菊說：“在電話裏聽到你的聲音我真高興嗬，好久沒講中國話了，快憋死我了。嗬，今天我要和你聊個痛快！”
我們倆嘰嘰呱呱地邊吃邊聊，我說她的院子很美，房子也很漂亮，如果在中國就是價值不菲的鄉間別墅了。
她點頭說的確是這樣，家裏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熱水器以及廚房裏的小家電應有盡有，家裏有一個蔬菜大棚，魚汛期遠藤還去打魚，收入相當不錯的，同中國比起來，物質條件真是很富裕了。遠藤也對她相當好，不讓她幹一點兒農活。
我照顧到遠藤的擔心和情緒，細心地把小菊的話譯給他聽，讓他知道小菊對生活環境和他本人都很滿意。遠藤臉上露出笑容，充滿愛意地望著妻子。小菊則故意不看他，生硬地說：“快吃吧，還要去吉田家摘葡萄呢。”
遠藤忙點頭道：“明白、明白。”急急忙忙地吃飯。
我對遠藤說：“小菊恐怕是日語說不好，不會用敬語，其實她心裏是很關心你的，隻是用語言表達不出來，請你別介意。”
遠藤說：“我明白，我明白，沒關係，沒關係。”放下碗筷站起身，向我鞠了一躬，誠心誠意地說：“失禮，我先走了，希望你同小菊玩得開心。”
小菊拉我到她的臥室裏，這個房間有六個鋪席大，有壁櫃和小小的梳妝台，蓮花形的吊燈，淡綠色的窗簾，窗外就是婆娑樹影，真是一個幽靜的處所。
我們坐下來促膝談心，原來她也曾是知青，在陝北農村呆了十年。我坦率地問道：“那你怎麽嫁到了這裏？你一定有許多故事，能講給我聽嗎？”
白小菊沒有迴答，低下頭，淚水一滴滴地落在鋪席上。我拉住她的手說：“我們年齡相仿，我也當過知青，你就當我們是姐妹吧。我到日本自費留學，也是吃盡了苦頭，可我咬牙堅持下來了。我想，你也一定會渡過難關的。”
她抬起頭來，淚水盈盈的眸子裏滿是辛酸，於是她給我講了一個北京女知青從陝北山村又來到日本山村的曲折經曆：
白小菊是1968年從北京到陝北農村插隊的知青，當年也隻有十六歲。去的時候分到那個小山村的共有二女二男，過了二年，一個男生參軍走了；又過了二年，一個女生被調到公社當了廣播員，隻剩下她和一個姓馮的男生。一男一女，白天一起出工，迴來同吃一鍋飯，晚上同睡一個窯洞，雖然是分開的二個房間，但中間隻隔一道布簾，彼此喘氣聲都聽得見。又是同病相憐的苦知青，天長日久哪能不產生感情？在一個北風唿嘯寒氣逼人的夜晚，小馮爬到了她的小土炕上緊緊抱住她的時候，她沒有反抗------。1976年，她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們重修了窯洞，添了幾件簡單的家具，就算結婚了，那時他們以為這輩子也許就在這山溝溝裏走不出去了-------。
可是1978年全國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知青們想方設法都離開了，他們的村子是最偏遠的，得到消息時整個公社的知青差不多都走光了。
雖然他們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沒有正式登記，也就是沒有扯結婚證。這是幸，也是不幸。幸的是符合未婚知青可以返城的條件，不幸的是孩子怎麽辦？如果帶迴北京，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指標，什麽都沒有的“黑孩子”怎麽辦？他們倆商量來商量去，既然不想一輩子困死在這閉塞的窮山溝裏，就得迴北京去，那麽隻得狠下心來，先將孩子寄養在老鄉家裏，以後再想法弄迴北京。
費盡周折終於辦成了返城的手續，當他們坐著的拖拉機在顛簸的山路上攪起漠天的黃土時，兒子尖銳刺耳的哭聲將白小菊的心撕成了碎片------。
更讓白小菊心碎的是，迴北京後不到二年，小馮就變了心，同別人結了婚。
