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是旅遊景點實地考察課，去皇居參觀，即日本天皇及皇室親屬現正居住的皇宮。日本皇居對公眾開放已有十幾年了，隻要是日本國的國民，出示正式的身份證明向旅行社申請，就可獲準組團進入參觀，就像普通的旅遊景點一樣，日本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識由此可見一斑。
占地110公頃的宮殿群遮蔽在綠樹濃蔭中，其間點綴著精致的小花園和池塘。現年80多歲的裕仁天皇是一位頗有經驗的生物學家，因此皇宮花園的大部分就成了自然保護區。皇宮本身是很龐大、低矮的混凝土建築物，屋頂是綠色的，這些建築是1970年竣工的。此前叫明治皇宮，是100年前即1889年從京都遷來時建造的，均為精選的木料。1945年盟軍對東京的大轟炸中，明治皇宮在空襲中完全燒毀。
在宮殿的東南方是一座花園——皇宮外苑，有廣闊的綠地和百年的蒼鬆翠柏。這裏有一處遊客不可錯過的拍照的地方，就是經常出現在明信片上的風景地——二重橋，它是一座橫跨內護城河的獨具特色的橋，是公認的日本標誌。二重橋既典雅又具實用價值，它是通向皇宮的特別通道，該橋不對公眾開放。在二重橋後麵是原江戶城堡的一個觀望角樓，1945年天皇裕仁在廣播中宣布投降，無數效忠天皇的士兵因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就在這個能看見角樓的地方剖腹自殺。
這次參觀對於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來說真是極難得的機會。皇宮庭院內綠草茵茵，樹影婆娑，並無金壁輝煌的奢華，反倒給人一種清幽淡雅的怡人感覺，不像皇宮，隻覺得好似一座園林大別墅。參觀了裕仁天皇的生植物試驗埸、勤政廳、書院、接見外國使節的會客堂，並看了天皇與胡耀邦總書記會見的貴賓廳。大家興致勃勃做著記錄，輕聲感歎著，唯有我一人悶悶不樂提不起精神。幾個要好的同學直問我哪兒不舒服，我真想說：哪兒都不舒服，尤其是心裏不舒服。可我對別人講這些有什麽用？還是咽下了這些話。
出了皇宮，老師說還要乘車去淺草參觀，我便請假說頭疼，不想去。大家硬拉我去，老師也說最好是去，迴來還要寫導遊講詞，否則就少一份卷子。無奈，隻得去了。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次世界大戰，淺草一直是東京藝術薈萃之地，它既是文化戲劇中心，也是美食家聚會的埸所，後來建成了新區——新宿，這裏的景象便不如從前般熱鬧了。但由於有著名的淺草寺和寺前的特大香爐、風景優美的淺草公園、古樸的建築及品種繁多的旅遊紀念品商業街，這裏仍是一個熱門的觀光點。
在淺草寺廟的南入口有一扇巨大的門，叫做雷門，在雷門的大紅燈籠下拍了集體照，大家紛紛跑去燒香。我買了三柱香插在大香爐上，雙手合掌默默祈禱我能找到一份工，解除目前的尷尬境地。
後來開始參觀街市，大家就分散開了。我買了一個草編的小兔子紀念品，拎在手裏走來走去。信步走進一家商店，裏麵布置得很像文具店，卻又有點兒不太像，而且隻有一個男售貨員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有些近視，剛要湊近櫃台看個仔細，忽聽外麵老師大叫：“肖桑，快出來，危險！”
我嚇了一跳，抬腿跑出來，看女生們都捂著嘴在笑，我不知就裏，問道：“怎麽危險？這裏賣什麽？”
一個男生笑道：“筆筒炸彈，炸女人的。”
女生便笑罵：“別亂講，臭男生真缺德。”
那個男生還是笑嘻嘻地問我：“你們大陸沒有這種商店嗎？”
看我還是不明白，老大哥鄭桑告訴我：“這種店女孩子千萬不能進去，這是性具商店。”
“什麽？性具？”
“小點聲，讓人笑死啦。幸虧你跑得快，否則讓人拍了照，說不定會上小報，說中國女留學生怎麽怎麽樣呢。”
這可夠嚇人的，我的臉一陣發燒，再也不敢一個人亂走，跟在大家後麵隨大流吧。走到一家叫“千鶴”的小飯館，男生大叫“肚子餓。”老師就叫大家進去吃點東西。男生們和老師在矮炕桌邊盤腿大坐，儼然一群日本男人的模樣，可惜是窮學生，每人隻不過是份飯，即一碗米飯、一盤炒菜、一碗湯，卻還喝了一點兒日本酒。我本沒有食欲，但也得隨和大家，要了一份叉燒麵，同上海女生趙會明坐在一張小桌上。
