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崗本先生純屬機遇。
一九八四年秋天，日中友好協會、日中青年聯誼會、日本nhk放送協會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教育處聯合舉辦日本語征文比賽，希望中國青年踴躍參加，旨在鼓勵中國青年學習日語，促
進中日文化交流。當時我還在遼寧大學夜大學日語係三年級學習，白天在車間裏穿著油膩的工作服開機床加工模具，下班後騎40分鍾自行車趕去上課。那個時代人們對好學的青年人都很喜愛，所以單位的領導也照顧我們這些人，讓我們提前一些下班，星期四和星期日要占用半天工作時間上課，車間的領導也默許了。
那時沒有經濟條件買麵包吃，也沒有什麽“麥當勞”“肯得基”，更沒有現在遍地都是的快餐店，我們往往是要餓著肚子去上課的。我則是中午在食堂多打一些飯，臨上課前用熱水泡一下就著鹹菜吃了填填肚子，因為每每迴到家都要過了10點鍾，餓得挺不住的。冬季吃剩飯還沒問題，夏天溫度高，為了防止飯變餿變質，就把飯盒蓋敝開放在窗邊晾著，往往落不少灰塵，但我也不介意，用水淘一下照吃不誤。
不分春夏秋冬風霜雨雪，所有的夜大學生都是這樣，絲毫不覺辛苦卻反倒覺得生活得很充實有盼頭有希望。我們大都是被“文革”和“上山下鄉”眈誤了青春、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的那一茬人，有很多都是當爸當媽的人了，都想抓住這最後的機遇改變命運，因為文件明確規定：夜大、電大、函大畢業生與普通大學畢業生同等待遇。也就是說，畢業後我們就可拿48元幹部工資，同時意味著前途也必然不同了，所以大家抱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學習勁頭十足。
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謝那些為我們授課的老師們，他們有的已六、七十歲了，在完成了白天繁重的授課任務後，晚上又來給我們講課，有時都來不及吃晚飯，而且聽說他們的講課費是很少很少的，簡直不能同現在的老師相提並論。
記得夏日的某一天，暴雨如注雷嗚電閃，我們照常冒雨趕到學校，穿著被淋濕了的衣服坐在教室裏，大家小聲議論老師會不會來，因為天氣實在是太惡劣了。可是老師來了！當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挽著褲腿，光腳穿著塑料涼鞋，拎著水淋淋的雨傘走進來時，教室裏暴發了比外麵暴風雨還熱烈的掌聲。老教授站在講台上微笑著，他說：“在這樣惡劣的天氣裏你們竟然沒有缺席的，真使我感到欣慰，你們雖然是夜大生，但我相信你們將來一定會有所建樹成為優秀的外語人材。為了獎勵大家，今天我決定讓你們看一埸日文原版的電影：《追捕》！”“噢——”大家歡唿起來，因為這的確是最難得最好的獎勵呀。
當時老師鼓勵我們都參加這次征文比賽，我平時就愛好文學，也寫寫小說什麽的四處投稿，便在被退迴的稿件裏找出一篇小小說，大約有1500多字吧，用了二天時間翻譯成日文拿給老師看，老師幫我改了幾處語法錯誤，我就將它寄往了日本。
之後，我也沒太想這件事，幾乎把它忘了。半年後，我突然收到寄自日本的一個沉重的大紙箱和一個帶精致花紋的圓紙筒，還以為是日本朋友寄來的掛曆什麽的。打開一看，卻是一張獎狀，上麵寫著：貴小說《在饑餓的歲月裏》被評為優秀小說，獲崗本文學獎。署名是舉辦征文比賽的四組織單位。
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忙打開紙箱，哈！滿滿一下子都是日文書、辭典、畫冊，還有崗本先生的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聰明的中國孩子，你寫的小說催我淚下，那是怎樣動人的情感嗬。雖然有些地方還欠通順，但作為一個外國人能用日文寫小說達到這個水平已屬不易。願你今後更加努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崗本。
