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長春之冬 第二節 完成學業告別家庭
家世春秋（第三版）最新修訂版 作者：周元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父親在長春市女中任教一年。後來，電校的一位女同學說，她在女中聽過父親講的課。他講得非常生動，從來不拿教案。有一次，高個子的周老師兩手扶著講台，聲情並茂地給同學們講解：“海參崴和漠河以北的大片國土都曾經是中國的……”，她至今還記憶猶新。可見父親在女中還是受同學們歡迎的。
1951年，父親調長春市第一高中。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父親正雄心勃勃地打算在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上施展抱負，貢獻出自己所學到的知識。1953年，突然又要隨袁校長和汪、馬兩位老師一起調到九台縣一中。上次父親去南京，母親自己領兩個孩子留在北平，擔驚受怕地過了個把月。從此，母親再也不敢離開父親半步，父親走到哪，母親就跟到哪，形影相隨。這迴父親要調去九台，正愁怎麽搬這個家呢，鄰居和同事們都好言相勸，家就留在長春了。父親一走，母親心裏非常難過，預感父親將要遭遇厄運。果然，不幸被母親猜中了。
1950年我插班上市立第三中學（後改為五中）二年級，加入了少先隊，二弟元啟上初中一年級，元均上小學一年級。三中就在西廣場，離家不太遠，大約走十分鍾就到了，廣場對麵就是女中。那一年我十五歲，1948年已在南京石城中學初三肄業，1949年中考落榜。來長春以後，母親認為我的書沒念好，東北又是老解放區，複讀初三怕跟不上。於是就瞞了兩歲，插班上了初二，元啟也瞞了一歲。我們周家人大都長得少性，大人不顯老，小孩更是誰也看不出來。不過原來的戶口本裏，我的出生日期仍然是民國廿四年。
那時候，我家裏的生活非常困難。父親的工資是280分，折合56元。全家七口人光吃都緊巴巴的，何況我家來東北是白手起家，每人棉衣棉褲還沒添夠，夏天的單衣又小又破沒法穿了。元均已經八歲，元超已經四歲，我們兄弟幾個正是身體猛長的時候。母親除了給父親準備上班必須的穿著外，隻能給我添一兩件新衣，弟弟們隻有檢剩的穿。父母又都是要麵子的人，我們上學從來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在人麵前不能顯得寒酸。可是到家裏一看，就會大吃一驚，一床破棉被全家七口人蓋了好幾年。母親已疾病纏身，還要瞞著外人，到西大營去給空軍洗衣服，掙點零花錢，用來看病吃藥，添置日用必需品。母親還經常趁天不亮到郵局對麵傷兵醫院的食堂後門，檢一些剩飯剩菜迴來，給孩子們改善改善生活。就這樣的生活，母親還很知足，她說除了冷以外，比解放前在南京的生活強多了。南京的冬天也很冷，母親和二弟手上的凍瘡年年都犯。陰天，一家人圍在一床破棉絮裏，晴天，就蹲在牆根曬曬太陽。東北的冬天好過多了，屋裏有火爐，出外有棉鞋和棉帽子，手上的凍瘡也不犯了。但是長春的冬天長達半年多，棉衣和取暖的開銷也占了一多半，沒有錢真是寸步難行啊！靠父親的那點薪水，連肚子都填不飽，哪裏有錢看病吃藥，家裏更是什麽也添不上。所以，母親盼著我和二弟早點出去掙錢，一是多少能寄點錢給家裏看病，二是家裏也少兩張嘴吃飯。
初中快畢業了。4月份，我和幾個同學報名要去測繪學校參加抗美援朝，可是遭到父母的阻攔，結果同學們出發了，我卻未去成。我就和父母鬧翻了，他們不應該幹預我正當的選擇。從此，我對這個家的感情出現了裂痕。這時候，二妹元虹病重，可憐二妹一生下來就得不到溫飽，到東北來病了一年也不好，5月份，二妹不到兩歲，就夭折了。
1951年9月，按照爺爺和父親早年的期望，我上了長春電機高職 (長春電力學校)。我離家住校以後，減輕了家庭的負擔。其實，我家誰也不知道還有個電機高職，冥冥之中有高人指點，我和二弟先後都上了電校。我在電校享受助學金待遇，發了棉衣棉褲，白吃白住，夥食比家裏好多了。
我在電校學習好，樂於助人，積極要求進步，踴躍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可是我多次要求入團卻沒有結果，隻是要求我相信組織，接受組織對我的考驗。後來我才知道，組織上認為我的家庭成份是“沒落的資產階級”，父親又是“汪精衛政權的秘書長”，是“大官吏”（這些都不知是誰給編造的），而且有嚴重的海外關係，所以“該生在政治上也是不可靠的，需要進一步了解”。這個評語從學校轉到工作單位，像個幽靈一樣籠罩著我，影響了我的一生。
原來，到了1953年，烏雲已經籠罩了我家上空，父親從長春市調到九台縣，我也已經被打入另冊。而我卻渾然不知，自我感覺良好。對於家庭和父親，我從未想過會有什麽問題。
1954年6月25日，我從電校畢業了。6月28日離長春去沈陽參加工作，半夜兩點，父親送我上了火車，他是27日下午特地從九台趕迴來的。父親在站台上默默無言地望著我，他的眼睛裏分明充滿了期許的目光，盼望他的兒子一定會比北大畢業的父親有著更好的前程。從此，我就告別了家庭，走向了生活。1958年，我下放農村鍛煉，第二年調到清河，離開了大城市。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打成右派。