趙會明身材瘦小，麵色微黃，五官並不難看也淡淡化了妝，但仍然掩飾不了臉上的疲憊憔悴之色。我入學一星期後才見到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心事重重的女人。平常也很少見她開心地笑過。課間休息時，大家都盡量放鬆，插科打諢，有幾個台灣男生特別會講笑話，大家常常笑得前仰後合，趙會明卻也隻是淡淡地微微一笑而已。
有一天中午，教室裏隻剩下我倆吃飯盒，我把自己做的雞肉塊給她吃，她給我一塊大牛排，我說：“你還會做牛排嗬，挺費事的吧？”
她說：“不是。我在西餐館打工，每天都有剩下的菜，我挑好的留下來。另外，老板娘對我也很照顧，冰箱裏的肉菜放二天不新鮮了，她就讓我拿迴去。”說完，看看我，“你不會瞧不起我吧？”
我一邊吃著牛排一邊說：“看你說哪裏去了？這有什麽？我們是窮留學生嗬。我也想找這種省飯錢的地方呢。再說，這些東西也不髒。”
她歎了一口氣：“是嗬，房租、水電、交通費是無法省下的，隻能從嘴裏省了。我從來不吃早餐，中午吃這飯盒，晚餐是餐館免費提供的，所以，可以說我一個月基本上不用花吃飯錢。”
我說：“你幹嗎這樣苦著自己？看你瘦得這個樣子，身體垮了怎麽辦？”
她苦笑一下搖頭說：“你說得不對，其實我現在每天攝取的營養足夠。你看，每天除了牛排就是火腿煎蛋、意大利香腸，比在國內家裏吃得好多了。我消瘦不是物質生活苦，而是我心裏苦，命太苦——。
她告訴我：她是六八屆高三畢業生，在北大荒幹了十年，迴上海時已快三十歲了，又待業一年，才在街道小廠找到一份工作。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工作不起眼兒，人又長得不漂亮，在婚姻上已無選擇的餘地，本不想結婚，獨身一輩子算了。可年邁的父母不答應，四處托人保媒，硬撮合了她的婚事。男方竟是個大學畢業生，除了性格孤僻，不愛說話外，仿佛也挑不出什麽大毛病。婚後一年有了兒子，但丈夫卻突然發起精神病來，摔盤碗、砸玻璃、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鬧過之後便昏然入睡人事不省，嚇得她抱著兒子躲在牆角發抖。她的父母找到介紹人，方知男方在“文革”中遭過批鬥、監禁，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後被平反，住院治療了二年，說治好了，所以在婚前隱瞞了這段病史。沒想到這精神病是會反複的，婚後不到二年就又發作了。
生米煮成了熟飯，找誰鬧也沒用，苦果子還得自己吃。丈夫又住進了精神病院，她靠著微薄的薪水養活兒子，還得經常去精神病院探望丈夫、送營養品，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幾乎使她都要崩潰了。就過著這種日子，熬到兒子五歲，丈夫出院了，卻仍不能工作，隻是每天呆坐在房裏傻笑，從“狂暴型”變成了“幻想型”。
她流著淚說：“那時，每天下班我都怕迴家，多少次我走到黃浦江邊都想一閉眼跳下去算了，那就一了百了，什麽痛苦也沒有了。可是，我有兒子嗬，聰明可愛的兒子，剛剛五歲比大孩子都懂事，看我流淚時就說；‘媽媽不哭，我快快長大，掙好多好多錢給爸爸治病，讓媽媽高興。’為了兒子，我也要活下去嗬。後來上海掀起出國熱潮，有幾個老同學都出去了，來信說日本好賺錢，在餐館洗盤子每月也能掙十幾萬日元，合人民幣四、五千元。我為擺脫這折磨人的環境，為了養活兒子和丈夫，下狠心借了2萬塊錢，買了經濟擔保證明和入學通知書，把丈夫又送進醫院，兒子托付給父母，就到日本來了。”
“你到日本幾年了？”