此外還有崗本先生的簡介和許多張工作照，原來他是日本著名的劇作家和電影導演，他的作品常常引起轟動效應，在日本有相當的知名度，被譽為“魔鬼導演”。同時他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熱心於中日友好活動，常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出資設立了崗本文學獎，以促進中日文化交流。
我獲獎後，記者采訪、新聞媒介宣傳報道著實熱鬧了一陣子，同時收到來自全國各地1000多封來信，其中竟有一大部分還是求愛的，令我哭笑不得。但我並不在意，我還是我，畢業後從車間機床旁調到技術科做資料翻譯工作，工資如願調到48元，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可是我卻與崗本先生建立了通信關係，他稱我為他的“中國女兒”，並給我起了個日本名字叫：玲子。他給我寄來了許多書，還有他寫的小說和劇本。其中有一部叫《人體炸彈》（日文原文為《肉彈》）的電影劇本強烈地震撼了我。這是一部描寫二戰期間日本青年被迫入伍充當炮灰的時代悲劇，是具有強烈反戰意義的作品，曾在日本獲得多項大獎轟動一時。我當時憑著一股創作熱情接連熬了幾個夜晚將劇本翻譯出來想在中國播映。崗本先生授權與我讓我聯係有關事宜，如果成功，他就會到渴慕已久的中國參加首映式。
然而在1985年的中國想做成這樣一件事實在是太難了。當時我找到在沈陽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學，請有關人員看了劇本，大家都說：“真不錯！”可是因為片中有日軍出征前逛妓院嫖妓、有少女在暴風雨中裸體狂舞的鏡頭審查通不過，要剪掉。崗本先生在信中表示堅決不同意，他說：“這些片段是日本青年在出征前複雜痛苦的心理表現，而少女在雨中裸舞這一片段則是影片的精髓，表現純潔少女不得已成為軍妓的痛苦心情，如果剪掉了還剩下什麽呢？你們中國人根本不能理解這部作品中的內涵。既使不播映也不能剪掉一分一毫！”
可是那是20世紀80年代呀，不能與現在同日而語。結果隻好作罷。後來我將劇本縮寫成電影故事終於在《作家報》上發表了，寄給崗本先生，他非常高興，來信表示感謝，但字裏行間還是表達了深深的遺憾。我知道作為一個致力於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文人，他是多麽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中國播映嗬。
通信持續了三年多，我從未有過什麽別的想法。其間還有一位東京的小野先生也在同我通信，他隻是一個普通的公司職員，因為熱愛中國書法通過中日友好協會與我建立了通信聯係，他竟然不厭其煩地每次將我信中的語法錯誤一一訂正再寄還給我，使我的日語水平日臻純正受益匪淺。
直至有一天去一位朋友家玩兒，閑談中講起出國熱潮的現象，他說：“你是學日語的，怎麽不去日本留學去外麵世界看一看呢？”
我不以為然地翻了翻眼皮：“說得輕巧，我也沒親屬在那兒，誰來為我擔保？沒人擔保如何辦簽證？”
他點著我的腦袋說：“嗨！死腦瓜骨。崗本先生嘛，他是日本名人嗬，請他擔保，絕對沒問題。”
我遲疑地問：“行嗎？行嗎？”
他說：“試試唄，你的聰明勁兒都哪兒去了？人家北京、上海的連一句日語都不會，花錢找個假擔保人就出去了。就咱們東北人死性。”
我想了想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便給崗本先生寫了一封措詞懇切的信，說想去留學，並表示自己能吃苦，可以課餘打工賺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絕不給他增加負擔。信寄出後也沒抱太大的希望。沒想到半個月後，崗本先生複信表示願意為我辦理一切留學手續。