迴北京後，因為沒有房子沒有工作，他們隻能像未婚男女一樣仍然住在各自的家裏。在那個住房極為緊張的年代，老少三代五、六口人擠住在二十幾平米小房子裏是常見的事。小馮家是樓房小套間，哥哥已結婚有了孩子，住在十二平米的大間裏，父母和妹妹擠在八平米的小間裏。小馮一迴來就麻煩了，沒地方住，隻得在廚房過道裏搭了個行軍床，緊挨著廁所門口，半夜裏嫂子、妹妹上廁所撒尿放屁都聽得清清楚楚。
白小菊的家也好不到哪兒去。她家是兩間平房，二個姐姐已出嫁，一個哥哥結婚後也同父母住在一起，占了一個大間，白小菊迴來後就同父母住一間小屋。馮、白兩家的住房條件都不可能讓他們結婚住在一起，倆人隻得偶爾在街上或者公園裏見麵，小馮漸漸變得冷漠起來，見麵也不提結婚的事了。
後來白小菊被分到菜市場賣菜，小馮分到百貨公司跟車，不久成了司機。因工作關係他經常同女供銷員一起出車，女供銷員看中了相貌英俊的小馮，頻頻找借口邀小馮去她家玩兒，這個比小馮大五歲、三十三歲仍很漂亮的離婚女人用她寬敞的二房一廳樓房和美酒佳肴將小馮徹底俘獲，他終於下決心告別那充滿廁所臊味的廚房過道與這個女人結了婚。
白小菊得到消息時小馮已結婚一個多月了。白小菊的哥哥知道內情後，找了幾個哥們兒將小馮痛揍一頓，從此一切關係都不複存在。
白小菊日夜牽掛著陝北農村的小兒子，從地圖上看北京到那裏似乎並不遙遠，可是真要去一趟卻是極不容易，下了火車換汽車，下了汽車還要翻山越嶺走五、六十裏山路。迴北京後，白小菊隻迴去過一次，以後月月寄生活費。她每月的工資是36元，給兒子寄16元，要給家裏交10元夥食費，僅剩10元歸自己所有，而她還要用這點錢不時地給兒子買換季的衣服、鞋帽和零食等寄去。白小菊說她迴城後幾乎沒有買過像樣的衣物，都是姐姐穿過送給她的，她口挪肚攢一分錢一分錢地為兒子積蓄著，想著有一天把兒子接到身邊------。
一眨眼小菊已過三十歲了，老媽天天在耳邊嘮叨，嫂子也張羅著給她介紹對象。可她不敢去相親，不敢接受任何男人的殷勤和熱情。結婚？嫁人？她能嗎？兒子怎麽辦？爹已喪了良心，娘再不要他，那這孩子也太可憐了。如果說出了實情，誰會要一個曾經養過“私孩子”的女人？
又一眨眼，白小菊三十四歲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動，利用各種途徑出國的大門打開了。起初白小菊報的是“勞務輸出”，是到日本做海鮮品包裝工，包往返機票，包吃包住，月薪5萬日元，合人民幣差不多2000塊錢，一年就是2萬多塊。這誘人的條件吸引著眾多的報名者，白小菊有幸被選中，向家裏人借了一部分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交了3000塊中介費踏上了飛往日本的班機。
下了飛機坐大巴，她們一行60多個女工到了千葉縣一個叫船橋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水產品公司。說良心話，吃住條件還是不錯的，四個人一間屋，還有沐浴設備。每天8小時工作，是站在流水線上將大蝦和小蝦分揀出來，擺在小紙盒裏再裝箱，或者是分揀螃蟹，將螃蟹腿用橡皮筋綁好套上塑料袋再裝箱。
一天站8個小時已經夠累的了，但如果加班，工錢還會高一些。這些中國女工為了賺錢，人人都加班，每天幹12個小時。她們說，反正吃完晚飯也沒事幹，看電視也聽不懂日語，還不如去加班賺錢。她們像機器人一樣重複著機械的動作，重複著宿舍——車間——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她們不懂日語，一切全聽隨行翻譯的，包括領工資也是由翻譯代領。她們並不知道，這種工作在日本最低月薪也要15萬日元，實際上日方給中國女工的月薪是每人10萬日元，有5萬日元被中介公司私吞了。