“三年了。一開始在語言學校學基礎日語，那種學校隻上半天課，我就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再打一份工，一天幹十幾個小時。我洗過盤子、送過報紙、給情人旅館刷洗衛生間、到下班後的大商社寫字樓拖地板、擦玻璃，每天累得我爬樓梯都抬不起腿。第二年我累得得了肝炎，迴上海治病休養了三個月又迴來了。不管怎麽說，我現在已還清了債務，能每月往上海寄錢，我的兒子能吃得好、穿得好，進了高級幼稚園，現在已上學了。眼下這所大學的學費是太貴了點兒，但我也要讀下去，拿到文憑迴上海就能找到較好的工作，我和兒子就再也不會分開了。不過這學校的出席率要求的太嚴，白天不能打工了，隻能晚上去，少賺不少錢。為了兒子，我什麽苦都能吃，可惜我已不年輕，長得也不漂亮，否則去夜總會陪舞也行！”
沒等她說完我已熱淚盈眶，隻是撫摩著她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那以後我們倆經常放學後一起走，聽她講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項及她的打工經驗。走在新宿大街上，耳邊常常聽到講上海話、北京話的。這一帶有好幾間語言學校，租一間房子放幾把椅子便叫學校了。趙會明指著仨一群倆一夥的語言學校的學生說：“看見沒有，中國留學生源源不斷，辦這些所謂學校都賺大錢了。有幾個像你這樣有真正經濟擔保人不花一文錢拿到日本入境簽證的？都是花高價買的呀。不拚命的打工怎麽還債？怎麽應付這高昂的東京物價？不過，‘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誰叫咱們窮呢？如果咱們中國也像日本一樣經濟發達、國民富裕，誰還來這兒找罪受呢？”
“現在國內在搞改革、開放，將來我們也會富起來的吧。”
她歎了一口氣：“恐怕得20年才能趕上目前的日本吧。”
最近幾天趙會明好像特別忙，有時最後一節課不上就走了，臉色也更憔悴了。現在我倆坐在這日本餐館裏吃著麵，我便問她：“你這幾天怎麽這麽忙嗬，放學也不同我一起走了。”
她說：“有人介紹我照顧一個病老太太，每天晚上4點到6點2個小時，每小時2000元，給病人做飯、喂飯、侍候大小便。我6點半到西餐館上班，正好來得及。這恐怕也幹不了多久，那老太太都90多歲了，奄奄一息——。反正賺一點兒是一點兒，不就是累嗎？我已經累慣了，迴到住處倒頭就睡，免得閑下來想兒子、想煩惱事——”
我“唉”了一聲：“我就是閑得煩惱越來越多嗬。”於是把自己的煩惱一古腦兒兜了出來。
占地110公頃的宮殿群遮蔽在綠樹濃蔭中，其間點綴著精致的小花園和池塘。現年80多歲的裕仁天皇是一位頗有經驗的生物學家，因此皇宮花園的大部分就成了自然保護區。皇宮本身是很龐大、低矮的混凝土建築物，屋頂是綠色的，這些建築是1970年竣工的。此前叫明治皇宮，是100年前即1889年從京都遷來時建造的，均為精選的木料。1945年盟軍對東京的大轟炸中，明治皇宮在空襲中完全燒毀。
在宮殿的東南方是一座花園——皇宮外苑，有廣闊的綠地和百年的蒼鬆翠柏。這裏有一處遊客不可錯過的拍照的地方，就是經常出現在明信片上的風景地——二重橋，它是一座橫跨內護城河的獨具特色的橋，是公認的日本標誌。二重橋既典雅又具實用價值，它是通向皇宮的特別通道，該橋不對公眾開放。在二重橋後麵是原江戶城堡的一個觀望角樓，1945年天皇裕仁在廣播中宣布投降，無數效忠天皇的士兵因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就在這個能看見角樓的地方剖腹自殺。
這次參觀對於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來說真是極難得的機會。皇宮庭院內綠草茵茵，樹影婆娑，並無金壁輝煌的奢華，反倒給人一種清幽淡雅的怡人感覺，不像皇宮，隻覺得好似一座園林大別墅。參觀了裕仁天皇的生植物試驗埸、勤政廳、書院、接見外國使節的會客堂，並看了天皇與胡耀邦總書記會見的貴賓廳。大家興致勃勃做著記錄，輕聲感歎著，唯有我一人悶悶不樂提不起精神。幾個要好的同學直問我哪兒不舒服，我真想說：哪兒都不舒服，尤其是心裏不舒服。可我對別人講這些有什麽用？還是咽下了這些話。