那時我已應聘在一家中外合資大酒店公關部工作，中方領導說我要自費留學必須學與現職有關的專業，否則不予放行。於是崗本先生及其夫人四處諮詢，察看學校位置、乘車路線、教學環境，終於為我選中了東京外國語專科學校國際旅遊商業係。校方審查了我的大學文憑和健康證明後，準予入學。崗本先生又為我墊付了第一學期40萬日元的學費和10萬日元的入學費，將入學通知書和各種證明文件一並寄給了我。我看到文件上的經濟擔保人是池田幸夫，崗本先生說是他的表弟，於是我明白了崗本先生的苦心：像崗本先生那樣的名人如果為我擔保，一旦我出了什麽問題，他的聲譽必會受到損害，所以謹慎地找了另外的人為我擔保。
也許是我的證明文件齊全，入學通知書又是正規的大學，所以我很順利地隻用了二天時間就拿到了護照和簽證，僅花了60多元的工本費。到日本後，其他的留學生都說這是一個奇跡：60多元就拿到了護照簽證？我們起碼花了1萬人民幣給中間人！有的還不止這個數！保證人還給你墊付了50萬日元的學費？你真是遇見貴人啦！
因為學校已開學二個多星期了，我必須盡快起程。當時沈陽沒有國際班機隻能從大連走，我有一個知青點的男同學在大連外貿局工作，委托他“走後門”買到了二天後的機票，我終於從大連周水子機場登上了飛往東京的班機。票價是1500元人民幣，幾乎是我全部的積蓄，而當時我的月薪才76元。
而現在我已到達東京，就要開始我的留學生活了——。
我腦子裏跑著野馬，眼睛卻一直盯著大廳的門。這時自動門開了，走進二位衣飾整潔而樸素的男子，二人都有一米七十五左右高，一位剃著光頭，穿藏青色條絨夾克衫，體格健壯，四十多歲。另一位六十多歲，花白的半禿頂，著深色西裝但沒紮領帶，身材瘦削筆直，麵色紅潤，精神矍鑠。我馬上認出是崗本先生，迎上前去。
我深鞠一躬：“對不起，冒昧問一下，您是崗本先生嗎？”
“是，我是崗本。那你一定是從中國來的玲子了。”崗本先生愉快地說，他又指著身邊的男子說：“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的表弟，是他給你出具的經濟擔保書。”
那一直規規矩矩站著微笑的男子鞠了一躬：“池田幸夫，請多關照。”
我也深深鞠了一躬：“初次見麵，請多關照。”
崗本先生說：“我們去餐廳吃點兒東西吧，這麽晚了，你一定餓了。”
通過自動扶梯走進地下餐廳一間門楣上寫著“紫竹苑”的單間，古色古香的紅木桌椅，框架上擺著中國瓷器，牆上掛著中國字畫，室內廻蕩著廣東音樂“紫竹調”的旋律，原來這是一家中國粵菜館。
崗本先生說：“由中國來的貴客點菜吧，這裏都是中國菜。”
看著那用毛筆書寫的精美的中日文菜譜，我謹慎地點了一碟烤乳豬，但當眼角掃到價格欄的標價是5000日元又在心裏飛快地折算成人民幣200多元時，我急忙想改口，可崗本先生已向女侍應生重複了一遍，又嘀裏哇啦說了一大堆，侍應生“嗨依、嗨依”諾諾答應著寫在菜單上鞠了一躬走了。菜一道道端上來，侍應生鞠了無數次躬，我想：今後在餐館打工也得這樣“嗨依、嗨依”地點頭哈腰了，學著點兒吧。
結賬時，共3萬日元，折合人民幣1200元，是我一年半的工資。
飯後，門童已將我的旅行箱包裝到車上，豐田車向崗本先生的住所川崎市駛去，開車的是池田。崗本先生說：“我不會開車，也不想考駕照。兩輛車，一輛是內人和女兒用，一輛是事務所用，也就是他太太用。”他指指開車的池田。“我是駕摩托，一直是這樣的，而且特別喜歡往山坡上衝，嘟——，很威風的，嘟——，比開汽車威風。”
我看他這樣平易近人又風趣，不由得笑了。
崗本先生又問我幾點的飛機、大巴幾點到的京王飯店。當聽我說沒乘機場的大巴，是搭別人的車來的，他有點生氣地說：“你也太大膽了，為什麽搭陌生人的車？嗯？把你拉到別處去怎麽辦？兩頭不見人，失蹤了怎麽辦？”
我解釋說：“怎麽會呢？很熱情善良的二位阿姨嗬。”
崗本先生用鼻子哼了一聲，“但是你也要記住，日本社會很複雜，也有不善良的人嗬。你是遇到好人了，以後一定要注意。”
我惶恐地拚命點頭，想起來真的有些後怕。
崗本先生臉色和緩了一些，他掏出一把硬幣說：“這些零錢給你，認識一下日本的硬幣。這是10元，可以打一次三分鍾的電話；這是100元，投入自動售貨機可以買一罐飲料；這是500元——。
我手握著硬幣，頭向前一點一晃地竟困倦地睡著了——。
