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歲來到南京,和父母及二弟元啟在一起度過了我難忘的童年。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鄉。後來,我十六歲離家住校,所以,我和父母相處的時間,主要也就是在南京的這八年。

    父親埋怨母親放走了田媽,說南京生活比北平寬裕許多,田媽年紀大了,苦了這麽多年,正是應當孝敬她老人家,讓她也過幾天輕鬆的日子才對。母親年輕,第一次自作主張,沒敢多說什麽。

    南京的新家在林森路一棟木結構樓房的二樓,隻有幾間小小的屋子,窗戶也很小。地板踩上去嘎吱直響,好象鑽進了一個大木箱。屋裏吊著一盞帶升降燈傘的電燈,顯得很亮。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鮮。

    父親的一兩個朋友或同事,在幫助安置並祝賀團聚之餘,還送給我一架上發條的玩具飛機。那時我顯得很笨,飛機上完發條,拿鑰匙的手還緊纂著,拿飛機的手卻鬆開了,飛機馬上就在我的手上旋轉起來,嚇得我把手全鬆開了,於是飛機就重重地摔在地上,折斷了翅膀。一架新飛機,還沒起飛就失事墜落了。當時嚇得我直哭,越哭越傷心。後來一位叔叔把飛機修好了,這架飛機就成了我的一件寶貝。

    我家在這大木箱裏住了半年多,冬天沒有北方家裏暖和,母親很不習慣。父親被裁減以後,我家就搬到了珠江路。

    我家在珠江路住的是平瓦房一間,隔著堂屋,對麵屋住的是房東。房東是一位胖老太太,是個大嗓門的熱心腸人,說一口地道的南京話。我們相處得就像一家人,母親生三弟元均時,就是胖老太太給起的名。

    珠江路家門口,有個賣燒餅的,往東的路口有個賣油條的,再往巷子裏拐有個老虎灶,先買籌,拿籌去老虎灶打開水。早晨,巷子裏路邊有許多賣菜的,住在這裏過日子很方便。不像林森路那麽洋氣,更不像棗林街那麽幽靜,房租也便宜。

    我小時在家裏,父親比較偏愛我,而母親則較為護著二弟。母親是北方人,擅長做麵食,而南京多吃秈米,掌握不好這飯就夾生。父親吃慣了田媽做的飯菜,有時母親做的菜鹹了點,就不對父親的口味。所以,父母老是在吃飯的時候吵架。母親如果頂兩句,父親就會發脾氣,有時還會摔東西,嚇得二弟直哭。把父親哭煩了,就要打二弟。母親一邊護著二弟,一邊也委曲得哭起來。這時,我就慢慢地蹭到父親身邊,父親就不再吱聲,自己上一邊拉京胡消氣去了。我印象裏父母都很慈祥,我們太掏氣時,母親也打我們兩下,但是就像拍打灰塵一樣,這就算她出氣了。總的看來,我們小時還都是聽話的乖孩子。二弟從小就到處跑,見識比我廣,膽子也比我大。

    1942年,我開始上學去念書了。一年級在蓮花橋小學,二年級在大行宮小學。剛上一年級頭幾天,是母親背著我去,後來我覺得很難為情,就不讓母親背了。我對上學特別感興趣,從小就養成愛看書的習慣,其實家裏父親的書也不太多。後來舊報紙倒攢了不少,搬了多少次家,父親都舍不得扔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那時,得到一本書,就像寶貝一樣,舍不得弄髒弄壞,我到現在看見書角折了還不舒服。

    上學時,我早上起不來,母親叫醒我和二弟,常常把夾著油條的燒餅送到我們手上,賴在被窩裏吃完再起床。這樣一家四口的小日子是多麽淳樸和舒適,又是多麽短暫和珍貴。這是我家人口最少的兩年,父母還能應付得了,是母親短暫而痛苦的一生中最幸福的兩年。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時父母都會唱京戲。父親有一把京胡,閑時常一個人自拉自唱。有時母親也隨著唱幾句,什麽蘇三起解、四郎探母等都能張口就來。我記得有一次,父親的一兩個朋友來家,父母和他們一起清唱了全套的“紅鬃烈馬(武家坡)”,好不熱鬧。後來有了三弟四弟,母親就講些狼外婆之類的故事哄他們睡覺。有時父親哄弟弟睡覺,又有他獨特的方式。三弟和四弟小的時候,常常是在父親哼唱“二黃”過門的曲牌聲中慢慢地進入夢鄉的。

    我上二年級時,有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母親叫醒我,說是讓劉叔叔給我照一張像,原來父親的一位朋友帶著照像機呢。我就睡眼腥鬆地坐在椅子上,胡亂地照了一張像。二弟就站在我的身旁,他倒是很精神,好像剛從外麵瘋跑迴來。這張照片就成了我在南京的八年中,唯一的一張照片。背景就是珠江路我家窗下,從那破牆上,可見當年生活水平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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