出了皇宮，老師說還要乘車去淺草參觀，我便請假說頭疼，不想去。大家硬拉我去，老師也說最好是去，迴來還要寫導遊講詞，否則就少一份卷子。無奈，隻得去了。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次世界大戰，淺草一直是東京藝術薈萃之地，它既是文化戲劇中心，也是美食家聚會的埸所，後來建成了新區——新宿，這裏的景象便不如從前般熱鬧了。但由於有著名的淺草寺和寺前的特大香爐、風景優美的淺草公園、古樸的建築及品種繁多的旅遊紀念品商業街，這裏仍是一個熱門的觀光點。
在淺草寺廟的南入口有一扇巨大的門，叫做雷門，在雷門的大紅燈籠下拍了集體照，大家紛紛跑去燒香。我買了三柱香插在大香爐上，雙手合掌默默祈禱我能找到一份工，解除目前的尷尬境地。
後來開始參觀街市，大家就分散開了。我買了一個草編的小兔子紀念品，拎在手裏走來走去。信步走進一家商店，裏麵布置得很像文具店，卻又有點兒不太像，而且隻有一個男售貨員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有些近視，剛要湊近櫃台看個仔細，忽聽外麵老師大叫：“肖桑，快出來，危險！”
我嚇了一跳，抬腿跑出來，看女生們都捂著嘴在笑，我不知就裏，問道：“怎麽危險？這裏賣什麽？”
一個男生笑道：“筆筒炸彈，炸女人的。”
女生便笑罵：“別亂講，臭男生真缺德。”
那個男生還是笑嘻嘻地問我：“你們大陸沒有這種商店嗎？”
看我還是不明白，老大哥鄭桑告訴我：“這種店女孩子千萬不能進去，這是性具商店。”
“什麽？性具？”
“小點聲，讓人笑死啦。幸虧你跑得快，否則讓人拍了照，說不定會上小報，說中國女留學生怎麽怎麽樣呢。”
這可夠嚇人的，我的臉一陣發燒，再也不敢一個人亂走，跟在大家後麵隨大流吧。走到一家叫“千鶴”的小飯館，男生大叫“肚子餓。”老師就叫大家進去吃點東西。男生們和老師在矮炕桌邊盤腿大坐，儼然一群日本男人的模樣，可惜是窮學生，每人隻不過是份飯，即一碗米飯、一盤炒菜、一碗湯，卻還喝了一點兒日本酒。我本沒有食欲，但也得隨和大家，要了一份叉燒麵，同上海女生趙會明坐在一張小桌上。
趙會明身材瘦小，麵色微黃，五官並不難看也淡淡化了妝，但仍然掩飾不了臉上的疲憊憔悴之色。我入學一星期後才見到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心事重重的女人。平常也很少見她開心地笑過。課間休息時，大家都盡量放鬆，插科打諢，有幾個台灣男生特別會講笑話，大家常常笑得前仰後合，趙會明卻也隻是淡淡地微微一笑而已。
有一天中午，教室裏隻剩下我倆吃飯盒，我把自己做的雞肉塊給她吃，她給我一塊大牛排，我說：“你還會做牛排嗬，挺費事的吧？”
她說：“不是。我在西餐館打工，每天都有剩下的菜，我挑好的留下來。另外，老板娘對我也很照顧，冰箱裏的肉菜放二天不新鮮了，她就讓我拿迴去。”說完，看看我，“你不會瞧不起我吧？”
我一邊吃著牛排一邊說：“看你說哪裏去了？這有什麽？我們是窮留學生嗬。我也想找這種省飯錢的地方呢。再說，這些東西也不髒。”
她歎了一口氣：“是嗬，房租、水電、交通費是無法省下的，隻能從嘴裏省了。我從來不吃早餐，中午吃這飯盒，晚餐是餐館免費提供的，所以，可以說我一個月基本上不用花吃飯錢。”
我說：“你幹嗎這樣苦著自己？看你瘦得這個樣子，身體垮了怎麽辦？”
她苦笑一下搖頭說：“你說得不對，其實我現在每天攝取的營養足夠。你看，每天除了牛排就是火腿煎蛋、意大利香腸，比在國內家裏吃得好多了。我消瘦不是物質生活苦，而是我心裏苦，命太苦——。
她告訴我：她是六八屆高三畢業生，在北大荒幹了十年，迴上海時已快三十歲了，又待業一年，才在街道小廠找到一份工作。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工作不起眼兒，人又長得不漂亮，在婚姻上已無選擇的餘地，本不想結婚，獨身一輩子算了。可年邁的父母不答應，四處托人保媒，硬撮合了她的婚事。男方竟是個大學畢業生，除了性格孤僻，不愛說話外，仿佛也挑不出什麽大毛病。婚後一年有了兒子，但丈夫卻突然發起精神病來，摔盤碗、砸玻璃、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鬧過之後便昏然入睡人事不省，嚇得她抱著兒子躲在牆角發抖。她的父母找到介紹人，方知男方在“文革”中遭過批鬥、監禁，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後被平反，住院治療了二年，說治好了，所以在婚前隱瞞了這段病史。沒想到這精神病是會反複的，婚後不到二年就又發作了。