一九八四年秋天，日中友好協會、日中青年聯誼會、日本nhk放送協會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教育處聯合舉辦日本語征文比賽，希望中國青年踴躍參加，旨在鼓勵中國青年學習日語，促
進中日文化交流。當時我還在遼寧大學夜大學日語係三年級學習，白天在車間裏穿著油膩的工作服開機床加工模具，下班後騎40分鍾自行車趕去上課。那個時代人們對好學的青年人都很喜愛，所以單位的領導也照顧我們這些人，讓我們提前一些下班，星期四和星期日要占用半天工作時間上課，車間的領導也默許了。
那時沒有經濟條件買麵包吃，也沒有什麽“麥當勞”“肯得基”，更沒有現在遍地都是的快餐店，我們往往是要餓著肚子去上課的。我則是中午在食堂多打一些飯，臨上課前用熱水泡一下就著鹹菜吃了填填肚子，因為每每迴到家都要過了10點鍾，餓得挺不住的。冬季吃剩飯還沒問題，夏天溫度高，為了防止飯變餿變質，就把飯盒蓋敝開放在窗邊晾著，往往落不少灰塵，但我也不介意，用水淘一下照吃不誤。
不分春夏秋冬風霜雨雪，所有的夜大學生都是這樣，絲毫不覺辛苦卻反倒覺得生活得很充實有盼頭有希望。我們大都是被“文革”和“上山下鄉”眈誤了青春、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的那一茬人，有很多都是當爸當媽的人了，都想抓住這最後的機遇改變命運，因為文件明確規定：夜大、電大、函大畢業生與普通大學畢業生同等待遇。也就是說，畢業後我們就可拿48元幹部工資，同時意味著前途也必然不同了，所以大家抱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學習勁頭十足。
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謝那些為我們授課的老師們，他們有的已六、七十歲了，在完成了白天繁重的授課任務後，晚上又來給我們講課，有時都來不及吃晚飯，而且聽說他們的講課費是很少很少的，簡直不能同現在的老師相提並論。
記得夏日的某一天，暴雨如注雷嗚電閃，我們照常冒雨趕到學校，穿著被淋濕了的衣服坐在教室裏，大家小聲議論老師會不會來，因為天氣實在是太惡劣了。可是老師來了！當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挽著褲腿，光腳穿著塑料涼鞋，拎著水淋淋的雨傘走進來時，教室裏暴發了比外麵暴風雨還熱烈的掌聲。老教授站在講台上微笑著，他說：“在這樣惡劣的天氣裏你們竟然沒有缺席的，真使我感到欣慰，你們雖然是夜大生，但我相信你們將來一定會有所建樹成為優秀的外語人材。為了獎勵大家，今天我決定讓你們看一埸日文原版的電影：《追捕》！”“噢——”大家歡唿起來，因為這的確是最難得最好的獎勵呀。
當時老師鼓勵我們都參加這次征文比賽，我平時就愛好文學，也寫寫小說什麽的四處投稿，便在被退迴的稿件裏找出一篇小小說，大約有1500多字吧，用了二天時間翻譯成日文拿給老師看，老師幫我改了幾處語法錯誤，我就將它寄往了日本。
之後，我也沒太想這件事，幾乎把它忘了。半年後，我突然收到寄自日本的一個沉重的大紙箱和一個帶精致花紋的圓紙筒，還以為是日本朋友寄來的掛曆什麽的。打開一看，卻是一張獎狀，上麵寫著：貴小說《在饑餓的歲月裏》被評為優秀小說，獲崗本文學獎。署名是舉辦征文比賽的四組織單位。
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忙打開紙箱，哈！滿滿一下子都是日文書、辭典、畫冊，還有崗本先生的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聰明的中國孩子，你寫的小說催我淚下，那是怎樣動人的情感嗬。雖然有些地方還欠通順，但作為一個外國人能用日文寫小說達到這個水平已屬不易。願你今後更加努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崗本。