五十年過去了，往事真是不堪迴首。好在一切都過去了。
我和夫人茗媛已年過古稀，有兩個女兒。現在，外孫女和外孫子都上了大學。
1951年，父親調長春市第一高中。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父親正雄心勃勃地打算在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上施展抱負，貢獻出自己所學到的知識。1953年，突然又要隨袁校長和汪、馬兩位老師一起調到九台縣一中。上次父親去南京，母親自己領兩個孩子留在北平，擔驚受怕地過了個把月。從此，母親再也不敢離開父親半步，父親走到哪，母親就跟到哪，形影相隨。這迴父親要調去九台，正愁怎麽搬這個家呢，鄰居和同事們都好言相勸，家就留在長春了。父親一走，母親心裏非常難過，預感父親將要遭遇厄運。果然，不幸被母親猜中了。
1950年我插班上市立第三中學（後改為五中）二年級，加入了少先隊，二弟元啟上初中一年級，元均上小學一年級。三中就在西廣場，離家不太遠，大約走十分鍾就到了，廣場對麵就是女中。那一年我十五歲，1948年已在南京石城中學初三肄業，1949年中考落榜。來長春以後，母親認為我的書沒念好，東北又是老解放區，複讀初三怕跟不上。於是就瞞了兩歲，插班上了初二，元啟也瞞了一歲。我們周家人大都長得少性，大人不顯老，小孩更是誰也看不出來。不過原來的戶口本裏，我的出生日期仍然是民國廿四年。
那時候，我家裏的生活非常困難。父親的工資是280分，折合56元。全家七口人光吃都緊巴巴的，何況我家來東北是白手起家，每人棉衣棉褲還沒添夠，夏天的單衣又小又破沒法穿了。元均已經八歲，元超已經四歲，我們兄弟幾個正是身體猛長的時候。母親除了給父親準備上班必須的穿著外，隻能給我添一兩件新衣，弟弟們隻有檢剩的穿。父母又都是要麵子的人，我們上學從來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在人麵前不能顯得寒酸。可是到家裏一看，就會大吃一驚，一床破棉被全家七口人蓋了好幾年。母親已疾病纏身，還要瞞著外人，到西大營去給空軍洗衣服，掙點零花錢，用來看病吃藥，添置日用必需品。母親還經常趁天不亮到郵局對麵傷兵醫院的食堂後門，檢一些剩飯剩菜迴來，給孩子們改善改善生活。就這樣的生活，母親還很知足，她說除了冷以外，比解放前在南京的生活強多了。南京的冬天也很冷，母親和二弟手上的凍瘡年年都犯。陰天，一家人圍在一床破棉絮裏，晴天，就蹲在牆根曬曬太陽。東北的冬天好過多了，屋裏有火爐，出外有棉鞋和棉帽子，手上的凍瘡也不犯了。但是長春的冬天長達半年多，棉衣和取暖的開銷也占了一多半，沒有錢真是寸步難行啊！靠父親的那點薪水，連肚子都填不飽，哪裏有錢看病吃藥，家裏更是什麽也添不上。所以，母親盼著我和二弟早點出去掙錢，一是多少能寄點錢給家裏看病，二是家裏也少兩張嘴吃飯。
初中快畢業了。4月份，我和幾個同學報名要去測繪學校參加抗美援朝，可是遭到父母的阻攔，結果同學們出發了，我卻未去成。我就和父母鬧翻了，他們不應該幹預我正當的選擇。從此，我對這個家的感情出現了裂痕。這時候，二妹元虹病重，可憐二妹一生下來就得不到溫飽，到東北來病了一年也不好，5月份，二妹不到兩歲，就夭折了。
1951年9月，按照爺爺和父親早年的期望，我上了長春電機高職 (長春電力學校)。我離家住校以後，減輕了家庭的負擔。其實，我家誰也不知道還有個電機高職，冥冥之中有高人指點，我和二弟先後都上了電校。我在電校享受助學金待遇，發了棉衣棉褲，白吃白住，夥食比家裏好多了。
我在電校學習好，樂於助人，積極要求進步，踴躍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可是我多次要求入團卻沒有結果，隻是要求我相信組織，接受組織對我的考驗。後來我才知道，組織上認為我的家庭成份是“沒落的資產階級”，父親又是“汪精衛政權的秘書長”，是“大官吏”（這些都不知是誰給編造的），而且有嚴重的海外關係，所以“該生在政治上也是不可靠的，需要進一步了解”。這個評語從學校轉到工作單位，像個幽靈一樣籠罩著我，影響了我的一生。
原來，到了1953年，烏雲已經籠罩了我家上空，父親從長春市調到九台縣，我也已經被打入另冊。而我卻渾然不知，自我感覺良好。對於家庭和父親，我從未想過會有什麽問題。
1954年6月25日，我從電校畢業了。6月28日離長春去沈陽參加工作，半夜兩點，父親送我上了火車，他是27日下午特地從九台趕迴來的。父親在站台上默默無言地望著我，他的眼睛裏分明充滿了期許的目光，盼望他的兒子一定會比北大畢業的父親有著更好的前程。從此，我就告別了家庭，走向了生活。1958年，我下放農村鍛煉，第二年調到清河，離開了大城市。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打成右派。
五十年過去了，往事真是不堪迴首。好在一切都過去了。
我和夫人茗媛已年過古稀，有兩個女兒。現在，外孫女和外孫子都上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