但她們已很知足了，日本老板曾二次用大巴拉著她們去東京“觀光”，去了新宿、銀座、六本木等最繁華熱鬧的地方。她們像一群傻子一樣一個跟著一個很怕走丟了，緊跟在翻譯的身後看了看東京的市容市貌，還被帶到秋葉原電器一條街每人買了一個“傻瓜”相機，照了許多照片。
盡管是走馬觀花浮皮潦草地看了看，但東京的繁華和現代化還是強烈地震撼了這些中國女工的心，使她們大開眼界。迴來後大家就一直不停議論、感歎、羨慕不已。有的說，要是能多幹幾年就好了，多賺點錢多買些東西迴去，這日本的好玩意兒實在是太多了。有的幹脆不想迴去了，說能不能偷偷留下來。有個女翻譯就開玩笑說“怎麽不能，嫁給日本人就能留下來。”結過婚的當然不行了，有幾個未婚的就認了真，求翻譯幫忙。於是由翻譯牽線，東京一家由上海人開辦的跨國婚姻介紹所就真的同她們開始了聯係。這些女工星期天不再加班而是去東京相親，她們渴望著留在富裕的日本，至於嫁給什麽樣的人，自己心裏也一點兒標準都沒有。白小菊也加入了這個相親的行列。
白小菊是這些未婚女工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三十五歲。小馮同別人結婚後，白小菊已暗下決心終身不嫁，隻想多攢點兒錢，以後與兒子相依為命。到日本出勞務也是這個目的。但是現在又一條路擺在麵前——嫁給日本人，留居國外。既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又可在親戚朋友麵前揚眉吐氣，尤其是要讓那個狼心狗肺的小馮看看——你拋棄不要的白小菊成了海外華僑！
然而相過幾次親的她們都有些失望，因為這些日本男人都是麵孔黑黑、手腳粗大的農民，盡管也是西裝革履但仍然掩不住土裏土氣。婚介所的那個上海女人半是嘲笑半是勸慰地說：“你們還想嫁到東京城裏呀？那可是癡心妄想。鄉下又怎麽啦？人家日本鄉下比中國大城市都發達。家家有汽車、有房子、各種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年收入二、三百萬，合人民幣8、9萬塊錢。將來生了孩子去東京讀大學、找工作，還不是一樣嘛？想開點兒吧！”
是嗬，想開點兒還不是一樣？經濟條件好就可以給兒子多寄錢，等兒子長大了就接到日本來讀大學------。而且，再有一個月她們合同期滿就要迴國了，她必須盡快做出決斷。輾轉反側經過了幾個不眠的夜晚，白小菊終於決定嫁人，留在日本。
當她第一次見到遠藤的時候，憑直覺就知道這是個老實厚道的人，雖然比她大八歲，而且麵相看起來更老一些，可她不在乎這些。小馮倒是年輕英俊，但他無情無義棄她如敝履，連親生的兒子都不要了。隻要這個男人對她好，對她的兒子好，她願意嫁。不過她提出要去“實地”看一看。於是婚介所的人陪著她去了靜崗縣遠藤的家。
乘電氣化火車從東京到這裏才二個半小時，沿途美麗的風景使她的心情開朗了許多。下了火車，遠藤開著嶄新的豐田人貨車將她帶到家裏，寬敞整齊的獨家獨院，長勢良好的蔬菜大棚，全套的家電設備，一切都顯示出這是一個殷實富裕之家，而且沒有公婆等外人同住，她將成為這個家庭唯一的女主人。白小菊動心了，她通過婚介所的人提出了條件，那就是結婚後每個月要寄給中國家裏2萬日元。她想，2萬日元折合800塊人民幣，相當於一個技術工人一年多的工資嗬，有了這錢，就可以把兒子從陝北接到北京讓姥姥姥爺來撫養了。婚介所的人把話翻譯給遠藤聽，遠藤連連點頭說“可以、可以、沒問題。”
就這樣，勞務合同期滿後，其他女工都迴國了，隻有白小菊留了下來，走進了遠藤的家，成了遠藤的妻子，她的戶籍上的名字是：遠藤菊子。一個美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