此外還有崗本先生的簡介和許多張工作照，原來他是日本著名的劇作家和電影導演，他的作品常常引起轟動效應，在日本有相當的知名度，被譽為“魔鬼導演”。同時他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熱心於中日友好活動，常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出資設立了崗本文學獎，以促進中日文化交流。
我獲獎後，記者采訪、新聞媒介宣傳報道著實熱鬧了一陣子，同時收到來自全國各地1000多封來信，其中竟有一大部分還是求愛的，令我哭笑不得。但我並不在意，我還是我，畢業後從車間機床旁調到技術科做資料翻譯工作，工資如願調到48元，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可是我卻與崗本先生建立了通信關係，他稱我為他的“中國女兒”，並給我起了個日本名字叫：玲子。他給我寄來了許多書，還有他寫的小說和劇本。其中有一部叫《人體炸彈》（日文原文為《肉彈》）的電影劇本強烈地震撼了我。這是一部描寫二戰期間日本青年被迫入伍充當炮灰的時代悲劇，是具有強烈反戰意義的作品，曾在日本獲得多項大獎轟動一時。我當時憑著一股創作熱情接連熬了幾個夜晚將劇本翻譯出來想在中國播映。崗本先生授權與我讓我聯係有關事宜，如果成功，他就會到渴慕已久的中國參加首映式。
然而在1985年的中國想做成這樣一件事實在是太難了。當時我找到在沈陽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學，請有關人員看了劇本，大家都說：“真不錯！”可是因為片中有日軍出征前逛妓院嫖妓、有少女在暴風雨中裸體狂舞的鏡頭審查通不過，要剪掉。崗本先生在信中表示堅決不同意，他說：“這些片段是日本青年在出征前複雜痛苦的心理表現，而少女在雨中裸舞這一片段則是影片的精髓，表現純潔少女不得已成為軍妓的痛苦心情，如果剪掉了還剩下什麽呢？你們中國人根本不能理解這部作品中的內涵。既使不播映也不能剪掉一分一毫！”
可是那是20世紀80年代呀，不能與現在同日而語。結果隻好作罷。後來我將劇本縮寫成電影故事終於在《作家報》上發表了，寄給崗本先生，他非常高興，來信表示感謝，但字裏行間還是表達了深深的遺憾。我知道作為一個致力於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文人，他是多麽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中國播映嗬。
通信持續了三年多，我從未有過什麽別的想法。其間還有一位東京的小野先生也在同我通信，他隻是一個普通的公司職員，因為熱愛中國書法通過中日友好協會與我建立了通信聯係，他竟然不厭其煩地每次將我信中的語法錯誤一一訂正再寄還給我，使我的日語水平日臻純正受益匪淺。
直至有一天去一位朋友家玩兒，閑談中講起出國熱潮的現象，他說：“你是學日語的，怎麽不去日本留學去外麵世界看一看呢？”
我不以為然地翻了翻眼皮：“說得輕巧，我也沒親屬在那兒，誰來為我擔保？沒人擔保如何辦簽證？”
他點著我的腦袋說：“嗨！死腦瓜骨。崗本先生嘛，他是日本名人嗬，請他擔保，絕對沒問題。”
我遲疑地問：“行嗎？行嗎？”
他說：“試試唄，你的聰明勁兒都哪兒去了？人家北京、上海的連一句日語都不會，花錢找個假擔保人就出去了。就咱們東北人死性。”
我想了想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便給崗本先生寫了一封措詞懇切的信，說想去留學，並表示自己能吃苦，可以課餘打工賺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絕不給他增加負擔。信寄出後也沒抱太大的希望。沒想到半個月後，崗本先生複信表示願意為我辦理一切留學手續。