生米煮成了熟飯，找誰鬧也沒用，苦果子還得自己吃。丈夫又住進了精神病院，她靠著微薄的薪水養活兒子，還得經常去精神病院探望丈夫、送營養品，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幾乎使她都要崩潰了。就過著這種日子，熬到兒子五歲，丈夫出院了，卻仍不能工作，隻是每天呆坐在房裏傻笑，從“狂暴型”變成了“幻想型”。
她流著淚說：“那時，每天下班我都怕迴家，多少次我走到黃浦江邊都想一閉眼跳下去算了，那就一了百了，什麽痛苦也沒有了。可是，我有兒子嗬，聰明可愛的兒子，剛剛五歲比大孩子都懂事，看我流淚時就說；‘媽媽不哭，我快快長大，掙好多好多錢給爸爸治病，讓媽媽高興。’為了兒子，我也要活下去嗬。後來上海掀起出國熱潮，有幾個老同學都出去了，來信說日本好賺錢，在餐館洗盤子每月也能掙十幾萬日元，合人民幣四、五千元。我為擺脫這折磨人的環境，為了養活兒子和丈夫，下狠心借了2萬塊錢，買了經濟擔保證明和入學通知書，把丈夫又送進醫院，兒子托付給父母，就到日本來了。”
“你到日本幾年了？”
“三年了。一開始在語言學校學基礎日語，那種學校隻上半天課，我就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再打一份工，一天幹十幾個小時。我洗過盤子、送過報紙、給情人旅館刷洗衛生間、到下班後的大商社寫字樓拖地板、擦玻璃，每天累得我爬樓梯都抬不起腿。第二年我累得得了肝炎，迴上海治病休養了三個月又迴來了。不管怎麽說，我現在已還清了債務，能每月往上海寄錢，我的兒子能吃得好、穿得好，進了高級幼稚園，現在已上學了。眼下這所大學的學費是太貴了點兒，但我也要讀下去，拿到文憑迴上海就能找到較好的工作，我和兒子就再也不會分開了。不過這學校的出席率要求的太嚴，白天不能打工了，隻能晚上去，少賺不少錢。為了兒子，我什麽苦都能吃，可惜我已不年輕，長得也不漂亮，否則去夜總會陪舞也行！”
沒等她說完我已熱淚盈眶，隻是撫摩著她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那以後我們倆經常放學後一起走，聽她講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項及她的打工經驗。走在新宿大街上，耳邊常常聽到講上海話、北京話的。這一帶有好幾間語言學校，租一間房子放幾把椅子便叫學校了。趙會明指著仨一群倆一夥的語言學校的學生說：“看見沒有，中國留學生源源不斷，辦這些所謂學校都賺大錢了。有幾個像你這樣有真正經濟擔保人不花一文錢拿到日本入境簽證的？都是花高價買的呀。不拚命的打工怎麽還債？怎麽應付這高昂的東京物價？不過，‘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誰叫咱們窮呢？如果咱們中國也像日本一樣經濟發達、國民富裕，誰還來這兒找罪受呢？”
“現在國內在搞改革、開放，將來我們也會富起來的吧。”
她歎了一口氣：“恐怕得20年才能趕上目前的日本吧。”
最近幾天趙會明好像特別忙，有時最後一節課不上就走了，臉色也更憔悴了。現在我倆坐在這日本餐館裏吃著麵，我便問她：“你這幾天怎麽這麽忙嗬，放學也不同我一起走了。”
她說：“有人介紹我照顧一個病老太太，每天晚上4點到6點2個小時，每小時2000元，給病人做飯、喂飯、侍候大小便。我6點半到西餐館上班，正好來得及。這恐怕也幹不了多久，那老太太都90多歲了，奄奄一息——。反正賺一點兒是一點兒，不就是累嗎？我已經累慣了，迴到住處倒頭就睡，免得閑下來想兒子、想煩惱事——”
我“唉”了一聲：“我就是閑得煩惱越來越多嗬。”於是把自己的煩惱一古腦兒兜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