那時我已應聘在一家中外合資大酒店公關部工作，中方領導說我要自費留學必須學與現職有關的專業，否則不予放行。於是崗本先生及其夫人四處諮詢，察看學校位置、乘車路線、教學環境，終於為我選中了東京外國語專科學校國際旅遊商業係。校方審查了我的大學文憑和健康證明後，準予入學。崗本先生又為我墊付了第一學期40萬日元的學費和10萬日元的入學費，將入學通知書和各種證明文件一並寄給了我。我看到文件上的經濟擔保人是池田幸夫，崗本先生說是他的表弟，於是我明白了崗本先生的苦心：像崗本先生那樣的名人如果為我擔保，一旦我出了什麽問題，他的聲譽必會受到損害，所以謹慎地找了另外的人為我擔保。
也許是我的證明文件齊全，入學通知書又是正規的大學，所以我很順利地隻用了二天時間就拿到了護照和簽證，僅花了60多元的工本費。到日本後，其他的留學生都說這是一個奇跡：60多元就拿到了護照簽證？我們起碼花了1萬人民幣給中間人！有的還不止這個數！保證人還給你墊付了50萬日元的學費？你真是遇見貴人啦！
因為學校已開學二個多星期了，我必須盡快起程。當時沈陽沒有國際班機隻能從大連走，我有一個知青點的男同學在大連外貿局工作，委托他“走後門”買到了二天後的機票，我終於從大連周水子機場登上了飛往東京的班機。票價是1500元人民幣，幾乎是我全部的積蓄，而當時我的月薪才76元。
而現在我已到達東京，就要開始我的留學生活了——。
我腦子裏跑著野馬，眼睛卻一直盯著大廳的門。這時自動門開了，走進二位衣飾整潔而樸素的男子，二人都有一米七十五左右高，一位剃著光頭，穿藏青色條絨夾克衫，體格健壯，四十多歲。另一位六十多歲，花白的半禿頂，著深色西裝但沒紮領帶，身材瘦削筆直，麵色紅潤，精神矍鑠。我馬上認出是崗本先生，迎上前去。
我深鞠一躬：“對不起，冒昧問一下，您是崗本先生嗎？”
“是，我是崗本。那你一定是從中國來的玲子了。”崗本先生愉快地說，他又指著身邊的男子說：“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的表弟，是他給你出具的經濟擔保書。”
那一直規規矩矩站著微笑的男子鞠了一躬：“池田幸夫，請多關照。”
我也深深鞠了一躬：“初次見麵，請多關照。”
崗本先生說：“我們去餐廳吃點兒東西吧，這麽晚了，你一定餓了。”
通過自動扶梯走進地下餐廳一間門楣上寫著“紫竹苑”的單間，古色古香的紅木桌椅，框架上擺著中國瓷器，牆上掛著中國字畫，室內廻蕩著廣東音樂“紫竹調”的旋律，原來這是一家中國粵菜館。
崗本先生說：“由中國來的貴客點菜吧，這裏都是中國菜。”
看著那用毛筆書寫的精美的中日文菜譜，我謹慎地點了一碟烤乳豬，但當眼角掃到價格欄的標價是5000日元又在心裏飛快地折算成人民幣200多元時，我急忙想改口，可崗本先生已向女侍應生重複了一遍，又嘀裏哇啦說了一大堆，侍應生“嗨依、嗨依”諾諾答應著寫在菜單上鞠了一躬走了。菜一道道端上來，侍應生鞠了無數次躬，我想：今後在餐館打工也得這樣“嗨依、嗨依”地點頭哈腰了，學著點兒吧。
結賬時，共3萬日元，折合人民幣1200元，是我一年半的工資。
飯後，門童已將我的旅行箱包裝到車上，豐田車向崗本先生的住所川崎市駛去，開車的是池田。崗本先生說：“我不會開車，也不想考駕照。兩輛車，一輛是內人和女兒用，一輛是事務所用，也就是他太太用。”他指指開車的池田。“我是駕摩托，一直是這樣的，而且特別喜歡往山坡上衝，嘟——，很威風的，嘟——，比開汽車威風。”
我看他這樣平易近人又風趣，不由得笑了。
崗本先生又問我幾點的飛機、大巴幾點到的京王飯店。當聽我說沒乘機場的大巴，是搭別人的車來的，他有點生氣地說：“你也太大膽了，為什麽搭陌生人的車？嗯？把你拉到別處去怎麽辦？兩頭不見人，失蹤了怎麽辦？”
我解釋說：“怎麽會呢？很熱情善良的二位阿姨嗬。”
崗本先生用鼻子哼了一聲，“但是你也要記住，日本社會很複雜，也有不善良的人嗬。你是遇到好人了，以後一定要注意。”
我惶恐地拚命點頭，想起來真的有些後怕。
崗本先生臉色和緩了一些，他掏出一把硬幣說：“這些零錢給你，認識一下日本的硬幣。這是10元，可以打一次三分鍾的電話；這是100元，投入自動售貨機可以買一罐飲料；這是500元——。
我手握著硬幣，頭向前一點一晃地竟困倦地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